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廠與上海工人一起歡度五一國際勞動節，右三為柯慶施（資料圖）
柯慶施在人們的心目中，似是一個蓋棺而未論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說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麼十分重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了一生；另有人說，不，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不早病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對人的評價，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可以隨意抹紅或抹黑的。
柯慶施是中共一位老黨員，1922年入黨，據說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和列寧握過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柯的仕途並不順利，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妻子跳井自盡。建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時，可謂權傾一時，威震一方。由於柯個子長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時人們叫柯慶施為「大個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後，柯地位升遷很快，加上他一臉嚴肅，不苟言笑，走路蹣跚，背又有點駝，人們又改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在中央開會時也對他戲稱“柯老”，從此“柯老”就成了對他的尊稱，其實那時他只有五十多歲。
我於1957年因「嚴重思想右傾」，被撤掉《勞動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並擔任評論員。1963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間，除每半個月為《解放》雜誌寫一篇評論員文稿外，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曾為他們起草講話、工作報告、理論文章約六十餘篇，並五次隨從他們一起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又多次跟柯慶施到基層單位調查研究，與他們有比較多的接觸。我不了解柯慶旋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只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一些具體事實，供讀者了解柯慶施的若干情況。我所記憶的事實並不連貫，確切日期也難記清，但這些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柯慶施到上海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寫成後，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毛要胡喬木、田家英作了較多修改，浙江陳冰和上海張春橋也一起參加，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報告的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它是依據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精神起草的。報告提出，上海雖然面對台灣海峽，要加強戰備，但要利用和平時機，發展生產，發揮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報告概括為「充分利用，合理髮展」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一方針。特別是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更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對柯慶施說：“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好，乘長風破萬里浪，搞革命，搞建設，就要有這種精神狀態。”毛澤東還把上海一個地區的黨代會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想把這個報告作為動員全國大躍進的一個輿論準備。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這個“八字”方針對上海建設工作確有重大轉折的積極意義，也使柯慶施進一步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影院向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台上大聲對柯慶施說：“你們放得不夠”，“只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裏，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志，如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以及一批地下黨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划進去，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
「 大躍進」的號角一吹晌，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佔有不小的比重。柯為響應毛澤東全民大鍊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鍊鋼。那時我在《解放》雜誌，是市委機關黨委的一個支部。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鍊鋼？柯說城裏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鍊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
這期間，毛澤東到上海鋼廠和機械廠視察，提出「趕美超英」的口號。柯慶施也緊跟著到工廠作動員。由於上海是工業大城市，西方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後，許多原材料進口不了，發展生產遭到嚴重困難。在毛澤東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廣大職工發揮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協作，自力更生地造出萬噸水壓機，用小的動力機加工製造出百噸、幾百噸大型機械設備，工人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確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毛澤東參觀後，大為欣賞，馬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全民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講條件，用政治挂帥代替實際需要，把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誇風，廠廠、人人大搞車子化、超聲波化，勞民傷財，搞了大大小小許多設備，在生產上派不了用場。這樣做的後果，把科學技術簡單化了，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制誇大了，正確的東西反而變成謬誤。柯慶施是安徽歙縣人，讀過簡易師範，又在北京和東北一些大城市做過地下工作，有一些見識，但對於搞工業、辦經濟卻不在行。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以為政治挂帥可以代替一切，推動一切，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種「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也不能都歸咎於地方領導人。
