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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謎:一封密電讓蔣介石几個小時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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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謎:一封密電讓蔣介石几個小時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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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謎:一封密電讓蔣介石几個小時未說話

2019年04月29日 17:05

戴笠跟隨蔣介石

戴笠   

1946年3月17日,「軍統」頭子戴笠墜機身亡,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那麼誰是謀殺戴笠的幕後主使?關於這個問題一直眾說紛紜。

戴笠是「軍統」的靈魂,也是蔣介石的左膀右臂,但隨著「軍統」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蔣介石也不得不對戴笠小心提防。因此,戴笠即使再能幹,也永遠無法擺脫他背後的那個巨大的陰影。

不甘削權,「鬥法」老蔣

1946年1月,由於戴笠日益擴大的勢力引起了蔣介石的恐慌,以及戴笠與其他勢力的矛盾,再加上國共兩黨經過43天的談判,簽訂了《會談紀要》。這個紀要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國民黨迅速結束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平時應享受的權利,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的權力等。這在蔣介石來說,雖然並沒有要真正遵守執行的打算,但為了做些表面文章,出於抑制和打擊戴笠勢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發出了撤銷軍統局化整為零的指令。

戴笠接到蔣介石的這個指令後,先是驚愕然後是極度的緊張。軍統局不存在了,就等於沒有了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蔣介石的用心和手段,戴笠是清楚和明白的,只是沒有料到這一切來得這麼突然。本來戴笠想忙完了全國的肅奸工作,回家鄉去看看老母親。可他連氣都沒來得及喘一口,蔣介石就把他逼到了懸崖絕壁上。不過,戴笠畢竟早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他要搶先拿出一套辦法來對付蔣介石。戴笠借蔣介石化整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

一是將軍令部第二廳全部掌握起來,把軍統局原先主管的軍事情報、軍事稽查業務及軍隊中各級諜報參謀方面的力量撥歸進去,形成軍事特工方面的獨立系統;

二是將內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來,並將警政司擴編為內政部的警察總署,把軍統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劃撥過去,形成警察行政業務與警察特工業務一把抓;

三是加快組建交通警察總局,交通警察總局的主要力量由忠義救國軍和軍統局的特務團組成,再加上軍委會的別動軍、交通警備司令部所屬的各團、交通巡警總隊和軍統局掌握的部分國民黨稅警部隊,總人數約有十萬人;

四是將軍統局主腦部分隸屬於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個調查室,把軍統局本部及各外勤機關劃撥過去,形成軍統化整為零後的基本力量。

戴笠的思路不但清晰而且非常縝密,按照以上的幾步棋走,撤銷後的軍統力量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比原來還要強大了。

為此,戴笠暗中進行了自上而下的佈置,以便在各系統內形成忠於他的勢力。也就在這個時候,戴笠走了一步極其危險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許軍統內部成立一個叫「警壇社」的秘密組織。該組織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為了爭奪全國的警察大權,實際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慮的。不久,蔣介石便獲悉了這個情況,他沉默了許久,最後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個戴局長不是昏頭了,就是另有所謀。”

蔣介石的話分量很重,但沒有人將此話傳給戴笠。

1946年2月,蔣介石下令提升唐縱為內政部政務次長,這不但使唐縱的地位第一次高於戴笠,而且為唐縱出任全國警察總署長做了準備。蔣介石還下令成立了一個新的小組,指定宣鐵吾、陳焯、李士珍、黃珍吾、葉秀峰、戴笠、鄭介民、唐縱等八人組成,並由此小組提出撤消軍統局的方案。

蔣介石擬定此份名單,是經過仔細琢磨的。

這八人小組中除陳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葉秀峰是代表中統局的,其餘全是黃埔畢業的學生。這說明,蔣介石在考慮改組軍統局和其他特工機構的過程中,主要還是想依靠黃埔系。此外,戴笠在這新的八人小組裏地位和影響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過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後如何走下去還要看這些人的眼色。應該說戴笠所面臨對手的勢力比過去還要強大得多。

