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菱艷》（1948）
說起「內參片」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上海電影譯制廠。「內參片」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因為當全國所有的文藝單位、電影廠幾乎都停產鬧革命時，只有上海電影譯制廠從1970年初一直忙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止，都在忙於譯制「內參片」。上譯廠跟著「內參片」而聞名全國。當時社會上流傳“路道粗的人”就是能看上譯廠「內參片」的人。
我當年是上影演員劇團的演員，在奉賢「電影五七幹校」勞動、學習。劇團的演員按編製分歸海燕、天馬兩個電影製片廠。1970年，我們海燕廠演員高博、仲星火、康泰突然被借到上海電影譯制廠參加工作。當時譯制廠在萬航渡路，和美術電影製片廠在一個大門裏。他們去幹什麼均屬保密，工作結束後回幹校什麼也不能說，當然誰也不便去問，神秘極了，只聽工宣隊說：他們是去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重要任務，聽上去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沒想到1971年初我也被從“五七幹校”調上譯廠參加工作，更沒有想到我居然從此就留在上譯廠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
什麼是「內參片」
當年「內參片」搞得挺神秘，說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內部參考片。上譯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都譯制過少量的參考片，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數首長和外事部門的人員觀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動態。而「文革」後期集中譯制了幾十部「內參片」，這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從「內參片」的內容來看，並非社會上所流傳的那種說法——“四人幫”要看的黃色影片——這完全是一種誤傳。「內參片」有分類，編號如“特內”、“滬內”、“影外”、“影資”，下達譯制任務時只說編號不說片名。其中有江青私人保留的美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藝片，如後來公映的《魂斷藍橋》，也有一大批歐美拍攝的最新故事影片，其中有描寫外國宮廷政變的，有講暗殺活動的影片，如《女人比男人更凶殘》、《被玷污的勳章》等。
「內參片」中有一類影片政治目的是很明顯的，比如日本鼓吹軍國主義復活的影片如《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虎虎虎》。我們還譯制了一批蘇聯拍攝的反映二戰時期的影片，如《朱可夫》、《解放》（上中下）。
這期間譯制「內參片」有嚴格的規定。首先是嚴格保密，所有參加譯制工作的人員一律不得外傳片名、影片內容，配音用的對白劇本不得帶回家，配音完成後一律上交、統一處理。凡是不參加這部影片譯制工作的，不管是廠內領導、工軍宣隊，甚至局一級的領導也一律不得看片，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命令。其二，這些「內參片」譯制完成後統一由徐景賢（當時稱他為徐老三）審查，印製拷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膠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來上海取片。當時譯制廠是直接受市委領導，也就是徐老三的領導，「內參片」的一切事務他說了算。
《解放》（1969）
《女人比男人更凶殘》（1967）
晚上加班譯片 白天批判「消毒」
譯制「內參片」期間的怪事、趣聞也挺多。
當時譯制「內參片」都是“特急”、“加快”的命令，弄得我們長時間加班加點，每天夜裏十一二點才到家，有時乾脆睡在廠里，因為第二天早上八點鐘必須趕到廠里參加“天天讀”，這一小時是雷打不動的。開始大家還能咬咬牙堅持，時間長了就不行了，打盹是免不了的。實際上工軍宣傳隊跟我們也差不多，手裏拿著“紅寶書”也在那裏打盹。戲重的演員就利用這一小時背台詞，桌上放一本“紅寶書”下面是一本台詞本。
更荒謬的是當時上面下達了一條嚴格指示——每部影片譯制完成後，所有參加工作的人員必須開展大批判，肅清影片對我們的毒害，叫「消毒」。當時讓我負責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會必須有重點發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誅筆伐”。所以在影片進行工作時，我就跟翻譯、導演、配主角的演員打好招呼，早作大批判的準備；同時也組織寫批判稿的快手蘇秀、伍經緯，查閱一些資料作系統的批判。工軍宣傳隊也參加每次批判會，實際上是一種監督，他們每次都要寫簡報向上報告。
影片搞多了，批判內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這些影片是在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宣揚愛情至上、美化資本家、鼓吹階級調和、毒害勞動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塗脂抹粉……有一次配音演員潘我源私下發牢騷：批來批去怎麼幾句話搗軲轆轉，煩人，還不如讓大家休息休息有精力把戲配好。高博早就對我說過：「小孫，批判稿都留著，下次批判換個片名、換個主角名字又好用了。」
徐老三（景賢）對我們廠搞影片大批判還特別關心。有一天快下班時，老廠長陳敘一對我說，下班後留下來，晚上徐景賢來廠審片。當時有規定，「內參片」完成（對白）後立即通知徐景賢。中央明確由他來廠審查，有時把片子送康辦（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由他審看，由於在康辦放映對白雙片（有兩條片子，一條是畫面，一條是對白）不方便，多數是徐景賢來廠審看。審片時規定該片導演陪同看片，以便隨時回答徐的提問，或記下修改意見。所以那天我很奇怪幹嗎讓我也參加？晚上准七點，徐景賢坐著小車來廠看片。老廠長這時悄悄對我說：“萬一徐景賢要問起影片大批判來，你就彙報。”看完影片，徐景賢對配音很滿意，我們送他上車，我正在慶幸用不著說大批判的事兒了，沒想到徐景賢突然關上汽車門轉身問老廠長：“你們影片的大批判還進行嗎？”老廠長示意讓我彙報。“影片的大批判照常進行，從不間斷，有時因為配音太忙，兩三部影片會合併在一起開展批判，有重點發言，並做到聯繫思想實際，人人口誅筆伐。”徐說：“這樣好，這樣好。再忙，大批判、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也不能放鬆。”他這才上車走了。我對老廠長說：“老頭兒，你真神了，你怎麼會知道徐老三今天要問大批判的事情？”老廠長說：“你留心看看最近的報紙就知道了，每天都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
《魂斷藍橋》 (1940)
《虎！虎！虎！》（1970）
「殺人」“放火”嚇壞居民
譯制「內參片」期間還發生了擾民事件。上譯廠當時的工作條件很差，錄音棚搭建在二樓的大陽台上，是個又小又悶的標準“漏音棚”。可這個“漏音棚”功不可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這裏錄了三四百部譯製片。
擾民事件是這樣發生的。有些戲需要有殘響、混響聲，必須在棚外過道里安裝大喇叭，要開棚錄，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聲。現在錄音時不用這樣麻煩，開個混響器就解決了。當時這些戲一般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靜時錄。開始我們沒有注意。「著火啦，快來救火啊！」“殺人啦，快來救命，救命！”——這樣的台詞喊聲把廠周邊的老百姓驚醒了。“哪裏著火了？”“誰殺人啦？”很多居民走出家門詢問出什麼事啦！錄戲只好停下來，第二天工軍宣隊去廠周邊的居委會向居民作解說工作。從那以後凡是晚上要錄大混響聲，都得事先向廠周邊的居民幹部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不然我們錄日本的那幾部反映軍國主義復活的影片，周邊的老百姓肯定是要聯合起來圍攻上譯廠，因為片中的台詞有“大日本天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赤膊上陣」一度也傳為笑談。每到夏天，在棚里錄戲實在是受罪。錄音棚又小又悶，只有兩個舊電風扇，有時進棚的演員又很多，棚內溫度高達40℃。每天都要買幾大塊冰塊放在大木盒裏，電風扇吹著降降溫。可正式錄音時，紅燈一亮，電扇就得馬上關掉，避免有雜音。演員進棚錄音如同洗桑拿。有一次全是男演員的戲，演員康泰（已故）實在熱得受不了啦，什麼也不顧帶頭把汗衫脫了，只穿短褲衩，赤膊上陣配音。後來我和高博一直拿康泰開玩笑：“你為‘四人幫’真賣力，赤膊上陣配黃色影片。” 康泰說：“去你們的！當心我揍你們。”
