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揭秘：日本人曾經瘋狂崇拜毛澤東

如果你在日本探問一些60歲左右的日本老人，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告訴你，他們的偶像曾經是毛澤東。

日本青年在讀《毛主席語錄》

一再激起那些20歲左右，衝動而熱情，又富於犧牲精神的日本青年的革命激情。

與此同時，日本共產黨則藉機通過印刷大量《毛選》、《最高指示》以及其它文革文獻，催化這種熱情，使這些處於亢奮中的青年也夢想在日本複製中國的那場運動。當然，由此也與日本當局產生了一次又一次衝突。青年們的不滿在衝突中逐漸上升，為今後更激烈的行動埋下了伏筆。

在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逐漸轉入低潮後，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赤軍開始登上歷史舞台。日本赤軍共分為「赤軍派」，「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三派，相繼在1969年到1971年之間成立。聯合赤軍在1972年2月29日一次包圍戰中，被日本警方殲滅，倖存者加入了日本赤軍。而赤軍則於更早的一次與警察的突擊中被殲滅。赤軍是當時日本社會的縮影，對那時的許多日本青年來說，美國象徵著帝國主義，象徵著罪惡；而中國象徵著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導師。

在遊行中，他們常常將毛的畫像高高舉起，並把毛的語錄用鮮血寫在橫幅上，而他們則在橫幅和畫像下，表情莊嚴的前進著。這樣的畫面不時出現在當時的電視、報紙和期刊上，成為當時日本的時代寫照。直至1979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日本左翼的外部精神源泉徹底斷絕，許多左翼青年在絕望中自殺，左翼運動由此走入了低谷。

這一組老照片反映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人崇拜毛澤東的瘋狂場面。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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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張春橋在江青1963年來上海建立「基地」時，通過柯慶施與江青搭上了關係，成為後來毛主席所說的「四人幫」，亦即「上海幫」的主要成員。

張春橋的發跡，靠的是他那套察顏觀色、溜須拍馬的本領。我和張春橋相識於解放初期。解放初，張春橋調到上海《解放日報》工作時，因為向黨伸手，要當市委宣傳部新聞處長而受到批評。他感到不得志，鬧了很久的情緒。儘管黨組織一再教育幫助他，但他總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來。

1953年張春橋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時，他未經請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在報上擅自點名批判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領導陳時夫同志，還點名批判華東局工業部的領導甚至還準備點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同志。此事被陳毅、譚震林和我及時發現並制止，才未造成進一步後果。

為此陳毅、譚震林和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同志於當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報》正副總編和全體編委到華東局開會，陳毅、譚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嚴肅批評。陳老總有句話意味深長：「要對搞亂我們陣線的人有所警惕」。陳老總的話就是針對張春橋的。

此後不久經華東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張春橋在《解放日報》的所有職務，並報中央組織部同意，擬將張春橋調離上海。1954年，柯慶施來到上海，推翻了經陳毅、譚震林同志批準將張春橋調離上海的決定。就這樣張春橋繼石家莊之後又和柯慶施在「一起」了。

張春橋被柯慶施重用之後，精神才抖擻起來。柯慶施在石家莊當市長時，張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那時，張春橋就竭力巴結討好柯。柯慶施到上海之後對張春橋極為器重，張的老婆李文靜抗日戰爭時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為日寇做宣傳工作，是個貨真價實的變節分子。柯卻違反組織原則把她調到市委要害部門工作。

我長期負責上海市委幹部組織工作，還兼管過審干領導小組組長，非常熟悉李文靜歷史問題，多次提醒柯慶施，但柯慶施就是不聽。張春橋從柯慶施的升遷中揣摩出一條道道，那就是誰的根子硬、權力大，就跟誰。

所以他總是千方百計地討好、迎合柯慶施。1958年，他根據從已升任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裏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動向，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這篇「成名作」集中體現了張春橋的極「左」思想，助長了當時的「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由於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在後來鄭州會議上把他和陳伯達並提，張春橋聲名鵲起，由此而晉陞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慶施支持下，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控制了文藝宣傳大權。江青來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現代戲，又給張春橋往上爬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張春橋（資料圖）

江青開始抓的兩部戲《紅燈記》、《蘆盪火種》雖然都是「滬產」牌，但都「移植」給北京排了，張春橋甚覺「不上臉」。他找到江青主動要任務：「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產呀！」為了拍江青的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後面轉，上海市委的會議都不參加了，不管江青在哪裏講話，他都有聞必錄，即使在黑暗的劇場裏也要記。終於，上海後來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這兩部戲打上了「張記」印戳，貼上了「滬產」標牌。1965年，張春橋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並博得一個「兩齣戲書記」的諢號。周恩來總理後來來上海市時曾對我說：「江青只講要一個助手，難道還要市委一個書記去陪呀！」

張春橋為了達到個人野心，不管什麼肉麻的話都講得出來，不管什麼卑劣的事都幹得出來。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時，張春橋當著眾人的面，恬不知恥地說：「人家說我們宣傳現代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拍定了！」這番語驚四座的話，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他這個「馬屁精」的嘴臉。更使人驚訝的是，他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

他在談到對《智取威虎山》的宣傳時說：「應該對記者講，《智取威虎山》這齣戲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舉例說：「東北戰場、遼瀋戰役作戰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處給主席看了，你能說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林總的嗎？當然是主席的了。搞創作和指揮作戰不是兩回事，是一回事。」對於張春橋這種惡劣品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許多領導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對他進行了不少教育和幫助。記得有一次在華東局傳達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擴大會議上，陳毅、譚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曾嚴肅地對他進行過批評，指出他眼睛只會向上，目無組織，目無群眾。他卻對大家的批評幫助不僅充耳不聞，而且記恨在心。

經過批「有鬼無害」，經過搞革命現代戲，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慶施這個「基地」老闆，又有了張春橋這個「基地」軍師，江青就開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罷官》開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