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資料圖）
1997年在中國銀行內部審計中，一筆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這筆錢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國銀行的，總額為1.2萬英鎊，是以周總理的名義存的，周總理當年月工資也不過400元。根據當年的匯率，l.2萬英鎊摺合成人民幣是82308元。這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一筆巨款。而這1.2萬英鎊為什麼會以周總理的名義存入中國銀行呢？
中國銀行的英國姑娘
1918年，一個叫多利的女孩出生在英國倫敦。當她20歲左右的時候，二戰的硝煙瀰漫著整個歐洲，1940年，德軍對倫敦進行了長達10個月的轟炸。這時多利所在的公司停業了，為了生計，她來到與原公司在同一棟樓的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應聘。20世紀40年代，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機構之一，它不僅負責英國本土的業務，還管轄著整個歐洲與非洲大陸的銀行業務。多利被聘用後，除了擔任櫃枱出納應付日常業務，還要為上百名中國海員發放工資，辦理匯款。這些海員都是在國民黨管理的俱樂部里活動。在那裏，他們都被帶壞了，沾染上了英國的壞風氣，賭牌、嫖娼。他們把掙來的大部分錢都花在那上面了，看著中國海員把剛剛領到的工資拿去隨意揮霍，多利既氣憤又同情，那時只要海員們接受她的勸說把工資寄回國內，多利就會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減免他們匯款的手續費。
正義讓他們結合
轉眼間到了1944年，多利在中行倫敦分行已經工作4年了，她的工作業績贏得了經理和同事們的一致好評。但是在那年的冬天她卻闖了大禍。
1944年中國國內的抗日戰爭進入了最關鍵的階段，中國政府和紅十字會都在中行倫敦分行設立了募捐箱，為抗日戰爭的受害者募捐，而多利發現負責管理中國政府募捐箱的官員經常會盜取捐款。多利就將募捐箱放到了櫃枱底下，因為她肯定那裏的錢都會裝進那些官員的腰包。多利的舉動激怒了募捐官，他以私藏政府募捐箱為由要求銀行經理開除多利。雖然經理知道多利是冤枉的，但迫於壓力也只好同意。就在這時，一位年輕的中國員工站了出來，他叫劉本昆，畢業於清華大學，原來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僱員，1943年，來到倫敦分行工作。在劉本昆的全力幫助下，多利終於被銀行留了下來。
多利的正直善良深深地吸引著劉本昆，而劉本昆的騎士風度也打動了姑娘的心。他們相愛了。1949年，多利與劉本昆在倫敦舉行了婚禮。婚後多利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劉道蕊。
各海外分行，凍結資產等待接收。但倫敦分行的經理不但拒絕接受中行新總處的領導，還準備把中行在歐洲儲存的大量外匯轉移到台灣。
保衛當時倫敦中行持有的人民政府的財產便成為一個緊要的任務。那時倫敦分行的大部分員工已被遣散，只有不足10人留守。其中劉本昆等5位員工的親屬都在國內，所以他們對新中國的情況比較了解。為了保護中國銀行在歐洲的資產，經過反覆考慮，劉本昆等5人決定起義。
5人起義小組成功地保護了國家的財產，劉本昆被中行總行任命為襄理。
新中國成立後，劉本昆一直想回到祖國工作，他給總行領導寫了一封信:我希望回國工作，我的夫人也極願同我回到中國。
作為一名英國人，劉道蕊很清楚，當時中國的條件遠不及英國，但作為妻子，她尊重丈夫的選擇。為了能和丈夫一起回到中國，她做出了一個勇敢的決定:放棄英國國籍，加入中國國籍。1957年，劉道蕊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成為一名中國公民。
1997年在中國銀行內部審計中，一筆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這筆錢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國銀行的，總額為1.2萬英鎊，是以周總理的名義存的，周總理當年月工資也不過400元。
義捐萬元英鎊
1967年初，在劉本昆的一再申請下，中行總行最終同意讓他們夫婦回國工作。接到通知後，歸心似箭的劉本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變賣了全部家產，因為過於倉促很多東西都是半賣半送，就連自己的一套品質很好的公寓也只以1.2萬英鎊的低價出售了。滿懷著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夫婦倆踏上了行程。
回國後，劉本昆被分配到中國銀行總行國際部工作，劉道蕊在總行進口部歐美組負責製作各種單據。
1967年6月的一天，周恩來總理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信中寫到:敬愛的周總理，我們今天通過銀行給您匯去1.2萬英鎊。這些錢是我們這些年來從我們工資內節省下來的。我們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這些陸續積累下來的錢交給國家，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但是由於我們還不很清楚應該通過何人將這筆錢交給國家才穩妥可靠。萬不得已，我們才將此事交您處理，因為我們相信您。