「內參片」的得與失
現在回過頭來看，「文革」後期譯制這一大批「內參片」還是有得有失的。
首先這些「內參片」中很多影片讓上級了解了世界動態。周總理曾指出：日本的《戰爭與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表面上反法西斯，實際上卻在歌頌軍國主義，影片內容很毒，要讓我們的外國使節們了解。李先念同志對幾部日本影片也有過指示：可以在內部小範圍發行、看看影片，事實證明日本在復活軍國主義。
其二，「文革」中搞了八個樣板戲，我們譯制了一大批歐美影片，為樣板戲的創作人員提供了參考片。如影片《紅菱艷》，芭蕾舞劇組的同志跟我聊過，這部影片很有借鑒作用，還說看了多部上譯廠譯制的「內參片」很有啟發，不然我們太閉塞了。
其三，這些影片在我國電影事業恢復期間，讓電影工作者補上了一課：了解「文革」中斷的外國電影生產創作情況。對中國電影后來的復興，上譯廠應該說出了一份力。
其四，當時能參加譯製片工作的人都會感到是一件幸事，又看片學習，又不荒廢自己的業務，極大地鍛煉了譯制廠的創作隊伍，這期間又培養了一批新人，上譯廠第二代的配音演員大多數是那個時候鍛鍊出來的。
要說失也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大群眾觀看外國影片的權利被剝奪了，當時的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及幾部阿爾巴尼亞、朝鮮影片，讓全國人民度過了一個封閉、文化饑渴的年代。這樣的歷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作者繫上海電影譯制廠譯制導演）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30年代江青出演電影的劇照
徐明清記得，那一天，田沅忽然陪著一位山東姑娘來到工學團。她細高個子，穿一件藍布旗袍，長得俊俏而性情活潑。這姑娘就是李雲鶴，即後來的江青，而當時的名字叫李鶴。
徐明清那時的名字叫徐一冰，雖然她只比江青大三歲，政治上卻比江青成熟得多。她不僅領導著「晨更工學團」，而且還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的常委。
田沅介紹說，李鶴剛從山東來上海，想在工學團謀點事。徐明清看江青不僅識字，還能唱歌、演戲，工學團當時正好缺教員，就把她留了下來。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
工學團其實是個很鬆散的組織，並非正規學校。最初只是借用陳更村幾間農舍辦學，非常簡陋，經費也極拮据，靠著一位「交際家」、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際股的股長黃警頑在外募捐，使「晨更」得以維持。
「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當時只有一碗飯吃，並沒有工資。江青在那裏除了教學員認字外，還和田沅一起，編演一些小節目，諸如田漢編劇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組織學員到附近農村演出，宣傳抗日救亡。
當時晨更工學團里的女教員並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她們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樓頂上的閣樓，每天爬著竹扶梯上去。小閣樓上只有一扇老虎窗，沒有床，三個姑娘在木樓板上鋪了草席就可以睡覺。
三個女教員的關係很融洽。彼此稱呼都很親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喚江青“小李”，而對李素貞，她倆都稱呼“寧波李”，“寧波李”是共青團員，受徐明清領導，江青因為沒有組織關係，只是作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員、進步青年，沒有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因為她會演戲，當時參加了“劇聯”，後來又參加了「教聯」。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髮，一身藍布旗袍，從不塗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很活潑，教唱歌、演戲，跟女友們相處得不錯。
可是每當一回到小閣樓里，江青往往就判若兩人，常常獨自唉聲嘆氣，久久凝視著北方，一言不發。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於問她。有時，江青從身邊掏出一封信，細細地看，看完又收了起來。
很偶然，有一次這封信掉在了小閣樓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來。出於好奇，也出於想了解江青究竟為何苦悶，她打開了這封信。一邊看，一邊不由得大笑起來。
許多年過去了，但徐明清仍記得，那封信開頭的稱呼是「進子」兩字(江青的原名李進孩，又叫李進)，落款是“小俞”。雖然時隔七十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記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看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為什麼苦悶。
當徐明清把信交還給江青時，問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裏話。「小俞是我的愛人。這封信，是我們談戀愛時，他寫給我的。我們結婚以後，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裏！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勸慰了江青一陣，要她不要過於擔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當時徐明清對江青的身世和來「晨更」前的經歷並不清楚，直到後來，才慢慢知曉了這些謎。
30年代的江青靚麗如花
風華正茂的江青
江青1914年出生於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雲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娶了兩個妻子，李雲鶴為庶出。
1926年，李雲鶴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罵，帶著12歲的女兒離開了諸城，投奔親戚，又隨親戚從天津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李雲鶴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並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裏，她結識了當時頗具社會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的趙太侔。一年多後，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係，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一個物理系的19歲的學生，深刻影響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
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 「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並和他墜入了愛河。