戴笠知道已面臨險境,而為了擺脫這險境他做著最後的努力。

戴笠要軍統局堅決貫徹他提出的「裁弱留強,里外三百」意圖的同時,在內部體制上減少指揮層次,下令撤消所有區一級的組織,恢復在省範圍內以省站為最高指揮機關。原來歸屬區一級指揮的特務人員,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全部轉入地下,不再以公開機關和任何名義作掩護。在此基礎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頓軍統內部的貪污受賄問題,以免被蔣介石和政敵抓住口實。他指示毛人鳳成立一個財產清理委員會,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財產。

戴笠在重慶待了沒有幾天,又乘飛機去了青島。

戴笠這幾年通過梅樂斯的牽線搭橋,與美國海軍界有了相當的默契。在這之前,美國海軍部答應戰後以部分海軍艦艇援助中國政府作為條件,來達到換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國海軍司令的目的。在軍統局即將化整為零的情況下,戴笠認為只要自己能當上海軍司令,那麼就可以將軍統所屬的部分特務武裝改編為海軍陸戰隊。

此時,戴笠為了讓蔣介石清楚軍統局在反共上的能力,還加強了反共產黨的活動。

  密發電報,惹禍上身

就在戴笠在反共產黨的問題上另尋辦法時,蔣介石為了能儘快解決軍統局化整為零的事,親自給戴笠打電報,要他立即返回重慶參加八人小組會議。這電報,是由毛人鳳通過軍統局的電台轉發的。就在這段時間裡,先期到達重慶的宣鐵吾、黃珍吾、李士珍已私下商談如何將軍統局徹底搞垮的辦法。毛人鳳得知此事後,即在蔣介石給戴笠電文的背面,註上了「重慶宣、李、黃在搗鬼,謹防端鍋,請親自呈復」等字樣。

此時,戴笠正在北平。

他接到這份電報後是思緒萬千,並且情緒壞到了極點。

戴笠日夜在外巡視,久不肯回重慶,確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組會議的目的。他想通過這段時間的努力,為軍統局尋找個好的結果,甚至想讓蔣介石在撤消軍統局的問題上能回心轉意。但戴笠最終是錯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費了。現在是上有蔣介石緊追不放,下有宣、李、黃的聯手算計,戴笠覺得被人圍在了鐵籠子裏已無計可施。

這天晚上,戴笠在住房的內室召見了文強。當他拿出蔣介石的電文和毛人鳳的附註給文強看後,內心裏的冤屈和不滿一下涌了上來。戴笠對文強說:「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勞累,一心為的是國家和校長,想不到會有人乘機搗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鍋。同室操戈,實在欺人太甚!請為我擬一複電,就說我處理平、津、寧、滬的肅奸案件事關重要,無人可以代理,請寬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陳一切。同時要表達對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搗鬼一事的意見,措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與人爭長短的痕迹。複電稿擬好後,先交我看,然後再拍發。」然後,戴笠還特別關照文強:“此事,只許你一人知道,對其他人要保密。”

據文強後來的回憶,說戴笠當晚說這些話時眼睛是發紅的。在戴笠的腦子裡,文強始終是個足智多謀的人,可文強擬就這份複電也不輕鬆。經再三字斟句酌,方擬成一稿:

校長鈞鑒:

電諭敬悉。本當遵諭返渝,因平津寧滬巨案,尚待親理,本月

中旬始能面臨教誨,敬乞示遵。

生雲天在外,惟命是從。詎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鈞座,敢雲無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晉忠言,冒死陳詞,伏乞明察。

生 戴笠

文強將複電稿擬好後,交給戴笠潤色。也許是戴笠極壞的心情並沒有好轉,或者是他對蔣介石如此地對待他心存反感,他對文強擬的電文看過多遍後仍舊拍給了毛人鳳,讓毛轉交給蔣介石。其實,這份電文中的有些用詞極其不當,如「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蔣介石看後會怎麼想?毛人鳳當時接到此複電後,也以為上面的詞句不妥想讓戴笠刪去。可不知是何原因,這電文還是沒動一字地交到了蔣介石的手上。

