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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與毛澤東四個「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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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與毛澤東四個「非凡」

2019年05月27日 20:11

歷史是怎樣掀開這一頁的

——新中國成立與毛澤東四個「非凡」

石仲泉

1947年,毛澤東轉戰陝北。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歷史怎樣掀開這一頁使中國人民站起來?這段歷史的許多節點歷歷在目,無不與毛澤東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非凡魄力和文韜武略的卓越才能密切相關。從四個「非凡」,即可窺視全貌。

非凡之論:「紙老虎」與真老虎

全民族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個和平民主新中國。但國民黨反動集團依仗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擁有大量美式裝備,不顧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悍然發動全面內戰,揚言只需3個月就能消滅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就在國民黨軍猖狂向我解放區進攻後的一個半月,1946年8月上旬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他說: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這是石破天驚之論,產生了巨大的歷史影響。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誰能說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他這是從本質上看問題。但不少人理解不了這個論斷,提出種種質疑,甚至曲解它的本意。其實,這是毛澤東一貫的辯證思想的升華。他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在全體上,藐視敵人,敢於同他們鬥爭,敢於奪取勝利;同時,又要在戰術上,在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重視敵人,採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採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

對於人們的疑問,毛澤東在1958年12月撰文《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作了回答。他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一方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人民鬥爭事業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出現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人民花了100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1949年的勝利。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

什麼是非凡之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就是非凡之論。能說出非凡之論的人,就是非凡之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堅持這樣的根本戰略思想,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建立新中國,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非凡之謀:在轉戰陝北艱難險惡環境中,決定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反動派是不是紙老虎呢?當年的蔣介石志大才疏。毛澤東領導我黨我軍用8個月就粉碎了其全面進攻。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還處於戰略防禦階段,但國共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我的變化。我們準備用三到五年,乃至十到十五年打倒蔣介石。但現在不提這個口號,只按這個目標去做。一方面,要藐視他們,非此不足以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威風;另一方面,又要重視他們,每一仗都要謹慎。

1947年2月,為了擺脫戰線過長和兵力不足的被動局面,蔣介石對山東解放區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實行所謂重點進攻。蔣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銳部隊25萬人圍攻陝甘寧邊區,而彭德懷統率的西北野戰兵團只有2萬多人,敵我力量對比是十比一,邊區形勢非常嚴峻。為了誘敵深入,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並將中央領導機構一分為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指揮全國解放戰爭。非凡之人就有非凡之謀。在當年極其嚴酷的環境中,毛澤東出了三大奇招。

第一奇招:轉戰陝北,不過黃河。當時留在中央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警衛部隊共800人。毛澤東要以這800人轉戰陝北,以「蘑菇戰術」拖垮胡宗南的20多萬精兵,粉碎蔣介石的所謂重點進攻。轉戰陝北,酷似長征。黨中央輾轉行軍,大迂迴運動,在強大敵人緊逼追擊下跋山涉水、櫛風沐雨;在千山萬壑中引領胡軍“武裝遊行”,從一個溝壑轉移到另一個溝壑。有時,兩軍相距僅四五里路,有時毛澤東率部剛走一會兒,敵軍就進了村。這種險情時有發生。因此,作為中央支隊負責人的任弼時提出,還是過黃河暫避一下。但毛澤東堅持不同意,說中央留在陝北,首先我要留在陝北,什麼時候打敗胡宗南,什麼時候過黃河。胡宗南正希望我過黃河哩!我不過黃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別的戰場,減少別的解放區的壓力,也能在這裏消滅他。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以堅韌的毅力和高度的鎮定轉戰陝北一年,既穩定了黨心,也使蔣介石在河東消滅中共中央的圖謀泡湯。

