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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蔣介石開了殺戒:共產黨人何去何從?


這一年,從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內,上海被屠殺者300餘人,被拘捕的共產黨人1000多人,流亡失蹤者5000多人。工人領袖趙世炎、陳延年等先後被殺害。圖為共產黨人被砍頭(資料圖)

1927年4月12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黑色的日子。這一天,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在上海開始捕殺共產黨人,實行「清黨」。

這個時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並肩戰鬥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為何突然變成仇敵?「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黨派的原因,還有共產國際的影響在內。如果詳細敘述,既煩瑣又不得要領。其實,兩黨的國民革命觀念從開始就是不一樣的,這導致了工農運動中一系列的衝突。當革命和北伐即將取得最後勝利,要建立全國政權的時候,國民黨對共產黨就不客氣了。

國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國民黨本來是個組織鬆散的政治團體,孫中山一直想用暗殺、暴動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於沒有堅強的組織和自己的軍隊,清朝瓦解之後,軍閥勢力取而代之。沒有軍事實力的孫中山只好把大總統拱手讓給袁世凱,民國又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孫中山想依靠廣東軍閥戰勝北洋軍閥,結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終。這時,蘇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並指示中國共產黨與其合作。孫中山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在蘇聯幫助下,組建國民革命軍。

在孫中山最危難的時候,蔣介石來到他的身邊,成為他最信任的幹部。1923年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安排下,孫中山派蔣介石和共產黨員張太雷等4人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

蔣介石從蘇聯取經回國,創建了黃埔軍校,在此基礎上組建國民革命軍,並仿照蘇聯紅軍的政治體系,建立了國民黨黨代表制度。國民黨開始有了自己的武裝,走上了發展壯大的道路。但是蘇聯之行,使蔣介石得到一個切身感受:「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這是他日後決意剷除共產黨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與國民黨不同的是,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而是隸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服從國際的路線,接受國際提供的經費,在領導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聽命於國際。這個起點對中共後來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國際指導下形成的幾次左傾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上海法租界裏秘密舉行的。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共只能秘密發展。1923年7月,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來中國,幫助孫中山改造國民黨,確立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並與中共領導人磋商,使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跨黨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迅速發展起來。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黃埔軍校,一些著名的共產黨員擔任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更多的共產黨員深入城市鄉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

大革命時期廣東、湖南的農民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來,統治鄉村的都是地主和鄉紳。美國學者費正清寫道:「在地方上,當地的小紳士,以及有時也可能出現的大紳士,他們左右著眾多的事情。他們共同主管各種公共事務,如修橋樑,設津渡,建圍牆和寺廟,籌措學校和書院的費用,發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並非所有的地主鄉紳都這麼樂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紳稱霸鄉里,無惡不作。他們侵奪窮人田產,放高利貸,壓榨佃戶,把持宗祠,勾結官府。

當共產黨開始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發起農民運動,群眾抑鬱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各地紛紛成立農會,取代地主宗族把握鄉村的權力。對土豪劣紳,農民採取吃大戶、戴高帽子遊街、清算罰款的手段,直至公審槍斃。一時間搞得天翻地覆。

其實,大多數農民天性憨厚老實,只要有幾畝田能維持生計,一般不會去造反。特別是打人殺人這樣的暴烈行動,輕易不會去做。共產黨要發動和組織農民起來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農民運動究竟怎麼搞?開始誰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過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這一來搞得鄉里大亂,地主鄉紳頭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漢口,三等的跑長沙,四等的跑縣城。他們到處製造輿論,咒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鄉紳的輿論引起了中共領導層的關注。主持湖南農民運動的李維漢(羅邁)晚年在回憶錄中承認:「在這場農村革命的大風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左’的偏差,諸如擅自捕人游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強迫剪髮,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還衝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 , 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繫的湘籍軍官的不滿。」(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對農民的造反是很不贊成的,也不願意因 此引起國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 ,他與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李維漢多次談話 , 要李採取措施限制農民運動的發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會議上,陳指責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遵照陳的指示,湖南黨組織在1927年初進行了“洗會”,把一些行為不端的流氓無產者清出農會,以平息國民黨內的不滿。

農民鬥爭地主,毛澤東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 少。」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口號:“有土必豪,無紳不劣。”

