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五四運動的論述
倪德剛
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全國青年要和人民大眾結合在一塊。重溫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有關論述，對於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對於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很有意義。
毛澤東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与者，也是我們黨早期的五四運動研究者。說參與，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既到京直接參加五四運動，也是湖南五四運動的領導者。說研究，1939年5月，五四運動20周年之際，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五四運動》，作了一次演講《青年運動的方向》，此外，他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中，多次評價五四運動。重溫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有關論述，對於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對於今日廣大青年全身心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很有意義。
五四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此論意義重大。其一，資產階級革命從理論上講都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範疇，把民主主義革命區分為「新與舊」是毛澤東的首創。可以說，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其二，把五四運動作為「新與舊」的分水嶺，同樣是毛澤東的首創。五四運動不能簡單地看作是青年學生愛國運動。毛澤東說：這次運動青年學生是「帶頭」，主角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登上了中國革命舞台，並隨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為何區分「新與舊」？為何把五四運動作為「分水嶺」？毛澤東分析說：其一，五四運動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因為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時代。其二，這種革命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其三，這種革命在經濟上是把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其四，這種革命在文化上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的。
毛澤東的結論：一是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二是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發生的。三是這種新式革命，五四運動後的指導者屬於無產階級了。
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五四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從思想準備上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以五四運動前與後對比的方式，專門論述了思想準備問題。第一，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廣泛傳播，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第二，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這個文化生力軍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式，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第三，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新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所以，這就從思想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充分的準備。
從幹部準備上說，我們黨的早期建黨者和領導骨幹、黨員骨幹大多數都是從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以「南陳北李」建黨為例。五四時期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輿論陣地，影響了一代進步青年。十月革命後，李大釗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發表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和演說，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聚集了鄧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建黨準備了大批骨幹。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
全國青年要和人民大眾結合在一塊
五四運動以來，青年們起到了先鋒隊作用。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演講中說，由學生們參加的五四運動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
全國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毛澤東在充分肯定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是先鋒隊和革命的重要方面軍的同時，他強調：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
全國青年們，努力啊！毛澤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希望全國的青年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繼續發揚五四精神，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不辜負黨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託，不辜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情寄語新時代中國青年，明確提出樹立遠大理想、熱愛偉大祖國、擔當時代責任、勇於砥礪奮鬥、練就過硬本領、錘鍊品德修為6點希望，為青年的成長提供了遵循、為青春的航程指明了方向。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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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儘管有貶有褒，卻貶多於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後，只要論及華國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以此為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面評價：“阻撓和拖延恢復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搞‘洋躍進’”，等等。
很長時間裡，筆者相信「一正四負」的評價。近些年來閱讀更多史料和口述回憶後，筆者發現：“一正”的結論過輕，“四負”和衍生的負面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過於武斷。
華國鋒去世後，官方評價有了變化。新華社發表經官方審定的華的生平，有幾點同從前大不一樣的說法：關於粉碎「四人幫」，不只說“有功”，而稱華“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關於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人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進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拋開意識形態色彩不說，至少在事實方面，這次評價還算客觀。至於推行「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崇拜”等等說法，新華社的生平未置一詞。這可能是格於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方改變了結論。
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評價。但蓋棺卻並未論定，關於華國鋒，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粉碎「四人幫」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坊間說法甚多，但不少屬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在缺乏更多公開文獻的情況下，就決策層而言，三位直接當事人——即華國鋒、李先念、吳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視。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李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