第二奇招:經略中原,指揮大軍千里躍進。轉戰陝北,不僅直接謀劃西北戰場,而且運籌全國解放戰爭。毛澤東後來說過,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在兩個窯洞裏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周恩來也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揮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凡是非凡之人都有非凡之謀,不按常規出牌。在全國戰場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我的變化後,毛澤東決定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我解放軍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其中一著要棋就是命令劉鄧大軍不要後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在那裏打運動戰建立根據地。劉鄧大軍12萬人經過艱苦跋涉,於1947年8月下旬進入大別山區,實行戰略展開。隨後,陳謝大軍、陳粟大軍也挺進中原,在戰略展開後,到1948年5月三路大軍創建並鞏固了擁有3000萬人口的新中原解放區。毛澤東對此高度評價: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蔣介石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重要標誌。這樣歷史性的轉變,誰能想到是毛澤東在轉戰陝北那種極端艱苦而險惡的環境中運籌的。

第三奇招:戰場形勢好轉的曙光剛剛升起,就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非凡之人的非凡之處就在於,高瞻遠矚,目光如炬,下第一步棋時就在佈局後面好幾步棋。毛澤東在轉戰到佳縣神泉堡後的1947年10月上旬,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他開始以主要精力研究和制定黨在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包括土地改革、工商業、統一戰線、整黨整軍、新區工作等。他告誡全黨:現在敵人已經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不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因此,他發表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的至理名言。

西北戰場經過五戰五捷(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沙家店、宜川瓦子街),打敗胡宗南精銳之師,陝北形勢完全改觀。1948年3月下旬,毛澤東東渡黃河,告別他生活和戰鬥了13年的陝北,去謀劃奪取全國革命勝利大方略。

非凡之戰: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揮所運籌帷幄世界級大決戰

1948年5月下旬,毛澤東到達中央機關所在地西柏坡後,就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起運籌如何打破大別山乃至整個中原的僵持局面。幾經磋商,並不斷徵求相關高級將領意見,博採眾長,最後對戰略部署作重大調整。在中央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若干重大軍事政治決策統一黨內領導層認識後,對於中國革命最後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大決戰全面展開。

這次大決戰,是由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環環相扣組成的。當時,國民黨軍的數量仍多於我解放軍,裝備更強於解放軍。南京政府還統治著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透這個表面上龐然大物的虛弱實質,覺察出他們在考慮戰略撤退正舉棋不定。毛澤東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決定發動戰略大決戰。

大決戰首先由遼瀋戰役拉開帷幕。這是因為東北戰場已成為全國戰局發展的關鍵,戰場形勢非常有利於我解放軍。國民黨軍55萬人被分割在長春、瀋陽和錦州三個孤立地區。我東北部隊已超過百萬,裝備通過繳獲大有改善。毛澤東提出「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關門打狗”先克錦州的作戰方針。我軍只用31個小時即攻克錦州。被俘的國民黨軍鎮守錦州最高指揮官坦承:錦州好比一條扁擔,一頭挑東北,一頭挑華北。這一著棋,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出的。隨後,對長春和瀋陽不戰而勝。遼瀋決戰歷時52天,殲敵47萬多人,給國民黨致命一擊,加速了解放戰爭勝利進程。

大決戰的關鍵之戰是淮海戰役。雙方力量對比,我弱於敵。國民黨軍總兵力達80多萬,我華野、中野總共兵力只有60多萬人,不僅人少,而且裝備和交通運輸能力也不如敵。在這種不利條件下展開的決戰更具傳奇性。一是決戰規模和部署有個從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演變過程。毛澤東稱讚說:你們打得好,好比一鍋夾生飯,還沒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們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二是開創了兩支野戰軍協同作戰的成功範例。毛澤東說:兩個野戰軍聯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幾倍力量。三是廣大人民群眾支前出色。陳毅有句名言:華東戰場上的國民黨反動派是老百姓用獨輪車把它推倒的。這一決戰歷時66天,殲敵55萬多人。斯大林從新華社電訊中得知消息後說:淮海戰役打得好,以60萬的兵力打敗國民黨軍80萬的兵力,是個奇蹟。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奇蹟,在世界戰爭史上也是少見的。

