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右排右四）和毛澤東在中央的讀書會上。田家英為人低調謙和，從不借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自高。他跟隨毛澤東18年，我們竟找不到一幅他與毛澤東的單獨合影。他的女兒曾自說：「不是找不到，是根本就沒有。」
田家英死於1966年5月23日，是「文革」開始繼鄧拓之後的第二位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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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是含冤而死，這一點沒有疑問；田家英死於自殺，這一點也沒有疑問———無論是在官方還是在家屬那裏。
但是，近來有境內外雜誌卻另有說法，認為田家英死於他殺，並言之鑿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檔案局”等權威部門的檔案文件為證，令人莫辨真偽；一時間網路上沸沸揚揚，議論紛紛，連百度“田家英”詞條上都赫然斷定“關於田家英的死疑點頗多，官方披露是自殺，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明是他殺……”
那麼，歷史真相究竟為何？
田家英（1922-1966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人。本名曾正昌。
1937年，15歲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陝北公學，第二年畢業留校成為最年輕的近代史教員。他當時給《解放日報》寫了許多雜文，其中千把字的《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讀後非常欣賞。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國時，中文基礎較差，毛澤東便讓與自己長子同歲的田家英，在工作之餘來當兒子的文史教員。
1948年，老秘書胡喬木推薦田家英做新秘書。從此，這位26歲的「家教」深得毛澤東信任。他除一直任主席秘書外，還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田家英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僅掌管著毛澤東的個人存款、印章和親友的往來信件，還用十多年的心血為毛澤東建立起一個圖書館，由剛進城時的十個書架發展到上萬冊書籍。毛澤東寫文章和詩詞經常引用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對。在難得的閑暇中，他到榮寶齋等舊店鋪購買和搜集字畫，往往買回來先送到毛澤東那裏，兩人共同欣賞切磋。
1965年末，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了《海瑞罷官》的問題，田家英整理記錄時，認為這是有關文藝的插話，與談話主題無關，將這段話刪去。此事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職反省」；第二天，他在毛澤東藏書室內飲恨自盡，離開人世，年僅44歲。
據說，毛澤東去世前不久曾懷念起這位跟隨了自己18年的秘書，嘆息著說了句：「田家英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1980年，中共中央為田家英舉行追悼會，評價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
令人驚悚不已的檔案
1994年，筆者與田家英子女合作，寫過一篇《永福堂內的一幕悲劇———一些老熟人對田家英最後歲月的追述》，對田家英之死有比較詳細的記敘。
然而這半年來，筆者連連收到幾篇標題雖不盡相同但內容幾乎如出一轍的文章，列出幾件所謂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的檔案，從田家英系開槍自殺一步步演繹為被汪東興在得到高層授意後示意內衛槍殺，讀之讓人驚悚不已。
文章依據的所謂檔案有「中共中央組織部（外調一九七八－七－〇〇六六一二）號檔案」，“中共中央檔案局〔一九八〇-四-〇〇九〇一四〕號檔案”，“中辦〔一九八〇-五-〇〇七九七〕號檔案”三種。
且不說內文都沒有依照特定的格式，也沒有檔案原件的圖影為證，僅從雜亂無章的案卷編排，一看就讓人覺得可疑，編造者如能事先請教一下檔案專家，或許不致編得拙劣若此。
我們暫且先把檔案的可疑放置一邊不談。就其內容而言，所謂「中共中央組織部檔案」稱：“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來人和他作最後一次挽救性談話的電話後，約一小時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槍開槍自殺的。槍聲驚動了警衛。汪東興接獲警衛報告後，和內衛朱國華趕到現場，證實田家英已死。”
所謂「中共中央檔案局檔案」聲稱是汪東興的筆錄。其中寫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談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我和內衛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傳達了主席的關懷，問他有什麼想法？……當時氣氛激烈，內衛朱國華失控，朝田家英開了一槍。我即招呼警衛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隨即向主席、總理作了報告……”
所謂「中辦檔案」的記載最無規矩，更像是小說梗概：“華國鋒就有關檔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問過汪東興。汪東興說：田家英當時從身上拔出手槍時，我暗示內衛下手的，否則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會在主席的位子上。”