吳德在自述里說：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託。這個情節，吳德不是當事人，大概他是從華國鋒那裏得知的，因為吳在自述里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1999年3月9日，張根生向華國鋒詢問粉碎「四人幫」的經過。華告訴張：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
另一位重要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的口述和回憶。只有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葉劍英之侄）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葉劍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暉講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當事人，想必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他再告訴熊向暉和王震，熊向暉又告訴了熊蕾。這個拐了幾道彎的敘述，也許算是一個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2007年出版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葉選基的敘述，以及《葉劍英年譜》的記載，對事情的時間、情節的說法不盡相同，但主要情節是一致的：華先找李，通過李找了葉。這表明，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國鋒。
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毛澤東逝世前後，葉劍英在黨內元老和軍方將帥之間有過私下議論，可以說早有醞釀和考慮。當華委託李轉告此意後，葉劍英與華國鋒一拍即合。葉劍英以其軍方元老的資歷和豐富的政治智慧，憑藉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在黨政軍各界具有極高威望。他同華聯手解決「四人幫」問題，堪稱中流砥柱。
毛去世後，在京的政治局成員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外，劉伯承因病重、吳桂賢因被疑為江青的追隨者不曾與聞此事，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都是華國鋒先後分別商談或打招呼的（據吳德說，倪志福是他個別打的招呼）。這些政治局成員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華的提議，汪、吳、陳（錫聯）、蘇的態度尤其堅決和積極。
解決「四人幫」的方案，也是華國鋒分別同葉劍英、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等人商談的。據華國鋒回憶，他“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並找了汪東興談話，“還與汪東興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靜宜、遲群的煽動上街鬧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華說得更具體：(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參加，我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還說：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採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徵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見。9月26日，華在國務院小禮堂，向李先念、吳德轉告了對「四人幫」採取隔離審查的考慮。李、吳均表支持。三人還分析了形勢以及解決「四人幫」的時間。
《葉劍英年譜》記載，華、葉兩人有三次密談，時間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台等新聞單位的情況。耿飆的回憶，也詳述了華國鋒指示他控制電台、電視台的經過。
台。隨後，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1978年11月，華國鋒在一次談話中概述過事情的經過：「毛主席逝世後，當時中央政治局根本開不成會，一開就鬧。每次去人大會堂開會，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就同葉帥、先念同志商量，這樣拖下去不行，要採取措施，把‘四人幫’及其主要骨幹抓起來。抓‘四人幫’時，問東興同志八三四一部隊有沒有把握。抓王洪文、張春橋是我和葉副主席找他們來開會，由八三四一部隊執行的。姚文元當時住在外面，由北京衛戍區警衛；如果八三四一部隊去抓，可能會同衛戍區部隊發生衝突。當時同吳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陳錫聯同志的工作，通知吳忠去執行。陳錫聯下了命令，要吳忠一切行動聽吳德同志指揮。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也是吳德抓的。」
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主持，華國鋒是抓捕「四人幫」行動所有環節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是“起了決定性作用”。
阻撓鄧小平復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國鋒堅持「批鄧」、阻撓和拖延鄧小平的再次復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
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華宣佈請鄧小平出來工作，葉劍英起了關鍵作用，但這並不能反證華國鋒“阻撓和拖延”了鄧小平的復出，而正好說明華接受了葉的提議。
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之後，鄧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粉碎「四人幫」之後，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小平今後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小平送閱中央文件。王守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回憶錄里也說，是“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決定”，不可能不經過作為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意。
毛毛的回憶與王守江的敘述有一點不同。王守江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劍英安排鄧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後的事情。據毛毛的回憶和《鄧小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院的，這比王守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鄧患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於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放軍三○一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為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據《鄧小平年譜》，鄧住院期間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情況。
恢複閱讀文件，批准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小平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鬆動。很可能華和高層這時已經知會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
鄧閑居西山時，好幾位政治局成員曾前往探望。前引吳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陳錫聯去西山看望鄧，明確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蘇振華、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鄧彙報上海的工作情況。蘇對鄧說：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全國清查「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勢很好，你出來工作的條件也成熟了，請你儘快出來領導我們工作吧！鄧說：我也老了，前台工作還是由華國鋒同志和葉帥他們去做吧，我可以給你們當個顧問。蘇、倪連忙表示：你要出來就不是當顧問，你水平高，經驗豐富，毛主席早有評價，我們都擁護你。
