李大釗烈士的身後事
閻麗
被埋入地下的李大釗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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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李大釗誕辰130周年。
1927年4月28日，從河北樂亭走出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的北京安國軍政府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於當日慷慨赴死，犧牲時年僅38歲。
李大釗的犧牲，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巨大損失。同樣令人感慨的是，由於那時候處於奉系軍閥高壓恐怖之下，李大釗遺骨一直無法下葬，其家人也經歷了各種艱難困苦。
1933年4月，中共地下黨組織通過北京大學師生和李大釗生前好友，為李大釗發起公葬。李大釗在犧牲六年後，終於入土為安。
英雄從容就義
頭髮剃去，雙目直視，表情平和，滿是皺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掛著又黑又粗的鐵鏈。
1927年4月28日下午2時，李大釗從容走向絞刑架。
1926年4月，張作霖的奉系軍閥控制了北京，隨後成立安國軍政府後，開始通緝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李大釗本有機會離開北京，但他為了革命工作，依然在蘇聯駐北京東交民巷的大使館軍營內堅持工作。一年後的4月6日，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默許和支持下，指揮京師警察廳出動300多名軍警闖入蘇聯大使館軍營內，抓捕了李大釗及其家人，同時被捕的共60餘人。
李大釗被捕之後，敵人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但他始終堅貞不屈，嚴守了黨的機密，並在獄中寫下了著名的《獄中自述》。這篇約二千七百字的文章，是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歷史見證，也是一曲無產階級的正氣歌。
1927年4月28日，特別軍事法庭以所謂的「妄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實犯刑律之內亂罪及陸軍刑事條例之叛亂罪」判處李大釗死刑，並立即執行。
當日下午2時，李大釗等20人被押往司法部街後面的刑場執行死刑。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刑台，他步履從容，神色自若。當指揮行刑官詢問李大釗對家屬有何遺囑時，李大釗鎮定地說：「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分也，何函為？」說完，他將頭伸進了絞環，高呼“為主義而犧牲”，從容就義。之後范鴻劼、楊景山、路友於、張挹蘭等19人相繼遇害。
李大釗犧牲後，其屍骨被反動警方用一口薄皮棺材裝殮後，暫時寄放在宣武門外北頭路西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內，並由警察看守。
當天晚上，和李大釗一起被捕的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和女兒李星華、李炎華被釋放。她們回到了曾經租住的灰廠豁子內朝陽里的家中。此時，她們並不知道李大釗已經遇害。
4月29日早晨，李大釗的舅舅上街買報紙才知道李大釗遇害的消息，他哭著回到家中將這一噩耗告訴了趙紉蘭。
當時，李大釗的大女兒星華僅15歲，次女炎華7歲，次子光華只有4歲，小兒子欣華只有幾個月大。
聞此噩耗，趙紉蘭「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加劇，以致卧床不走。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李大釗犧牲後，《晨報》《京報》《東方時報》對其家中生活慘狀予以關注，就連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配合侵略中國所主辦的報紙《順天時報》都撰文說，「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後極為蕭條」，李宅室中“空無傢俱，即有亦甚破爛”。
棺柩厝於浙寺
得知李大釗遇害的情況，李大釗許多生前好友一面趕往家中看望趙紉蘭和孩子們，一面去長椿寺內悼念李大釗。
看到盛殮李大釗遺體的棺柩菲薄不堪，大家在徵求了趙紉蘭的意見後，決定在領回李大釗遺體時為他換棺。
李大釗平時的薪水大都支持了革命工作，他犧牲後家裏僅餘一塊大洋，生活極為困難，已無能力購買新的棺柩。於是，梁漱溟、白眉初、李青峰、李凌斗等人決定捐款購買一副上好的棺柩重新裝殮李大釗的遺體。
李凌斗找到德昌桅廠的老闆伊少山購買棺柩。
作為一個商人，伊少山平素並不關心政治，但他痛恨奉系軍閥胡作非為，敬佩李大釗先生的高潔人品，因此主動將一口標價260塊大洋的柏木棺材降價140塊，並讓柜上的師傅用20斤松香和桐油熬制好以後，把棺材裏面仔仔細細地刷了一遍。然後，又把棺材外部用紅土子（一種紅色顏料，一般用來繪畫）塗了一遍。風乾之後，又用十幾斤黑生大漆前後刷了五道漆。
這使棺材的防腐防潮功能大大提高。棺材後來在浙寺存放六年，入土後又埋了50年仍然完好無損，與此有直接關係。
1927年5月1日，伊少山帶著16名工人抬著棺柩來到長椿寺內，小心翼翼地把李大釗的遺體用藥水擦拭後，換上新的壽衣、壽帽、壽鞋，裝殮入新的棺柩中。然後，又用油漆封上棺口。
大家含淚再三祭拜。11時許，由24人抬著新棺到妙光閣街浙寺南院暫時寄放，並和寺主人講好，每月租費4塊大洋。
此時，趙紉蘭雖因病卧床，但反動當局仍然派人進行監視滋擾。見此，李大釗北洋法政學校的同學李青峰，便將趙紉蘭和孩子們接到自己家裏暫避一時，並把李大釗的書籍等物品也拉到自己家裏加以保存。
5月11日，趙紉蘭和孩子們在李青峰的護送下，到火車站乘車離開北京，回到老家樂亭縣大黑坨村。
期間，李大釗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生前好友，在得知李大釗遇害的消息後，紛紛為趙紉蘭及孩子們捐款。
