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壯烈的阻擊戰
張丁材
圖為山東省莘縣蘇村東部的蘇村阻擊戰紀念館，矗立著蘇村阻擊戰烈士紀念碑。
1941年1月，侵華日軍在魯西平原進行多兵種聯合的冬季大掃蕩，魯西軍區司令員楊勇命令特務三營的營部及第九、十兩個連隊組成對日軍的阻擊部隊，在蘇村（今山東省莘縣張寨鎮蘇村）對敵施行阻擊，以掩護黨政機關及大部隊的轉移。
1月17日上午9時左右，哨兵來向特務三營營長鍾銘新報告：「東南方向有6輛滿載日軍的汽車正向蘇村方向撲來。」話音剛落，九、十連的哨兵相繼鳴槍報警。當敵人進到距我前沿工事只有100多米時，鍾營長一聲令下，機步槍一齊開火，槍聲壓過了敵軍汽車的引擎聲，不少日軍中彈後從車上栽下來。其餘的立即跳下車，排成戰鬥隊形向我九連陣地衝擊。九連戰士憑藉工事掩護展開火力，又殲滅一批敵人，剩下的敵人趴在地上不敢動彈。幾分鐘後，敵人的後續增援部隊趕到，200多名日軍從十幾輛汽車上跳下，在幾十挺機槍和幾十門小炮的掩護下蜂擁著衝過來，我九、十兩連戰士同時施展火力將其擊退。日軍銳氣受挫，藏在汽車後面久久不敢反擊。
上午11時，戰鬥再次打響，敵人主攻目標仍是九連陣地。激戰中，九連連長黃學友身負重傷，拉響手榴彈與衝上來的敵人同歸於盡。敵人乘機將九連陣地衝出一個缺口，副教導員秦光立即帶領戰士與敵人展開搏鬥，終於將敵人擊退。這時，另一方敵人又衝破十連陣地，攻進了南門，指導員嚴海元和代連長高雲漢立即組織反擊，硬是將敵人頂了回去。
中午，敵人已對蘇村的四面進行了包圍，並用重機槍封鎖了通往蘇村的所有路口，後集中輕重武器向我陣地發起全面進攻。三營指戰員個個視死如歸，與敵人展開了浴血奮戰。正當戰鬥進入白熱化階段的時候，敵人又調來5輛坦克直衝九連陣地。九連戰士用集束手榴彈對付坦克，此時二排長劉勇身負重傷不能站立，便將幾個手榴彈掖在腰間，爬到陣地前沿的通道口上，待敵人第一輛坦克開過來時，他同時拉響幾顆手榴彈。劉勇犧牲了，敵人的坦克也癱瘓了，後面的坦克攻不上來，敵軍尾隨的步兵頓時大亂。九連戰士趁機開火，打得敵人血肉橫飛。鍾營長腹部被彈片擊中，他忍痛燒掉身上藏著的重要文件，用棉衣角堵住傷口，拿起一顆手榴彈滾出掩體，拉出彈弦，與衝上來的幾個鬼子同歸於盡。十連指導員嚴海元在房頂上抱著機槍向敵人掃射，忽然腿部中彈，連人帶槍跌落小巷中，他打完了最後一梭子彈，至死懷中仍抱著那挺機槍。
戰鬥進行到下午1點鐘，敵人佔據了村中主要街道，到下午4點多鐘，我方只剩下50多人，仍在頑強抵抗。敵人無奈，開始施放毒氣。毒氣嗆得戰士們劇烈咳嗽，鼻涕一把眼淚一把，十分痛苦。他們找來濕毛巾包著肥皂沫、大蒜渣捂住口鼻，繼續戰鬥。
到下午5點左右，沒被毒氣熏倒的只剩下10多個戰士，大家轉移到蘇村西北角的一處小院中的一間舊房子裏。見房後有幾個敵人正在烤火，戰士們開槍消滅了2人，剩下的敵人很快爬上房頂，將手榴彈和毒氣彈一起往院子裏投。毒氣瞬間湧進屋子，屋內的戰士很快就暈倒了，不幸落入敵手。敵人將被俘的戰士拉到院子裏，待戰士們凍醒後便審問軍區機關和楊勇司令員的去向。敵人半天都沒能從戰士口中得到想要的信息，便氣急敗壞地用刺刀向戰士們身上猛刺，戰士們一個個倒在血泊中。
下午6點左右，日軍撤退後，蘇村群眾在清理戰士遺骸時發現有幾個胸口還有熱氣，便緊急包紮搶救，後抬進地窖掩藏起來，這場戰鬥我部隊只有8人得以存活。
蘇村阻擊戰，我阻擊部隊在人數、武器均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以130多人的兵力，阻擊和牽制了比自己多十幾倍的日軍的瘋狂進攻，掩護了邊區首腦機關和當地軍民的安全轉移，用血肉之軀築起了一座抗日豐碑。
如今，位於蘇村東部的蘇村阻擊戰紀念館，建有當年蘇村阻擊戰中為國捐軀的抗日烈士的合葬墓。每年都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到此祭奠。「寒冬流盡戰友血，澆得今日百花奇。」這是當年蘇村阻擊戰的倖存者秦光在祭奠戰友時含淚寫下的詩句。
（作者張丁材單位：山東省莘縣紀委監委）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之一（資料圖）
1981年1月25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杆子」的形象。
對於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長沙告狀」。
姚文元污衊鄧小平是天安門 「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進行反革命宣傳；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
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
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
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誣陷群眾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被審判的姚文元（資料圖）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裏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著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卧室。灶間裏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傢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她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遺產？
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覆說，姚蓬子確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准許姚蓬子每月領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裡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裡下達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於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後，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後，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於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於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在「四人幫」之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佈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跟張春橋之死一樣，姚文元的離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陣議論。我在2006年香港《開放》雜誌發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幫」三十周年慶。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國諸多年輕人竟然不知姚文元為何許人，問「姚文元是誰」？也有的年輕人聽說姚文元是「四人幫」中的一個，便問：“‘四人幫’是哪四個人？”在網上，還可以見到年輕人的種種奇談怪論：“姚老走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死得默默無聞啊！”甚至有人在網上我的一篇關於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黨偉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怪現象，凸現了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儘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有人對「文革」諱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張“淡化文革”，使年輕一代不知「文革」。
其實，記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為了防止這樣的浩劫在中國重演，是為了中國不再產生“張春橋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種各樣的“小張春橋”、“小姚文元”。時至今日，中國並沒有徹底剷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極左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席捲中國大地之時，連巴金都驚呼「文革」又來了！幸虧胡耀邦及時制止，才使這場“後文革”運動半途而終。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這四顆災星，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