政治局成員看望鄧小平，不會是個人行為，沒有高層決定恢復鄧的工作的背景，斷不會作出這種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論學習組傳達華國鋒在1月6日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關於鄧小平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覆考慮過……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來工作的問題，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頭腦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也告訴與會者：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這些材料表明，華沒有“阻撓”鄧小平復出，而是早已決定恢復鄧的工作。至遲到1977年初，鄧小平的重新復出只是時間問題。
華和高層的打算，是過一段時間再恢復鄧的工作，而不是馬上讓鄧出來。但這不是「拖延」，而是華和高層的一種策略考慮。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執政以後，中共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作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裏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毛逝世後，屍骨未寒，華國鋒等人就抓捕毛的遺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嚴格說來，的確是一次非程序的強力行動，不能不說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抓捕「四人幫」之後，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為鄧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作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和高層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政局的穩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國鋒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後，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麼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華國鋒事後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局。”極力主張恢復鄧小平工作的葉劍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麼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可見，經過一個過程再恢復鄧的工作，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意思，而是高層的共識。
出於策略的考慮，華和高層一方面暗中準備鄧的復出，另一方面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事後看來，華和高層或許有些過慮，對人心向背估計不足，但絕非「拖延」，更不是要“堅持‘批鄧’”、蓄意“阻撓”鄧復出。抓捕「四人幫」之後，華國鋒的公開講話只提過一次「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四人幫」“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鄧另搞一套”。這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後一次公開提及「批鄧」。至於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的字眼。原因不難解釋：1977年1月中央已經決定解決鄧的問題。既然要恢復鄧的工作，當然不會再提「批鄧」。所以，說是繼續「批鄧」，其實不長，三個月而已，而且沒有什麼實際動作。後來對華的指責，是把事實放大了、說重了。
由於中共內外有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華和高層打算1977年1月召開一次中央黨政軍負責人會議，向高級幹部交底。李鑫後來說：「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為華國鋒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後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高級幹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後來中共內外的紛紛議論了。
1977年春天，呼籲鄧復出的聲音更加強烈，已經形成一種輿論氛圍。3月份，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向與會者解釋：「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上，華宣佈：「‘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衊鄧小平同志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經過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事實上，鄧正式復出之前已經參與最高層決策。華國鋒後來說過：“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垢病的，就是「兩個凡是」的問題。「兩個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干係。但事情也不像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麼簡單。
1977年1月，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已經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周恩來，很多內容涉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華國鋒肯定「小平同志的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關於天安門事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人幫’壓制”，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反革命”。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對這些動向，華顯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容忍。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鬥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華和高層不是不解決兩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層設想的步驟解決，以免干擾高層預設的“大局”，其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治底線。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文件指的是《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大概是汪落實華國鋒「要引導」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佈置任務。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東興佈置新任務，為華主席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範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小範圍」就是前述高層準備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華國鋒要在會上講話，要求準備一個講話提綱；學大慶會議則是將在4月份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華也要講話，要起草一個講話稿。李鑫還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裂中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於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輿論。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幹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裏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麼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後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麼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於「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汪東興顯然此前看過L已經起草的稿子。