捐款人員既有李大釗教育界、文化界的同事同仁，如白眉初、章士釗、蔡孑民、蔣夢麟、馬夷初等，也有國民政府的官員，如馬敘倫、邵元沖、蔣伯誠等。這些捐款暫時解決了趙紉蘭的家庭生活困難。
當時，李大釗的棺柩是暫時寄放在浙寺內的，但沒想到，由於當局的迫害，加上時局混亂、變化無常，在浙寺一放就是六年之久。
1933年初，日軍進攻山海關。當時在北京上學的李星華，對遠在大黑坨村的母親極不放心，於當年3月將母親接到北京避難。
回到北京的趙紉蘭觸景生情，又想起了李大釗的棺柩至今仍然停放在浙寺，亡者難以入土，這讓趙紉蘭寢食不安。
於是，趙紉蘭帶著孩子們找到周作人、沈尹默、蔣夢麟、胡適等李大釗生前的同仁請求幫助，大家都表示一定讓李大釗遺骨入土為安。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更是慨然允諾對李大釗的遺骨進行公祭公葬。
1933年4月10日，由蔣夢麟帶頭，北大的周作人、胡適、傅斯年、沈尹默、錢玄同等共13人聯合向社會發起募捐和公葬活動。
除了北大同仁，許多外地人士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其中，魯迅捐款50元。雖然很多人和李大釗政見不合，甚至有論戰，但都為李大釗的人格風範所折服，因此在李大釗犧牲後都能慷慨捐贈，希望李大釗遺骨能早日入土為安。
經統計，捐款人數達94人，捐款額2300多元。
有了捐款之後，由蔣夢麟出面為李大釗選購墓地。經與趙紉蘭商量，蔣夢麟在萬安公墓為李大釗選好了墓地。辦好手續後，又請劉半農為李大釗撰寫了碑文。全文370餘字，介紹了李大釗生平，並對李大釗人品學識給予高度評價。
可惜，由於反動當局的破壞，此碑未能立於李大釗墓前。
公葬轟動北平
1933年4月22日，李大釗公祭儀式在浙寺舉行。
許多李大釗生前好友，甚至包括一些國民政府的官員都送來了花圈、輓聯，並進行了祭奠。一些社會團體，如北平文化總聯盟、河北革命互濟會、婦女抗日同盟聯合會、北平社會科學作家聯盟等也都敬獻了花圈和輓聯。
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入侵東北、華北，北平廣大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鬥爭，遭到殘酷鎮壓，抗日進步人士、共產黨人被大肆搜殺。而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對北平的黑暗統治，也使北方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
在此背景之下，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得知李大釗公祭公葬的消息後，決定把葬禮同時搞成一場群眾悼念烈士、反抗反動當局的大規模群眾性運動，並決定這場運動由中國赤色革命互濟會（我黨在與反動軍閥的鬥爭中為援救受難的革命者、救濟烈士家屬而動員社會進步人士組建的社會團體）在河北的分支機構——河北革命互濟會出面組織。
河北革命互濟會成立了公葬李大釗籌備小組，對葬禮各個環節進行了周密安排。
他們首先讓李星華在4月22日的《晨報》登出訃告，寫明李大釗出殯的時間、地點，然後由河北革命互濟會組織人員參加公祭活動。
這樣安排是為了公祭活動中一旦出意外，就說是群眾看到訃告自願參加公葬的，不至於連累到李大釗的家人。
同時，互濟會還找到李大釗在北平志誠中學讀書的族侄李振華（黨的外圍組織人員），以李大釗「長子」的名義出面辦理李大釗公葬的有關事宜。
這是因為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正受到通緝而無法出面，長女李星華按照風俗不宜出面，次子李光華又年紀太小。
很快，李振華回到樂亭大黑坨村，接來了李大釗老家的多名親屬準備參加葬禮。
在葬禮進行的前一天，北平地下黨組織又讓北平法學院學生李時雨以李大釗族中晚輩的身份參加葬禮，任務就是護衛靈柩安全到達萬安公墓，同時保護好李大釗次子李光華等人。
4月23日早上，陸陸續續有700餘人趕到浙寺參加公葬活動。
8時許，葬禮開始。奏完哀樂後，宣讀了由河北革命互濟會起草的祭文《河北革命互濟會為公葬無產階級導師李大釗同志宣言》。
祭文讀罷，大家唱起了《國際歌》，氣氛悲壯肅穆。9時半起靈，送葬隊伍出發。覆蓋著綉有藍色花朵棺罩的烈士棺柩被緩緩抬起，在大家簇擁下移出浙寺。趙紉蘭及親屬緊隨靈柩左右，靈柩後面為數百名群眾的送葬隊伍。
大家舉著各界人士送來的輓聯緩步前行。
最前面的一副輓聯是「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橫批“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婦女聯合抗日救國會的輓聯是“南陳（陳獨秀）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烈？”
送葬隊伍緩緩前行，時而高呼口號，時而高唱《國際歌》，並不時地散發傳單和紙錢，許多紙錢上印著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口號。
一路上，不斷有群眾團體為李大釗路祭送行，隨著不斷有群眾加入，送葬的隊伍越來越壯大，口號也越來越響亮。
送葬活動，儼然成為一場轟動北平城的群眾控訴當局鎮壓抗日人士的遊行示威運動。
見此，隊伍走到西四牌樓時，國民黨憲兵、軍警堵住去路，對公葬活動橫加阻止，引起群眾抗議，繼而引發衝突。大批憲兵警察用刀槍和高壓水龍頭驅散群眾，並抓走了數十人，一些人受傷，現場一片混亂，隊伍也被衝散。
一番衝突之後，大家又重新收拾起散落在地上被踩壞的花圈、輓聯，找回抬棺的杠夫，然後護送靈柩重新出發，直到黃昏時分才到達萬安公墓。
正在準備下葬時，忽然一輛騾車疾馳而來。只見車上放著一塊用棉衣和花圈覆蓋的墓碑，上刻「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幾個大字，碑頂部正中還刻有五星，星內刻有鐮刀鐵鎚——這塊碑是中共北平地下黨以河北革命互濟會的名義為李大釗特製的。
但由於當時正處於白色恐怖之下，此碑未能公開立於李大釗墓前，而是隨著李大釗棺柩一同埋到地下。
在大家悲傷的哭泣中，李大釗的棺柩被緩緩放入墓穴，大家鏟土培墓，肅立默哀，默默離開。
就這樣，李大釗在犧牲六年後，終於入土為安了。
當年5月27日，趙紉蘭於協和醫院去世。北大同仁再一次出面，將其安葬於萬安公墓李大釗的墓側。
