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資料圖)
第一封信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4月初,在天安門廣場上爆發了以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為主流的「四五」運動。
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江、姚!!!”
拆信的這位負責人見此,連忙把信送給當時《人民日報》的總負責人,隨後,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讀著這些文字,臉色青一陣白一陣,但他還是裝作從容的樣子,把這份《人民日報》裝入信封之中,然後問:這件事還有誰知道?《人民日報》總負責人答道:除了我和那個拆信的負責人之外,再沒有人知道。姚文元交代:這件事,只限於我們三個人知道,誰也不准說出去。此後,姚文元把這封信鎖在自己家的抽屜里。他沒有把這封信交給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也沒有把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看。
第二封信7月,毛澤東的病情加重,「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正在這時,姚文元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這封信是7月下旬新華社負責人轉給姚文元的。信是由新華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記者寫的,信封上寫著:「姚文元同志親啟」。
這封信反映的主要內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對新華社分社記者講述他在1976年初在北京養病期間,某某某的兒子去醫院看望他時,說了一番別有意味的話。這番話的主要意思是說,毛主席現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幾天了。現在華國鋒雖然當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但是沒有能力,在工作上一邊向李先念問問,一邊向張春橋問問,這樣把兩方面的意見湊起來做工作。華國鋒在外事工作上也沒有經驗,而某某某則能力強,他現在不高興多管事,不高興出主意了。現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爭,老派現在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著,只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佈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寫信的新華社記者還要求姚文元看過這封信後,把信轉給毛主席。姚文元看過之後,還是把信壓下來。
姚文元把這兩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樣想的?
中央專案組在1980年7月17日審訊姚文元時,姚文元曾交代說:「毛主席逝世後,我就聯想到毛主席說過的‘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我就擔心解決到自己頭上了。」同年姚文元在接受審訊時還說:我想,如果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他們,他們就會馬上追究,而這兩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與中央內部高層人物有關,追來追去,不一定追查清楚,反而會在中央內部樹敵過多,使我在中央內部處境不利。
從姚文元的上述交代來看,他是預感到「四人幫」要垮台,他自己也要出事。他不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是預備一旦出事,他好有一個向華國鋒、葉劍英請功的東西,也好把自己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區別開來。
姚文元是否考慮過在毛澤東逝世後,他要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人斷絕幫派聯繫呢?顯然是考慮過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記中寫到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是想與江青等人從此保持一定距離的。那時,人們已經開始「疏遠」和「不滿」江青了。但是,姚文元經過反覆權衡,最後還是下決心要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搞在一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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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接受審判(資料圖)
「住口,江青」(法庭審判——1980年末)
江青關在秦城監獄。一位曾在此服過刑的犯人說:「那裏沒有人,只有閻王和幽靈」。在這裏,犯人被單獨關押,不給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殺。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絕望的江青企圖以另外一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腦袋往牆上撞。但是,在她房間裏安裝的橡皮牆,再加上門外窺視口的不斷監視,粉碎了江青的自殺企圖。江青愛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還是肉餡的,她都喜歡。一天晚飯時,江青偷偷地把兩個肉包子塞進袖子,準備留作夜宵吃,被看守發現,看守她的警衛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現在吃的。」江青羞愧萬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處。江青醒悟到,她將面臨一場「三堂會審」,是一種京劇式的審判,其目的是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復仇。她向檢察官指出:「我現在不是政治局委員了,我只是毛澤東的夫人,我還有另一個角色是被告,僅此而已。」檢查官們走後,江青瀏覽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幫」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張春橋第二,她第三。她對警衛喊道:「為什麼我不是第一?」
