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談張春橋發跡：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

原題：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張春橋在江青1963年來上海建立「基地」時，通過柯慶施與江青搭上了關係，成為後來毛主席所說的「四人幫」，亦即「上海幫」的主要成員。

張春橋的發跡，靠的是他那套察顏觀色、溜須拍馬的本領。我和張春橋相識於解放初期。解放初，張春橋調到上海《解放日報》工作時，因為向黨伸手，要當市委宣傳部新聞處長而受到批評。他感到不得志，鬧了很久的情緒。儘管黨組織一再教育幫助他，但他總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來。

1953年張春橋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時，他未經請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在報上擅自點名批判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領導陳時夫同志，還點名批判華東局工業部的領導甚至還準備點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同志。此事被陳毅、譚震林和我及時發現並制止，才未造成進一步後果。

為此陳毅、譚震林和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同志於當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報》正副總編和全體編委到華東局開會，陳毅、譚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嚴肅批評。陳老總有句話意味深長：「要對搞亂我們陣線的人有所警惕」。陳老總的話就是針對張春橋的。

此後不久經華東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張春橋在《解放日報》的所有職務，並報中央組織部同意，擬將張春橋調離上海。1954年，柯慶施來到上海，推翻了經陳毅、譚震林同志批準將張春橋調離上海的決定。就這樣張春橋繼石家莊之後又和柯慶施在「一起」了。

張春橋被柯慶施重用之後，精神才抖擻起來。柯慶施在石家莊當市長時，張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那時，張春橋就竭力巴結討好柯。柯慶施到上海之後對張春橋極為器重，張的老婆李文靜抗日戰爭時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為日寇做宣傳工作，是個貨真價實的變節分子。柯卻違反組織原則把她調到市委要害部門工作。

我長期負責上海市委幹部組織工作，還兼管過審干領導小組組長，非常熟悉李文靜歷史問題，多次提醒柯慶施，但柯慶施就是不聽。張春橋從柯慶施的升遷中揣摩出一條道道，那就是誰的根子硬、權力大，就跟誰。

所以他總是千方百計地討好、迎合柯慶施。1958年，他根據從已升任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裏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動向，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這篇「成名作」集中體現了張春橋的極「左」思想，助長了當時的「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由於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在後來鄭州會議上把他和陳伯達並提，張春橋聲名鵲起，由此而晉陞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慶施支持下，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控制了文藝宣傳大權。江青來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現代戲，又給張春橋往上爬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張春橋（資料圖）

江青開始抓的兩部戲《紅燈記》、《蘆盪火種》雖然都是「滬產」牌，但都「移植」給北京排了，張春橋甚覺「不上臉」。他找到江青主動要任務：「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產呀！」為了拍江青的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後面轉，上海市委的會議都不參加了，不管江青在哪裏講話，他都有聞必錄，即使在黑暗的劇場裏也要記。終於，上海後來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這兩部戲打上了「張記」印戳，貼上了「滬產」標牌。1965年，張春橋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並博得一個「兩齣戲書記」的諢號。周恩來總理後來來上海市時曾對我說：「江青只講要一個助手，難道還要市委一個書記去陪呀！」

張春橋為了達到個人野心，不管什麼肉麻的話都講得出來，不管什麼卑劣的事都幹得出來。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時，張春橋當著眾人的面，恬不知恥地說：「人家說我們宣傳現代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拍定了！」這番語驚四座的話，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他這個「馬屁精」的嘴臉。更使人驚訝的是，他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

他在談到對《智取威虎山》的宣傳時說：「應該對記者講，《智取威虎山》這齣戲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舉例說：「東北戰場、遼瀋戰役作戰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處給主席看了，你能說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林總的嗎？當然是主席的了。搞創作和指揮作戰不是兩回事，是一回事。」對於張春橋這種惡劣品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許多領導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對他進行了不少教育和幫助。記得有一次在華東局傳達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擴大會議上，陳毅、譚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曾嚴肅地對他進行過批評，指出他眼睛只會向上，目無組織，目無群眾。他卻對大家的批評幫助不僅充耳不聞，而且記恨在心。

經過批「有鬼無害」，經過搞革命現代戲，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慶施這個「基地」老闆，又有了張春橋這個「基地」軍師，江青就開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罷官》開打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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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法庭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公審江青四人幫紀實》，呂相友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1917年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

由於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夥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

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极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

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

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張春橋1936年4月在上海參加了叛徒宋振鼎組織的一個冒充共產黨的所謂「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組織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脫黨分子。

不久，被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佈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於1938年在延安混入黨內，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冒充為參加共產黨。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張春橋到北京工作後，欺騙中央，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實際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文靜，派她在上海擔任了重要職務。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後稱調研組)工作，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享受著相當於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來以陰冷著稱的張春橋，對於林彪、江青這些能夠實現他反革命野心的權貴，極盡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鑽到上海搞所謂京劇改革，說需要一個「幫手」，張春橋就見機行事，奉迎於江青駕下。他本來不懂京戲，現弄來唱機跟著哼哼現學京腔……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勾結到一起。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潛回上海，於1月6日鼓動並夥同王洪文在上海召開十萬人大會，喊出「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奪權。這就是所謂席捲全國奪權大劫的「一月風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書記、常委和市長、副市長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曾親自出馬威逼鄭君里交出有關江青30年代醜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黨羽拘留審訊和隔離審查了鄭君里、趙丹、白楊、張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歷史情況的文藝界人士；不久又先將接觸過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處長和一位副局長押送北京，然後又把有關的6名局級幹部、9名處級幹部和10名一般幹部、20名群眾逮捕起來，於1968年2月由吳法憲派飛機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

就是這個今天在法庭上歪斜著腦袋、半閉著兩眼、半死不活、死賴硬頂的張春橋，於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強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簡報，用上海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名義「強烈要求」在黨章里寫上林彪是“接班人”。張春橋後來說:“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就是這個張春橋，他摸清了王維國、陳勵耘是林彪的親信這個底，就親自出馬提名王、陳二人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張春橋暗地裏對人說:「我提這兩人，林彪一定很滿意。」

張春橋巴結林彪、江青的心血沒有白費，沒多久，他就平步青雲，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