李大釗的孩子們在他的影響和精神鼓舞下，都先後參加了革命，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圖片除署名外均由省委黨史研究室提供）
■相關
不忘初心 以承為祭
李大釗犧牲已經92年了。他用自己短暫的生命，在中國歷史上譜寫了絢爛無比的篇章，而他的精神，也猶如一顆熠熠生輝的啟明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前赴後繼，勇往直前。
1982年，為了更好地紀念李大釗烈士，學習李大釗精神，中共中央決定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陵園選址在北京萬安公墓中央，佔地面積2200平方米，坐西朝東。牌樓式的園門，上懸掛李大釗烈士陵園匾額。對著園門是李大釗漢白玉立式雕像，雕像背後是李大釗烈士及夫人趙紉蘭墓地。墓後豎有一塊花崗岩石碑，正面鐫刻著鄧小平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背面題寫的是由中共中央撰寫的《李大釗烈士碑文》。
1983年10月29日，在李大釗誕辰94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舉行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典禮，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大釗家屬及各方面人士500多人，參加了落成典禮。
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以後，前來祭奠瞻仰的人絡繹不絕，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基地。
1997年8月，在李大釗家鄉樂亭縣修建了李大釗紀念館，成為李大釗生平業績的展覽中心、李大釗研究中心和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在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評價說，李大釗同志開創的偉大事業和留下的思想遺產永遠不可磨滅，他播撒的革命種子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李大釗同志永遠是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和榜樣。我們要學習他堅定的愛國主義精神，學習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學習他以科學態度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緊跟歷史發展和時代進步潮流不斷探索的精神，學習他勇於獻身的革命精神和無私奉獻的高尚品德。
初心不忘，以承為祭。
他親手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歷經28年血雨腥風，建立了新中國，使中華民族終於贏得了解放。又經過30年建設和4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向強盛，人民生活走向富裕。中國共產黨也發展成為擁有九千萬黨員的世界性大黨，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李大釗當年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的遺願，已經被後人實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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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問：「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風雲變幻的北京。清查林彪集團剛剛結束，糾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南海毛澤東書房，一次關係著千百萬人命運的重要談話正在進行。談話中，毛澤東聽了有關彙報後拍案而起：看來賀龍同志的案子假了。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們。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澤東點點頭，下了決心：對，這個問題就由你組織落實吧！周恩來很快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提出了落實幹部政策、解放老幹部的兩個原則：“從上到下，由易到難。”他解釋說：“落實幹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標杆也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了。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就容易了。”周恩來宣佈，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周恩來還規定，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田維新作為總政治部副主任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會議。「九一三」事件以後，他經常隨同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聽了總理的傳達和講話以後，李德生與田維新立即向總政治部黨委作了傳達，並抽調總政組織部、幹部部和保衛部的幹部組成專門班子，著手在數以百計的軍隊高級將領中落實幹部政策。「文革」初期，軍內被打倒被關押的軍以上幹部多達數百人，級別最高的是兩位元帥：彭德懷和賀龍。根據“從上到下，由易到難”的原則，總政治部派保衛部部長蔣潤觀持介紹信前往中央專案組一辦索取賀龍元帥的材料。