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鄧小平的留法歲月：因何事被驅逐出境？

鄧小平留法時的學生照（資料圖） 

一

鄧小平是很多傳記著作的人物之一，但這些著作很少涉及鄧小平留法時期的內容。事實上，他在法國度過的五年時間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就是在那裏，他第一次變得政治上活躍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對於這一時期，這些著作只是作了簡短的描述。

比如，鮑曼認為:「鄧在成都上了預備學校的課程……之後去了上海，然後又於1920年初去了歐洲……沒有任何關於鄧在法國上學的記述，也沒有說明他在那裏幹什麼工作。」鮑曼唯一提到的是，鄧在法國呆過的標誌僅是他在那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及他作為《赤光》雜誌的油印員所從事的一些活動。

根據一些蘇聯檔案以及鄧小平自己向埃德加?斯諾所作的介紹，D.W.克萊因和A.B.克拉克在他們的著作中作了更進一步的描述。他們說，鄧小平1921年在里昂參加了中國工人學生運動，1922年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4年才加入中國共產黨。根據克萊因和克拉克的說法，之後，1926年鄧離開法國去了莫斯科。但鮑曼認為鄧是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離開法國的。

現有的中文文獻也幾乎沒有更多這方面的記載。《紅衛兵》登載的一篇很著名的傳記筆記告訴我們，鄧小平是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份材料說，鄧是在法國巴黎南部60英里的一個叫蒙塔爾基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在一家工廠做橡膠鞋的同時，他「還幫忙給同事做飯」。

一些法國檔案使得我們可以探討這些問題，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即使它們也並不能使我們重新斷定1920年至1926年間鄧小平的職業，尤其是這段時間仍然是鄧早期模糊不定的一段時期。

二

前往法國的時候鄧小平用了「鄧希賢」這個名字，在法文文獻中拼做“Teng Hi Hien”或“Terlg Si Sien”，當地的一些機構和警察只知道他這個名字。鄧於1920年12月到達馬賽，與他同行的還有一同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的一群來自中國四川的青年。在這群人中，鄧是年齡最小的，僅有16歲。12月18日，鄧來到華僑登記處(可能在馬賽)，登記他1904年7月12日出生於中國四川，父親名叫“鄧文明”。

接下來的三年，鄧小平徘徊在法國街頭。我們可以據此大致追溯一下他在法國的活動。下面是一份有關他的年表，但尚有許多空白。

1920年12月13日，「Porthos」號到達法國馬賽;

1920年12月18日，到僑民登記處;

1921年1月至3月，在巴耶中學學習;

1921年4月至1922年2月，在巴黎一家工廠工作，住在巴黎西南郊區的哥倫比村;

1921年9月，參加里昂運動(?);

1922年2日13日，到達蒙塔爾基，在僑民登記處登記為「體力勞動者」;

1922年8月3日，離開蒙塔爾基來到塞納河上游小鎮夏蒂榮，入夏蒂榮中學學習(?);

1923年2月2日，回到蒙塔爾基，開始在哈金森橡膠廠做工;

1923年3月7日，離開哈金森工廠，但仍留在蒙塔爾基;

1923年6月11日，離開蒙塔爾基，聲稱要回到巴黎西南郊區的哥倫比村;

直到1926年1月(?)，在巴黎做工，特別是在比揚古的雷諾工廠做工;

1926年1月7日，離開比揚古(從1925年8月20日開始居住在這裏的卡斯泰耶大街3號)，經由德國前往蘇聯。

可以看到，許多地方都是不確定的。這可能很大程度上因為幾乎所有的法文材料都是由警局記錄組成的。鄧小平顯然是從1925年夏開始往前倒退式地描述這些的，因為在此之前鄧的政治活動無疑是相對謹慎的。

一些中文材料表明早在1922年鄧就明確贊成共產主義運動，他甚至在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且在192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夏成立的中共旅歐支部)。但是最初他並沒有在這兩個組織中擔任任何領導職務，除了一些技術上的活兒。

一加入中國共產黨，鄧就開始從事出版工作，負責複印《共產黨宣言》和參與編輯《赤光》雜誌，這也使得同事們都戲稱他為「油印博士」。在離開法國之前，他一直參與這項工作。證據是一份有關他在巴黎地區最後的住所的研究報告:1926年1月8日，警察搜查他的房間，發現了“油墨?油印工具以及一些用於油印的紙”。