大決戰的壓軸戲是平津戰役。平津戰役是毛澤東將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巧妙結合的傑作。在軍事鬥爭上將「兵貴神速」和“出敵不意”的原則運用到極致,對傅作義部實行“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然後選擇時機殲滅主力,使其成“籠中之鳥”欲逃無路,展現了毛澤東軍事指揮的高度藝術。在政治鬥爭方面,充分利用傅蔣矛盾,陳明利害,耐心工作,曉以大義,使傅作義在和平解放北平、完整保存文化古都上立了大功。並且創造了解決國民黨軍隊的三種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戰爭解決拒不投降的敵人)、北平方式(迫使敵軍接受和平改編,是不流血的鬥爭方式)、綏遠方式(基本原封不動地保留起義部隊,以後擇機改編)。平津戰役並用這三種方式,以我軍傷亡較小、破壞較少的代價取得勝利。這次戰役歷時64天,殲敵52萬餘人。

周恩來回顧這段歷史說:西柏坡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進駐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我們這個指揮所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揮所。我們一不發人,二不發槍,三不發糧,只是天天發電報,就把國民黨打敗了。

大決戰後,全國革命勝利指日可待。國民黨當局最終拒絕和平談判條件,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訓令,百萬雄師過大江,秋風掃落葉般地殲滅國民黨殘餘部隊。新中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非凡之舉:抗美援朝,「小米加步槍」應戰高度現代化武裝

新中國成立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站起來後是否可能再倒下去呢?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新中國成立後僅九個月,韓戰就爆發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迅速北進,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這就出現了我國是否應朝鮮政府請求出兵援助,「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問題。

我們國家那時的情況是:經濟恢復剛剛開始,物資極度匱乏,財政狀況甚為困難,人民政權沒有完全鞏固,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相當落後,海、空軍尚處於初創階段。面對的美國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雄厚、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就綜合國力言,1950年美國的工農業總產值是2800億美元,而我國僅有100億美元。論軍事裝備,美國擁有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大量先進武器和現代化的後勤保障,而我軍基本還處於「小米加步槍」水平。敵我力量如此懸殊,出兵參戰,能不能打贏?國內經濟建設還能否進行?這些是不能不考慮的重大問題。

軍情緊急,壓力巨大,決策異常艱難。胡喬木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20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他很難下決心的,一件是1946年我們黨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進行自衛戰爭;再就是派志願軍入朝作戰,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麼辦?黨中央多次討論,在反覆權衡利弊之後,毅然決定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作好應付最壞局面的準備。彭德懷在接受挂帥出征時表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後來,他談到毛主席這個決策時還說:這個決心不容易下,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有對複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我軍入朝作戰,經過兩年零九個月的極其艱苦的軍事政治較量,克服種種意想不到的艱難困苦,粉碎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猖狂進攻,根本扭轉朝鮮戰局,使得不可一世的美國侵略者接受談判實現停戰。志願軍經受了現代戰爭的洗禮,既打出了人民軍隊的軍威,也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此後,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再也不敢輕易欺侮和侵犯中國,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歷史證明的真理。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站起來的新中國。誠如鄧小平指出的:“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留法時的學生照(資料圖) 

鄧小平是很多傳記著作的人物之一,但這些著作很少涉及鄧小平留法時期的內容。事實上,他在法國度過的五年時間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就是在那裏,他第一次變得政治上活躍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對於這一時期,這些著作只是作了簡短的描述。

比如,鮑曼認為:「鄧在成都上了預備學校的課程……之後去了上海,然後又於1920年初去了歐洲……沒有任何關於鄧在法國上學的記述,也沒有說明他在那裏幹什麼工作。」鮑曼唯一提到的是,鄧在法國呆過的標誌僅是他在那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及他作為《赤光》雜誌的油印員所從事的一些活動。

