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法庭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公審江青四人幫紀實》，呂相友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1917年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
由於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夥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
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极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
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
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張春橋1936年4月在上海參加了叛徒宋振鼎組織的一個冒充共產黨的所謂「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組織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脫黨分子。
不久，被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佈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於1938年在延安混入黨內，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冒充為參加共產黨。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張春橋到北京工作後，欺騙中央，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實際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文靜，派她在上海擔任了重要職務。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後稱調研組)工作，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享受著相當於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來以陰冷著稱的張春橋，對於林彪、江青這些能夠實現他反革命野心的權貴，極盡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鑽到上海搞所謂京劇改革，說需要一個「幫手」，張春橋就見機行事，奉迎於江青駕下。他本來不懂京戲，現弄來唱機跟著哼哼現學京腔……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勾結到一起。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潛回上海，於1月6日鼓動並夥同王洪文在上海召開十萬人大會，喊出「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奪權。這就是所謂席捲全國奪權大劫的「一月風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書記、常委和市長、副市長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曾親自出馬威逼鄭君里交出有關江青30年代醜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黨羽拘留審訊和隔離審查了鄭君里、趙丹、白楊、張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歷史情況的文藝界人士；不久又先將接觸過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處長和一位副局長押送北京，然後又把有關的6名局級幹部、9名處級幹部和10名一般幹部、20名群眾逮捕起來，於1968年2月由吳法憲派飛機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
就是這個今天在法庭上歪斜著腦袋、半閉著兩眼、半死不活、死賴硬頂的張春橋，於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強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簡報，用上海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名義「強烈要求」在黨章里寫上林彪是“接班人”。張春橋後來說:“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就是這個張春橋，他摸清了王維國、陳勵耘是林彪的親信這個底，就親自出馬提名王、陳二人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張春橋暗地裏對人說:「我提這兩人，林彪一定很滿意。」
張春橋巴結林彪、江青的心血沒有白費，沒多久，他就平步青雲，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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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右）和葉劍英在一起（資料圖）
天安門廣場佈滿了大小字報、詩詞、標語。人民的要求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群眾的呼聲得到了黨內許多領導人和幹部的支持。對此，華國鋒等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華國鋒以這兩個問題是毛澤東定的案為名，不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不同意鄧小平復出。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爆發的「天安門事件」，是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 把「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是一個大冤案。
粉碎「四人幫」之後，廣大群眾強烈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北京幹部群眾再次湧向天安門，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和觀禮台上放上精心製作的周恩來畫像和花圈。
在天安門事件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童懷周(集體筆名)，在《偉大的「四五」運動》一文中這樣描寫1977年1月8日天安門之夜：
了當時激動人心的場面。
不僅是北京，全國人民都對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時那寒冷的祭奠和4月5日清明節因悼念周恩來而遭受的鎮壓記憶猶新。此刻，充斥在群眾內心的，不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議，是要求討回是非公正。
1976年4月5日，發生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反對「四人幫」的全國性的群眾抗議運動，亦稱「天安門事件」。（資料圖）
文革末期天安門事件舊照（資料圖）
大小字報、詩詞、標語再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
人民的要求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
群眾的呼聲得到了黨內許多領導人和幹部的支持。
對此，華國鋒等人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華國鋒以這兩個問題是毛澤東定的案為名，不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不同意鄧小平復出。
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前，人民日報社就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宣傳問題請示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
汪東興根據華國鋒指示的精神，規定只准發表四五篇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不准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准周恩來紀念展覽對外開放，不准《人民日報》發社論。汪東興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能超過周恩來逝世時的悼詞，因為悼詞是毛主席審查過的。
但是，《人民日報》1月份紀念周恩來的宣傳，不論在規模上、文章數量上和評價高度上，都突破了這個禁區。
汪東興非常生氣，質問人民日報社寫紀念社論的同志說：「你們是不是要給周恩來另作一篇悼詞？」
由於汪東興的禁令，紀念周恩來的社論不能發表。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幾個青年用寫大標語的方式公開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吳德等北京市領導人根據華國鋒指示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華國鋒硬說李冬民等人的目的是“抬鄧、反華、保王洪文”。
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 宣傳畫（資料圖）
1987年,鄧小平與華國鋒在交談（資料圖）
隨後，旅大市委、市革委會門前出現大字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並批評了吳德、陳錫聯等領導人。華國鋒在遼寧省委的報告上批示："擬告遼寧省委，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
葉劍英：趕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至於鄧小平復出，同樣為華國鋒所不能容。
粉碎「四人幫」之後一周，華國鋒對參加中央"打招呼會"的西北組高級幹部講話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要繼續批。當然不能按照「四人幫」那一套批，要按中央四號、五號文件搞。
華國鋒在1976年12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要求鄧小平復出的議論，為毛澤東錯誤決策辯護說：批鄧是必要的，鄧小平犯了錯誤，有錯誤就應該批判。
1977年1月，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之一的李鑫在傳達華國鋒的講話時說：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是要鄧小平復出，二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樣搞矛頭是對著誰呀?
這是指把矛頭對著毛澤東。
圍繞著鄧小平復出的問題，黨內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剛剛粉碎「四人幫」，葉劍英就曾向華國鋒提議：趕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在玉泉山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又提出這個問題。他說："我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吧?他參加了政治局，恢復了工作，總不會給我們挑剔吧?"
李先念聽了，馬上表示同意，但華國鋒沒有表態。
李先念在1977年年初的一個招待會上說：毛主席確實批評過鄧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錯誤。但是「四人幫」對鄧小平的指責毫無根據，他們捏造罪名反對鄧小平，所有這些都要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