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烏克蘭人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突然來華。
當時，國民黨已與蘇聯斷交，並四處搜捕蘇聯共產黨人。米夫在此時冒著危險來華，表明了共產國際和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決心。
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當副校長時，講授馬列課，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王明是其得意門生。當時為與校長拉狄克作鬥爭，米夫著力拉攏學生。而一心想出人頭地的王明，成為了米夫的鐵杆心腹。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的我黨的六大上，米夫就曾希望我黨能提拔王明進入中央領導層，但遭到了代表們的集體抵制。
米夫
但這一次，米夫和王明志在必得。
米夫到達上海後，立即單獨召見王明，認真聽取王明的彙報，並面授機宜。
在米夫的壓力下，當時的黨中央被迫同意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向忠發主持會議，米夫實際主導了會議。會前，米夫違反黨的紀律，越俎代庖，親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草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名單，並圈定了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
在米夫的授意下，會議改選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結果，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進入政治局成為委員。名義上向忠發繼任總書記，實際上權力操縱在王明之手。
隨之，共產國際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對四中全會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
從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了在我黨長達4年的統治，其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給黨的革命事業造成的災難與損失，無可估量。
回到蘇聯後，米夫擔任過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長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科學院院長。
在蘇聯1937年的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米夫是政治反革命。很快，他被逮捕和關押。讓米夫難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王明在他落難之時卻劃清界限、落井下石，把他批得體無完膚。
1938年7月28日，米夫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判處死刑，9月10日執行。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恢複名譽。
1937年秋，作為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對人說:「你還記得那個米夫嗎？那老兄不行了，他搞來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員了！他的工作由我來負責領導，現在輪到他向我畢恭畢敬的了，哈哈，你說有意思吧！」
王明的人品，真的很差。
1938年，米夫在蘇聯被秘密處決，終年37歲。
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回到國內，又給黨帶來很大損失。
1938年在武漢。左起：周恩來、博古、王明、葉劍英
延安整風開始後，王明在黨內的地位日漸式微。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我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
此時的王明曾給全會寫信，表示對決議「完全同意和擁護」。
在黨的七大上，毛主席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王明最終當選。建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0年10月25日，經中央批准，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兩個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醫生陳鋒禹、保姆陳啟珍一行六人，在警衛秘書田書元的護送下，由北京乘火車出發，經東北去往蘇聯養病。
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但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進而抹黑新中國，以討好其蘇聯主子。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於莫斯科，結束了其可悲可嘆的一生，終年70歲。（劉繼興）
王明在莫斯科的墓地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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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資料圖）
一位日本人看過我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對我說：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裏是屬於「神聖」的，這個神是毛澤東，這個聖是周恩來。
他的目光分明是問：你把毛澤東請下了神壇，是否打算把周恩來請下聖壇？
所謂請下「壇」，其實就是他們回到人間，回到塵世；不但可敬，而且可親。他們的偉大、高尚、英明，絕非可望而不可即。他們生前不曾須臾離開人民，他們死後，精神融於民眾，決不該成為人民頂禮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禪讓」是受到最高讚譽的大公無私的聖人之舉；沒有幾個人能做到，所以也沒有幾個敢稱聖人。
於是，便有許多人聯想到周恩來，或明確或含蓄地講：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這是偉大的謙虛。
這些人可以列舉許多實例，比如遵義會議。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和職務都高於毛澤東，他用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自己甘願做他的助手，這種謙讓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觀點不同。周恩來無疑是謙虛的，這表現在他的不恥下問，善於向別人學習；表現在他的民主作風，勤於聽取群眾意見；表現在他總是樂於自我批評，等等，而不是表現在不當一把手，也不當二把手。
有人說偉大的謙讓，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說成是「明哲保身，勇氣不足」。甚至歸結於“紹興文化”的影響。說紹興的文化人不應科舉，不做縣令，只做師爺，以致中國“無紹不成衙”；人們說師爺往往不說師爺，而說“紹興師爺”。周恩來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當師爺出身，說他們的處世哲學不可避免地對周恩來有影響。
我的觀點是：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並可由此上溯至紅軍戰爭時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處於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比喻為“軍師”，事實上的“總參謀長”，這一切都不能叫做偉大的謙讓，而是偉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來明智地說：「我不是帥才。」
明智決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魯、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過於看清事實而敢於實事求是。
王明、張國燾不是帥才而強要作帥，結果一個跑去蘇聯，寄人籬下；一個投降國民黨，仰人鼻息。又何以論勇氣，逞英雄？
周恩來不是帥才。
我曾經難以容忍這個觀點或這句話，以為這是對我心目中至聖至偉的周恩來的莫大侮辱。現在，我首先公開說出這個觀點這句話，可能要遭到指責、批判，但我堅持說：這是事實。我勸那些容不得我這個觀點這句話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過的問題：
如果我說雷鋒活著也不適合當軍長、師長，你怎麼想？