但是，從1925年夏天，鄧小平就開始成為在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物。

這個領導地位的變化在許多公開言論中都曾提到過。考慮到中國僑民支持者數量有限，1925年8月鄧小平被選為在法國民黨總務委員會「巡視員代表」，選舉結果於1926年1月生效。同時，從1925年8月起，鄧開始居住在位於巴黎西南郊區的比揚古地區卡斯泰耶大街3號的一個小旅館裏。這個小旅館是專門供中國人居住的，在雷諾工廠附近有很多這樣的小旅館。

鄧和兩名中國同胞住在5號房間。兩位中國同胞一位叫楊品蓀，是來自上海的一名共產黨員，另外一位叫傅鍾。傅鍾也來自四川，他很賞識鄧，當時傅已經是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的書記，是1924年夏周恩來離開法國後開始擔任這一職務的。

他們三人都投身於同一種活動，一份警局報告稱:「有兩名中國同胞與鄧希賢住在一起並與他有共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總和他一起外出。」明顯年輕的鄧小平總帶著傅鍾外出，這不由得讓人對鄧和傅二人各自的重要性產生疑問，尤其是在那種激進的氛圍下。確實，我們可能會直接問到一個問題，他們倆到底誰對誰起保護作用?是鄧被推向前方去保護書記，或者是傅在1925年時擔當了重要角色?

三

根據警局的記錄，1925年10月24日，鄧希賢主持了中國共產主義者在伊西?萊穆里內城的會議，儘管他不是主要發言人。有25人出席了此次會議，討論「重建中國共產主義團隊的必要性」。會議最終陷入騷亂，因為1925年7月的示威行動導致他們要被驅逐出境。

1925年11月15日，鄧再次主持會議悼念國民黨員王京歧。王京歧是於10月在被驅逐回國的船上犧牲的。這次，47名中國人聚集在美麗城的波耶大街上的一個房子裏，警局錯誤地記錄為「在賽佛爾城或者是聖魯克的住所」，鄧發表了關於會議主題的公開演說，並且在11位發言人講話以後作總結髮言。根據警察的記錄(從別處引用的)，他最後是這麼說的:“我們力促現場的人同國際帝國主義論戰，呼籲大家哀悼王京歧同志。”

報，力促他們向各自派駐的國家的帝國主義發出抗議，反對這些國家向中國派出戰船和軍隊。”

所有這些，都是在外交上以直接恐嚇的方式向敵人連續發難……

鄧小平因為與這次極不尋常的秘密會議有關聯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事實上，他也遭到了警方的懷疑。與他一起被警方懷疑的還有另外一名共產黨員和兩名社會民主黨成員，其中包括楊賽濤(音譯)。因為他們曾經支持針對中國青年黨尤其是其領袖人物何魯之的攻擊運動。何魯之和他的中國青年黨——大部分成員都是聲名狼藉的反共產主義的中國僑民的小黨派——被指控在七月運動結束後向警方出賣了參與運動的激進分子的名單。

此外，如同他們四人所宣揚的那樣，他們甚至密謀行刺中國青年黨的領袖們。這些計劃，如果是真的話(我們僅僅是從警方處理中國青年黨恐懼這一事件的記錄來得知這些計劃的)，它們最終付諸實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下面我們回顧一下1925年7月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個，鄧小平受到警方注意。從此，中國僑民的革命運動開始由一個團隊來領導。

在這個團隊中，任卓宣可能是最有名的，他也是四川人，1923年開始擔任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書記。1925年6月21日，任領導在法中國共產黨及駐法中國大使館的支持者們在巴比龍大街發動襲擊那天，有100多人佔領了中國駐法大使館，聲討5月30日發生在上海的「五卅」慘案。這次行動激起法國民眾長達幾年的評論，並且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性，結果導致了一場鎮壓的浪潮，實際上就是肅清中國僑民中的激進分子。經過一個迅速的調查之後，在一些中國人的指認下，共產黨員和他們的朋友們的身份被確認。接下來，大約有100人(幾乎是全部的人)離開了法國，其中有47人是在驅逐命令下離開的，剩餘的是自願離開。任卓宣和其他3名同志未經審判入獄，也不得不及時地離開。

