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和毛澤東（資料圖）
葉劍英早就對「四人幫」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原副主任華楠回憶說：
話。他說：「你今晚給我送一本毛主席論教育的語錄來吧。」我意識到葉帥可能有重要指示，心裏非常激動。到葉帥家後，他和我親切握手，然後把我帶去的毛主席論教育的語錄放在一邊。當時我真是百感交集，有一種受盡劫難見親人的感覺，不禁哽咽著說：「葉副主席，毛主席稱讚您是‘呂端大事不糊塗’呀……」
為了緩和我的激動情緒，葉帥讓我先坐下來，寫下解放軍報社領導班子的名單，又詢問了我「文革」當中的經歷，詢問了解放軍報社的情況，談了約一個小時。他重點講的是“真理必勝”。
葉帥說：「現在總理的身體很不好，令人擔心。你要掌握好《解放軍報》，以便穩定軍隊。你們對於張春橋他們的搗亂採取拖的辦法，應付得好，對付他們要千方百計。你要團結報社領導班子的大多數，團結報社的大多數，孤立造反派。不管情況多麼複雜，都要堅信真理必勝！」他說到“真理必勝”這四個字的時候，語氣很重，還握了握拳頭。在葉帥炯炯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他那力挽狂瀾的勇氣和信心。我和他握別時，葉帥又一次強調說：“真理必勝！”
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一方面與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保持經常的聯繫，徵求他們對如何解決「四人幫」的意見；一方面經常和華國鋒接觸，堅決支持他頂住「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切無理要求，決不能讓「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得逞。同時，葉劍英與華國鋒通過深入交談，溝通思想，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取得共識，形成了一致意見。華國鋒曾於1977年3月22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那段時間裡，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進行了接觸，進行過醞釀。”
在黨和人民粉碎「四人幫」的生死搏鬥過程中，汪東興也是一個關鍵人物。由於汪東興長期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局長，是中央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汪東興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華國鋒、葉劍英通過幾次與汪東興的談話，了解到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是堅決站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立場上的。他們一致認為，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一定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至於個人的命運就不考慮了，要考慮黨和國家的命運。
與此同時，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還與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主要負責人粟裕、宋時輪，總參謀部主要負責人楊成武，總政治部主要負責人梁必業，空軍的主要負責人張廷發、吳富善，海軍的主要負責人蕭勁光、蘇振華，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傅崇碧，北京衛戍區的主要負責人吳忠、吳烈等，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要求他們加強戰備，掌握好總部機關、陸海空軍和海防邊防，掌握好部隊，提高警惕，隨時準備對付一切突發事件。
9月21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聶榮臻元帥，派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老部下，當時擔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楊成武去找葉劍英，建議「採取果斷措施」，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華國鋒、葉劍英與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屆全國人大會議（資料圖）
聶帥在《聶榮臻元帥回憶錄》中寫道：
林彪自取滅亡以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繼續陰謀篡黨奪權，為非作歹，幹了大量的罪惡勾當。1976年4月，波瀾壯闊的天安門事件，是對「四人幫」的一次群眾性聲討，結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瘋狂鎮壓。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後，「四人幫」的陰謀活動達到頂點。全黨和全國人民無不感到極大的憤怒，憂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擔憂。1976年9月21日，楊成武同志來看我，他談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和軍隊面臨的嚴重形勢。我把我的擔憂心情也向他說了，要他馬上到葉劍英同志那裏，轉告葉帥：“‘四人幫’一夥是反革命，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四人幫’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經常在會上耍賴，蠻橫不講理，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當即就去了葉帥那裏，回來對我說，葉帥與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樣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馬上找有關同志商量，採取行動，並立即搬家，以防意外。10月5日，葉劍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訴我，已經商量好了，要我放心。