隨信還寄去一張1.2萬英鎊的匯票。接到這筆款後，周總理很快做出了批示：個人存款，國家不能收。要儘快查到捐款人，將錢退回去。但因為「文革」的影響，查找捐款人的事，無法正常開展。為了這筆款的安全，負責調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員以周總理的名義，將錢存入了中國銀行。可誰也沒有想到，這筆錢竟然存了30年。
用存款成立基金會
此後，劉本昆夫婦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變動，劉本昆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際部副總經理，劉道蕊負責培訓銀行的年輕職工。
時間到了1997年，劉本昆夫婦已經退休快10年了。那年在中國銀行內部的一次審計工作中，發現了一筆30年前以周總理名義存入的存款，經過查實，這筆錢是1967年周總理收到的捐款。
1967年到1997年，時間已過去了整整30年，將英鎊摺合成人民幣並加上利息，這些錢在1997年價值467000元。上級領導命令中國銀行繼續執行30年前周總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把錢退回去。經過反覆調查，最終證實，劉本昆夫婦就是30年前的捐款人。
當中國銀行的代表找到了劉本昆夫婦，問應該怎麼處理這筆錢時，他們說，這筆錢已經捐出去了，不能再收回。
其實劉本昆夫婦並不富裕，在很多老同事的眼中，他們一直過著非常清貧的生活。那時劉本昆長期患病，經常需要住院治療，可兩位老人堅決不肯收回捐款。劉道蕊說:「我提議以我丈夫的名義建立一個基金會，用來表彰銀行的優秀員工」。1997年8名青年職工成了第一屆劉本昆基金獲得者。
今年1月6日是劉道蕊89歲的生日，中國銀行的青年員工們為她舉辦了熱鬧的生日聚會。劉道蕊來到中國已整整40年過去了，這40年間她沒有再回過自己的故鄉英國。劉道蕊說，10年後，她還要在北京過自己99歲的生日。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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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派出工作組期間，少奇同志曾派光美同志到清華大學參加了一段時間的運動。所以撤出工作組後，清華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就揚言要揪斗王光美，說她在清華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消息被少奇同志的一個孩子聽到後回來就講了。
1965年11月，劉少奇因過度勞累，身患肺病後，王光美從各個方面悉心照料（資料圖）
少奇同志聽後，氣憤地說，「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為什麼要讓人家代我受過？要批要斗要檢查我可以去。」
在砌大富等人的煽動下，要求王光美到清華作檢查的壓力越來越大。起初，周總理是不同意王光美去作檢查的，他說：「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是個執行者，不必去檢查。」後來，康生、江青夥同清華的造反派一起向周總理施加壓力，聲稱：“王光美不去作檢查，學生就要來揪。”
1967年4月的一天，我們收到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說中央常委同意王光美同志到清華作一次檢查。在此情況下，少奇同志沒有再說什麼。在去清華作檢查的前幾個小時，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的會議室里同來揪她去清華的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造反派要她去作檢查時必須穿上她隨少奇同志出訪印尼等國時穿過的衣服，而光美同志堅持不穿。
王光美和劉少奇出訪印尼回國後，收到了蘇加諾夫婦送來的一幅兩人合影（資料圖）
她氣憤地說：「要我去作檢查，為什麼要我穿出訪的衣服？」“你出訪時穿戴的東西，就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就是搞資本主義復辟。這次去作檢查也必須包括這些內容。康老（康生——作者注）說，你不聽江青的指示，搞兩面三刀，江青不同意你出訪穿這些衣服。”造反派振振有詞。
光美同志聽到這裏更氣憤了：「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向你們說明，我出國前到上海專門看望過江青，還真問過她出訪時穿什麼衣服、戴什麼首飾的問題。我告訴她說：少奇同志跟外交部的同志說過，自己有能穿的衣服，就不要再做新的了。江青說，我們是大國，你又是國家主席的夫人，穿戴得不能那麼寒酸、吝嗇，要多做幾套好衣服。她可沒有說過不同意我穿什麼。我去作檢查也只能穿我在那裏參加運動穿的衣服。」
