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尚志：「我們的趙司令」

趙尚志：「我們的趙司令」

王恩寶

東北抗聯主要創始人、著名將領和民族英雄趙尚志，在艱苦卓絕的東北抗日游擊戰爭中，與廣大戰士、群眾聯繫密切，情誼深厚。戰場上，他和戰士們並肩戰鬥，駐地里，他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他視戰士如兄弟，視群眾如父母，關心、愛護戰士和群眾，與之同甘共苦，因而深受戰士和群眾的愛戴。人們交口稱讚他是「我們的趙司令」。

       視戰士如兄弟

無論是作戰中還是在平時，趙尚志絲毫沒有官架子，心裏總是想著戰士。一位老戰士回憶說，如果只有一個雞蛋，他就叫做成湯，使大家都能喝到。一次，部隊住到老鄉家，房東老大娘特地給趙尚志做了一碗麵條。趙尚志認為，自己吃了，其他弟兄卻吃不上，於是勸老大娘，讓她留著自己吃。並說，您老沒有那麼多的面讓我們全體弟兄都吃上，我不能自己吃。這碗麵條最後還是留給了房東家。

打游擊非常辛苦，有時連續作戰，戰士很疲勞。當部隊到老鄉家宿營時，趙尚志總是把那些過於疲乏的戰士安排到火炕上去睡，而他自己卻睡在地上。有時部隊發了津貼，他就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出來，給大家改善生活。

在游擊戰中，戰馬是部隊最心愛的「夥伴」。趙尚志從沒騎過好馬，並且他的馬總是自己喂。他若有了好馬，誰看中了就連鞍帶馬送給誰，然後自己再找。經常是這樣的情景：戰士看中了他的馬，就說，“司令，你這匹馬真好，送給我吧！”“送給你，就送給你——牽去吧，上戰場可得好好打仗啊！”趙尚志這樣回答。而戰士也不客氣，就真的把馬牽走了。

一位老游擊隊員回憶說，趙尚志對弟兄們特別好。1934年秋，康家爐戰鬥中，我們犧牲了幾名同志，司令難過得直哭。隊伍返回三股流後，他親自為犧牲的李春珍等同志開了追悼會。趙司令每次戰鬥後特別注意幹部、戰士的情緒，尤其是戰鬥失利，一些人情緒低落時，他總能想辦法把大家的情緒調動起來。

與此同時，趙尚志也注意採取有效方法教育士兵。他深知身教勝於言教，經常以自己的行動去影響、感染戰士們。比如，冬天無論怎樣寒冷，他講話時從來不把手插在兜里、懷裏。講完之後，才把凍得直僵的手插在袖子裏暖和暖和。一次開飯，飯菜已經擺好，趙尚志一進屋，就上桌先吃了起來。這時，一位戰士提醒他：「司令，你怎麼先吃呢？別的弟兄還都沒有來，先吃可犯錯誤呀！」當時有開飯要同時吃，早吃5分鐘罰托槍站崗的規定。趙尚志聽罷，點頭稱是，馬上放下筷子，拿起槍到外面自動罰站崗，又另罰兩小時立正。在趙尚志的言傳身教下，戰士們都能注意自覺地遵守部隊紀律，養成了良好作風。

視群眾如父母

趙尚志特別注意群眾紀律，總是強調抗聯部隊是人民的革命隊伍，不能亂拿老百姓的東西。

一個戰士回憶說，我們向老鄉買豬肉，都按當時最高價付錢。司令說，老鄉不容易，好容易殺口豬，我們不能白吃。在老百姓家，桌子上無論擺上啥好吃的東西，老百姓怎麼讓戰士吃，司令不點頭，誰也不能動。

趙尚志帶領部隊行軍，如果到半夜要住宿，儘管外面下著雨或下著雪，也得等在外面，派人去輕輕地敲門，等老鄉開門同意後，大家才能進屋。

一次，趙尚志住的房東家炕席底下炕著瓜子。他在讀書時無意識地摸出一個，條件反射似的放到嘴裏吃了。這時，剛巧一個戰士發現了。他忙說：「司令，你在會上說：所有的戰士，不許動老百姓一棵草，可你……」趙尚志馬上意識到了，立即讓戰士拿來一炷香，自覺地罰站，香點著了，趙尚志兩腿綳直地站在牆邊。過往的戰士、百姓看了無不感動，不少人紛紛來勸阻，說趙司令工作忙，意思一下就行了。趙尚志堅決不肯，他說：“我們當幹部的就應該嚴於律己。”趙尚志嚴於律己的言行為部隊樹立了不能絲毫侵犯群眾利益的榜樣。

在趙尚志的影響和帶動下，戰士們都能注意自覺遵守群眾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行軍不踩莊稼，買東西給錢，損壞東西賠償。