三件檔案，三種說法。即田家英死於用手槍自殺、內衛失控誤殺、汪東興下令射殺，惟在田家英因槍擊而死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在曾對田家英之死做過較多調查了解的筆者看來，三種說法無不與真相悖謬。
然而到網上一查，卻發現相似文章正被大量轉發傳播，難道說「謊言不可能走得很遠」在今天已經不是定律？
為此，筆者於近期再度尋訪了田家英之死的知情者及到過現場的人，並針對關於田家英死於槍擊的三種謬說，同他們做了更為詳盡的交談。本文的陳述，對1994年舊文做了較多補充，且對槍擊之說做了一些辨析。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田家英
5月22日下午，三人小組來到永福堂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進行到第10天，通過了標誌著「文革」興起的《五一六通知》：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定為反黨集團；同時作出處理彭、陸、楊、田（家英）問題的部署，分別成立了針對上述四人問題處理的中央專案小組。儘管在《五一六通知》通過次日午夜，就發生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服安眠藥自殺事件，但會議的部署，依舊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5月22日，是個星期天。下午3時左右，以安子文為組長，王力、戚本禹為成員的中央三人小組，突然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辦公室。行動帶著幾分神秘，事先沒有打任何招呼。
習慣於一邊散步一邊談事情的田家英，和秘書逄先知溜達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邊在家中。
約莫半小時後，田家英回來了，看到客廳在座的幾個人，頗覺意外。這的確是個比較奇怪的組合：安子文，是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部長；王力，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此刻已是能夠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中央寫作班子成員；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屬，原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幹部，已調到《紅旗》雜誌近兩年。
安子文沒有讓董邊迴避，對她說：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吧。
他隨後照本宣科地說道：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現在宣佈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田家英與楊尚昆關係不正常，要做檢查；中央認為田家英思想一貫右傾，決定田家英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中辦秘書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負責。宣佈後沒做什麼解釋，也沒容田家英說什麼。
據王力的回憶，安子文對田家英說：「中央認為你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適宜擔任現在的工作了，暫時由戚本禹負責。中央要你馬上把有關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編進毛選的原稿、印的東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來。」戚本禹回憶說，整個談話過程，安子文的態度是平和的，只是說田家英有錯誤，沒有說到《海瑞罷官》的問題，也沒有說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話。田家英當時流露出的表情是無奈和委屈。
戚本禹說他在田家英的家裏用紅機與汪東興通了話，告知安子文與田家英談話情況，要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汪東興遂派中辦機要室機要員王妙瓊到場，還指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協助戚本禹工作。
在戚本禹記憶中，王妙瓊大約是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到永福堂，文件清點到五六點左右。安子文、王力先離開了，戚本禹隨後去了汪東興的辦公室。清點出文件文稿等交接時，戚本禹不在現場，是王妙瓊打電話告訴他的。但後來田家英親屬向王妙瓊詢問情況時，她回憶說，她到永福堂清點文件是後來的事，所謂「後來」，是指田家英去世之後。
從來人以後到整個晚上，董邊都在幫助田家英清點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類文件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為研究黨史長年收集的中央領導同志在延安及各個時期的講話。
