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儘管有貶有褒，卻貶多於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後，只要論及華國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以此為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面評價：“阻撓和拖延恢復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搞‘洋躍進’”，等等。
很長時間裡，筆者相信「一正四負」的評價。近些年來閱讀更多史料和口述回憶後，筆者發現：“一正”的結論過輕，“四負”和衍生的負面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過於武斷。
華國鋒去世後，官方評價有了變化。新華社發表經官方審定的華的生平，有幾點同從前大不一樣的說法：關於粉碎「四人幫」，不只說“有功”，而稱華“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關於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人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進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拋開意識形態色彩不說，至少在事實方面，這次評價還算客觀。至於推行「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崇拜”等等說法，新華社的生平未置一詞。這可能是格於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方改變了結論。
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評價。但蓋棺卻並未論定，關於華國鋒，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粉碎「四人幫」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坊間說法甚多，但不少屬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在缺乏更多公開文獻的情況下，就決策層而言，三位直接當事人——即華國鋒、李先念、吳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視。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李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
吳德在自述里說：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託。這個情節，吳德不是當事人，大概他是從華國鋒那裏得知的，因為吳在自述里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1999年3月9日，張根生向華國鋒詢問粉碎「四人幫」的經過。華告訴張：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
另一位重要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的口述和回憶。只有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葉劍英之侄）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葉劍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暉講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當事人，想必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他再告訴熊向暉和王震，熊向暉又告訴了熊蕾。這個拐了幾道彎的敘述，也許算是一個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2007年出版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葉選基的敘述，以及《葉劍英年譜》的記載，對事情的時間、情節的說法不盡相同，但主要情節是一致的：華先找李，通過李找了葉。這表明，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國鋒。
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毛澤東逝世前後，葉劍英在黨內元老和軍方將帥之間有過私下議論，可以說早有醞釀和考慮。當華委託李轉告此意後，葉劍英與華國鋒一拍即合。葉劍英以其軍方元老的資歷和豐富的政治智慧，憑藉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在黨政軍各界具有極高威望。他同華聯手解決「四人幫」問題，堪稱中流砥柱。
毛去世後，在京的政治局成員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外，劉伯承因病重、吳桂賢因被疑為江青的追隨者不曾與聞此事，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都是華國鋒先後分別商談或打招呼的（據吳德說，倪志福是他個別打的招呼）。這些政治局成員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華的提議，汪、吳、陳（錫聯）、蘇的態度尤其堅決和積極。
解決「四人幫」的方案，也是華國鋒分別同葉劍英、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等人商談的。據華國鋒回憶，他“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並找了汪東興談話，“還與汪東興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靜宜、遲群的煽動上街鬧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華說得更具體：(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參加，我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還說：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採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徵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見。9月26日，華在國務院小禮堂，向李先念、吳德轉告了對「四人幫」採取隔離審查的考慮。李、吳均表支持。三人還分析了形勢以及解決「四人幫」的時間。
《葉劍英年譜》記載，華、葉兩人有三次密談，時間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台等新聞單位的情況。耿飆的回憶，也詳述了華國鋒指示他控制電台、電視台的經過。
台。隨後，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1978年11月，華國鋒在一次談話中概述過事情的經過：「毛主席逝世後，當時中央政治局根本開不成會，一開就鬧。每次去人大會堂開會，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就同葉帥、先念同志商量，這樣拖下去不行，要採取措施，把‘四人幫’及其主要骨幹抓起來。抓‘四人幫’時，問東興同志八三四一部隊有沒有把握。抓王洪文、張春橋是我和葉副主席找他們來開會，由八三四一部隊執行的。姚文元當時住在外面，由北京衛戍區警衛；如果八三四一部隊去抓，可能會同衛戍區部隊發生衝突。當時同吳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陳錫聯同志的工作，通知吳忠去執行。陳錫聯下了命令，要吳忠一切行動聽吳德同志指揮。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也是吳德抓的。」
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主持，華國鋒是抓捕「四人幫」行動所有環節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是“起了決定性作用”。
阻撓鄧小平復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國鋒堅持「批鄧」、阻撓和拖延鄧小平的再次復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
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華宣佈請鄧小平出來工作，葉劍英起了關鍵作用，但這並不能反證華國鋒“阻撓和拖延”了鄧小平的復出，而正好說明華接受了葉的提議。
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之後，鄧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粉碎「四人幫」之後，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小平今後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小平送閱中央文件。王守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回憶錄里也說，是“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決定”，不可能不經過作為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意。
毛毛的回憶與王守江的敘述有一點不同。王守江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劍英安排鄧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後的事情。據毛毛的回憶和《鄧小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院的，這比王守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鄧患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於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放軍三○一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為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據《鄧小平年譜》，鄧住院期間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情況。