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里「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裏面。「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里。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後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後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上述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華國鋒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並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國鋒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在這裏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及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注42這個講話，就是前述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那個稿子。講話里「兩個凡是」的表述，與兩報一刊社論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據華國鋒說，講話稿和社論稿分別經政治局討論或傳閱同意。
不久，華就感覺他的講話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華並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後才感覺有毛病的。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事實，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未提過「兩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可以說，作為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實際已經終結。說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不是事實。至於「文革」之後維護毛晚年的理論和實踐，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心理，很難也不應該以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來概括。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麼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小平復出的意思。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意在阻止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鄧力群。據鄧力群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麼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裏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著王老找鄧小平反映。”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鄧小平。鄧表示了對「兩個凡是」提法的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列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王震看望鄧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兩個凡是」問題的。
鄧力群顯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表一篇社論去阻撓鄧的復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釋社論發表之後華還要宣佈準備恢復鄧的工作呢？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批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層就停止了「批鄧」，怎麼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廢止的口號？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說到具體情形，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講的汪東興；至於對華國鋒，只有簡單的政治結論，事實則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連開九次會議批評華國鋒。胡耀邦在發言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後，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後，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幹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華國鋒主政時期，胡耀邦是中組部部長，又曾經與華共事，對華比較了解，他的評論應該有分量。胡耀邦說得很清楚，華沒有反對解放哪個老幹部，只是“不積極，不熱情”。“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當然不是一回事。
事實上，一些史料和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種狀況。以胡耀邦本人為例。1976年「批鄧」運動中，胡耀邦受到嚴厲批判，已經被邊緣化，在家中賦閑。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國鋒、汪東興曾找他談話。談什麼，胡沒有說。據胡耀邦女兒滿妹的著述，華找胡耀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後，經葉劍英提議，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後來是葉劍英出面，胡才答應。
胡績偉的出山，也是華國鋒親自出面。胡績偉「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作為“走資派”打倒。1975年，胡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沒有安排任何職務。1976年10月底，經人舉薦，華專門找胡績偉談調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勝任為由推辭。據胡回憶：“華國鋒笑著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輯（指《人民日報》前主要負責人——引者注）高明？’華國鋒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幹得了，你幹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只好服從。”
張愛萍的復出，同樣是華國鋒親自召見談話的。張愛萍「文革」前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文革」發動之後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獄，1972年4月方出獄。1975年初期復出，任國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鄧」運動中再次被打倒。據張愛萍之子張勝記述，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召見張愛萍，告訴他：專委注”，現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愛萍來了。張勝還記述了華對張愛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
胡耀邦、胡績偉、張愛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胡耀邦、張愛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小平的“黑幹將”。華以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粉碎「四人幫」之後，調整了一批省部級領導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資深官員即“老幹部”或被啟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不會沒有關係。在解放老幹部的問題上，華國鋒未見得都“不積極，不熱情”，他曾對中組部部長鬍耀邦說：“為什麼有些老同志出不來？為何不能互相諒解？習仲勛、宋任窮出來不是很好嗎？周惠要到內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邊多年，為何不讓出來？怕舉逸民。這些都是無產階級的逸民。”