當時俞家是名門望族，俞啟威是俞家老三，人稱三少爺，但他卻沒有什麼少爺架子，進入大學後，思想更加傾向進步。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後不久，俞啟威便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後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後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相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當時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大名鼎鼎，江青想通過這個關係，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的一幕。俞啟威，也就是給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後來改名叫黃敬，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裡，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之後，又重新入了團。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 俞啟威。他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裏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啟威後，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棲身處。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藉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裏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裏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幾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雲古。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夥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李雲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雲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後，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著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豐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裏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穫，他們並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即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託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於是，就著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後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後，特務曾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幹事鍾紹琴，證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後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
江青被保釋出獄後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啟威從上海寄出的信。原來他從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媽媽家裏，江青也暫住那裏。小俞說，江青出獄後，心情一直很沉重，鬱鬱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並留下了他大媽媽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徵求了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媽媽家。她記得她家住在靜安寺路的一條弄堂里，房子頗豪華。在那裏，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剛出獄後的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裏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她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公安局彙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她得知母親病重，就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親。組織上說，你把李鶴也帶上吧，避一避風頭。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願意去山窩窩裏，就跟她說了，誰知，江青很樂意地表示願意去，因為當時江青在「大媽媽」家的日子十分難熬，正巴不得能換一個棲身之處。
江青本來就不受俞家歡迎，這次保釋出獄後，是俞啟威硬磨著才讓她住了下來，但不久俞家人就對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時俞啟威也感覺束手無策，毫無辦法。江青爽快地答應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臨海，讓俞啟威也覺得是解決目前窘境的好辦法。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上海。走的那天，俞啟威到十六鋪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的家鄉，在浙江臨海縣的南坳村。那兒離縣城有幾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幾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綠竹叢叢的山坳中，是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裡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農民見到了這位講一口標準「國語」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說江青是她的同學，村裏的鄉親都對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親是中醫，家中有幾畝薄地，幾間小屋。母親雖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鄉，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間小屋。
江青從小生長在北方，對秀麗的江南山村風光很感興趣，加上這裏環境幽靜，無人來打擾她，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江青初來時，每天仍發低燒，雙頰紅暈，不停地咳嗽，很長時間也沒有月經。徐明清就請父親為江青看病，經父親診斷，說她得了「肺癆」。
徐明清父親給江青開方用了一些中草藥後，江青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醫學院西醫專業的學生，徐明清也請他為江青看病，他說江青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縣城裏給江青買一些西藥。就這樣，經中西醫結合的精心治療，江青的低燒漸退，月經也恢復正常，身體很快康復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陽。江青閑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侯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還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完全恢復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從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後顯然很愉悅，她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裏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著，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並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裏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乾糧，並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對徐明清的照顧關切，江青很是感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她說:「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親和親友的診治照顧，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她點了點頭，踏上了開往上海的汽車。