恢複閱讀文件，批准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小平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鬆動。很可能華和高層這時已經知會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
鄧閑居西山時，好幾位政治局成員曾前往探望。前引吳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陳錫聯去西山看望鄧，明確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蘇振華、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鄧彙報上海的工作情況。蘇對鄧說：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全國清查「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勢很好，你出來工作的條件也成熟了，請你儘快出來領導我們工作吧！鄧說：我也老了，前台工作還是由華國鋒同志和葉帥他們去做吧，我可以給你們當個顧問。蘇、倪連忙表示：你要出來就不是當顧問，你水平高，經驗豐富，毛主席早有評價，我們都擁護你。
政治局成員看望鄧小平，不會是個人行為，沒有高層決定恢復鄧的工作的背景，斷不會作出這種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論學習組傳達華國鋒在1月6日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關於鄧小平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覆考慮過……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來工作的問題，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頭腦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也告訴與會者：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這些材料表明，華沒有“阻撓”鄧小平復出，而是早已決定恢復鄧的工作。至遲到1977年初，鄧小平的重新復出只是時間問題。
華和高層的打算，是過一段時間再恢復鄧的工作，而不是馬上讓鄧出來。但這不是「拖延」，而是華和高層的一種策略考慮。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執政以後，中共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作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裏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毛逝世後，屍骨未寒，華國鋒等人就抓捕毛的遺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嚴格說來，的確是一次非程序的強力行動，不能不說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抓捕「四人幫」之後，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為鄧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作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和高層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政局的穩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國鋒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後，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麼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華國鋒事後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局。”極力主張恢復鄧小平工作的葉劍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麼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可見，經過一個過程再恢復鄧的工作，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意思，而是高層的共識。
出於策略的考慮，華和高層一方面暗中準備鄧的復出，另一方面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事後看來，華和高層或許有些過慮，對人心向背估計不足，但絕非「拖延」，更不是要“堅持‘批鄧’”、蓄意“阻撓”鄧復出。抓捕「四人幫」之後，華國鋒的公開講話只提過一次「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四人幫」“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鄧另搞一套”。這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後一次公開提及「批鄧」。至於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的字眼。原因不難解釋：1977年1月中央已經決定解決鄧的問題。既然要恢復鄧的工作，當然不會再提「批鄧」。所以，說是繼續「批鄧」，其實不長，三個月而已，而且沒有什麼實際動作。後來對華的指責，是把事實放大了、說重了。
由於中共內外有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華和高層打算1977年1月召開一次中央黨政軍負責人會議，向高級幹部交底。李鑫後來說：「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為華國鋒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後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高級幹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後來中共內外的紛紛議論了。
1977年春天，呼籲鄧復出的聲音更加強烈，已經形成一種輿論氛圍。3月份，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向與會者解釋：「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上，華宣佈：「‘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衊鄧小平同志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經過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事實上，鄧正式復出之前已經參與最高層決策。華國鋒後來說過：“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垢病的，就是「兩個凡是」的問題。「兩個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干係。但事情也不像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麼簡單。
1977年1月，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已經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周恩來，很多內容涉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華國鋒肯定「小平同志的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關於天安門事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人幫’壓制”，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反革命”。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對這些動向，華顯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容忍。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鬥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華和高層不是不解決兩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層設想的步驟解決，以免干擾高層預設的“大局”，其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治底線。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文件指的是《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大概是汪落實華國鋒「要引導」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佈置任務。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東興佈置新任務，為華主席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範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小範圍」就是前述高層準備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華國鋒要在會上講話，要求準備一個講話提綱；學大慶會議則是將在4月份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華也要講話，要起草一個講話稿。李鑫還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裂中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於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輿論。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幹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裏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麼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後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麼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於「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汪東興顯然此前看過L已經起草的稿子。