搞一言堂使黨內生活很不正常
由於柯慶施是市委第一書記，在當時黨政體制下，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一錘定音，一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兩名中央委員，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一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陳丕顯分工抓農業和基本建設，在上海建設衛星城鎮的規劃中，閔行區是大工業區，有製造電站成套設備的大廠，貨運繁忙，在上海與閔行之間需要建造一條一級公路，佔用了一些農田，這本來是必需的，無可非議的。不料，柯在視察後大發雷霆，藉此大做文章，批評說，你們要不要吃飯了，佔用了農田，天上會掉下糧食嗎? 馬路造得如此之寬，是典型的大少爺作風。他在市委會上反覆批評，還召開全市幹部大會，要市委一位副秘書長代表作公開檢討，實際上是整陳丕顯。現在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條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寬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按：即七千人大會)，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只好寫了一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陳在會議期間要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一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著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你們這樣寫是什麼意思，你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麼民主?”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一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真是霸氣十足。其實這個所謂的檢討，什麼也未檢討出來，連“發揚民主不夠”這句話也成了犯忌的話了。
有一次，我為柯慶施起草一篇機械工業部在上海召開全國現場會上的講話，會議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要開的，並指定柯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講話稿我改了幾遍，柯認為滿意，可是，在最後一次討論稿子時，他突然發火了，而且火氣很旺，說：「馬達，你看過主席批示的電報嗎? 你知道開這個會是誰講話嗎? 你說，你說……」我頓時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氣批了二十來分鐘，我坐立不安，渾身冒汗，等我冷靜下來，把講話稿拿過來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來講話稿開頭，只寫了他是市委第一書記，未寫政治局委員，因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講話的，由於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這時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伏案工作的柯慶施（資料圖）
這裏我要插一段故事。柯慶施在黨員幹部大會上，多次聲色俱厲地批評有些幹部跳舞。當時一些機關每個周末組織一次跳交誼舞的晚會，是休閑娛樂性質。柯在大會上批評說，有些幹部做工作沒有心思，熱衷於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他指示市委機關今後不准跳舞。許多幹部不以為然，但也無可奈何，我的確沒有看到過柯在市委機關跳舞。可是，一次毛澤東來上海，準備住兩三天，柯連聲關照市委辦公廳要組織舞會。文化俱樂部( 現為花園飯店) 有較好的舞池，由辦公廳通知，派汽車把戲劇學校、歌劇院、芭蕾舞學校等文藝單位的女同志，接來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澤東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個個投入他的懷抱。而令我驚訝的是，柯慶施居然違反自己訂下的禁令，也走進舞池扭起來了。
在市委機關，有一位副書記和一位副部長喜歡歷朝字畫，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並選購一點，這件事被柯慶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會上，他多次進行批評，說有的領導同志不去基層調查研究，卻去淘古董，你們要風流，這是玩物喪志呀。對於這種任意上綱的批評，到會的人聽了無不驚訝。柯慶施對報紙抓得很緊，他是認真貫徹毛澤東「第一書記要親自抓報紙」指示的。不過，他所謂的抓，主要是批評，而且習慣於上綱上線的批評。那時《解放日報》的正副總編輯聽到柯慶施要找他們談話，都十分緊張，無事不敢走進他的辦公室和家門，柯反而責怪他們：我家門口有棍子嗎? 你們為什麼怕到我這裏來？當時中東戰爭正在進行，《解放日報》國際版一條新聞的標題標得客觀了一些，這本不是一件什麼大事，今後注意就是了。由於當時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講了國際形勢問題，柯馬上拿這個例子來批評，說這是你們站在哪一邊的立場問題，是有沒有階級鬥爭觀念問題。又有一次，《文匯報》學術版發表了著名經濟學家沈志遠的文章，說社會主義只有實行按勞分配政策，才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分配不當也會造成社會不公。我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可是柯慶施看了十分惱火，要我把《文匯報》總編輯找來責問：你們發表沈志遠的文章是什麼意思? 他是民盟，是黨外人士，難道我們黨制定的政策還要他們黨外人士來解釋嗎？我在場聽了柯的話，感到不可理解，一個人頭腦被「左」的思想堵塞了，連是非也不講了。
從許許多多事實來看，柯慶施完全是按毛澤東那套「左」的思想體系去思想和行動的，有些方面在全國起著帶頭羊的作用。柯慶施搞一言堂，愛整人，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在上海乾部中是有議論的。不過，在中央內部體制的過分集中和缺乏監督，黨內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必然會產生，而且也難以自行糾正。這種「左」的錯誤，儘管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但這種錯誤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者只表現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領導幹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而對這種錯誤的清算，不能只追究個人的品質和責任，而要從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糾正錯誤及其影響，從改革體制和制度上去解決。
有政治頭腦，勤懇工作，律己清廉