毛澤東的文章,在黨內引起爭議。陳獨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瞿秋白支持毛澤東,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冊子,並寫了一段熱情洋溢的序:「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 , 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農民在鄉村裡造反,工人運動更是熱火朝天。共產黨在各城市成立工會,領導工人與資本家進行鬥爭。長期以來,工人的勞動強度極大,工作環境和各種保障極差,工資非常微薄,多數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增長,實際生活水平未見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廠工作時間每天都在10小時以上,有的更是「自雞鳴以至夜半,自歲首以至年終,無向晨昏,無向寒暑」。加以民國初期軍閥混戰,造成交通阻塞,工廠倒閉,失業嚴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運動使國內民族資產階級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資本家榮宗敬聯合同業致函漢口勞資仲裁委員會,對於漢口工潮表示不滿,認為「增加薪資,減少工作,而服務未見勤奮,出品未見優良」,擔心這樣下去,“馴至層波疊浪,愈演愈烈,商店歇業,工廠停機,市面蕭條 ,為何如景象!”

在這方面,國民黨人與民族資本家的立場是一致的。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朱霽青分析工運問題說:「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本國的大資本家並不很多。在武漢許多大企業都是外國人經營,我國資本家經營的大企業很少。今日要增進我國工人利益,必須勞資協作來抵抗外國的經濟壓迫,要在勞資兩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現在共產黨動輒以罷工手段來對付本國資本家,無異摧殘我國幼稚之工業發展。工廠關閉,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縱然以罷工手段對付外國企業家,罷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資撤退,我國工人必然要遭受失業的痛苦。」

這樣,國民黨在政治上與資產階級站在了一起,與共產黨產生了矛盾和衝突。國民黨的主旨,是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共產黨則是按照馬列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建立一個工農掌權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這種大方向的不合,預示著國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運動則成為國共分裂和政治鬥爭的導火線——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在江西贛州槍殺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成為一個重要的信號。

共產黨的迅速崛起令國民黨右派深感不安

陳贊賢在1926年下半年到贛州從事工人運動,把一萬多工人組織起來成立了總工會,又組織起56個基層工會和工會支部,為工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實行8小時工作制而鬥爭。1927年1月,國民革命軍新編第1師進駐贛州,贛州商人和資本家紛紛向黨代表倪弼訴苦告狀。當時又出了贛州二女師事件,工人與學生發生衝突。倪弼的政治態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陳贊賢和鍾友千等人。後來陳贊賢被國民黨右派軍官槍殺在縣政府。

陳贊賢當然是烈士,現在還被敬仰。但是人們在紀念他的時候,除了痛恨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與陳素不相識,為什麼會下此毒手?從陳本人那裏有什麼問題值得反思?新中國成立後,在江西黨史座談會上,當年在贛南從事建黨和農民運動的陳奇涵上將回憶:「陳贊賢同志……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他與贛城資產階級奮勇搏鬥,最後犧牲了自己,這是十分光榮的。但是,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來說,他是有嚴重缺點和錯誤的。在洋貨、綢緞、布匹店員進行加資減時鬥爭時,他不分別情況,區別對待,而是一視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應有的損失。那時洋貨、綢緞店員的工資仿照錢業店員驟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錢業、洋貨、綢緞店主資本雄厚,店員不多,還可負擔。但是布匹店員的工資也照樣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勝任了。布店資本少,店員多,與農民群眾聯繫廣,隨之而來的布匹漲價,引起了農民群眾的不滿。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機興風作浪,到處做反革命的宣傳,以至糾纏兩個多月不能解決。要他到省委親自解決,雖然到了,但省委也沒有說服他。結果反革命分子蓄謀槍殺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聽黨的話,私自回到贛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犧牲,接踵而來的是黨的聯繫遭到破壞,黨的工作全部坍台,這些則是最為慘痛的教訓。」

陳贊賢被害的消息傳來,江西和各省共產黨和工會極為憤慨,紛紛開會通電,要求嚴懲凶手。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倪弼逃離部隊,躲藏起來。蔣介石也被迫宣佈將倪撤職,以平息民憤。郭沫若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假革命、真反共的實質。通過贛州事件和相繼發生的一系列衝突鬥爭,蔣意識到共產黨力量的強大,他的反共決心已下,只是等待適當的時機了。

其實,蔣介石先於共產黨懂得「槍杆子里出政權」的道理。他在國民黨內不是元老級人物,憑藉北伐軍總司令的職務,一躍成為國民黨內最強大的實力派。他的革命理念與共產黨完全不同,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力量的日益強大深感不安。在北伐開始之前,他就在廣州借“中山艦事件”驅逐共產黨。

蔣在北伐軍中進行大清洗,將共產黨員幹部統統驅逐。周恩來等人此時被迫離開了黃埔軍校。在蔣的壓力下,蘇聯顧問鮑羅廷軟了,同意國民黨中央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中央黨部各部長須不跨黨者方得充任。”