蔣潤觀向一辦負責人說：“德生主任和田副主任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說賀帥的案子假了。我們考慮為賀帥平反，請把賀帥的材料移交給我們。”這位負責人回答：“你們德生主任和田維新副主任傳達的都是對的，賀龍同志也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總理沒有說賀龍同志的案子讓你們總政治部去平反。”蔣潤觀解釋：“我們考慮賀龍同志是元帥、軍委副主席，賀帥的事我們總政應該辦。”那位負責人又說：“賀龍同志不光是元帥，他還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沒有說賀龍的案子讓你們平反，材料不能給你們。”保衛部部長乘興而去，失望而回。他回總政後把情況一說，大家頓時不知所措。連毛主席說了的，也不能馬上給予平反，落實幹部政策從什麼地方下手呢？怎麼才是“從上從易”呢？賀帥的平反，一直拖到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經周恩來建議，毛澤東批准，中央才為賀龍元帥恢複名譽。
周恩來親自選定突破口
正當總政治部落實政策工作班子不知從何入手之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選定了突破口。１９７３年初的一天，田維新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個大會，接到周恩來的電話，說有事找他。田維新急忙趕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總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
事後，田維新感動地說：「這是周總理關心愛護幹部的細微周到之處。尤其是剛開始做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的時候。」當時，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馬上趕來。周恩來對他們兩人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的問題。”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位置上，因１９６７年的所謂“七二０事件”，被林彪、江青等誣陷為“搞兵變”而被打倒的，已蒙冤６年之久。周恩來對田維新和魏伯亭說：“陳再道同志和鍾漢華同志沒有什麼錯誤，如果說他們有過錯誤的話，那是他們支持了一派沒有支持另一派，經過主席和我與他們談話，他們支持兩派了，後來反對陳、鐘的風波是王力他們挑動起來的。”
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了，考慮給他安排一個與原職級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只有一人，這可遇上了難題。田維新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只好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但是，就是大軍區的副職也很難安排。田維新回憶說，他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那位司令員回話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讓老上級去當副手，工作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那位司令員乾脆直說：“老田，千萬別讓他來。”就這樣，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韓先楚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陳再道後來還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鍾漢華中將解放以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和成都軍區政委。
四位上將聚福州
１９５５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５７位將軍獲上將軍銜。上將是繼十大元帥十位大將之後的第三級軍銜。能晉身上將之列的將軍，都是勇冠三軍，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到７０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匯聚了四位上將。福州真乃一塊福地。那是陳再道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後不久，王建安上將也得到了解放，同樣面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與陳再道一樣，王建安的資格也很老。他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的莫須有罪名被打倒的。解放他的工作並不太難，安排他的工作卻很難。因為他資格太老，現任大軍區司令有很多原先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只好又去請示周恩來。總理說：“你還是找韓先楚再談一談。”田維新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志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田維新碰了一個軟釘子。他半開玩笑地說：“韓司令，我是徵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徵求的意見。上次安排陳再道，我感覺你很開明。現在看來你的開明是有限度的。”韓先楚仍不鬆口。田維新深感棘手，又把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好一些，開會時我與他談一談。”幾天以後，韓先楚奉命進京開會，田維新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迎接。一見韓先楚，田維新打招呼說：“老韓，你不給我面子，這次可是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面子吧！”
