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192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擔任中央秘書，與陳獨秀等一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但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這次會議他因在湖南老家養病沒有出席）上，他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隨後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他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出發，果斷改變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部隊向農村進軍，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開創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壯舉，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評。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這一決定在井岡山傳達時，又被誤傳為「開除黨籍」，結果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第二次起落。
毛澤東
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發生在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七次至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在6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他關於加強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正確意見沒有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沒有繼續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被迫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後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來「九月來信」，對他的正確主張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年12月召開的紅四軍九大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遭到錯誤的批判，並被剝奪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縣召開會議，對他正確的軍事方針進行了批評和指責。會議停止了他對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會後不久，又任命周恩來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他離開紅軍的軍事領導崗位長達兩年多，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直到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才重新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傾冒險主義者打擊和排擠期間，毛澤東處境艱難。他受到孤立，許多人不敢與他接近。他的親屬也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妻子賀子珍由管文件改當收發；弟弟毛澤覃受到批判並被撤職；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被撤銷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並遭到批判。
毛澤東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較大的四次打擊。除此以外，他還受到過其他的一些打擊。這些打擊和處分絕大多數是不公正的。他曾說，他並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真正的錯誤沒有受到過處罰，而受到的打擊和處分則「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待遇面前，他的革命意志並沒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奮，最後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並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會使當事者的心態失去平衡，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困擾。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後，往往從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依然保持頑強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能夠正確分析和對待不公正待遇。
毛澤東對不公正待遇產生的原因曾作過富有啟示性的分析。他認為，不公正待遇是難以避免的。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會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這種不公平、不公正，有時是為了照顧整體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為了選舉出一個能夠執行七大路線，領導全黨、團結全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央委員會，制定了三條選舉方針：第一，既要選舉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也要選舉犯過路線錯誤而又能夠改正錯誤的同志；第二，組織成分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認識山頭，爭取最後消滅山頭的前提下照顧山頭，即照顧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選舉能夠通曉各方面知識的同志，也要選舉只通曉一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知識的同志。這三條選舉方針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為了團結全黨，為了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要照顧各個方面。按照這樣的選舉方針，在中央委員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勢必會使得一些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知識水平較高、能力較強的同志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對這些同志來說，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這種不公平呢？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說：「一些夠條件當選的同志不能當選，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為了防止因選舉產生矛盾而影響黨的團結，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絕對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他說：「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中國共產黨從七大以來，在處理黨內事務上力爭求得一個比較公平的結果，與錯誤路線統治時期相比，黨內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能力不行，條件不夠，恰好相反，他們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們之所以落選，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選誰不選誰，這裏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觀地、心平氣和地看待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不要因此而影響工作情緒，影響黨的團結。
毛澤東還認為，思想認識上的不一致，黨內外存在的各種矛盾，也會導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在回顧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後，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同志在歷史上為什麼會挨整，會受到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思想認識不一致。他說，那些整人的人跟我們並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們跟我們以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思想認識不一致，必然就會產生矛盾，必然就有人會產生主觀主義，犯「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而這種思想認識的不一致，在開始的時候是難免的，黨內外的各種矛盾永遠都會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時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難免的。
毛澤東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錯誤路線統治時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為思想認識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執行錯誤路線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於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因而在他們統治中央時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和待遇。那麼，到了正確路線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的時期，各種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澤東認為，這同樣不可避免。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在錯誤路線被糾正以後，我們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幹部，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還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區別只是在於，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而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對於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不公正待遇都難以避免這一事實，就能在受到各種冤枉和委屈時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正確對待，把挫折變為自己進步的動力。
視不公正待遇為一種鍛煉和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要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為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不公正待遇。他說：「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這兩種態度，無疑是後一種對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黨員和幹部應該採取的態度。
毛澤東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長期“靠邊站”。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較多的空閑時間。他利用這段時間，認真閱讀了大量過去沒有時間閱讀的馬列著作。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他在1957年曾經這樣談及：“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段時期閱讀的馬列著作，讓他受益匪淺。他說：“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排擠期間，毛澤東還抓緊時間作了大量的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兩篇很有價值的調查報告《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這兩次調查，對他加深對農村階級關係的認識，正確制定農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並不是毛澤東對黨員和幹部所做的一種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信非虛言。
遵守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錯誤的批判、錯誤的處分、錯誤的職務變動（降職、撤職或者調職），在某些情況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職務、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級對下級、組織對個人作出的。毛澤東認為，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鍛煉和教育，那麼當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種不公正待遇，都應該把黨的紀律、黨的團結和統一擺在第一位，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不公正待遇應有的態度。
各種不公正待遇中，最嚴重的恐怕莫過於職務變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正確對待職務的變動，應該能上能下。他說：「（共產黨的幹部）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正確對待職務上的變動，是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表現，是一個共產黨員紀律觀念的表現，同時也能體現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遠大眼光。
召便何時來。”
在中央蘇區時期與毛澤東一道工作過的李維漢，目睹了當時毛澤東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就毛澤東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態度作出過概括性的描述：「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這三條，是毛澤東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體現，也是他能夠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奮，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不僅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所堅持的，而且是他在整個革命生涯中都始終如一地堅持的。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毛澤東的經歷告訴我們：他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所有的黨員和幹部學習和思考。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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