這些事實表明，到1925年下半年，出席各種激進會議的人越來越少了。這也表明，之前做技術工作的人不得不開始承擔這些被捕的領導者的責任了，比如鄧。1925年，是應該被回憶的一年，在那一年，「油印博士」剛剛21歲。當時的情況將他推向共產主義鬥爭的前線，也證實了他在那裏的短暫逗留(6個月)。他的各種活動，尤其是反對何魯之的活動，促使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間，那裏是他們政治活動的聚集地。1926年1月8日早晨，位於布羅涅——比揚古的3個住著中國人的旅館，包括卡斯泰耶大街的一家，都受到了警方的造訪。警察發現5號房間已空無一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油印工具，還有住在這裏的3個人落下的書刊和文件。因為鄧和傅鍾一同已於1月7日離開巴黎經由柏林去了莫斯科，並在那裏進了中山大學。當地的警局報告聲稱:“看起來這3個人已經察覺到自己受懷疑，所以馬上消失了。”

四

至此，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歷史上的位置變得有些清晰了，他屬於中共旅歐支部第三代領導人。

第一代持續時間很短，大部分在1921年的里昂運動後離開了法國。第二代以1925年夏季行動而告終。除了周恩來，他是在1924年自願離開的。由於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是最後一次持續時間最短的調整。

沒有太多的法文檔案能使我們對鄧小平的思想和行為有一個足夠清晰的認識，從而幫助我們去發掘他的領導才能和獨特的政治人生觀。由於沒有更進一步的材料，我們不得不對以上再現的鄧小平年表滿意。毫無疑問，鄧後來的名望足以證明他這段經歷的重要性。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他贏得了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尊重。也許法國這段經歷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那些異同尋常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是那些使它如此平凡的事情。

且不說鄧小平到達法國時的年齡(他比同去法國的大部分學生都小兩三歲)，鄧的經歷確實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的人都同樣有到處奔波?缺錢花?經常搬家?讀地方性中學的經歷，乾沒有技術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為激進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間，他們中有200多人都成為共產主義戰士。因為這些，武力鬥爭是重要的一項內容。所以可以想像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法國。走這條道路的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滿懷希望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同時又能學到知識。

事實上，20世紀初期的法國危機四伏，它不可能給外國人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更何況這些中國人通常是沒有技術的，他們在中國獲得的文憑也一樣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只能到一些二級學校開辦的專門學習班去學習，再加上生活困難，所以他們傾向於群體式地居住在較容易接近的學術機構或者能大批僱傭中國工人的工廠(如雷諾工廠)附近。居住相對集中(大部分的中國僑民住在巴黎地區)使得採取武力鬥爭行動更為容易，而中國的年輕人所遭遇的失望無疑也給他們提供了接受教訓的平台。他們與法國工人及一些政治?工會組織之間不可避免的聯繫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嗎?我們很難獲取這些信息。在所有行動中，正如鄧的情況所反映的，中國工人學生有明顯的保持自我的傾向，他們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局限在僑民內部。

對鄧小平這段經歷的梳理同樣停留在武裝鬥爭層面。查閱這些文獻，我們發現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萌芽於一些基礎性的原始資料，這些材料大部分都來源於蘇聯。對鄧的房間進行搜查的結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們擁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書寫的宣傳品(如《中國工人》?《孫中山遺囑》?《共產主義ABC》等)，中文報紙，尤其是《進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報」。沒有什麼非同尋常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一些有關20世紀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東西。作為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沒有任何有關他職業生涯的異常之事，加入青年團，入黨，順應統一戰線需要加入國民黨，最後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離開法國前往莫斯科。後來的事情可能讓人感覺這是留下最深印記的最後一個時期，然而，直到鄧和其他人被廣泛關注，我們都不應該低估留法這段歲月的重要性，因為它發揮了一個不可缺少的引導性的作用。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章含之與喬冠華的合影（資料圖）

事出有因

「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喬冠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鬱郁以終的結局，曾令許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與喬冠華》和《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兩書中的自述，更令這種結局染上了一層凄美的悲劇色彩。

導致喬冠華晚年悲劇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關係作出推測，當事人則語焉不詳。章含之曾談及自己被毛澤東點將調入外交部後，未能如願到新聞司當發言人、且發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後來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當權勢、我當時視為朋友的毛澤東的那位遠房親戚所決定。從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擺佈之中。