共產黨吃了大虧,但仍委曲求全。因為蔣畢竟還不是國民黨最高領袖,而國民黨主席汪精衛號稱左派,與共產黨關係尚好。1927年3月,北伐軍到達上海前夕,共產黨配合北伐,發動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不料此舉成為蔣介石等決心清黨的借口。

國民黨右派認為,共產黨在上海組織的暴動和選舉,是要奪取上海的領導權。上海是經濟中心,國民黨建立政權的基礎,也是西方列強的利益所在,豈容共產黨掌控!國民黨中一些重要人物開始密謀,起關鍵作用的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和蔡元培。

吳稚暉從思想上反對共產主義,對共產黨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擔心。3月6日,他在鈕永健陪同下會見陳獨秀。據其自述稱:「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本委員告陳首領 ,‘研究共產學說,自為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止是鼎。’陳說:‘你更瘋癲,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么?但你以為康有為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即亂以閑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融商量才好 !’因其強笑而罷。」

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28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稚暉、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會,由蔡元培主持。吳稚暉報告了陳獨秀與他的談話經過,提議對共產黨「應行糾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張“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達成共識後,4月2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正式會議,將有關文件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但不讓其中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委員知曉。

吳稚暉、蔡元培都是文人,他們的反共使蔣介石有了理論上的支持。但如何實施清黨,則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蔣在上海頻繁活動,與租界當局達成協議,維護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並與日本領事會談,使外國人了解蔣的立場,並給予支持。他與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等密談,讓他們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清黨,還與廣東的李濟深、廣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開展清黨。

 「四一二」:蔣介石開了殺戒

其實,陳獨秀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已有警惕。陳獨秀在3月25日晚特委會上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使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工人糾察隊的力量,調百餘幹部,作為糾察隊的骨幹,加緊訓練。

但請示莫斯科後,這個武力反蔣的計劃不僅未獲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於3月27日、28日、31日連續指示中共中央:「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守我們關於不准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暫不進行公開作戰,不要交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收藏起來。”“開展一次反右運動。鑒於力量對比上處於非常不利地位,我們不要倉促地進行公開鬥爭。武器不要交,必要時隱藏起來”,“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

共產國際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腳。而蔣要清黨,也必須求得國民黨主席汪精衛的同意。汪剛被蔣排擠下台,去蘇聯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蔣介石、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立即上門拜訪,吳稚暉告訴汪:「陳仲甫(陳獨秀)他說二十年就把中國變成共產黨國了。」汪說:“哪裏要二十年呢?兩年吧。”這表明汪對中共也是懷有戒心的。於是蔣明確提出兩件事:一是趕走蘇聯顧問鮑羅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裏另有想法,他手裏沒有軍隊,要維持他的領袖地位,對抗蔣介石,還離不開共產黨的支持。汪表示這兩件事情關係全局,要回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討論。為了平息蔣對他的不滿,汪在上海直接找陳獨秀談話,陳否認他對吳稚暉說過的話,並表示要繼續與國民黨合作。於是,陳起草了《汪陳聯合宣言》。

這個宣言的發表,使陳獨秀背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黑鍋,導致了他日後的下台。陳後來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對當年的行為表示深為悔恨。

其實汪精衛也不是堅定地要和共產黨合作。蔣介石聽說此事後,立即找汪陳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報館已經開印,撤不回來了。《汪陳聯合宣言》刊出後,吳稚暉激烈反對,斥責汪的「聯共政策」和“兩黨合作”立場,激憤之餘,對汪開口辱罵“一個兔子白面書生和橫眉豎眼的陳獨秀弔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離開上海去了武漢。

蔣介石一面秘密準備清黨,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產黨,蔣僅靠自己手裏的武裝是不夠的,如果用軍隊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於是他藉助上海青幫的勢力。

當時的上海社會,成分非常複雜。代表黑社會勢力的各種幫會滲入上海社會各界,組織龐雜,人數眾多。青幫是上海勢力最大、影響最廣的幫會,青幫首領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形成了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地下社會秩序網。他們操縱著上海工人、商販、無業游民等社會底層的生計,控制著上海大多數的工廠。工廠里的工頭和監工大多數都是青幫中人,他們掌握著對工人的招聘和解僱、監督和管理等權力,不加入青幫幾乎不可能在工廠找到工作,還會在工廠受到排擠和欺負。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幫會,把幫會作為求職謀生的靠山。