在哈東開展游擊戰爭期間，趙尚志領導根據地群眾建立起帶有政權性質的農民委員會，保證了農民免受土匪擾亂和敵偽壓榨，使得農民免交地主重租、不交一切苛捐雜稅，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群眾稱譽根據地為人民的「紅地盤」。

生活樸素、率先垂範

游擊隊初創時期，趙尚志在駐地經常和戰士們一道幫助老鄉劈柴、挑水、燒火、做飯、打掃院子、推碾子、拉磨、干雜活，從來不擺司令的架子。同時，他也和戰士一樣去執行站崗、放哨的任務。

趙尚志生活特別儉樸。他不修邊幅，衣著隨便，不蓄髮、剃光頭，吃東西從不挑揀，什麼東西都能吃。他從來不搞特殊。他穿的黃軍裝都發白了，看戰士沒有新衣服穿，自己就不穿新的。他要穿上一雙新鞋，看見有的戰士的鞋破了，他就換過來，衣服也是這樣。可以說，趙尚志的穿戴破破爛爛，像個伙夫。因此，有時趙尚志帶部隊住到老鄉家，老鄉經常把他當成伙夫或普通戰士，認為大名鼎鼎的趙司令應該非常「闊氣」，沒想到原來穿得最破的人——“他就是趙司令”。

1936年11月，趙尚志率領抗聯第三軍主力部隊西征。在這次征程中，部隊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僅在屋裏住過10天。無論戰鬥或休息，都處於冰天雪地之中。在嚴酷的鬥爭環境中，趙尚志帶領戰士高歌歡唱《四季游擊歌》：「雪地游擊，不比夏日間。朔風吹，大雪飛，雪地又冰天。風刺骨，雪打面，手足凍開裂。愛國男兒不怕死，哪怕再艱難。」表現出不畏艱險和犧牲的高昂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趙尚志後來寫道：“戰士不得休息，黑省苦寒，衣服都被戰士烤火燒得破爛不堪。傷兵不得醫治，隊員不能補充，供給不能解決，由長期吃馬肉而繼之以吃馬皮，繼之吃樹上的橡子等。”戰士們之所以能夠在西征中頑強堅持下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趙尚志率先垂範影響和感染的結果。

趙尚志還注重把自身的表率作用轉變為幹部的模範表率作用以帶動整個部隊。1937年末，趙尚志發出《關於整飭軍隊紀律問題給各師負責同志的信》，肯定了自珠河游擊隊成立以來，抗聯第三軍幹部將精力集中於革命事業，處處發揮模範表率作用，鬥爭堅決，行為公正，經濟上清正廉潔，日常生活儉樸。同時號召全軍幹部深刻認識革命鬥爭的艱巨性及自身的重大使命，對不良現象和錯誤行為進行堅決鬥爭並徹底改正。要求全軍幹部積極進步，代表群眾利益，以獲得下級和群眾的擁護。與此同時，抗聯第三軍黨委會也作出《為糾正腐化現象、實現共產黨員在三軍中光榮模範的決議》，號召全軍發揚艱苦奮鬥、聯繫群眾、英勇殺敵的優良作風。所有這些，對抗聯第三軍的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對提高部隊戰鬥力起到了重大作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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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創建人

鄭建生

 來源：學習時報

照片上的這個人把南湖啟程的革命航船上的火種，引到了滹沱河兩岸的冀中平原腹地。他就是1923年8月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李大釗派遣的安平籍共產黨員弓仲韜。

他在原籍台城村建立了中共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即台城特別支部。一年以後的1924年8月，河北省第一個中共地方縣委——安平縣委也率先建立。

在這片覺醒的土地，弓仲韜播撒的共產主義星火點燃了受壓迫被奴役的人們的希望。這位光明的使者，1886年出生於河北省安平縣台城村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愛國知識分子，早年曾在北京參加了支持維新變法的運動。受其父影響，弓仲韜從青少年時期就關心國家事，憂國憂民，經常向父老鄉親宣傳反帝反封建和婦女解放的道理，在農村他帶頭第一個剪掉辮子。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初步接觸到新思想。1919年參加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後與李大釗結識並在李大釗的啟發教育下，開始學習研究馬列主義，並經常到天橋工人中宣傳革命思想，鼓動工人進行鬥爭。1923年4月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受李大釗派遣回原籍傳播馬列主義，建立和發展黨組織。