「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韓先楚說的也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個時候還是師長。可是，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紅軍時代即擔任軍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將重新出來工作以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四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楊勇大度對待結論
當時，在微妙的政治形勢下，軍隊高級將領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來點一個解決一個。周恩來點將的方式又總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麼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維新面面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只好如實回答：“不知道。”“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去下。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楊勇上將和廖漢生中將是在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任上，於「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來點將，兩位將軍的解放工作雖然也費了一番周折，但最終都解決了。廖漢生將軍復出後，先後擔任過軍事科學院政委、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瀋陽軍區第一政委，還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楊勇將軍復出後，也擔任了大軍區的領導職務。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卻使他的結論經歷了一番反覆。而正是在這一番反覆之中，周恩來對幹部的一片愛護之心，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楊勇被打倒時，並沒有被林彪一夥抓住什麼把柄。他們便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兒，也都一股腦兒地算到楊勇的頭上。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周恩來批示：“請田維新同志找楊勇同志談一下，徵求一下楊勇同志本人對結論的意見。”楊勇是田維新的老首長。田維新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六軍政治部主任時，楊勇是志願軍司令員。接到周恩來的批示後，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徵求楊勇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做的結論我沒有意見。”田維新說：“結論是我們做的，但是我們對你的問題不是很清楚，總理指示讓我跟你談一談。你有什麼意見，總理會重視的。”田維新還拿出總理的批示給楊勇看。楊勇還是說：“我對總政的結論沒有意見。”田維新說：“你還要在結論上簽字。”
結論作出以後，楊勇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瀋陽軍區任副司令員。當時瀋陽軍區司令員是陳錫聯，他與楊勇在解放戰爭時期都曾是劉鄧大軍的兵團司令員，還是並肩指揮作戰的老戰友。他歡迎楊勇去瀋陽，並建議楊勇擔任軍區黨委第三書記。過了不久，中央調楊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在楊勇的結論上再次批示：「田維新同志，我們給楊勇做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徵求楊勇同志一次意見。」
周恩來總是這樣體諒和愛護做具體工作的同志。他在批示中用「我們」而不用“你們總政”那樣的字眼，主動承擔了“口徑嚴了一些”的責任。然後又用“似乎”一詞緩和批示的語氣，以減輕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的壓力。儘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親自跑到楊勇下榻的京西賓館，把總理的批示給楊勇看了。楊勇還是那個態度：“我不是說沒有意見嗎？”田維新說：“總理說還是嚴了一些。”見楊勇一時沒有表示，田維新又說：“我把結論放在你這兒，等你考慮成熟了以後我再來。”第二天，田維新帶著總政幹部部的一位處長再次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對結論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乾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把這件事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當總政根據楊勇本人的意見修改了結論之後，楊勇看也不看便簽了字。
李德生「提審」吳克華