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里「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裏面。「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里。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後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後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上述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華國鋒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並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國鋒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在這裏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及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注42這個講話，就是前述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那個稿子。講話里「兩個凡是」的表述，與兩報一刊社論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據華國鋒說，講話稿和社論稿分別經政治局討論或傳閱同意。
不久，華就感覺他的講話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華並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後才感覺有毛病的。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事實，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未提過「兩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可以說，作為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實際已經終結。說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不是事實。至於「文革」之後維護毛晚年的理論和實踐，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心理，很難也不應該以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來概括。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麼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小平復出的意思。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意在阻止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鄧力群。據鄧力群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麼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裏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著王老找鄧小平反映。”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鄧小平。鄧表示了對「兩個凡是」提法的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列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王震看望鄧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兩個凡是」問題的。
鄧力群顯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表一篇社論去阻撓鄧的復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釋社論發表之後華還要宣佈準備恢復鄧的工作呢？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批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層就停止了「批鄧」，怎麼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廢止的口號？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說到具體情形，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講的汪東興；至於對華國鋒，只有簡單的政治結論，事實則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連開九次會議批評華國鋒。胡耀邦在發言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後，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後，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幹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華國鋒主政時期，胡耀邦是中組部部長，又曾經與華共事，對華比較了解，他的評論應該有分量。胡耀邦說得很清楚，華沒有反對解放哪個老幹部，只是“不積極，不熱情”。“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當然不是一回事。
事實上，一些史料和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種狀況。以胡耀邦本人為例。1976年「批鄧」運動中，胡耀邦受到嚴厲批判，已經被邊緣化，在家中賦閑。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國鋒、汪東興曾找他談話。談什麼，胡沒有說。據胡耀邦女兒滿妹的著述，華找胡耀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後，經葉劍英提議，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後來是葉劍英出面，胡才答應。
胡績偉的出山，也是華國鋒親自出面。胡績偉「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作為“走資派”打倒。1975年，胡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沒有安排任何職務。1976年10月底，經人舉薦，華專門找胡績偉談調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勝任為由推辭。據胡回憶：“華國鋒笑著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輯（指《人民日報》前主要負責人——引者注）高明？’華國鋒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幹得了，你幹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只好服從。”
張愛萍的復出，同樣是華國鋒親自召見談話的。張愛萍「文革」前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文革」發動之後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獄，1972年4月方出獄。1975年初期復出，任國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鄧」運動中再次被打倒。據張愛萍之子張勝記述，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召見張愛萍，告訴他：專委注”，現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愛萍來了。張勝還記述了華對張愛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
胡耀邦、胡績偉、張愛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胡耀邦、張愛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小平的“黑幹將”。華以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粉碎「四人幫」之後，調整了一批省部級領導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資深官員即“老幹部”或被啟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不會沒有關係。在解放老幹部的問題上，華國鋒未見得都“不積極，不熱情”，他曾對中組部部長鬍耀邦說：“為什麼有些老同志出不來？為何不能互相諒解？習仲勛、宋任窮出來不是很好嗎？周惠要到內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邊多年，為何不讓出來？怕舉逸民。這些都是無產階級的逸民。”