弓仲韜一回到家鄉，就深入到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要求和思想動態。他通過調查意識到，要發動群眾進行革命鬥爭，首先要教育民眾，啟發民智。於是他自己出資在安平縣台城村創辦起了「平民夜校」，自編了《平民千字文》教材，動員村中50多個青壯年農民到夜校學習。在教農民識字的同時，向他們灌輸革命的理論。通過幾個月的學習，大家認識到：自己貧窮落後的根源不是命運，而是落後的社會制度，是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大家產生了翻身求解放的強烈願望。在此基礎上，弓仲韜不失時機地建立了台城村農民協會，利用農會鍛煉骨幹、壯大力量、凝聚人心、維護農民權益。

1923年8月，弓仲韜介紹思想進步、積極肯乾的農民弓鳳州、弓成山加入黨組織。經上級黨組織批准，建立了河北省農村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支部——安平縣台城特別支部（簡稱「台城特支」），弓仲韜任支部書記，弓鳳州任組織委員，弓成山任宣傳委員，受中共北京區委直接領導。由此，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就誕生了。

1924年2、3月間，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弓仲韜與安平縣北關高小校長李少樓取得了聯繫，經過二人的通力合作，安平縣黨的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他們先後介紹北關的李春耀、張述增入了黨，隨後又吸收思敬村的袁大楞、李更入黨。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加，經上級黨組織批准，他們先後建立了北關高小和思敬村兩個黨支部。李大釗對安平縣黨組織的迅速發展非常欣慰，他寫信鼓勵弓仲韜繼續努力，並指示可建立安平縣委，加強黨對全縣工農運動的領導。

為了落實李大釗的指示，1924年8月15日台城村、思敬村和北關高小三個黨支部選派了弓仲韜、弓鳳州等9名代表，在思敬村召集召開安平縣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建立中共河北省第一個縣級黨組織——中共安平縣委。黨的機關設在弓仲韜家中，將台城特支改為台城支部。這次會議確立了今後的工作任務，就是發展黨組織，壯大革命力量，啟發群眾覺悟，領導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

弓仲韜在任期間，積極宣傳和組織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白色恐怖中，有的背叛了革命，有的被右傾分子拉攏，而絕大多數黨員堅守著執著的信念，與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著不屈不撓的鬥爭，為黨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1925年，為了掩護黨的機關，弓仲韜在自己家前院西廂房開辦了一所「列寧小學」，對外稱「台城私立女子小學」，讓保定地方委員會特派員張鶴亭以教員身份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學校建立後，辦學經費、學生及數名經常往來的地下工作者的食宿、縣委辦公經費都來自於他變賣土地等得到的上千元錢。為培養革命後備力量，他經常到「列寧小學」講授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等，使學生經過幾個月的學習，思想覺悟普遍提高，其中6人發展為共青團員。

為解決貧困黨員的生活問題，弓仲韜又籌措資金在家中開辦了毛巾廠，此工廠也成為了許多革命者經常以聯繫買賣為名從四面八方彙集到弓仲韜家中研究黨的工作的場所，一切費用均由弓仲韜負擔。到1934年時，他的家產就所剩無幾了。安平、饒陽一帶的黨團工作卻在他的物質支持下不斷發展，並且在安平縣的影響下，衡水其他各縣相繼建立起了黨組織。各級黨組織在抗日戰爭時期發揮了戰鬥堡壘作用，使衡水這片土地成為堅強的革命根據地。一些在京、津、保的黨團員也回到家鄉積極開展革命宣傳，發展黨團員。弓仲韜的大女兒弓浦在父親的影響下於1925年入黨，先後任台城女支委書記、中心縣委婦女委員，1928年她在北京參加「三一八」遊行時身負重傷，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弓仲韜一生都對黨忠心耿耿，為黨的事業勇於獻身，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和大部分家產都貢獻給了革命事業。他常說，作為共產黨人，就要捨得出家財，豁得出性命。他變賣田地解決辦學和辦公經費，又變賣家產開辦工廠解決貧困黨員的生活困難。在他的影響下，全家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甚至為革命獻身。

七七事變後，弓仲韜與黨失去聯繫，便帶上卧病的妻子，毅然離開家鄉到西北去找黨。這期間妻子病逝，他流落到一家工廠當伙夫，仍堅持在工人中宣傳革命道理，鼓動抗日，為此竟被工廠資本家於1942年害瞎雙眼，踢出廠門。1943年，雙目失明的弓仲韜歷盡千辛萬苦返回家鄉，並終於和安平縣委接上關係，受到黨組織的關懷和照顧。1951年由女兒弓乃如接到哈爾濱安度晚年。生活雖然不錯，但他卻常常傷感，有時甚至痛哭流涕。他說：「我不能為黨工作了，我沒有完成黨交給的任務。」1964年3月，他病逝於哈爾濱。臨終前他再三囑咐：「一定把我節餘下的一千元錢交給黨，作為我最後的一次黨費……」

（摘自2007年第4期《檔案天地》，原標題為《中共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的創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