在國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幫也在政治上逐漸靠近國民黨。特別是蔣本人年輕時也有青幫背景,所以黃、杜、張等轉為支持蔣介石。黃金榮剛開始怕國民黨鬥不過共產黨,一時拿不定主意,想觀望一下再說。但杜月笙認識到共產黨當家,不會有他們的好處,因此力勸黃、張與蔣合作。在這個關鍵時刻,杜月笙的立場對蔣在上海發動清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進攻總工會之前,杜月笙要先將總工會的負責人打掉。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與杜月笙保持著良好的私交,黃、杜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期間,曾經為掩護共產黨人、通融租界關係方面提供過協助,共產黨也注意與青幫搞好關係。杜月笙下請貼,請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館赴宴。汪沒有疑心,乘小轎車按時到達。剛一進門,杜的打手一擁而上,將汪綁架。杜月笙連聲關照:「不要做在家裏。」打手們將汪壽華塞進另一輛車,開到滬西僻靜處殺害。隨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幫弟子以「中華共進會」名義,帶上“工”字袖章,分幾路撲向上海工人糾察隊駐地……一天之內,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被26軍全部繳械。

周恩來獲悉事變情況,立即趕到商務印書館,與26軍交涉,隨即也被帶到2師師部,與顧順章一起被扣押。羅亦農得到消息後非常焦急,派周的聯絡員黃逸峰(黃澄鏡)找關係營救。在2師黨代表的幫助下,2師師長斯烈同意將周和顧放出。這樣,在國民黨大屠殺之前,周恩來和顧順章奇蹟般地逃過一劫。

4月13日下午1時,工人遊行隊伍由青雲路、東橫濱路轉至寶山路,隊伍浩浩蕩蕩延續2里長。當遊行者高呼口號,到達寶山路三德里附近,軍隊突然向遊行隊伍射擊。前面群眾頓時紛紛倒地,非死即傷,現場秩序大亂。半小時後,槍聲始停息,軍隊捕去許多工人。這就是寶山路血案的經過。

並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共產黨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誌敏等人。一些非共產黨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在通緝之列。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代結束了,血雨腥風向共產黨人撲來。

 陰雲翻滾,共產黨人何去何從

上海共產黨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漢。

在南京組織國民政府。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佈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這就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大批共產黨人紛紛離開上海前往武漢。據武漢報紙稱,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顧順章於22日抵達武漢,對記者控訴蔣在上海屠殺共產黨人的罪行。顧是來參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動身應該早些。據陳獨秀的秘書鄭超麟回憶,陳在4月初就離開上海去武漢,而他是在22日前後秘密離開上海的。與他同行的是團中央的陸定一。他們登上了一艘英國輪船,前後有兩艘英國軍艦護航,因此國民黨特務不能上船捉人。雖然票價昂貴,船上還是擠滿了人。鄭在船上發現了中央委員羅亦農和李立三,還聽說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沒有停留,過了安慶後,船上的人員開始活躍起來,高談闊論,原來多數都是逃離險境的共產黨人。(《鄭超麟回憶錄》上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這時,周恩來在哪裏?官方的《周恩來傳》與《年譜》都語焉不詳。還是周恩來晚年自己講了出來。1973年9月,周恩來、鄧穎超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上海。那天上午,周恩來來到上海大廈18樓等候外賓,在貴賓室,他走上外邊的陽台,俯視著黃浦江和外白渡橋,旁邊有一座英國式的老建築,是浦江飯店。周恩來告訴上海陪同人員:「過去這裏叫禮查飯店,是公共租界裏一座比較豪華的飯店,我在這裏住過,那還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以後……」周恩來講起了一段塵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以後,蔣介石叛變革命,當時的形勢很緊急,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我和鄧穎超住進了禮查飯店。”第二天,鄧穎超向陪同人員證實了此事。她說:“對!對!那可是一個高級的飯店吶,當時住的都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我們住進去以後也要充闊佬:恩來穿的是西裝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腳上著的是高跟鞋,冒充闊太太。我們在禮查飯店足足住了兩個多月,不能出門,靠地下黨組織派人來聯繫。真把我們給憋死了!”

