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與鄧小平（資料圖）
林彪對賀龍「削其羽翼」，廖漢生一夜之間成囚徒
1954年廖漢生中將被任命為最年輕的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他和一批將軍進入軍事學院戰役系深造，畢業時從學員直接升任院長。儘管他再三申明：「我一個中將怎麼能接替著名戰略家、軍事教育家劉伯承元帥的位子呢？再說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但是一紙命令還是讓他走馬上任了。
1960年1月，他奉調赴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擔負起護衛京畿重地的要職。儘管置身於政治中心，常常與中央領導有許多直接的接觸，但從不善於走動關係的廖漢生仍憑著耿直的作風，在這個崗位上一口氣幹了7年。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紅衛兵。那天，毛澤東把北京軍區司令楊勇、政委廖漢生叫到面前，指示說：「你們兩個一是要團結好，二是要向林彪多請示彙報。」然而，此刻的林彪卻是要對賀龍「削其羽翼」，廖漢生早年就與賀龍一道幹革命，自然在劫難逃。
話說「文工團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他。」沒想到，廖漢生一到家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帶到軍區大院關押起來，並被告知：當天早上有人貼出大字報，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狀”。若干年後他得知，大字報是林彪叫人到其住處炮製的，他被關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幾天後，楊勇司令員也被關起來。
此後，大會小會的批鬥，白天黑夜的審問，成了他每日的「功課」。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扣在他身上，什麼“賀龍的親信”、“二月兵變的幹將”、“假黨員”、“三反分子”等等。起初，他還真是想不通，憤懣、痛苦、困惑……
轉眼間5年過去。
1972年7月間，廖漢生被專案組人員從石家莊關押地帶回北京，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佈了3條：「第一條，毛主席說的，你沒有罪，有錯誤；第二條，解除監護。」“什麼監護？”廖漢生對這個詞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關起來嗎，噢，這叫監護。“第三條，林彪叛黨叛國，摔死了。”
「監護」的人撤走了，大套間裏只剩下孤零零的廖漢生，他才意識到：從此他又獲得了自由！7月31日，廖漢生接到去人民大會堂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通知。他懷疑地對通知人講：“我還能出席‘八一’招待會呀？”一會兒，碰見了久違的王“鬍子”———王震，王“鬍子”問：“通知你了沒有？”他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嗎？”王“鬍子”語調重重地說：“當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8月1日，報紙、廣播公佈了1972年建軍節招待會出席人員名單。在一份名單就是一張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們重新看到包括了廖漢生在內的一批被打倒的將軍的名字，也從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之光。而這正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為糾正林彪極左路線，重新「解放」並啟用老幹部的一個重要步驟。
復出後的鄧小平將廖漢生派往華東
1975年1月，正當「四人幫」恣意橫行、企圖“組閣”之際，毛澤東親自提名鄧小平擔任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等要職，同時調整了各大軍區主要領導。廖漢生受命擔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當時的南京軍區所轄防區包括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軍區機關駐地南京與「四人幫」發跡的老巢———上海相毗鄰，在北京握有重權的張春橋仍然直接掛名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到這樣一個地區任職，其是非之多、麻煩之大、擔子之重，自不待言。
臨行前，主持軍隊工作的鄧小平找廖漢生談話，態度鮮明而又寓意深長地說：「你過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裏要保持這個角！」葉劍英元帥也先後幾次叮囑：毛主席已經多次批評了「四人幫」，你們沒事不要往上海跑。按照小平同志和葉帥的囑託，他以清醒的頭腦立於是非之地，積極貫徹中央軍委關於“軍隊要整頓”的方針，下部隊，跑海防，一心撲在部隊建設上。
1976年，隨著周恩來的逝世，「四人幫」的氣焰越來越囂張，觸發了一場席捲神州的政治鬥爭。南京市成千上萬的群眾紛紛來到梅園新村原中共代表團駐地悼念周恩來，從上海到北京的那趟列車途經南京時，車廂被人們用油漆刷上了長長的標語，鋒芒直指「四人幫」。不久，北京就爆發了影響巨大的“天安門事件”。
清明後第10天，廖漢生等南京軍區有關人員、江蘇省委負責人被召至北京人民大會堂，向中央政治局彙報南京事件的追查情況。
「四人幫」在會上宣稱：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同去年刮的“右傾翻案風”有聯繫，鄧小平是總後台。發生在南京的事件同北京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性質一樣，時間比北京還早，影響面廣，火車上的大標語帶到全國去了，軍區、省委態度不夠明朗，沒有制止，追查不力。
這個會名義上是政治局全體成員聽取彙報，實際上是批廖漢生和彭沖，江青主批。廖漢生彙報時有人插話，抱怨軍區報紙把他講的「北京事件處理得很好！很好！很好！」刪掉兩個“很好”，江青聽後指責說：“廖漢生，你是政府要員，你為什麼不制止？”江青又說：“啊！你不要欺負他了！”
廖漢生已經不止一次聽江青說這個話了。他當即火氣十足地回答：「今天在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我就要把話說清楚，我工作上有錯誤，但是我欺負沒欺負他，政治局可以派人檢查。」當場把江青頂得瞠目結舌。會場沉悶了一陣，汪東興出來打岔說：“江青同志開個玩笑嘛！”
又惱又羞的江青趕緊接過話說：「是啊，開個玩笑嘛。我們都是老熟人嘛！你們縱隊在沙家店打得很好嘛。」江青一下子把話題扯到30年前保衛延安時期的陳年往事去了。
聽到江青提起什麼「老熟人」，廖漢生想起兩個月前江青召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打招呼會”上，她神氣活現地轉了一圈，挨個點名教訓一番，點到江蘇省委書記彭沖時，江青陰陽怪氣地說：“彭沖啊，我看你衝到哪裏去？”廖漢生挨著彭沖坐，江青彷彿不認識地說：“你是誰，叫什麼名字呀？”“我是廖漢生。”江青“啊”了一聲，說：“你不要欺負××。”廖漢生莫名其妙，說：“我欺負不欺負他，他就在這裏，你可以問他嘛。”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提出這樣的指責，實在令廖漢生忍無可忍。