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個多月以後，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如果說，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確實有一段密切關係的話，是因為在徐明清眼裏，那時的江青，還是個熱情嚮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當她兩度遭遇挫折和磨難時，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幫她度過了難關，讓她得以休養生息，重振旗鼓，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為人的品德。
其實，無論對江青，還是對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而對於江青來說，徐明清可以說是有恩於她的人。對於這一點，在「文革」前徐明清從來沒有自己張揚過，而當江青後來自身的地位發生變化後，也很不願提起她在上海期間的往事，因而她們兩人的交往歷史長期不為人知。
1935年春節後，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當時，她是「教聯」的領導成員之一，不僅與小朋友書店、徐家角工學團、新安小學、無錫新犢橋小學保持著聯繫，還主要負責著浦東、兆豐路、楊樹浦三個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們不僅教女工識字，還利用組織午間讀書班，搞演講會、故事會、唱歌、排演戲劇等多種形式，向女工們介紹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地下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革命者隨時會有被捕和生命危險。「教聯」就有多名成員先後被捕，有的同志已犧牲在了敵人屠刀下。
儘管黨組織考慮到徐明清的公開身份和對外工作方便，已盡量減少了她的秘密工作，與夜校女工們的良好關係，也對她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但由於叛徒的告密，徐明清還是遭到了特務們跟蹤，並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 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繫，但他後來自動脫離了「教聯」，回浙江老家了。
為防萬一，警覺起來的徐明清很快採取了行動，她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係做了移交，並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裏，準備隨後迅速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親自帶著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員來到徐明清的住處，他說「徐先生，跟我們到公安局走一趟。」就這樣，徐明清被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裏暗想，一定得設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傳遞給組織。由於她平日裏和夜校的女工們打成一片，對這一帶的地形、環境也非常熟悉，當路過吳家弄59號的夜校女工學生何淑君家門口時，她佯裝肚子疼，要上廁所，趁機敲開了何家的門，她悄悄告訴何淑君，由於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務逮捕，要她趕快轉告黨組織。
被押解到公安局後，面對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並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撲過去與老莫廝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從此徐明清被關進了拘留所，與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裏面蒼蠅、蚊蟲叮咬，馬桶惡臭，一關就是3個月，但敵人始終沒有查出徐明清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有什麼關係。在此之後，徐明清又被轉押到了杭州。
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而來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後一直與王洞若保持著通信聯繫，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幾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後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願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
「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後，上海局勢動蕩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 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儘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麼忙呢？ 」 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 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於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佈，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繫，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證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罷，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著急。她會把有關情況反映給上級部門，讓她靜候組織決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彙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裏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蘋啊！”
接著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彙報了。我提到了小俞(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著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 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裏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後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著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裏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