禮查飯店是美國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層樓高、具有英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維多利亞巴洛克式建築。在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國際飯店尚未建成之前,這是上海最豪華的賓館。西方名人政要來上海,多下榻於此。由於地處租界,又是名流薈萃之地,國民黨當局是不敢上門捉人的。禮查飯店價格昂貴,周居住的311房間是套間,當年的房價是每天12元,相當於上海普通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據記載,4月25日,釋放周的國民黨軍師長斯烈通報:國民黨懸賞2.5萬元緝拿周恩來,周此時應該正在酒店隱蔽。5月中共在漢口召開五大,周被缺席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秘書長。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國輪船到達漢口。

稱:「(施英)乃該黨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號之機關,由史(施)主持。故挾巨款以便發給其手下黨徒之需……將史拿獲。搜出鈔票38832元,當時猶不知系屬史英也。」由此可見,在中共早期沒有固定的財務制度和機構的情況下,黨的經費均由負責人分頭掌管。領導人親自把握錢財的情況,在中共黨內長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軍政委項英在皖南事變後藏匿於山洞中,因隨身攜帶黃金,被副官劉厚總謀財害命,是一個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這個陰雲翻滾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何去何從?遺憾的是,在共產國際的遙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沒有做出有力的決策,反而自己亂了陣腳。

當時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他1923年秋來中國,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並被孫中山聘為國民黨高等顧問。他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具體計劃,使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北伐時期,他支持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讓共產黨人在政府中發揮骨幹作用。當蔣開始清黨後,老鮑更加依靠武漢政權,所以對汪盡量拉攏。斯大林對鮑逐漸不滿,於1927年2月派印度人羅易到中國,以共產國際特使的身份「指導中國革命」。4月羅易到漢口後,與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和鮑羅廷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生矛盾衝突,中共中央內部產生了分裂。

首先,在軍事行動方面,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和鮑羅廷主張北伐,攻打張作霖 ; 羅易和蔡和森主張立即實行土地革命,鞏固湖南、湖北根據地,北伐應該在實行土地革命的條件下進行;張國燾、譚平山主張南征,首先討伐廣東軍閥;瞿秋白、周恩來、羅亦農則主張東征討蔣。爭來爭去,還是按照鮑羅廷和汪精衛的意見,繼續北伐。

寧漢分裂,蔣佔據長江下游,正常的經濟往來大受影響。5月中旬以後,武漢地區的財政經濟形勢急劇惡化。漢口的銀行錢莊關門,商人們停止兌換銅元,拒絕中央票幣。百姓蜂擁至中央銀行,銀行閉門,兵士將群眾驅散。工廠也相繼停工停產,許多人攜家帶口逃入租界或乘船東下,僅遷入租界避難的市民即達3800戶,40000多人。油、鹽、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價格陡漲。湖北省總工會為鎮壓反革命、穩定社會秩序,向各基層工會發佈命令:1.調查各錢莊所有銅元之數量,保證兌換,不得拒絕中央紙幣。2.調查收集糧食,供給武漢百姓,不得抬高物價。買米一石內自由交易 , 一石至五石須得黨部、總工會證明。3.禁止碼頭工人,汽車、馬車、人力車、手車工人替人搬家。這些措施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執行過程中弊端也不少,不僅未能平息社會動亂,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漢社會經濟形勢的惡化一方面是蔣的南京政府對上游的封鎖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武漢的工人運動和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造成的動蕩有關。

劉少奇對當年左傾錯誤的反思

10年後,劉少奇對當年工人運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反思。他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說:「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共產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示,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農民運動也出現了失控的局面。據國民黨方面調查5月間湖南情況說:「先是共產黨大捕彼輩所認為土豪劣紳者,各地監獄為之充滿……各縣鄉村,同時宣佈戒嚴,凡無農會工會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則視為姦細,或土豪劣紳逃亡者。於此時也,商不安於市,農不安於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衛6月1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氣憤地說:“照他們這樣胡鬧,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關門,還革什麼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國共兩黨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麼命!”

這不是汪精衛個人的看法,而是武漢政府中多數國民黨人的看法。這就形成了一個局面:鮑羅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衛,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將領唐生智、張發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槍杆子的軍官們認為共產黨危害了他們的利益,率先造起反來。5月間先後發生了夏斗寅和許克祥的叛亂。

這在武漢國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動。陳獨秀的秘書黃介然回憶:「陳獨秀認為都是農民‘過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種理虧、內疚的心情。事變發生後,蔡和森、任弼時等同志和陳獨秀、譚平山等人爭論得很厲害。我記得陳曾說過:‘中央開會就像起鬨,吵吵嚷嚷的,意見難以統一 。而在兩黨聯席會議上黨又要表示意見!’很覺為難。回想那時,陳獨秀真是六神無主,束手無策,情緒焦躁、慌亂,心情壞透了。」

陳獨秀在危急時刻的這種表現,其實已透露出他並不適合政黨領袖的職位。共產黨的重新崛起,還有待更有能力的領導者擔起重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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