平反冤假錯案，華國鋒也不是毫無作為。據圖們、祝東力的著述，內蒙古最大的冤案「內人黨案」的複查平反報告，就是華國鋒親自修改和審定的。報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複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華國鋒親擬的。據曾志的回憶，胡耀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是華國鋒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於“欽點”而極難複查平反。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時曾試圖解決，因阻力太大無果而終。胡耀邦上任中組部後，即提出複查此案的請求。主管專案的副主席汪東興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問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胡耀邦堅持複查，並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也得到華國鋒支持。華國鋒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央組織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胡耀邦當年說過：華主席對我說，看來六十一個人的問題是可以複查的。讓我們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醞釀。“六十一人案”終獲平反，首功當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組部的幹部也功不可沒，同樣也不能不肯定華國鋒的作用。
華國鋒對上述兩樁重大冤案的處理，固然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是，簡單地以「拖延和阻撓」來判定華國鋒對解決冤假錯案的態度，恐怕也不公道。
「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也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一大錯誤。應當承認，華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不像人們批評的那麼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綱”是毛澤東的語言，指的是“階級鬥爭”。但是細察華說的“階級鬥爭”，並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人民日報》稱：“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幫’。”華“抓綱”的目的在於“治國”，他沿用毛澤東的話，特彆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雖然依舊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產”，畢竟與“只革命、不生產”或“重革命、輕生產”不同。對國民生活，華國鋒也相當關注。甫一粉碎「四人幫」，召開財經工作會議，華要求“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春節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這兩個月不要放鬆”；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
「文革」之後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是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展農業。華否定了「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發展生產力：“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
語言雖然充滿意識形態色彩，但透露出來「抓生產、抓生活」的意向。華主政兩年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性會議，主題都是計劃、生產、科技、教育、財貿、引進等業務，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
按照官方敘述，「重點轉移」是「文革」之後的歷史性轉折，而這個戰略是鄧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還把它說成是與「兩個凡是」較量的結果，若隱若現地划出一條華國鋒與鄧小平對立的線索。事實並非如此。
問題是從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時間提出的，追溯起來，最早還要說是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作的報告。華和高層的設想，是揭批「四人幫」的清查運動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於深人系統地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世界觀”，“是長期的更為艱巨的任務”。注60即揭批「四人幫」分為清查和理論批判兩個方面，清查運動大抵在1977年內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長一段時間；理論批判則作為長期任務進行。
十一大後，協助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從軍隊工作的角度考慮早些結束揭批運動，儘快將軍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8月23日，復出才一個月，鄧小平就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透露了這個意思：“華主席提出當前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是我們的綱，而且一定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但這總也有一個時間限制嘛，這就是說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鄧沒有直接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甚至還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是肯定的”，但強調的重心是“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某個部門總有某個部門的綱”。或許應該更多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鄧的想法，其意圖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體的方式，淡化和置換“階級鬥爭”的“綱”。
其實華國鋒也在考慮結束揭批運動。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結束清查運動。有人要求把清查運動的時間延長一點，華沒有同意，要求還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層並未宣佈結束運動，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底”在哪裏？時過九個月，鄧小平舊話重提。1978年9月，鄧在東北同瀋陽軍區負責人談話，透出對運動過久的不滿：對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麼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總這麼搞下去吧？運動搞得時間過長就厭倦了。有的不疼不癢，沒個目的，搞形式主義。
鄧小平回京後，很可能與華國鋒作過溝通。10月9日，華同「毛著編辦」幾位負責人注65談話，提到鄧小平經過瀋陽時，李德生反映基層群眾對運動有些厭煩。華還說，鄧在東北提出了軍隊結束運動的五條標準。華這時提出的問題與鄧大致相同：現在揭批「四人幫」運動從全黨全國全軍來看，怎樣估計分析，什麼時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這個底怎麼算？在他看來，從理論上批林彪、「四人幫」還可以搞若干年，但這不好把全黨全軍全民全體卷人到裏邊來，多數人怎麼辦？應該轉向新的任務、奮鬥目標。華很清楚，加快經濟建設，加快四個現代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事”。華國鋒考慮，就在這年H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結束運動。迄今為止，這是所見最早提出結束揭批運動、把“轉向新的任務”作為會議議題的材料。高層就此徵求了各地負責人的意見，中央常委商議了此事，政治局開會討論做出了決定。會議前夕，1978年11月5日，華國鋒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談話，告訴他們：“明確明年一月一日就轉。堅決轉。徵求地方同志意見，常委議了，政治局開會也談了，大家都一致贊成，再不轉，工作就耽誤了……基於這個分析，提出重點轉移。”到1978年冬，在「重點轉移」的問題上，華與鄧沒有根本性分歧。
華國鋒唯一有些顧慮的，是如何提政治口號。他的想法，「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或者“提揭批‘四人幫’為綱”，在這個“總口號”之下實現「重點轉移」。這種“兩張皮”的策略，透出華國鋒內心的某種障礙。作為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又長期接受了意識形態的灌輸，華時刻擔心觸碰毛澤東，反覆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為了貶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從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來，根本不是這個意思。”華未必真的想繼續進行過去那種“階級鬥爭”，很可能想以此為盾牌，他不願也不敢在意識形態層面和政治層面有違毛澤東。這一點，華的確不如久經沙場因而謀慮深遠的鄧小平。就這次會議而言，大概也只是在這一點上，華的意見與鄧稍有差異。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一天即宣佈：“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華的講話既沒有提“階級鬥爭為綱”，也沒有宣佈停止“階級鬥爭為綱”，繞開了這個敏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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