根據一些蘇聯檔案以及鄧小平自己向埃德加?斯諾所作的介紹,D.W.克萊因和A.B.克拉克在他們的著作中作了更進一步的描述。他們說,鄧小平1921年在里昂參加了中國工人學生運動,1922年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4年才加入中國共產黨。根據克萊因和克拉克的說法,之後,1926年鄧離開法國去了莫斯科。但鮑曼認為鄧是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離開法國的。

現有的中文文獻也幾乎沒有更多這方面的記載。《紅衛兵》登載的一篇很著名的傳記筆記告訴我們,鄧小平是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份材料說,鄧是在法國巴黎南部60英里的一個叫蒙塔爾基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在一家工廠做橡膠鞋的同時,他「還幫忙給同事做飯」。

一些法國檔案使得我們可以探討這些問題,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即使它們也並不能使我們重新斷定1920年至1926年間鄧小平的職業,尤其是這段時間仍然是鄧早期模糊不定的一段時期。

前往法國的時候鄧小平用了「鄧希賢」這個名字,在法文文獻中拼做“Teng Hi Hien”或“Terlg Si Sien”,當地的一些機構和警察只知道他這個名字。鄧於1920年12月到達馬賽,與他同行的還有一同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的一群來自中國四川的青年。在這群人中,鄧是年齡最小的,僅有16歲。12月18日,鄧來到華僑登記處(可能在馬賽),登記他1904年7月12日出生於中國四川,父親名叫“鄧文明”。

接下來的三年,鄧小平徘徊在法國街頭。我們可以據此大致追溯一下他在法國的活動。下面是一份有關他的年表,但尚有許多空白。

1920年12月13日,「Porthos」號到達法國馬賽;

1920年12月18日,到僑民登記處;

1921年1月至3月,在巴耶中學學習;

1921年4月至1922年2月,在巴黎一家工廠工作,住在巴黎西南郊區的哥倫比村;

1921年9月,參加里昂運動(?);

1922年2日13日,到達蒙塔爾基,在僑民登記處登記為「體力勞動者」;

1922年8月3日,離開蒙塔爾基來到塞納河上游小鎮夏蒂榮,入夏蒂榮中學學習(?);

1923年2月2日,回到蒙塔爾基,開始在哈金森橡膠廠做工;

1923年3月7日,離開哈金森工廠,但仍留在蒙塔爾基;

1923年6月11日,離開蒙塔爾基,聲稱要回到巴黎西南郊區的哥倫比村;

直到1926年1月(?),在巴黎做工,特別是在比揚古的雷諾工廠做工;

1926年1月7日,離開比揚古(從1925年8月20日開始居住在這裏的卡斯泰耶大街3號),經由德國前往蘇聯。

可以看到,許多地方都是不確定的。這可能很大程度上因為幾乎所有的法文材料都是由警局記錄組成的。鄧小平顯然是從1925年夏開始往前倒退式地描述這些的,因為在此之前鄧的政治活動無疑是相對謹慎的。

一些中文材料表明早在1922年鄧就明確贊成共產主義運動,他甚至在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且在192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夏成立的中共旅歐支部)。但是最初他並沒有在這兩個組織中擔任任何領導職務,除了一些技術上的活兒。

一加入中國共產黨,鄧就開始從事出版工作,負責複印《共產黨宣言》和參與編輯《赤光》雜誌,這也使得同事們都戲稱他為「油印博士」。在離開法國之前,他一直參與這項工作。證據是一份有關他在巴黎地區最後的住所的研究報告:1926年1月8日,警察搜查他的房間,發現了“油墨?油印工具以及一些用於油印的紙”。