汪東興打的一個岔，稍稍緩和了緊張的氣氛。
粉碎「四人幫」上海叛亂
轉眼間到了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黨中央派了一架飛機將上海、江蘇和南京軍區的負責人接到北京，當晚開會通報：「四人幫」被扣起來了。聽到這個消息，同機來的人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沮喪萬分。北京的秋夜已經很涼了，廖漢生的心裏卻感到一股股振奮不已的熱流。
當北京的事情解決之後，黨中央立即把關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漢生防止上海出亂子。
此時「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如熱鍋上的螞蟻，一個堵塞上海與外界水陸交通、佔領廣播電台的計劃已經制定出來，有人叫囂：“豁出去幹了！”有人猶豫：“等等再說。”
次日，廖漢生受命匆匆飛回南京，連夜召開會議，迅速部署防護方案，確保上海和整個華東地區的穩定。由於黨中央及時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沒有放一槍一炮，沒有出一點亂子，「四人幫」的陰謀就被徹底粉碎了。
（據《縱橫》2004年第12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河南大饑荒期間，大批災民乘火車逃荒（資料圖）
1942年的河南正在飢餓中煎熬。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1942年，河南大饑荒造成300萬老百姓餓死。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國軍隊在抗戰中死傷人數的總和。如此大的民族災難當時卻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下湮沒在歷史深處。
即將上映的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講的正是這段時期發生的故事。河南歷史上乾旱的記載並不少，但餓死三百萬人的慘劇卻罕見。今天，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人禍是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主因。
「人相食」的河南饑荒
從1941年的夏秋兩季開始，河南本該是雨水充沛的季節，卻連一滴雨都沒有下，反而驕陽似火。在旱魃的狂舞中，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經龜裂成塊，最後變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適合耕種。原本有河南糧倉之稱的滑縣，連續三季顆粒無收。
說：「餓瘋了的農民為尋找食物而武裝攔路搶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長。」
戰爭蹂躪民生
八年抗戰，河南是中日對決的主戰場，遭到戰爭的反覆蹂躪。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屏障川陝大後方的最後一道防線。「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加緊了對河南的佔領。戰爭中，炮火灼燒、軍隊踐踏往往會毀掉成片的莊稼，而且日本軍隊每到一地總是會在撤退前有意識地破壞莊稼。河南在中日軍隊的反覆爭奪中，農業受損嚴重。
1937年，國軍在日軍的凌厲攻勢下，節節後退，直到依託黃河天險才略有喘息，豫北全境淪陷。為了阻緩日軍的瘋狂進攻，蔣介石密令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任由洶湧的黃河水向東南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河決堤泛濫後，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所屬 44縣5.4萬平方公里土地，89萬百姓在水中喪生。國軍「以水代兵」只能暫時阻擋住日軍進攻的步伐，卻給下游百姓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害。黃河水退後，形成了一片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了沙灘河汊，無法耕種。此後黃河水連年泛濫，頻繁決口。黃泛區土地經過大旱炙曬後，撂荒的土地又成為蝗蟲迅速滋生的溫床。
影《一九四二》中由於饑荒年太多，「姥娘」記不起1942大饑荒是哪一年，但一提起“飛蝗”那一年就立刻想了起來，可見蝗災的嚴重。新片《一九四二》發佈的一款海報即以螞蚱為主題。
災情惡化後，各地受災百姓與戰爭難民一起大批匯入國統區，加快了國統區社會生態的失調，國統區百姓的糧食負擔進一步加重。
參戰部隊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糧食。民國時期，中國還沒有能力構築機動化的軍事後勤體系。軍隊沿用的是幾千年來中國軍事後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軍糧、馬草甚至是兵源補充在內的軍事後勤，大部分由軍隊駐紮省份供給，即所謂的「就地取材」，以節約運輸損耗。河南境內在抗戰時期，長年有數十萬國軍部隊駐防，這構成了壓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
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2年河南遭災，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河南出兵出糧的數量都位列全國第一。這樣的沉重負擔，即使是風調雨順，河南農民在交糧納賦之後，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
軍隊向民間的過度索取，使民間的抗災能力已經接近於零，許多農民早已陷入破產的邊緣。一旦天災來臨，饑荒的爆發也就在所難免了。
給輿論一個交代
1942年10月，臨近冬季，災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賑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徵實配額，蔣介石拒不接見。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痛哭著陳述河南災情，仍然得不到積極回應。
事實上，不是蔣介石對災情裝聾作啞，而是他對河南戰爭形勢太過於悲觀。蔣介石基本上把河南當成一塊隨時需要放棄的領土。因此，「不讓糧食資敵」的心理，使蔣介石一方面盡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在最後時刻來臨時甩手把千瘡百孔的河南當成燙手的山芋拋給日本人。
後，立刻遭到了國民政府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同時對災情相關的信息嚴密封鎖，加大新聞審查力度。新聞管制引起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嘩然，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採訪真相，他在河南災區深受震動，大街上、田野中倒斃者隨處可見，無主的野狗肆意地啃咬死屍。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從災民的口中，聽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對當地災民來說，人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