平反冤假錯案，華國鋒也不是毫無作為。據圖們、祝東力的著述，內蒙古最大的冤案「內人黨案」的複查平反報告，就是華國鋒親自修改和審定的。報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複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華國鋒親擬的。據曾志的回憶，胡耀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是華國鋒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於“欽點”而極難複查平反。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時曾試圖解決，因阻力太大無果而終。胡耀邦上任中組部後，即提出複查此案的請求。主管專案的副主席汪東興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問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胡耀邦堅持複查，並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也得到華國鋒支持。華國鋒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央組織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胡耀邦當年說過：華主席對我說，看來六十一個人的問題是可以複查的。讓我們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醞釀。“六十一人案”終獲平反，首功當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組部的幹部也功不可沒，同樣也不能不肯定華國鋒的作用。
華國鋒對上述兩樁重大冤案的處理，固然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是，簡單地以「拖延和阻撓」來判定華國鋒對解決冤假錯案的態度，恐怕也不公道。
「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也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一大錯誤。應當承認，華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不像人們批評的那麼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綱”是毛澤東的語言，指的是“階級鬥爭”。但是細察華說的“階級鬥爭”，並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人民日報》稱：“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幫’。”華“抓綱”的目的在於“治國”，他沿用毛澤東的話，特彆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雖然依舊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產”，畢竟與“只革命、不生產”或“重革命、輕生產”不同。對國民生活，華國鋒也相當關注。甫一粉碎「四人幫」，召開財經工作會議，華要求“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春節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這兩個月不要放鬆”；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
「文革」之後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是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展農業。華否定了「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發展生產力：“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
語言雖然充滿意識形態色彩，但透露出來「抓生產、抓生活」的意向。華主政兩年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性會議，主題都是計劃、生產、科技、教育、財貿、引進等業務，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
按照官方敘述，「重點轉移」是「文革」之後的歷史性轉折，而這個戰略是鄧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還把它說成是與「兩個凡是」較量的結果，若隱若現地划出一條華國鋒與鄧小平對立的線索。事實並非如此。
問題是從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時間提出的，追溯起來，最早還要說是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作的報告。華和高層的設想，是揭批「四人幫」的清查運動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於深人系統地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世界觀”，“是長期的更為艱巨的任務”。注60即揭批「四人幫」分為清查和理論批判兩個方面，清查運動大抵在1977年內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長一段時間；理論批判則作為長期任務進行。
十一大後，協助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從軍隊工作的角度考慮早些結束揭批運動，儘快將軍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8月23日，復出才一個月，鄧小平就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透露了這個意思：“華主席提出當前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是我們的綱，而且一定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但這總也有一個時間限制嘛，這就是說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鄧沒有直接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甚至還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是肯定的”，但強調的重心是“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某個部門總有某個部門的綱”。或許應該更多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鄧的想法，其意圖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體的方式，淡化和置換“階級鬥爭”的“綱”。
其實華國鋒也在考慮結束揭批運動。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結束清查運動。有人要求把清查運動的時間延長一點，華沒有同意，要求還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層並未宣佈結束運動，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底”在哪裏？時過九個月，鄧小平舊話重提。1978年9月，鄧在東北同瀋陽軍區負責人談話，透出對運動過久的不滿：對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麼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總這麼搞下去吧？運動搞得時間過長就厭倦了。有的不疼不癢，沒個目的，搞形式主義。
鄧小平回京後，很可能與華國鋒作過溝通。10月9日，華同「毛著編辦」幾位負責人注65談話，提到鄧小平經過瀋陽時，李德生反映基層群眾對運動有些厭煩。華還說，鄧在東北提出了軍隊結束運動的五條標準。華這時提出的問題與鄧大致相同：現在揭批「四人幫」運動從全黨全國全軍來看，怎樣估計分析，什麼時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這個底怎麼算？在他看來，從理論上批林彪、「四人幫」還可以搞若干年，但這不好把全黨全軍全民全體卷人到裏邊來，多數人怎麼辦？應該轉向新的任務、奮鬥目標。華很清楚，加快經濟建設，加快四個現代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事”。華國鋒考慮，就在這年H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結束運動。迄今為止，這是所見最早提出結束揭批運動、把“轉向新的任務”作為會議議題的材料。高層就此徵求了各地負責人的意見，中央常委商議了此事，政治局開會討論做出了決定。會議前夕，1978年11月5日，華國鋒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談話，告訴他們：“明確明年一月一日就轉。堅決轉。徵求地方同志意見，常委議了，政治局開會也談了，大家都一致贊成，再不轉，工作就耽誤了……基於這個分析，提出重點轉移。”到1978年冬，在「重點轉移」的問題上，華與鄧沒有根本性分歧。
華國鋒唯一有些顧慮的，是如何提政治口號。他的想法，「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或者“提揭批‘四人幫’為綱”，在這個“總口號”之下實現「重點轉移」。這種“兩張皮”的策略，透出華國鋒內心的某種障礙。作為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又長期接受了意識形態的灌輸，華時刻擔心觸碰毛澤東，反覆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為了貶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從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來，根本不是這個意思。”華未必真的想繼續進行過去那種“階級鬥爭”，很可能想以此為盾牌，他不願也不敢在意識形態層面和政治層面有違毛澤東。這一點，華的確不如久經沙場因而謀慮深遠的鄧小平。就這次會議而言，大概也只是在這一點上，華的意見與鄧稍有差異。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一天即宣佈：“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華的講話既沒有提“階級鬥爭為綱”，也沒有宣佈停止“階級鬥爭為綱”，繞開了這個敏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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