但是,從1925年夏天,鄧小平就開始成為在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物。

這個領導地位的變化在許多公開言論中都曾提到過。考慮到中國僑民支持者數量有限,1925年8月鄧小平被選為在法國民黨總務委員會「巡視員代表」,選舉結果於1926年1月生效。同時,從1925年8月起,鄧開始居住在位於巴黎西南郊區的比揚古地區卡斯泰耶大街3號的一個小旅館裏。這個小旅館是專門供中國人居住的,在雷諾工廠附近有很多這樣的小旅館。

鄧和兩名中國同胞住在5號房間。兩位中國同胞一位叫楊品蓀,是來自上海的一名共產黨員,另外一位叫傅鍾。傅鍾也來自四川,他很賞識鄧,當時傅已經是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的書記,是1924年夏周恩來離開法國後開始擔任這一職務的。

他們三人都投身於同一種活動,一份警局報告稱:「有兩名中國同胞與鄧希賢住在一起並與他有共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總和他一起外出。」明顯年輕的鄧小平總帶著傅鍾外出,這不由得讓人對鄧和傅二人各自的重要性產生疑問,尤其是在那種激進的氛圍下。確實,我們可能會直接問到一個問題,他們倆到底誰對誰起保護作用?是鄧被推向前方去保護書記,或者是傅在1925年時擔當了重要角色?

根據警局的記錄,1925年10月24日,鄧希賢主持了中國共產主義者在伊西?萊穆里內城的會議,儘管他不是主要發言人。有25人出席了此次會議,討論「重建中國共產主義團隊的必要性」。會議最終陷入騷亂,因為1925年7月的示威行動導致他們要被驅逐出境。

1925年11月15日,鄧再次主持會議悼念國民黨員王京歧。王京歧是於10月在被驅逐回國的船上犧牲的。這次,47名中國人聚集在美麗城的波耶大街上的一個房子裏,警局錯誤地記錄為「在賽佛爾城或者是聖魯克的住所」,鄧發表了關於會議主題的公開演說,並且在11位發言人講話以後作總結髮言。根據警察的記錄(從別處引用的),他最後是這麼說的:“我們力促現場的人同國際帝國主義論戰,呼籲大家哀悼王京歧同志。”

報,力促他們向各自派駐的國家的帝國主義發出抗議,反對這些國家向中國派出戰船和軍隊。”

所有這些,都是在外交上以直接恐嚇的方式向敵人連續發難……

鄧小平因為與這次極不尋常的秘密會議有關聯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事實上,他也遭到了警方的懷疑。與他一起被警方懷疑的還有另外一名共產黨員和兩名社會民主黨成員,其中包括楊賽濤(音譯)。因為他們曾經支持針對中國青年黨尤其是其領袖人物何魯之的攻擊運動。何魯之和他的中國青年黨——大部分成員都是聲名狼藉的反共產主義的中國僑民的小黨派——被指控在七月運動結束後向警方出賣了參與運動的激進分子的名單。

此外,如同他們四人所宣揚的那樣,他們甚至密謀行刺中國青年黨的領袖們。這些計劃,如果是真的話(我們僅僅是從警方處理中國青年黨恐懼這一事件的記錄來得知這些計劃的),它們最終付諸實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下面我們回顧一下1925年7月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個,鄧小平受到警方注意。從此,中國僑民的革命運動開始由一個團隊來領導。

在這個團隊中,任卓宣可能是最有名的,他也是四川人,1923年開始擔任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書記。1925年6月21日,任領導在法中國共產黨及駐法中國大使館的支持者們在巴比龍大街發動襲擊那天,有100多人佔領了中國駐法大使館,聲討5月30日發生在上海的「五卅」慘案。這次行動激起法國民眾長達幾年的評論,並且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性,結果導致了一場鎮壓的浪潮,實際上就是肅清中國僑民中的激進分子。經過一個迅速的調查之後,在一些中國人的指認下,共產黨員和他們的朋友們的身份被確認。接下來,大約有100人(幾乎是全部的人)離開了法國,其中有47人是在驅逐命令下離開的,剩餘的是自願離開。任卓宣和其他3名同志未經審判入獄,也不得不及時地離開。