這次要光美同志去作檢查，也是砌大富等人製造的一個騙局，他們騙了周總理，也騙了黨中央。光美同志到清華後，在十幾萬人面前，蒯大富等人強迫她穿上旗袍、高跟鞋，給她戴上用乒乓球串起來的「項鏈」，並對她進行慘無人道的拳打腳踢，用卑鄙無恥下流的語言污辱她，謾罵她。
光美同志回來後，向少奇同志傾訴了滿腔的憤恨和冤屈：「他們打人罵人、侮辱人都幹了。他們批鬥我，為什麼還要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老同志去陪斗，這哪裏是政治鬥爭，分明是在侮辱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啊！」她終於決定給毛主席寫封信。
孩子們的嬉戲逗鬧，吸引了工作中的劉少奇（資料圖）
少奇同志一直沒有做聲，他兩眼發直，神情黯然，靜靜地聽著光美同志的訴說。據衛士說，那天晚上，少奇同志連一口飯都沒吃。自從光美同志受辱清華園後，少奇同志的心情更加沉重起來，而且時而顯得煩躁不安。有時郝苗把飯擺好，叫他去吃，他像沒聽見似的，不說話，也不去吃。一次，郝苗給他煮了兩個雞蛋，他發脾氣非說是生的。郝苗知道他心情不好，剝開蛋殼，耐心他說：「跟平常一樣，不生。」過了一會兒，他像突然間明白了什麼，對郝苗說：“那我錯了，向你道歉。”
一天中午，我從大食堂吃完飯回辦公室時，從少奇同志的飯廳門口路過，聽到他和光美同志正同孩子們說話。我進到辦公室後，聽到少奇同志的說話聲越來越高，我側耳斷斷續續地聽到：「為什麼我犯錯誤，讓人家那麼多幹部代我受過……是誰批准的？為什麼不准別人給文革小組的人提意見，一提意見就把人家當反革命抓起來（指的是1966年8月間一批青少年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因貼出了炮轟江青的大字報，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作者注）。他們就一貫正確嗎？……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是他們……有人想逼我自殺，我絕不會自殺，除非黨需要我去死……我自殺了他們就更高興了。我死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咣啷一聲，隨著摔筷子的聲音，他站起身來走出了飯廳。
這時，一位值班的衛士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怎麼老人家發脾氣了，你聽到了嗎？」“我聽到一些，因為他的聲音時而高時而低，所以也沒聽全，好像還是因為清華批鬥會的事。”我說。後來，我向光美同志問起此事，她說：“從1956年中央領導人簽名同意死後火化後，少奇同志就給我們說過，將來他死了，要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他說，大海連著四大洋，他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因為這件事關係到家屬，所以他從中央開會回來，就鄭重其事地給我講了。那天吃飯時，談到目前的一些現象，他的心情非常激動，又向全家人強調了這件事。”
1949年，在北京香山駐地(資料圖)
江青之流在從精神上折磨少奇同志的同時，又開始從生活上折磨他了。1967年5月的一個夜晚，為少奇同志當了18年廚師的郝苗同志被抓走了。這件事在工作人員中引起了震驚和恐慌。我問警衛局的一位副局長：「為什麼要抓郝苗？」他表情神秘地悄悄對我說：“這是江青指示公安部抓的。江青說郝苗有特務嫌疑。解放前，他在北京一家飯店工作時同國民黨的高級官員有關係。1946年在軍調部當廚師時，王光美認識了他。中央一進城就把他要來了。他和羅榮桓處的一個工作人員聯繫密切，有盜竊軍事情報的嫌疑。少奇的孩子外出串聯時，是他給他們提供了糧票和生活費，有支持他們外逃的嫌疑。”
我越聽精神越緊張，這個嫌疑，那個嫌疑，一大堆的嫌疑，說不定有一天這些嫌疑也會被安到我的頭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久，在江青的指使下，少奇同志的另一位廚師老馮也因「莫須有」的理由被調走了。那時，儘管名義上說，少奇同志的生活待遇不變，但廚師調走後，我們只能從大食堂給少奇同志打飯吃，有什麼吃什麼，這又是什麼樣的標準呀！
郝苗是生長在北京郊區農村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孩子。因生活所迫，他14歲就到北京一家飯店學徒，吃盡了昔頭才學得一手好手藝。中央進城後，經過黨組織的反覆審查才把他調到少奇同志身邊的。他辛辛苦苦地為少奇同志服務，怎麼成了特務嫌疑？就這樣，郝苗在秦城監獄關了8年。調郝苗到少奇同志家來，是吳振英經手辦理的，而此時他也成了「黑幫」分子，也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所以對郝苗審查來審查去，卻沒有任何人找吳振英寫過一份證明材料。這一切，少奇同志心裏肯定很清楚，光美同志受辱於清華園，郝苗被抓走，馮師傅被調出，這分明是在用鈍刀子割他那顆滴血的心啊，他能不痛苦，他能不咆哮，他能不怒吼嗎？然而這些都無法使他解脫，反而更加重了心靈的痛苦！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崢 編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