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陳雲接管了江青的案子,四十一年前,江青在延安設法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時,陳雲與她談過話,接下來是彭真在一九八零年夏負責對江青作審判前的訊問,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對手,江青現在呆的地方就是他當時的牢房。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陰謀阻止鄧小平當副總理」。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別法庭終於開庭。三十五位法官及六百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點是坐落在北京正義路的中國公安部禮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裝,依然鎮定自若,從籠子似的被告席圍欄里可以看見她的手,指頭在從容地活動著,一張一合,幫助她放鬆下來。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嚴和理智」;這第一條指控是容易推脫的——中國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鬥爭與刑事犯罪之間的區別。
一個證人出來作證。「誰指使你去長沙向毛主席彙報鄧小平和周恩來的活動的?」這個人哭喪著臉答道:「江青下的指示。」這個證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歲,他要想著未來,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認了一切指控。江青靜心聽了一會兒年輕同夥的訴說,翻起白眼瞪著王洪文。王洪文作證時,她大喊要去廁所,審判中斷一會兒後,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這時,江青那種當王當主子的態度忽然又閃現出來,她吼道:「他在哪兒?王洪文在哪兒?」作為江青反鄧小平和周恩來活動的證據,張玉鳳寫的證詞在法庭上讀了,當檢查官宣讀張玉鳳寫的「四人幫」極力要挾毛的證詞時,江青坐得筆直,盯著前面、方正、白凈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張玉鳳沒有到庭。
毛澤東晚年的兩位年輕翻譯唐聞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證。這時,江青開始對她表現必須良好的許諾猶豫不決了,唐聞生說:「我們馬上就看透了‘四人幫’的陰謀詭計。」江青擠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著脖子,盯著天花板。王海容也發言說:「毛主席對江青很生氣。」江青喊道:「我要發言!」可是庭長沒有讓她說話。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江青大步走進法庭。她撫平衣服,理理頭髮,彎腰坐椅子上。每位公訴人和證人面前都放著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咪高峰。公訴人一再聲明,江青要對劉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負主要責任,每個證人都帶來一大批對江青不利的證據。
證人中包括劉少奇的廚師郝苗,他曾在獄中呆了六年。「我要發言!」江青刺耳的聲音響徹整個大廳……“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異口同聲地喊道。公訴人拿出有利的證據。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尋找他們“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鏡放在右手中一揮,打斷了江華庭長的話,她向法庭反問:“抄他們家值得大驚小怪嗎?告訴我,你們現在難道沒有抄過我的家?”她不顧一切地接著又說:“破四舊(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下達的一項指示)必然導致抄家,這是革命行動。”
檢察長黃火青說,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人大代表未經全國人大或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不受逮捕或審訊。那麼,你江青有什麼理由剝奪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頭靠在椅子上,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當公訴人提到她三十年代的活動是「反革命活動」時,江青像只熊一樣蜷縮著,盯著椅子。過後她又跳起來,“這些反革命活動是什麼?”她對著法庭咆哮著。法官沒有說話。當然,空氣中的火花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她作為“藍蘋”的私生活點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靜”和“尊嚴”的打算落空了。五次開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時,江青決心把毛當作她的辯護的靠山。
「江華,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江青透過她的金屬眼鏡框盯著這位法庭庭長。江華似乎吃了一驚,但一會兒之後又冷靜下來。“可以,你問吧。”“法庭是不是刑場?”江青說話就像律師開始盤問證人一樣。“上次法警扭傷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內傷,現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來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緩緩地放在右臂上,法官們在椅子上坐立不安。“還有一件事,我們有約在先,江華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們不讓我說話,你們想妨礙我時就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為對付我的武器。這就是你們對待我的方式,”江青說:“黨內有許多事只是你們這些人不知道罷了,你們清楚,在那個年代,共產黨做了哪些讓你們抱怨的事。你們把什麼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個創造奇蹟、三頭六臂的巨人。我只是黨的一個領導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詆毀毛澤東主席!”
當她講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進來阻止她。江青冷笑著說:「既然你們不讓我講話,為什麼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薩來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顆炸彈。“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佈:“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結果,法庭上又是大亂。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個信條:“我無法無天。”陣陣鈴聲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禮堂,這時聽眾們鼓起掌來。
本文摘自《江青全傳》,[美]R·特里爾 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