首先在《時代》雜誌上刊出，此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訪問美國，而且在美國國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表達對印度饑荒的同情，更諷刺的是宋美齡當時的身份是印度災荒救災委員會主任。
1943年3月底，一心希望面陳災情的白修德輾轉找到宋慶齡，在她的幫助下，才終於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完全否認了白修德所說的關於災區的一切，當白修德向他展示野狗刨咬死屍的照片時，蔣介石才不得不尷尬地承認災情確已嚴重。
引起了美國人的強烈關注。為了向美國展示其開明的形象，也為了給國內輿論一個交代，蔣介石順勢給自己找了台階下，一面誇獎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個調查員都稱職，一面開始高調救災。
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有所行動，災民的死亡便會迅速減少。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災區傳教士的來信，信中感激地寫道：「自你回去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軍隊也拿出一部分餘糧，全國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一邊救災，一邊征糧
其實在1942年年底，國民政府已經同意撥給河南2億元賑災（其中1億元為賑款，1億為貸款），但又同時強調軍糧徵收不能減免。這顯然是一個社會管理與軍事訴求相衝突的政策。中國自古代起，就強調先免後賑的救災順序，蠲免賦稅應是政府的首要反應措施，賑濟的同時不免賦稅無疑於折騰災民。2億元的數字聽起來很大，但是當時災區的糧價飛漲，2億元即使全買成糧食，只能購得2000萬斤，300萬災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國民政府的銀行系統在此期間還曝出數起特大發國難財的貪污案，2億又被各級貪污官員颳走了一層。2億元賑災款變成糧食，再運送配給，也需要一段時間。可是對災民來說，時間就是生命。
在征糧方面，國民政府卻沿用了之前的剛性徵收措施。由於當時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為困難，從外省調運的糧草至少也得好幾個月。在軍民交困的情況下，為了保證軍人口糧，蔣介石採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徵收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合200斤，共計3.4億斤，300萬災民人均被搶走了110多斤小麥。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去，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政府派人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地方的保丁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甚至出現過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的慘劇。國民政府官辦通訊社中央社的消息也說“河南人民深明大義，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從側面證實了河南饑荒的真相。
蔣介石在河南大災中棄民保軍、假救災真奪糧的做法，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此時，中國共產黨的陝甘寧根據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災民，為他們贏得了很多的政治資本。
河南百姓蜂起截殺國軍
蔣介石的愛將、31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兼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抗戰抗災的緊急機制下，湯恩伯在重災區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還驅使大批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權力囤積走私，大發國難財。河南百姓甚至將他列為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在大災面前也毫無擔當精神。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能堅持到麥收，就能吃到新糧活下來。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災的緊要關頭，各縣縣長卻怕冒風險，緊捂公倉，不放一粒餘糧給災民，看著災民餓死。
河南大饑荒，蔣介石對國民的不負責任，使國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盡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視國軍為比日寇還要邪惡的敵人。1942年之後的兩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創之後，孤注一擲，發動了意欲打通平漢線的「一號作戰」，建成連接中國南北的陸地大走廊。歷時38天的戰鬥中，5萬日軍擊垮了擁有40萬兵力的國民黨軍隊，佔領了豫中 30多個縣城。儘管中國軍隊中有不少愛國官兵浴血奮戰，洛陽保衛戰等戰役也打得異常頑強，但由於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國民黨軍隊迅速潰敗。
當國軍部隊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後來整連整連地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台，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參加中原會戰的幾支主要部隊在戰後總結中都提出了這個問題。
湯恩伯順勢將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衊河南民眾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利用軍權走私、侵民擾民行為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憤的是，湯恩伯兵敗時，倉庫存有的100 萬袋麵粉尚夠 20萬軍隊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饑荒，事實上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場大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