據董邊回憶，來人都走後，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關的文稿。田家英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紙質粗糙的小本子，內容是胡喬木在延安記錄的周恩來在整風時期的講話，建國初田家英從胡喬木那裏借來筆記，並讓董邊謄錄了一份。他對董邊說：「這個交不交？交了是不是會連累你？」董邊說：“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邊眼前舉了舉，才放進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稍稍休息後，田家英打開了一個此前瞥了好幾眼，卻一直沒有打開的精製的藍布面盒子，裏面裝的是毛澤東的墨跡。
一張張一頁頁，都裝裱得非常仔細、整整齊齊。這是他做毛澤東秘書後，一點點收集的。有的是毛澤東寫給他的，有的是毛澤東當他面寫下又準備棄置不要的，但他都沒有丟掉而是收集了起來。因為田家英酷愛毛澤東的書法，同時他認為這些文字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例如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就是當年毛澤東寫出後感到不滿意扔掉，被田家英撿起保存下來的。沒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間將不會流傳下毛澤東這首氣勢如虹的佳作。
以往，田家英時常撫摸著精製的盒子對董邊說：「這是咱們的傳家寶，也是國寶。」此刻，他獃獃地盯著盒子，思緒異常複雜，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游移之後，他把盒子放回原處。或許，他認為這不屬於“文件”；或許，他太珍愛它們了，不忍交出。
田家英和女兒在中南海瀛台
話
吃晚飯的時間過了，田家英一點食慾也沒有，仍在清點著文稿。
也是在這段時間，即當晚七點左右，於楊尚昆之後成為中央辦公廳負責人的汪東興在西樓小會議室召集了一個會。與會者是中央辦公廳在中南海內幾個單位的科以上幹部，這個級別的會參加的人並不多。
汪東興在會上宣佈了中央關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決定，這比李富春代表中央向各大部委領導吹風還要早半天。他同時還宣佈了田家英停職檢查、戚本禹接秘書室領導工作等決定，繼之又講了田家英的各種錯誤以及他本人同田家英的鬥爭。
有些文章將這個會議說成是中央辦公廳對田家英的批鬥會，田家英在這次會議上遭到了嚴詞批判，因而這個會也是田家英自殺的促成因素之一，實在是想當然耳。 午夜12點過後，田家英家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是戚本禹打來的，董邊沒有聽清說的是些什麼，卻聽到田家英摔下電話聽筒的聲音。看到董邊詢問的目光，田家英氣憤地說：「戚本禹好神氣，他算什麼東西，我就是不去簽字！」
話，而是田家英主動給他打的電話，要他到田家去。他遂叫上了王妙瓊一同到了田家英家。田家英拿出了一些遺留的文件，因交接要經過秘書逄先知，他就到東廂去找逄先知。田家英趁此機會，馬上跟過去悄悄問戚本禹是誰在害他。但戚本禹因幾天前剛在對待田家英的問題上挨了批評，被斥為「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所以當時沒敢說什麼話。
戚本禹對筆者說，田家英對他有恩，他不可能對田家英有不敬的言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評價筆者與田家英子女合作文章中關於摔電話的敘述類似「推理小說」。
筆者為此找相關人士就戚本禹的說法做了核實，幾位相關人士都說不記得戚本禹當夜到過永福堂。田家英的夫人董邊（生前的追憶）、田家英當時的秘書逄先知都沒有當夜和戚本禹接觸的記憶，王妙瓊亦在田家親屬就此事詢問時說，她也沒有在那天夜裏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
筆者將核實的結果當面告訴了戚本禹，但戚本禹仍堅持他自己的記憶。
田家英一家
5月23日上午，永福堂有過來訪者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邊到田家英的卧室，見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徹夜未眠，陷入難以自拔的思忖，便勸慰他說：「你的情況主席都了解，有什麼事慢慢總會搞清楚的。」妻子的撫慰，使田家英的內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幾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觀念和自強不息的精神。雖說她也是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幹部了，可長期從事的是婦女工作，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門接觸的許多複雜的情況，平時就沒有向董邊透露，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不曾同妻子探討，此時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難用幾句話給妻子解說明白。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在一些問題上，無法求得最親近的人的理解與溝通，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內心分外痛苦，但他沒有讓內心說不出的苦澀和凄愴形於顏色。
董邊因《中國婦女》雜誌和全國婦聯機關兩邊都有事，並沒有把田家英面臨的問題看得有多麼嚴重複雜，同時感覺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靜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在董邊離開後，田家英是如何度過棄世前的那個上午的？