臨終「託付」,死因成謎

1946年3月的重慶,仍舊是潮濕和陰冷。

蔣介石接到戴笠的那份電報後,整整有好幾個小時沒有說話。他把電報的內容反覆地看了多遍,怎麼都覺得戴笠是在向他作最後的通牒。那電文里所用詞句,似乎是一把把鋒利而寒光逼人的劍,直指他的致命處。此時,蔣介石更感到在這之前對戴笠的戒備和警惕沒有錯。

報的催促下也遲遲不肯回重慶,這使疑心重重的蔣介石更加擔心戴笠會不顧一切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來。特別是蔣介石已斷然拒絕了美國海軍讓戴笠主管中國海軍的提議,這雖然是在很短的時間裡作出的決定,但蔣介石相信戴笠很快會通過美國的渠道而得到消息。在這之前,蔣介石在這問題上採取的是模糊政策,因為他要用戴笠這個人,而現在他對美國人的提議從內心裏反感。話說白了,就是美國人提出給錢和給裝備,蔣介石也不會把海軍的權力交給有美國背景的戴笠。

報里充滿了情緒也就能理解了。但蔣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威脅,戴笠此人的心計他是十分清楚的,再加上軍統這個組織實在是太龐大了他不能不防。於是,蔣介石召見了宣鐵吾。宣鐵吾是黃埔一期生,與蔣家父子都有著特殊的關係。雖然,這次談話的時間不長而且也沒有詳細的記載,但絕對與戴笠的命運有關。

蔣介石召見宣鐵吾的當天下午,宣鐵吾秘密地離開了重慶。

第二天,蔣介石連續兩次給戴笠電報,要他速回重慶參加七人會議。

戴笠知道這次無法再以其他理由而拖延,他在離開北平前召開了一個小範圍的軍統會議。會上,戴笠當著大家的面說:「去年領袖叫我當中央委員,我是堅辭不就,因為爭權奪利不配做個革命者。最近中央開六屆二中全會,從十多天的會議情況看,未出我的預料,對我們軍統局是毀譽參半。有人說要打倒我們,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們的同志不進步,官僚腐化。我這個人無政治主張,一切惟秉委員長的旨意。只要埋頭去做,國家才有出路,個人才有前途。」儘管戴笠沒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說得很露,但在場的人還是能從他的話里感覺到,他已經將政治上的進退置之度外,並隨時準備面對可能出現的嚴峻的局面。

也就在這天晚上,戴笠約見了正在北平執行軍事調處任務的鄭介民,他出乎意料地把軍統多年來的家底和重要的工作向鄭介民細緻地作了介紹。鄭介民被戴笠的做法搞懵了,而戴笠也不向鄭介民說明這樣做的原由,頓使鄭介民有了種兇險難測之惑。

那麼,戴笠是否已預感到了什麼呢?

話,說戴笠的飛機會在途中因缺油而墜毀。

果然,幾個小時後戴笠與他的專機在南京附近墜地而亡。

戴笠是死了,死得非常突然。

戴笠死了,蔣介石終於有了如釋重負的感覺。

戴笠確是位特工奇才,對這蔣介石是早就心裏有數的,否則他當時不會力排眾議,把復興社特務處處長的位置交給戴笠。而戴笠自從在南京中山陵受命後,的確幹得十分出色。蔣介石在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戴笠都是起了關鍵性作用的。蔣介石用人有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即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兩者缺一他是不用的。戴笠可以說是個典型的這樣的人物,他的奴性超過了所有國民黨的官僚和新貴,他的才幹則比任何一個國民黨的官僚或新貴都不遜色。戴笠不但辦事乾淨利索,思考周全,盡量避免給蔣介石帶來政治上的麻煩,而且能處處秉承蔣介石的意旨,體念蔣介石的苦心,使兩人的協調到了相當默契地步。

但是,戴笠所領導的軍統局不同於國民黨的任何一個政治派別,它以秘密活動作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特別是經過抗戰,由於戴笠的才智和努力使軍統組織的神經延伸到了國民黨的每一個角落。雖然,這種無形的力量看不見摸不著,卻是大到無邊無際,小到無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到後來恐怕連蔣介石也說不清和道不明了。