這些事實表明,到1925年下半年,出席各種激進會議的人越來越少了。這也表明,之前做技術工作的人不得不開始承擔這些被捕的領導者的責任了,比如鄧。1925年,是應該被回憶的一年,在那一年,「油印博士」剛剛21歲。當時的情況將他推向共產主義鬥爭的前線,也證實了他在那裏的短暫逗留(6個月)。他的各種活動,尤其是反對何魯之的活動,促使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間,那裏是他們政治活動的聚集地。1926年1月8日早晨,位於布羅涅——比揚古的3個住著中國人的旅館,包括卡斯泰耶大街的一家,都受到了警方的造訪。警察發現5號房間已空無一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油印工具,還有住在這裏的3個人落下的書刊和文件。因為鄧和傅鍾一同已於1月7日離開巴黎經由柏林去了莫斯科,並在那裏進了中山大學。當地的警局報告聲稱:“看起來這3個人已經察覺到自己受懷疑,所以馬上消失了。”

至此,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歷史上的位置變得有些清晰了,他屬於中共旅歐支部第三代領導人。

第一代持續時間很短,大部分在1921年的里昂運動後離開了法國。第二代以1925年夏季行動而告終。除了周恩來,他是在1924年自願離開的。由於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是最後一次持續時間最短的調整。

沒有太多的法文檔案能使我們對鄧小平的思想和行為有一個足夠清晰的認識,從而幫助我們去發掘他的領導才能和獨特的政治人生觀。由於沒有更進一步的材料,我們不得不對以上再現的鄧小平年表滿意。毫無疑問,鄧後來的名望足以證明他這段經歷的重要性。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他贏得了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尊重。也許法國這段經歷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那些異同尋常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是那些使它如此平凡的事情。

且不說鄧小平到達法國時的年齡(他比同去法國的大部分學生都小兩三歲),鄧的經歷確實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的人都同樣有到處奔波?缺錢花?經常搬家?讀地方性中學的經歷,乾沒有技術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為激進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間,他們中有200多人都成為共產主義戰士。因為這些,武力鬥爭是重要的一項內容。所以可以想像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法國。走這條道路的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滿懷希望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同時又能學到知識。

事實上,20世紀初期的法國危機四伏,它不可能給外國人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更何況這些中國人通常是沒有技術的,他們在中國獲得的文憑也一樣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只能到一些二級學校開辦的專門學習班去學習,再加上生活困難,所以他們傾向於群體式地居住在較容易接近的學術機構或者能大批僱傭中國工人的工廠(如雷諾工廠)附近。居住相對集中(大部分的中國僑民住在巴黎地區)使得採取武力鬥爭行動更為容易,而中國的年輕人所遭遇的失望無疑也給他們提供了接受教訓的平台。他們與法國工人及一些政治?工會組織之間不可避免的聯繫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嗎?我們很難獲取這些信息。在所有行動中,正如鄧的情況所反映的,中國工人學生有明顯的保持自我的傾向,他們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局限在僑民內部。

對鄧小平這段經歷的梳理同樣停留在武裝鬥爭層面。查閱這些文獻,我們發現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萌芽於一些基礎性的原始資料,這些材料大部分都來源於蘇聯。對鄧的房間進行搜查的結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們擁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書寫的宣傳品(如《中國工人》?《孫中山遺囑》?《共產主義ABC》等),中文報紙,尤其是《進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報」。沒有什麼非同尋常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一些有關20世紀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東西。作為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沒有任何有關他職業生涯的異常之事,加入青年團,入黨,順應統一戰線需要加入國民黨,最後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離開法國前往莫斯科。後來的事情可能讓人感覺這是留下最深印記的最後一個時期,然而,直到鄧和其他人被廣泛關注,我們都不應該低估留法這段歲月的重要性,因為它發揮了一個不可缺少的引導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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