葉永烈在《毛澤東的秘書們·秘書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這一片安靜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裏，獨自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個上午！」“安安靜靜，電話鈴聲未曾響過，也未曾有過一個來訪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還有誰會給他掛電話？還有誰敢登門拜訪？” 可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
有沒有人給田家英掛電話，已經沒人能夠追憶。但在那天上午，卻的的確確有人來過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時就共過事、解放後仍關係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傳部時，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並住在楊家嶺上的同一排窯洞，一起幫助過毛岸英熟悉中國的國情和黨內情況。幾乎在田家英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同時，何均擔任了朱德的政治秘書。解放後，他們工作都在一個大院落里，仍保持著不時的交往。
5月23日上午8時許，何均上班路過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汪東興宣佈了田家英停職反省的決定，他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情況。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兩人心頭都被山雨欲來的濃霧所籠罩，而且又無法預料這場風暴會波及到誰，波及到怎樣的程度，以往見面便滔滔不絕的他倆，竟久久相對無語；偶爾交換一兩句，更添凄愴氣氛。
許多年後，何均只追憶出田家英當時說的一句話：「士可殺而不可辱。」對於了解內情的人來說，何均感到此言與江青、陳伯達的加害相關。就在前不久，田家英還同何均出中南海東門，沿故宮河沿至王府井舊書店，一路談了許多。江青、陳伯達的日趨活躍，使他們感到形勢將有變化，心頭有些壓抑。
何均在田家英處坐了好一會兒，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會兒。但坐下後，兩人依舊話語不多。過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後，何均見上班時間已經過了很久，還有事情必須處理，就告辭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幾乎快要到他的辦公室才回去。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有事外出，不在永福堂。在永福堂院內的只有田家英的專職公務員陳義國，然而他打好開水，拾掇好房間後，一般就呆在自己的耳房聽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沒有客人來，一向都是很安靜的。田家英的幾個孩子都上學，且平時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離開後，田家英又做了些什麼，誰也不曾看到。
如果真如槍擊說敘述的那樣，這天上午的永福堂不應該這樣安靜，不論是自殺、誤殺還是有意槍殺，這裏都至少要有一聲槍響。
永福堂內，沒有傳出槍聲
永福堂地處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幾十步外就是西樓辦公區，永福堂的西門就斜對著西樓辦公區東入口的高台階，這裏就有一個哨位；而且，與永福堂相鄰不遠就是陸定一、胡喬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永福堂內有槍聲，必然驚動這些地方。
更何況，中南海內對槍聲是特別警覺的。張際春（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孩子曾經用獵槍在中南海內打烏鴉，只一聲槍響，立即就把幾路警衛都招來了，隨後就成為中南海內幾乎人人皆知的重大事件。
同樣，如若1966年5月23日上午永福堂內真有一聲槍響，那麼田家英之死馬上就將不是秘密。
可以肯定，那天上午，永福堂內沒有槍聲。
吃午飯的時候，公務員陳義國從小灶給田家英打好了飯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田家英來吃。田家英沒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沒有任何交代就不見人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他隨即找到秘書室副主任陳秉忱的辦公室，報告「主任不見了」。
當時秘書室主管行政的科長也在陳秉忱的辦公室，他們一面讓陳義國繼續尋找，同時分頭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電話詢問。然而，最後彙集的情況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們有點慌神了，因為前一天晚上他們都參加汪東興召集的通風會，都知道田主任出問題了，但誰也沒往更壞的情況上想。
又過了一段時間，陳義國來報告說：永福堂院內毛澤東書房裏好像有人。但因為書房內很暗，白天進去都要開燈，所以看不清楚。陳秉忱、行政主管帶了一位行政幹事隨陳義國來到書房前，發現門從裏面鎖上了。他們砸開鎖才進入到書房，屏風後的情景頓時令他們都驚呆了……
遺體沒有創口，現場沒有血跡
顯然，田家英吊在那裏已經較長時間了，但到場的人沒敢擅自決定把田家英解下來，而是立即給汪東興打電話報告情況。汪東興隔了一段時間才到永福堂。戚本禹回憶說，汪東興此前一直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他可以作證。