一天，李先念受華國鋒委託，來到葉劍英的住地，兩人攜手進屋坐下後，李先念談了對形勢的看法。葉劍英說，我們同他們(指「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沒有調和的餘地了，要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還要有周密的部署。
隔了一天，葉劍英親自去拜訪華國鋒，兩人單獨進行長談，詳細討論了對「四人幫」及其主要成員實行隔離審查的時間和措施，研究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員通報的步驟以及接管重要新聞單位的人選。
這說明，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已經下定決心，要徹底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剷除這個連續製造了“十年內亂”，弄得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的禍害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取得解決「四人幫」問題的一致意見後，應該著手部署的就是如何選擇適當的時機、採用適當的方式去解決「四人幫」了。
當時，曾經有人主張用召開中央會議的方式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認為，「四人幫」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我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不是一般的鬥爭，其性質已經超出黨內鬥爭的範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必須採取特殊方式徹底解決。葉劍英經過與華國鋒、汪東興的幾次商量，最後決定：以召開會議形式對「四人幫」隔離審查，採取果斷措施，徹底解決，然後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向會議報告。葉劍英說：“這是一著很險的險棋，又非走不可，必須果斷，又要周密。要萬無一失地辦事。”
這時，「四人幫」進一步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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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菱艷》（1948）
說起「內參片」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上海電影譯制廠。「內參片」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因為當全國所有的文藝單位、電影廠幾乎都停產鬧革命時，只有上海電影譯制廠從1970年初一直忙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止，都在忙於譯制「內參片」。上譯廠跟著「內參片」而聞名全國。當時社會上流傳“路道粗的人”就是能看上譯廠「內參片」的人。
我當年是上影演員劇團的演員，在奉賢「電影五七幹校」勞動、學習。劇團的演員按編製分歸海燕、天馬兩個電影製片廠。1970年，我們海燕廠演員高博、仲星火、康泰突然被借到上海電影譯制廠參加工作。當時譯制廠在萬航渡路，和美術電影製片廠在一個大門裏。他們去幹什麼均屬保密，工作結束後回幹校什麼也不能說，當然誰也不便去問，神秘極了，只聽工宣隊說：他們是去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重要任務，聽上去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沒想到1971年初我也被從“五七幹校”調上譯廠參加工作，更沒有想到我居然從此就留在上譯廠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
什麼是「內參片」
當年「內參片」搞得挺神秘，說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內部參考片。上譯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都譯制過少量的參考片，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數首長和外事部門的人員觀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動態。而「文革」後期集中譯制了幾十部「內參片」，這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從「內參片」的內容來看，並非社會上所流傳的那種說法——“四人幫”要看的黃色影片——這完全是一種誤傳。「內參片」有分類，編號如“特內”、“滬內”、“影外”、“影資”，下達譯制任務時只說編號不說片名。其中有江青私人保留的美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藝片，如後來公映的《魂斷藍橋》，也有一大批歐美拍攝的最新故事影片，其中有描寫外國宮廷政變的，有講暗殺活動的影片，如《女人比男人更凶殘》、《被玷污的勳章》等。
「內參片」中有一類影片政治目的是很明顯的，比如日本鼓吹軍國主義復活的影片如《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虎虎虎》。我們還譯制了一批蘇聯拍攝的反映二戰時期的影片，如《朱可夫》、《解放》（上中下）。
這期間譯制「內參片」有嚴格的規定。首先是嚴格保密，所有參加譯制工作的人員一律不得外傳片名、影片內容，配音用的對白劇本不得帶回家，配音完成後一律上交、統一處理。凡是不參加這部影片譯制工作的，不管是廠內領導、工軍宣隊，甚至局一級的領導也一律不得看片，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命令。其二，這些「內參片」譯制完成後統一由徐景賢（當時稱他為徐老三）審查，印製拷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膠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來上海取片。當時譯制廠是直接受市委領導，也就是徐老三的領導，「內參片」的一切事務他說了算。
《解放》（1969）
《女人比男人更凶殘》（1967）
晚上加班譯片 白天批判「消毒」
譯制「內參片」期間的怪事、趣聞也挺多。
