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林彪（資料圖）
本文摘自《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張耀祠 崔永琳 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林彪折戟沉沙後，我始終想不通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是誰提的？
我問汪東興同志，我說：「為什麼要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是誰提議的？」
汪東興說：「是江青提的。」
這些工作量是很大的。
當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幹將後，我明顯地看到，主席的身體、精神不如從前了，一下子變老多了，他後悔選定林彪作為接班人。他對國家的前途命運苦苦思慮，白髮驟增，我們無不為毛主席的身體而焦慮。
而江青卻趁這個機會四處表現自己，躊躇滿志。早在九大時，她就想當副主席，這回似乎該輪到她了。為了表白自己的立場，她聲討林彪：「這幾年，他採取種種陰險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幹掉。」她還說：“我是在與林彪的接觸中，並同他進行鬥爭中逐步了解了林彪。”
江青似乎忘記了，林彪作為接班人就是她要求寫進黨章的，是她首先提出來的，她真是一個善於腦筋急轉彎、稔熟自圓其說的人。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時，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度。」“他那樣謙虛，就應該寫在黨章上。”“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她進一步強調說：“一定要寫！”
1968年10月27日討論黨章時，江青「堅持要把林彪作為毛主席接班人這一條寫入黨章」。
1969年4月中央討論修改黨章的會議上，江青說：「林彪的名字還是要寫上，我們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全國人民放心。」
張春橋第一個贊成。他說：「是這樣，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康生極力吹捧林彪，他說：「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關係到我黨、我國今後命運，關係到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謙虛，他要求把黨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刪去。我們的意見，這一段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又說，“我的意見，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應當寫入黨章”。
之後，起草報告的人對毛主席也不同程度地說了假話。他們對主席講：「大部份同志要求把林彪作為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寫進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以進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在吹捧林彪時，他自己心裏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選人有康生，但是在搞無計名投票時，康生少了幾票，他當天晚上就追查汪東興，汪東興說：「誰沒有投票，我怎麼知道？」
關於林彪的名字是否寫進黨章的問題，主席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對「寫作班子」說：“既然大多數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寫進去吧。”
主席哪裏知道，實際上只有那麼幾個人在為此事鬧騰。有些同志雖然口頭上同意，但心裏卻不怎麼贊成，因為選定林彪作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來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
此後，江青跟林彪的關係便難以琢磨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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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悲壯的刑場婚禮
黃俊 李瓊
徐琛像
余哲貞像
「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
徐琛，1904年出生，廣東汕頭市郊達濠鎮人。他從小在母親的教導下刻苦學習，頗具文才。1924年，國共合作和廣東工農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鼓舞時任汕頭市立第二小學教師的徐琛走上了革命道路。作為汕頭市教師聯合會的骨幹分子，他經常在公開場合發表進步言論。
余哲貞，1907年生於廣東澄海縣永平村一個手工業家庭。自幼活潑好動，性格倔強的她，喜歡跟男孩子一起玩打仗遊戲，愛聽「梁紅玉」“楊門女將”等歷史故事，崇拜花木蘭、穆桂英等女將。在“女子無才便是德，不如多學針線活”的那個年代，九歲的余哲貞問父親：“為什麼弟弟上學而我不能上學？我也要去上學！”在父親決定送她去念書之後，對余哲貞疼愛有加的叔父余昌純給予了熱心資助，希望她將來能學成立於女才之林。