吳克華中將是１９２９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員的任上被打倒，打倒之後便失蹤了。“吳克華哪裏去了？”周恩來在政治局討論落實幹部政策的一次會議上發問。總政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立即展開調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幹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說不知道吳克華在什麼地方。最後從一位幹事口中才獲悉：吳克華被秘密關押在地下室里。得知了吳克華的下落，下一個難題是怎樣把他安全地接出來。因為總政治部並沒有掌握直接的證據，萬一關押吳克華的那伙人聞訊拒交或把將軍轉移，將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李德生聽了彙報以後，靈機一動，寫下了一紙手令：“提審吳克華”，令總政保衛部當晚即派人前去提人。關押吳克華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親筆手令，以為總政與他們持同樣的觀點，爽快地將吳克華交了出來。人是找到了，卻引來了一場誤會。保衛戰士把吳克華帶到京西賓館的一個會客室，向坐在那裏的李德生和田維新報告說：“報告首長，吳克華帶到。”李德生說：“知道了。”小戰士便退了出來。李德生在沙發上欠了欠身，對吳克華說：“吳克華同志，請坐。”吳克華聽說又要「提審」，以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對李德生說話口氣和用詞的變化毫無覺察，不僅不敢坐，反而俯首彎腰，一個勁地說：“我有罪，我有罪！”李德生知道吳克華誤會了，說：“我們是奉周總理之命來找你談話的。”吳克華仍不敢相信這戲劇性的重大變化——從「提審」一變而為同志間的談話。「文革」這幾年，挨斗挨批受騙多了。眼見已經時過半夜，而吳克華顯得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這一反差巨大的突變，李德生只好順其自然，第二天再談。吳克華解放後，出任過鐵道兵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和廣州軍區司令員。
郭林祥竭力辯清白
落實幹部政策開始後，有一天田維新去３０１醫院看望郭林祥。郭林祥當時還沒有解放，一見田維新，驚訝地問：「你怎麼來了？」田維新說：“你是老首長，我怎麼不該來看你啊！？”抗戰時期，郭林祥任太行軍區第三軍分區任政治部副主任時，田維新在政治部任科長。郭林祥說：“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呀！”田維新說：“你的問題還不是要總政來解決嗎？”郭林祥一聽話音，知道自己的問題快要解決了，便趁機申訴說：“我不該被打倒。”郭林祥少將是在成都軍區第二政委的任上被打倒的，事先毫無跡象。當時的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中將是湖北洪湖人，賀龍的老部下。賀龍受誣陷後，麾下的這員戰將，自然而然被林彪一夥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但是，黃新廷沒犯什麼錯誤，林彪一夥抓不到什麼把柄。黃新廷是一個硬漢子，面對林彪一夥的淫威，他一不認錯，二不檢討，林彪一夥為了打倒黃新廷，便將政委郭林祥也一併打倒了。落實政策以後，黃新廷出任裝甲兵司令員，郭林祥於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８日出任總後勤部政委，以後調任新疆軍區政委、南京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兼總政治部副主任。
李達「‘四海’擺大炮」問題的真相
李達上將也是被誣參與「賀龍兵變」案而被打倒的。林彪一夥還給李達戴上了一個可怕的罪名：“賀龍兵變的前敵總指揮”。林彪一夥是以人劃線的專家。他們如此惡誣李達，無非是李達曾在紅二方面軍給賀龍當過參謀長。全國解放以後，又在賀龍出任國家體委主任時擔任副手，出任國家體委副主任兼國防體育協會主任，具體負責全國和全軍的體育事務。要打倒這樣一位高級將領，林彪一夥確實煞費苦心。他們煞有介事地宣稱：李達在北京四大海——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剎海擺上了大炮，炮口都對準著要害機關。要給李達將軍落實政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北京四大海的大炮問題。總政的同志明知所謂大炮問題是林彪一夥的誣陷不實之詞，但也要去實地調查核實一下才好下結論。他們派出工作小組到四大海實地踏勘，發現那裏確實放著大炮。不過那些大炮不是現代武器，而是清代的古炮。工作小組的同志回來一彙報，總政機關的首長都不禁哄堂大笑。沒多久，李達重新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秦基偉渴望戴領章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又提了一個問題：「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志願軍部隊擔任過軍長，都於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賀龍元帥受誣陷後，秦基偉和李成芳立即被關押了起來。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期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就是由他指揮的。為了打倒秦基偉這員虎將，林彪一夥到處散佈說，秦基偉的夫人是賀龍介紹的，企圖以此證明秦基偉是賀龍的人。其實，即使賀龍真的給秦基偉介紹了對象，那也是很平常的。賀龍愛兵如子，他給部下做紅娘是經常的事，絲毫不能說明他們因此而有什麼特殊關係。更何況，秦基偉並不是賀龍的老部下，如果在賀龍與秦基偉之間一定要扯上一點什麼關係的話，那是志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龍曾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當說到秦基偉、李成芳被打倒的情況時，周恩來指出：“他那兒是一鍋端，軍區６位主要領導全部被免職。”田維新彙報說：“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目前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看管，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周恩來當即指示：“你們把他調回來嘛！”