柯慶施在領導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線的錯誤，但在個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風上，也有一些應該肯定的地方。在我和他接觸中了解到，柯慶施雖身處高位，但並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學無術、吹牛拍馬的人，他有政治頭腦，考慮大事，善於遇事作分析，儘管受「左」的思想體系的羈絆，但和庸庸碌碌、忙於事務的人不能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報，在辦公桌上放著當天出版的本市各大報和《人民日報》。他白天開會辦公，晚上在家看書，批閱人民來信和找人談話，極少應酬和出外遊玩，他唯一的娛樂，就是和秘書、司機等打一種叫“捉豬”“捉羊”的撲克遊戲，方法比較簡單，可以計分。我的辦公室在市委辦公樓的隔壁，僅十幾步之遙，晚飯後柯每天在宿舍院子裏散步，他經常叫秘書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詢問我一些問題， 比如，“ 我看到人民來信說豬肉漲價，你到菜市場去看過嗎?”“有人反映，市區來往的貨車空載約佔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個調查?”“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書，哪個版本寫得好些?”等等。他從不問吃喝玩樂的事，也不談與工作不相干的事，邊走邊談，思想開放，聽得進意見，對話也很自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戲”的那個人，而是一門心思考慮工作的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還原為一個平易近人的人。
柯慶施在一些場合，跟著毛澤東的指揮棒「吹喇叭」，但他冷靜下來也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突出的一個例子，是1961 年初，那是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需要調整，柯也感到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問題。他既對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標感到有失偏頗，也對有人主張「大躍進」要下馬錶示堅決反對。這時薄一波送給他一份關於上鋼一廠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缺乏分析，列舉了一大堆困難和問題，結論也比較悲觀。柯看了以後，要我帶一個工作組去上鋼一廠蹲點調查，反覆交待我：情況要摸實，原因要找准。我們深入調查了兩個多月，對產品質量、原材料浪費、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等問題，比較全面客觀地作了了解。在我們調查期間，他要我向他詳細彙報了三次，他還專門召集市委常委會，要我根據調查發現的上鋼一廠存在的問題，就精簡機構、企業管理問題作專題彙報。調查完畢以後，柯又和我們及辦公廳同志一起討論，寫了《不斷致力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長篇理論文章。這次調查，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我認為柯慶施是費了一番心思的。柯平時也經常下廠，和其他許多領導幹部一樣，看看、聽聽、說說就走過場了，但也有比別人認真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協昌縫紉機廠作調查，他參觀了各個車間，了解了產品質量情況，最後走到廠黨委辦公室。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四周掛滿了各種得獎的錦旗，從完成國家計划到治安、衛生、掃盲都有，這種做法各廠相同，我也習以為常。不料柯慶施看了，很不以為然，馬上批評說，你們在錦旗下面辦公，可以自滿自足了吧。幾位廠幹部不解其意。接著，柯具體詢問了廠里生產、思想工作、後勤工作情況，邊聽邊指出一些不足之處。臨走時說，我勸你們把錦旗拿下來，掛到廠里公共場所，你們自己還是多找些差距，好好改進工作吧。我在擔任市委副秘書長期間，主要職責是起草、審閱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給中央的報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等。工作是市委領導人親自抓的，文件、報告是代表市委寫的，當然寫這些文件報告要由市委領導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有的領導人對下面情況不了解，自己又無主見，而是到處看風、聽風，摸中央有什麼新精神、新氣候，以投領導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時，東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無所適從，無處下筆。在我接觸的領導人中，柯慶施是有頭腦、有主見的，他事先反覆醞釀，從一開始就講出自己的領導意圖，到大體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沒有「朝三暮四’’的事。在市委常委會討論文件時，對有些不合理的意見，他不是全包下來，一股腦兒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擇善而從。不但如此，柯在起草報告中，還注意從理論上概括一些問題。記得1959年，廬山會議後，柯準備要在全市幹部中講一講反浪費問題，我把講話稿起草好，他覺得在思想認識上還未說清楚。他問我：馬( 克思) 恩( 格斯)在哪本書中比較多地談到反浪費問題呀，我想了一想回答說，好像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最後一節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叫我把書翻出來，我們一邊學習一邊議論，把要講的幾個問題又從思想認識上作了進一步的闡明。有一次，柯慶施陪毛澤東到上海郊區視察，毛突然發問：“柯老啊，你可知道，為什麼叫上海呀？」柯一時語塞。回到辦公室，他連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處。一時間到哪裏去查啊，我翻了上海縣的地方志，並未有詳細記載。毛澤東知道後笑著對柯說，上海這個地方原是海灘漁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後來我又查了有關書籍，果然如此。
柯慶施的生活比較簡樸，除香煙不離手，偶爾喝幾口老酒外，沒有什麼更多的嗜好。成天開會，找幹部談話，也從不到賓館酒樓和娛樂場所。除了按規定，他享有一些煙、油、肉等特殊供應外，應該說他是廉潔的，不像有的領導幹部講排場，搞宴請，下鄉時大吃大喝。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在臨近春節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裏談修改報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務的幹部拎著一隻金華大火腿送來，他一進門，柯就問你這是從哪裏弄來的，未等來人的回答，柯聲色俱厲地說：「你給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斷你的腿。」這位幹部嚇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裏，心想，大家都說，到柯慶施家串門的人很少，大家對他有點敬而遠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請客送禮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評價一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一個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質，像一副多稜鏡，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觸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點點滴滴而已。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 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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