當時譯制「內參片」都是“特急”、“加快”的命令，弄得我們長時間加班加點，每天夜裏十一二點才到家，有時乾脆睡在廠里，因為第二天早上八點鐘必須趕到廠里參加“天天讀”，這一小時是雷打不動的。開始大家還能咬咬牙堅持，時間長了就不行了，打盹是免不了的。實際上工軍宣傳隊跟我們也差不多，手裏拿著“紅寶書”也在那裏打盹。戲重的演員就利用這一小時背台詞，桌上放一本“紅寶書”下面是一本台詞本。
更荒謬的是當時上面下達了一條嚴格指示——每部影片譯制完成後，所有參加工作的人員必須開展大批判，肅清影片對我們的毒害，叫「消毒」。當時讓我負責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會必須有重點發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誅筆伐”。所以在影片進行工作時，我就跟翻譯、導演、配主角的演員打好招呼，早作大批判的準備；同時也組織寫批判稿的快手蘇秀、伍經緯，查閱一些資料作系統的批判。工軍宣傳隊也參加每次批判會，實際上是一種監督，他們每次都要寫簡報向上報告。
影片搞多了，批判內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這些影片是在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宣揚愛情至上、美化資本家、鼓吹階級調和、毒害勞動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塗脂抹粉……有一次配音演員潘我源私下發牢騷：批來批去怎麼幾句話搗軲轆轉，煩人，還不如讓大家休息休息有精力把戲配好。高博早就對我說過：「小孫，批判稿都留著，下次批判換個片名、換個主角名字又好用了。」
徐老三（景賢）對我們廠搞影片大批判還特別關心。有一天快下班時，老廠長陳敘一對我說，下班後留下來，晚上徐景賢來廠審片。當時有規定，「內參片」完成（對白）後立即通知徐景賢。中央明確由他來廠審查，有時把片子送康辦（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由他審看，由於在康辦放映對白雙片（有兩條片子，一條是畫面，一條是對白）不方便，多數是徐景賢來廠審看。審片時規定該片導演陪同看片，以便隨時回答徐的提問，或記下修改意見。所以那天我很奇怪幹嗎讓我也參加？晚上准七點，徐景賢坐著小車來廠看片。老廠長這時悄悄對我說：“萬一徐景賢要問起影片大批判來，你就彙報。”看完影片，徐景賢對配音很滿意，我們送他上車，我正在慶幸用不著說大批判的事兒了，沒想到徐景賢突然關上汽車門轉身問老廠長：“你們影片的大批判還進行嗎？”老廠長示意讓我彙報。“影片的大批判照常進行，從不間斷，有時因為配音太忙，兩三部影片會合併在一起開展批判，有重點發言，並做到聯繫思想實際，人人口誅筆伐。”徐說：“這樣好，這樣好。再忙，大批判、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也不能放鬆。”他這才上車走了。我對老廠長說：“老頭兒，你真神了，你怎麼會知道徐老三今天要問大批判的事情？”老廠長說：“你留心看看最近的報紙就知道了，每天都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
《魂斷藍橋》 (1940)
《虎！虎！虎！》（1970）
「殺人」“放火”嚇壞居民
譯制「內參片」期間還發生了擾民事件。上譯廠當時的工作條件很差，錄音棚搭建在二樓的大陽台上，是個又小又悶的標準“漏音棚”。可這個“漏音棚”功不可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這裏錄了三四百部譯製片。
擾民事件是這樣發生的。有些戲需要有殘響、混響聲，必須在棚外過道里安裝大喇叭，要開棚錄，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聲。現在錄音時不用這樣麻煩，開個混響器就解決了。當時這些戲一般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靜時錄。開始我們沒有注意。「著火啦，快來救火啊！」“殺人啦，快來救命，救命！”——這樣的台詞喊聲把廠周邊的老百姓驚醒了。“哪裏著火了？”“誰殺人啦？”很多居民走出家門詢問出什麼事啦！錄戲只好停下來，第二天工軍宣隊去廠周邊的居委會向居民作解說工作。從那以後凡是晚上要錄大混響聲，都得事先向廠周邊的居民幹部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不然我們錄日本的那幾部反映軍國主義復活的影片，周邊的老百姓肯定是要聯合起來圍攻上譯廠，因為片中的台詞有“大日本天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赤膊上陣」一度也傳為笑談。每到夏天，在棚里錄戲實在是受罪。錄音棚又小又悶，只有兩個舊電風扇，有時進棚的演員又很多，棚內溫度高達40℃。每天都要買幾大塊冰塊放在大木盒裏，電風扇吹著降降溫。可正式錄音時，紅燈一亮，電扇就得馬上關掉，避免有雜音。演員進棚錄音如同洗桑拿。有一次全是男演員的戲，演員康泰（已故）實在熱得受不了啦，什麼也不顧帶頭把汗衫脫了，只穿短褲衩，赤膊上陣配音。後來我和高博一直拿康泰開玩笑：“你為‘四人幫’真賣力，赤膊上陣配黃色影片。” 康泰說：“去你們的！當心我揍你們。”
「內參片」的得與失
現在回過頭來看，「文革」後期譯制這一大批「內參片」還是有得有失的。
首先這些「內參片」中很多影片讓上級了解了世界動態。周總理曾指出：日本的《戰爭與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表面上反法西斯，實際上卻在歌頌軍國主義，影片內容很毒，要讓我們的外國使節們了解。李先念同志對幾部日本影片也有過指示：可以在內部小範圍發行、看看影片，事實證明日本在復活軍國主義。
其二，「文革」中搞了八個樣板戲，我們譯制了一大批歐美影片，為樣板戲的創作人員提供了參考片。如影片《紅菱艷》，芭蕾舞劇組的同志跟我聊過，這部影片很有借鑒作用，還說看了多部上譯廠譯制的「內參片」很有啟發，不然我們太閉塞了。
其三，這些影片在我國電影事業恢復期間，讓電影工作者補上了一課：了解「文革」中斷的外國電影生產創作情況。對中國電影后來的復興，上譯廠應該說出了一份力。
其四，當時能參加譯製片工作的人都會感到是一件幸事，又看片學習，又不荒廢自己的業務，極大地鍛煉了譯制廠的創作隊伍，這期間又培養了一批新人，上譯廠第二代的配音演員大多數是那個時候鍛鍊出來的。
要說失也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大群眾觀看外國影片的權利被剝奪了，當時的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及幾部阿爾巴尼亞、朝鮮影片，讓全國人民度過了一個封閉、文化饑渴的年代。這樣的歷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作者繫上海電影譯制廠譯制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