儘管,後期戴笠與蔣介石的矛盾越演越烈,但蔣介石因為沒有弄清戴笠的真實實力而遲遲拿不定主意。也正因為蔣介石猜忌和戒備的心緒越來越重,使得十多年來戴笠和蔣介石之間形成的那種依賴和信任蕩然無存了,隨後出現在蔣介石面前的戴笠無疑成了威脅。當蔣介石感到這種威脅他已無法掌控後,那麼戴笠當然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命運已經決定了戴笠,在這個時候必須踏上死亡之路。

當時,美聯社發佈的新聞中說:「……中國秘密警察頭子,戰時中美合作組織首領,傳奇性的戴笠將軍死了。他的死,似乎完全與他活著時候一樣神秘……」

戴笠死後,國民黨隆重舉行的祭奠活動,極一時之盛。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資料圖)

1979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代表中央發表國慶30周年講話時,第一次權威地陳述了解決「四人幫」領導者的概念:“1976年10月,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執行全國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繼而,中國共產黨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充分的說明:“在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後來,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國史通鑒》概括兩方面的表述,如是說:“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斷然措施……”而筆者認為,更為豐富和更具有內涵的看法,是鄧小平在事後回答著名記者法拉奇提問時的一句話:“這是集體的力量!”

毛澤東點透「四人幫」為起事之本

「將來的事只有天知道!」1976年夏日的一個夜晚,病中的毛澤東向在他身邊值班的幾位中央政治局成員發出感嘆。

這位憂國憂民的開國領袖,在風蝕殘年的感嘆中,道出了中國政治正面臨著歷史的礪煉……

「文革」後期,中共中央上層的確存在著兩種勢不兩立的政治力量:一邊是以老同志為代表的務實派,一邊是以「四人幫」為主的造反派。

1974年7月,毛澤東不得不帶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會議。他對與會的政治局委員說:江青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著,毛澤東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上海幫」的概念。他同時嚴肅地告訴從上海來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澤東一生對宗派主義深惡痛絕。對王明和張國燾等宗派主義他沒放手,建國後對高崗、饒漱石的宗派主義又重拳出擊。為什麼沒有馬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一則是有其理論上的問題,二則是有其依賴性。就其問題的嚴重性而言,也早該進入了要解決的範疇。

有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主要是對親者嚴、疏者寬,有一種家長「幫妻教子」式的批評。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實際上,毛澤東在晚年對江青的問題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場合也比這次要講得重,講得遠:

1967年9月下旬,毛澤東與江青進行了一次誠懇地談話:「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讓別人罵為夫妻黨。我看,你權力越來越大,捧你的人越來越多,這不是好現象。我要求你盡量少出風頭、少講話、少以你名義批東西。」

1974年11月,毛澤東告誡江青:「人貴自知之明!」

四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又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當委員長,她當黨的主席。」

1975年初,毛澤東說:「她看得起的人沒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裏。」“我死了她要鬧事……”

這些話雖然是毛澤東的隻言片語,但卻是他一貫的憂慮。不僅對江青這樣,對其他幾個江青的同夥也是如此。

1975年12月24日,毛澤東就嚴肅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幫」之託到長沙告周恩來等人的“罪狀”,毛澤東當面批評了這位年輕的中央副主席:“你們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講了黨的歷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與其他3個人搞小宗派。

毛澤東這一次批評很嚴厲,並要王洪文為此寫出檢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清查人員在王洪文住處找到了這份檢查原件:

……這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志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只是找少數幾個同志。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又有同志找我來議事我自然頂不住,因此就犯了錯誤……

次年初夏,毛澤東經過10個月的休養返回北京,就此問題再次批評了「四人幫」:“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還要搞?為什麼不和200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讀者會發現,毛澤東指出這個問題一次比一次嚴肅,他搬出了解決林彪問題之前反覆強調的「三要三不要」,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由於歷史的局限,毛澤東沒能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即撒手人寰。在臨終之際,他作為一代“導師”,面對自己的“學生”——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幾個擔任常務看護的政治局委員發出感嘆: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80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