讓科學家去種地，去打掃衛生是錯誤的，那麼某省一度讓農業勞動模範去當公安局副局長能是正確的嗎？能是真正愛護這位勞動模範的明智之舉嗎？班長這個位置並不影響雷鋒的光輝。我們難以改變的一些舊觀念才往往好心幫倒忙，愛得深卻不會愛，反而損害了心中深愛的人。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就開天闢地之大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處於新中國權力頂層的領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簡化成：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對他的這些戰友、同事是怎樣的看法和評價？國家經歷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想陳雲，講了「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又講了曹操敗於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時，講了“為要打鬼，藉助鍾馗”。對另外四名戰友，毛澤東在莫斯科有個談話，分別作了評價。
那是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兩個會議，主要的活動是會前的雙邊、多邊接觸，主要是中共與蘇共的談判，有了協議才好開大會。
那是赫魯曉夫第四次來陪毛澤東用餐，餐桌上談得仍然不愉快。離開餐廳，來到會客室，毛澤東轉了話題，撇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通報中國黨的情況。
薄一波連連點頭：「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個字概括得很準確。他們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樣得心應手，恐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周恩來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麼，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選，周恩來已經沉思著繼續講下去：“從願望上說，我更欣賞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吧……”
無疑，總理對自己有著深刻的認識，並且樂於承認。他確實做不到舉重若輕。他的外事秘書陳浩，見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萬機，辛勞過度，曾忍不住勸說：「總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細；又管這又管那的，一個人的精力哪顧得上那麼多呀？」
周恩來忽地從辦公桌後立起身，真生氣了。他從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動著大聲問：「你看看，這事我不管行嗎？」
總理扔下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疊文件：「你說，這些事我不管行嗎？」
接著，他又拍拍第三疊文件：「這幾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憊而又委屈地嘆口氣：「別人不知道，你們還不知道嗎？總是這樣來說我！」
事無巨細，總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歡用「日理萬機」搞歌頌，見了領袖人物就說“百忙”，就說「日理萬機」。
用濫了，根本不準確。
日理萬機只能是「宰相」。為“帥”者只能舉重若輕，以這種氣勢膽魄去作戰略決策和決斷重大事件；只有舉輕若重才會出現日理萬機。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總理對各省市各部委領導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給我辦公室打電話。」
總理對他的秘書們也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事一定要報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過來。」
一位秘書對我講，他見周恩來忙得兩天沒合眼，忍不住說：「總理，首長裏面就數你忙了，這些材料可以送給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來往太陽穴上抹抹清涼油，繼續批閱，一邊輕聲說：「我是總理。這些具體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點更大的事，多想想決策上的事。」
總理講這個話的時間是國家進入困難時期那一年，說明他那時就肯定了小平同志舉重若輕的帥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長、司局長都不屑一顧的瑣事、小事，周恩來不但樂於管，而且管得仔細認真。毛澤東在聽到幾件這類事後，曾對許多人感慨：「還是我們的總理啊，上至國家大事，下到服務員的工作都關心到了！」
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曾對毛澤東說：「我真羨慕你有個周總理，我們就缺一個周總理。」
尼克遜與周恩來接觸算不上多，卻在一面之後即對周恩來的「舉輕若重」大發感慨：
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事：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於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和乒乓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恩來離開了一會兒，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凈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還發現，在機場歡迎我們的儀仗隊是周恩來親自挑選的。這些士兵身體健康、魁梧，穿著整潔。周本人還親自為樂隊挑選了在晚宴上為我們演奏的樂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過我的背景情況(事實上正是如此)，因為他選擇的許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歡的，包括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在結束這次旅行後，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告訴我：有一次，在他與周恩來會談之前，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婦女，遞給周恩來一份報紙清樣請他過目。這是周為第二天報紙編排的頭版。
對於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毫無疑問，當我們讚頌周恩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周密細緻，紮實穩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時，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聯想到諸葛亮，但我相信不會有人想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對於一個人來說，不可能兼具“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的兩種優秀品格。但對於一個事業來說，必須兼有這兩種優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幹部不解地對我說：「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別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幹部跟我談起他們接觸鄧小平所目睹他“舉重若輕”，“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故事。
其實，這正是帥才所必備的優秀品格。若無這種大氣勢，他怎麼可能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改變中國歷史，改變中國命運的偉人巨人？
我還要說的一點是：周恩來的偉大高尚決不在於他是否是帥才，而在於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樣做的？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和業績？
當毛澤東從延安飛重慶，以大手筆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俱往矣」時，周恩來卻在這條路上丟開秦皇漢武不看，只看了張良廟和武侯祠。
當毛澤東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津津有味地讀著彼得大帝和拿破崙時，斯大林著急地說：「你不行，這些具體事你談不清，你叫周恩來來談」……
我創作中的書，正是要由此談起。不過，談話者將不再是我，而是跟隨總理幾十年的何樹英同志。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