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當時這家部隊招待所的後樓成了即將解放的將軍們的住地。將軍們到了這裏就恢復了自由。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說，他要見見秦基偉。這時總政尚未給秦基偉做結論，秦基偉的工作安排也還沒有定下來。在田維新的印象中，周恩來召見尚未做結論的將軍，僅秦基偉一人。接到總理指示後，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後樓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不一會，秦基偉的電話便打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中問道：“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麼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７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７年。此刻他剛剛恢復自由，尚未恢復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田維新把秦基偉領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後便走了。周恩來與秦基偉作了一次單獨長談。落實政策後，李成芳擔任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出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後來還擔任了國防部長。
顏金生過三關
解放老將軍的工作，大體上有個工作程序。第一步是由總政治部審查鑒別原先把老將軍們打倒時所做的結論，確認哪些是無中生有的、哪些是顛倒黑白的、哪些是無限上綱的。審查完畢後，總政治部拿出來的審查結論，還必須與把老將軍打倒的原單位取得大體一致的意見。這一關比較難過，因為有的單位把老將軍們打倒的那些人還在台上，解放了老將軍，無異於否定了他們的「成績」。所以這些人總要找各種各樣的借口來拖延。最難的一關是在政治局。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須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７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４位將軍的審查結論。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包括其經歷、被打倒的情況、甄別情況、總政的審查結論，個別的還要附上必要的證明材料。這些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討論前先瀏覽一遍。每次政治局開會討論老將軍的解放問題，田維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當時政治局會議是由周恩來主持。材料發完，周恩來便宣佈：“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以江青和張春橋為最甚。江青的慣用手法，是不顧事實胡攪蠻纏，硬說那是錯誤的，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然後再倒打一耙，指責總政的甄別結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保反革命，保走資派。這樣，從下午７時半開始的會議，往往到半夜１２時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後一直討論到凌晨３時才結束。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在田維新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周恩來雖然說話不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些缺點錯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算個什麼錯誤，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不動聲色地頂了回去。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佈：“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幹部解放問題的討論。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１７５位將軍的解放問題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在田維新的記憶中，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縣人，１９３２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建國後先後擔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