「我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他在一陣喘息之後說,“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在對自己蓋棺論定後,他就開始憂心「接班人」和交班問題:

「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哦!」

毛澤東至死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也沒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但他預見到了未來將會出現的兩個方面。他選定了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並多次對「四人幫」進行批評,深刻地提出要解決這幾個人的問題,對其表現、性質和解決時間都有明確的指示。他雖然不能看到歷史的結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無疑有助於人們對陰謀家的認識,同時也為粉碎「四人幫」埋下了伏筆。

由此觀之,毛澤東可謂發起和提出解決「四人幫」的第一人。

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可謂先鋒

鄧小平從第二次復出時開始,就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然,由於他對「四人幫」的觸及同時也觸及到毛澤東晚年“繼續革命”的理論,鬥爭只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又同「四人幫」發生了交鋒。由於江青等人無理取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上海幫」進行了嚴厲地批評。會議結果可想而知。

5月3日,毛澤東自去年7月1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之後,針對宗派主義尚未得到遏制的問題十分惱火,指示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對「四人幫」進行批評。

在隨後召開的5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理直氣壯地對江青一夥搞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等人這三件事進行質問:“倒是要問一問,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並說:“不搞掉派性不行。”

他義正辭嚴地說:「你們批周總理、批葉帥,無限上綱,提到對馬列的背叛,當面點了那麼多人名,來勢兇猛。別的事不那麼雷厲風行,這件事就那麼雷厲風行?!」

鄧小平進一步闡述了會議主題,指出: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講話精神召開的,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評宗派主義,搞「四人幫」。他問我們討論得怎麼樣,有沒有結果,要我們好好討論討論。

針對「四人幫」辯解在此之前“4月27日會上講話過了頭”,是他們進行“突然襲擊、圍攻”等色厲內荏的謬論,鄧小平當場回擊道:

「我看連百分之四十也沒講到,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說不上突然襲擊、過頭了!」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繼續上一次議題召開會議……

鄧小平主持召開兩次政治局會議,把批評「四人幫」作為中心議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當面質問和批評,這不僅是「四人幫」進入政治局以來沒有過的事情,也是「文革」9年來前所未有的事情。會議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健康力量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反擊。無疑,鄧小平擔任了反擊先鋒。

經過這次面對面針鋒相對的鬥爭,江青不得不妥協,並代表「四人幫」於6月28日寫了一份檢討:

主席、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思想觸動很大……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

獲悉政治局兩次會議情況,並聽說了江青的檢討後,毛澤東很高興:「好呀!這個會開得很好!就是要斗一斗她,她是從來不接受批評的!」

鄧小平在與「四人幫」作鬥爭的同時,還要致力於解救國家於危難的全面整頓。而就在鄧小平等人大刀闊斧、堅決推動全面整頓之時,「四人幫」加緊了利用毛澤東晚年的失察搶班奪權的步伐。他們收集材料,羅列罪名,打擊健康力量。

此時,病重的毛澤東,根本上是希望雙方能妥協,進行合作。很快,作為中央聯絡員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加入了「四人幫」的行列。他稟承「四人幫」的意圖,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將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生產鬥爭“三項指示為綱”變成了一條,即“以生產鬥爭為綱”……

這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這位視「文化大革命」為傑作的偉人,感到選錯了「接班人」。在1976年清明節群眾自發地借懷念周總理、向「四人幫」宣戰的“四五”運動中,「四人幫」藉此誣陷鄧小平為翻案的“總後台”。而所謂的“鄧小平翻案”,使毛澤東大怒,從而造成了鄧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

意味深長的是,毛澤東雖然拿下了鄧小平,但仍保留了他的黨籍。而且,他並沒讓「四人幫」得勢。他在一個特定場合談起「接班人」問題時,對「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也未提起,同時對老同志也未納入考慮。最後,他選擇了平和、樸實和厚道的華國鋒……

鄧小平「靠邊站」了。儘管粉碎「四人幫」時他不在其位,儘管他身處逆境,但他信念堅定,為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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