1923年秋，成績優秀的余哲貞考入當時的進步學校——汕頭女子師範學校。在那裏，她聆聽了「關於女子教育和婦女解放」的思想，接觸到了許多進步青年，萌生了探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她一邊學習，一邊積极參加出牆報、上街宣傳，張貼革命標語，擁護國共合作，還組織同學們一起學習進步書刊。每逢假日回到家鄉，她就向家鄉姐妹宣傳“國家興亡，女子有責”的道理，動員大家衝破家庭束縛爭取讀書和獨立自主的機會，還帶頭剪辮子、穿裙子，誓同舊思想決裂。
一次偶然的機會，余哲貞在參加革命活動時結識了徐琛。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使他們走到了一起，不久便建立了戀愛關係。然而這場戀愛卻使余哲貞受到了非議，有人說她臉皮厚、不知羞，自己找丈夫。面對非議，余哲貞毫不介意：「我自己的婚姻當然要自己做主，決不要什麼父母之命，更不要媒妁之言。」她決心打破幾千年陳舊思想和封建禮教的禁錮，並從自己做起。1925年6月，余哲貞師範學校畢業後，便與徐琛正式結婚。這對革命伴侶，婚後依然天天早出晚歸，忙於革命事業，一直沒有時間舉行婚禮。
「我們的革命是正義的，我們終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1925年9月，徐琛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汕頭團地委委員，余哲貞任團地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成為汕頭地區婦女解放運動最早的領導人之一。1925年12月，徐琛、余哲貞夫婦一同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初，夫婦二人隨北伐軍東路軍抵達福州。徐琛以東路軍政治部黨務科長身份，擔任福建省民眾運動委員會主席，直接參加中共福州地委的工作。余哲貞則以隨軍記者的公開身份為掩護，承擔福州地委的部分工作。他們租住在福州城安民巷立本弄的一處民房，那裏也成為了中共福州地委的秘密聯絡點。
1927年初，中共福州地委改組後，徐琛被任命為福州地委書記，余哲貞任婦女部部長。其間，徐琛工作繁忙，余哲貞除了承擔徐琛的部分文書工作，還經常深入工廠、學校，向女工、女學生、女教師宣傳廣東婦女運動的成果，提高她們的思想覺悟，幫助她們組織婦女解放協會，深得福州婦女界的擁護和愛戴。
福州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恐慌，徐琛在群眾中的威望也使右派分子既恨又怕。於是，他們不斷鎮壓群眾運動，蓄意製造事端。1927年3月8日，以林壽昌為首的右派分子更是公開把矛頭對準共產黨，通過收買、唆使大批流氓與暴徒公然毆打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污衊徐琛、余哲貞等人為「四害」，並要將其驅逐出福建。
面對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公開挑釁，徐琛配合中共中央特派員王荷波同志，以福建省黨部籌備處和福建省民眾運動委員會的名義，發動了一場有四十餘個團體、三萬餘人參加的群眾集會。會上，徐琛拍案而起，毫不畏懼地發表演講，痛斥國民黨的卑劣行徑：「你們的反動統治不得人心，我們的革命是正義的，我們終將取得最後的勝利。」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囂張氣焰。
「就讓國民黨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1927年3月底，南昌、九江、安慶、杭州等地相繼發生了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反革命事件，國共關係面臨破裂。福州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動，企圖伺機發動政變，福州地區左右派的鬥爭達到了白熱化。
4月3日，國民黨右派在福州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四·三」反革命政變，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工會工作者和進步人士，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福州城。為了保存黨的骨幹力量，及時應付突發事件，福州地委決定留下陳應中、方爾灝開展地下工作，其他同志撤離福州。在地下黨人的護送下，徐琛、余哲貞用化名乘坐輪船由馬尾前往廈門，準備找同鄉、廈門市委組織部長羅揚才商議好黨組織工作安排後再返回汕頭，但他們剛剛上岸，就被特務認出，隨即被捕。在獄中，徐琛夫婦受盡酷刑，但堅貞不屈。5月24日，敵人將夫婦二人押解往福州。
6月2日，徐琛、余哲貞、羅揚才等人被押往福州西洪路雞角弄刑場。當劊子手們想先行槍殺徐琛時，余哲貞怒喝：「慢！我同徐琛一同入黨，一起革命。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說罷，抱緊徐琛，凜然正色道：“我和徐琛雖然結婚但未舉行過婚禮。開槍吧！今天就讓國民黨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槍聲響起，子彈穿透了這對革命伴侶的胸膛……徐琛犧牲時23歲，余哲貞年僅20歲。
遠在汕頭老家的徐琛母親得知兒子被捕的消息後，連忙變賣家中值錢物件籌集盤纏，靠著一雙小腳，跋山涉水趕到福州，用盡各種辦法營救未果，甚至想見兒子最後一面也未能如願。得知徐琛夫婦犧牲後，心懷喪子之痛的老人聲淚俱下地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徐琛活著的時候你們不讓我見，現在他死了總該還給我了吧！」可是，當徐琛的老母親輾轉找到徐琛夫婦就義處時，遺體早已被國民黨反動派轉移藏匿，不見蹤影。如今，在徐琛夫婦的殉難地，只剩下一棵當年的老荔枝樹生生不息，彷彿是默默守護著烈士的忠魂。
多年後，徐家的後人委託一位老先生為徐琛題寫祭文。當老先生得知這對革命伉儷和徐母尋子的故事後，一邊拭淚記載一邊扼腕嘆息：刑場上的婚禮，何其悲壯！白髮人送黑髮人，何其悲痛！
（黃俊 李瓊 作者單位：福建省福州市馬尾區紀委監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