從我調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權，尤其是涉及中美關係這樣的部門，越來越由部內兩位毛主席身邊的人掌握。我隱約地感到外交部情況比較複雜，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書中所說的這兩位特殊人物，當然是指先於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聞生。她倆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進入外交部後，友誼演變成競爭；章嫁給喬冠華之後，更與各種權力鬥爭糾纏在一起，令關係日趨複雜。關於高層權力鬥爭，章女士曾談到「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是為了生存」，並有如下表述：喬冠華與章含之相差22歲

第一次就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里進行著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捲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

所謂第一次錯誤，系指1973年喬冠華反戈一擊批判周恩來之事。1975年下半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以後，喬、章在外交部與兩位通天人物的“內戰”趨於白熱化，又產生了章所說的第二次錯誤：

我們在1975年底面臨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浪時決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樣軟弱，以一大批老幹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誰能料想本意要為公正一搏換取至少是外交部一個良好政治環境的意圖卻又導致了另一次錯誤。在當時的條件下，雖知這是孤注一擲，但為了部內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幹部，我和冠華貿然決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與外交部造反人物決裂，制止在部內又一次興風作浪，換取真正的安定團結。但我們過於幼稚，過於天真。其結果是我們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這無疑是一次大錯，但今天的我只對1973年的錯誤常常自責，而對1975-1976年的錯誤卻處之泰然，因為我和冠華是為了一個良好的願望決心冒此風險的。

歷史的書寫不同於外交辭令，章女士似有難言之隱，其自述又缺乏文獻上的證據，令真相顯得撲朔迷離。

一紙御狀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張江姚專案組”於1976年12月編印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標題下，有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用鋼筆書寫在5頁白紙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志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話與她們聯繫約時間。小唐說她們請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後她們才去的。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志歷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志的檔案，是江青同志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志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只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志的歷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只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於春橋同志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當時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說上海有一派貼過大字報說春橋同志是叛徒，後來被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活。我們說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報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書寫下來，而不應該叫兩個不了解情況的年輕同志傳這種活。我當時說尤其關於江青同志這些話更不應該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小唐說他們這些老同志不會把江青同志的事擴大的，不過她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將來叫她養老，去看看她還是可以的。 

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問起此事。但是在她們談此事後不久，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宴會散會時，我見到一個行動有點困難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過，我問她此人是誰。她說「這個人就是吳仲超。」不知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吳出席宴會的。

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專案組還對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語：

喬冠華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由章含之出面，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名義上給毛主席，實際上送給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氣急敗壞，寫了一大篇話，惡狠狠地污衊周恩來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和堅持同「四人幫」鬥爭的同志是什麼“大、小艦隊”，瘋狂叫囂：“吃的（得）飽飽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江青所謂的“更大的勝仗”，就是要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領導同志統統打下去，「四人幫」篡權復辟。

這本專案材料的編印時間，距「四人幫」被捕僅兩個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語保持著“文革”式語言，皆不足怪。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的真實目的，以及這兩人在歷史上是否算叛黨，史家盡可繼續考證。

孤注一擲

這封「告御狀」的信，章女士在上述兩書中均未提及。筆者所感興趣的，則是她寫這封信的目的。研讀後略作歸納，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後覺悟到康生通過海容、小唐誣告江青、春橋事件，是鄧小平幕後策劃，所以要向主席揭發；

二、海容、小唐曾向老喬調查江青、春橋的歷史，喬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們（喬、章）堅持原則，勸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傳話，章特別指出關於江青的話尤其不能傳，因為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

四、小唐對江青有議論（應當退出政治活動養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證人吳仲超出席人民大會堂宴會。

這封信似可作為打開喬冠華晚年厄運之謎的一把鑰匙。喬在歷史上跟隨周恩來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隨鄧小平出訪美國；寫信時間正值1976年「天安門事件」二十天後，此前康生、周恩來已先後去世，全國處於“批鄧”高潮，「四人幫」暫居上風。遞交後也曾收效一時，令江青對這兩位小姐暴跳如雷。

毛澤東對此信的表態及其逝世後「四人幫」的倒台，提前結束了喬冠華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對此曾有如下說明：

經華主席、黨中央批准，這次會議任命黃華為外交部長，免去喬冠華的外交部長職務。

在當時「凡是」思維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澤東對章含之這封以“我們”口吻來信的批評，已足以形成對喬冠華致命的一擊。

有人說「喬老爺」毀於“兩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則屢屢提及：“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係’，我只要不受他（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