文化部的副部長怎麼由總政來審查解放呢？田維新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麼錯誤，可以解放。」理由只有一句話，顏金生到文化部時間不長。其實當時文化部系統控制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系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解放幹部的一著巧棋。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田維新解釋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麼文藝路線。發給政治局成員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寫著：顏金生，１９１８年出生，１９３２年１４歲就加入人民軍隊，他能讀過多少年書！朱德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嘛。”總司令為將軍說話，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志派到陝西……”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面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到西北，應該分配到東南。”江青拉幫結夥，以“山頭”度人。對這種猜忌之心，田維新解釋說：“陝西省軍區司令員黃經耀是從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任上調過去的。”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面軍的同志在陝西已經不多了。”經過解釋，顏金生將軍去西北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我們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江青再次反對：“他犯那麼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田維新說：“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志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區企業很多。”葉劍英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很不足，急需抓一抓。”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志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順利過關。
遲浩田慧眼識假案
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開始後，解放軍報社遲遲未見行動。這也難怪，解放軍報在「文革」初期最嚴重的一個案子是所謂的“綁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納，江青的女兒。定案的結論上寫著綁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這樣的案子誰敢動！遲浩田便把情況向軍報主要負責人張志作了彙報。涉及到江青的事，張志哪敢作主。他到總政治部向田維新彙報說：“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個情況，我們軍報的三個事件，遲浩田同志經過了解，認定都是假的。但是這三個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動就會反映到江青那裏去。所以我們落實幹部政策很難。”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幹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撓，胡攪蠻纏，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還不攪個天翻地覆？田維新想了想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不惹江青。”張志說：“這辦法行倒是行，不過風險也很大。”田維新囑咐說：“這件事你先別辦，等我與德生主任商量一下再說。”第二天，田維新就與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認為也只能這麼辦了，如果不落實幹部政策，幹部受委屈，軍報也沒法辦好。解放軍報社按照這個辦法，解放了一批幹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狀，送了一大堆材料給江青。江青還真看了這些材料，在這裏批一個“這是一個反革命”，在那裏批一個“這是個壞人”，最後要“德生同志查處”。李德生正坐在沙發上看江青批轉的這份材料，田維新進來了。“你看吧！”李德生順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沒好氣地說。田維新一看，是解放軍報的事，就說：“這是意料之中的。”“怎麼辦？”李德生問。“有兩條辦法。”田維新胸有成竹。“哪兩條？”李德生追問。“第一條，再把他們都關起來。”“那不行，哪能這樣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這一個辦法。田維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說出了第二條辦法：“那就拖。”“拖得了嗎？”李德生不放心。“拖不了，還能再把他們關起來嗎？只有拖。”“那能拖多久？”“能拖個半年。”田維新接著說：“江青第一次問，你可以說，材料收到了，還沒來得及看。第二次問，說剛看，還沒有看完。第三次問，說剛查一兩個，還真沒什麼問題，其他的還沒有查。”“能那麼老拖著？”李德生又問了一句。“起碼可以拖半年，她還有那麼多精力問哪？”田維新蠻有把握地說。就這樣，這件事還真的給拖了下來。從這件事中，總政治部對遲浩田有了一個好印象，認為這個幹部能夠實事求是。事件過後不久，遲浩田從軍報副總編（副軍級）走上了北京軍區副政委的領導崗位。
經過一年多艱難的工作，全軍１７５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全部得到解放，這裏傾注著周恩來的一片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