在汪東興指示下，秘書室的人把田家英解下來。田家英穿的是一件薄襯衫，身體已經僵硬。汪東興讓檢查一下田家英身上有沒有東西，秘書室行政主管在襯衫口袋裏發現了用紅色鉛筆寫的遺書。文字並不太多，現在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此時此刻，在永福堂院內已有七八人，他們都目睹了田家英從吊繩上解下的過程。而若真相如所謂「中共中央組織部檔案」所載，他們目睹的應該是另一種場景。 開槍自殺，死者身上必得有創口，現場必得有血跡，且就一般而言，自殺要一槍致命，沒有擊發數槍自殺的。那麼自殺者會把槍口指向哪裏呢，人們不約而同地會想到哪一點呢？那應該是一個非常暴露的位置，是一個人們一眼就能注意到的位置。但田家英遺體上既沒有創口，現場也沒有血跡。
筆者也想不通，用槍自殺和上吊自殺在政治方面或倫理方面有什麼特別需要區分的講究，所以將用槍自殺的現場偽裝成上吊自殺現場的做法實在無從解釋。如果現場確實做過了偽裝，那麼只有一種可能，即田家英不是自殺而是謀殺。
然而在那樣的特定環境下，即便排除槍響驚動左鄰右舍的難點不論，在謀殺之後把現場的血跡清理乾淨，把遺體上的創口處理好，再偽裝成上吊自殺，還要讓人看不出絲毫破綻，這一系列動作也不是一兩個人、在短時間裡就能完成。
秘書室的人在四處尋找田家英時並沒有受到任何限制，永福堂院落的每一個角落都在尋找的視線之內。如果血跡清理和現場偽裝稍微不到位，很容易讓人心生疑竇，但到過現場的人，沒有任何人萌生過謀殺的聯想。
謀殺之說，不合邏輯
田家英自殺的事隨後通報了周恩來，電話是用永福堂的座機打出的。周恩來隨後將此情況轉告給當時尚在南方的毛澤東……
據王力回憶，當天他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大約在下午兩點左右，他得知了田家英自殺的消息。作為三人小組成員之一，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參加這一突發事件的處理。安子文大概是在王力之後得到的通知，並受命負責處理這一突發事件。
據田家英夫人董邊回憶，她是在下午3時左右接到的通知。她當時正準備早些回家，辦公室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她拿起電話，聽筒另一端傳來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聲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樓會客廳去。
「西樓會客廳是劉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為什麼要我到那裏去？究竟出了什麼事情？」董邊猜測大概是與田家英的事有關，心裏怦怦直跳。還沒等她理出頭緒，汽車已經開進中南海。
走進西樓會客廳，只見安子文、汪東興、王力等人已在室內。安子文代表組織向董邊直言宣佈：田家英畏罪自殺。這難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轟頂，董邊一下墜入萬丈深淵。
有關負責人一定要董邊去看一下屍體，並且不斷發問：「田家英死之前說了什麼沒有？」“要不要到醫院去驗屍？”董邊此時腦子裡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機械地回答說：“一切由組織決定，我服從組織。”
從西樓會客廳到永福堂寓所並沒有多遠，出西樓辦公區院牆東門，下高台階斜對著的就是永福堂西門，但董邊已不知自己是怎麼走過去的，她無法接受「畏罪自殺」的事實……
院內平日存放毛澤東圖書的西房內，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蓋著那條鋪用了多年的藍色床單。有人拉著董邊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讓她看清楚一點，認可自殺的事實。
床單被揭開，董邊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滯鐵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滿生氣的臉，堆滿毫不掩飾的無盡痛楚和悲憤。她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聲痛哭……
至此，看到田家英遺體的人已經超過10位，他們都沒有對田家英死於上吊自殺產生任何懷疑。
如果是謀殺，顯然是到現場的人越少越好，看到田家英遺體的人越少越好；負責處理此事的人就不應該提醒董邊要不要到醫院驗屍，也不應該拽著董邊一定要她看清楚遺體……這些處理方式的細節，顯然不合謀殺說的邏輯。
筆者至今還記得，那天中午12點多，我從學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飯。拐向西大灶的衚衕正對著永福堂西邊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門前站了一名衛兵。以前那條路上從沒有崗哨，當時感覺奇怪，所以印象較深。後來，在同一飯桌吃飯的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的孩子也來到食堂。他悄聲告訴我，他家住的院子有衛兵守著，不讓進去。他又繞到後門想進到院子裏，發現後門從裏面鎖上了，也進不去。我們當時都感到有些不對勁，但誰也沒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
田家英的子女在許多年後對筆者回憶說，他們家當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個星期後，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幹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王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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