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華國鋒等人在毛澤東葬禮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1978轉折》，葉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聯合出版
張春橋不僅對王洪文如此說，對姚文元也如此說。
話記錄上有這樣的記載：
文元同志電話：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針辦」。
這麼一來，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印滿黑體字「按既定方針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針辦」作頭版通欄標題。「按既定方針辦」是“上海一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之類的話，也不斷見報。
華國鋒看到報紙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又風聞張春橋說是毛澤東臨終“拉著”張春橋的手說的，開始意識到這句話背後的嚴重事態。
這樣，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後，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出面，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接受審訊時，這麼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交鋒：
姚文元：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自己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判員：吳桂賢都講了些什麼？
姚文元：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一類激烈的話。隨後，吳德、汪東興又講了一段強調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的話。
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
華國鋒不能不說話了。
10月2日，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裏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多處寫著「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
華國鋒特地在送審稿的天頭上寫了這麼一段批示：
劍英、洪文、春橋同志：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後，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麼一段話：
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於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飈回憶錄》，透露了耿飈的親身經歷——當時華國鋒怎樣緊急通知已經到達聯合國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修改發言稿：
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彙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乾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裏等著。」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兩天之後──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219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7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形勢相當緊張。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台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裏……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裏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裏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裏。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認為，必須「快打慢」。
於是，在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對「四人幫」採取了斷然措施……
耿飈在回憶錄中也這麼提及：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著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頭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0月10日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這麼寫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這一回，「物歸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頂“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還給了「四人幫」。
不過，也正因為兩報一刊社論中的這句話，泄露了「最大機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在江西（資料圖）
本文摘自《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中，沒有了林彪，這是極其異常的。哥哥對我說，可能林彪出事啦。父親還是像往常一樣，只聽不語。
林彪自爆身亡，應該說是「文革」以來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發五天後，經毛澤東批准，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十天後，擴大傳達到地、師一級。10月6日，中央發出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傳達擴大到地方黨支部書記一級。10月24日，中央的傳達擴大至全國基層群眾。
11月6日，工廠里突然通知父母親去工廠聽傳達中央文件。父親的黨籍雖保留了下來，但聽中央文件的傳達，卻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親像往日一樣換好膠鞋，拿著雨傘到工廠去了。他們走後，我一會兒到哥哥的屋子裡，一會兒到奶奶的廚房裏，心神不安地打著轉轉，等著他們聽傳達回來。要知道，在「文革」中，什麼都可能發生，是福是禍，是凶是吉，老天爺都不能預料。
父母到工廠後，看見在約一百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體職工八十多人十分鄭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兩張桌子臨時搭成一個簡單的主席台。父母親和工人們招呼後落座。工廠革委會主任羅朋和縣工業局長來到會場，在主席台就座。羅朋用眼找到鄧夫婦後招呼道：「老鄧，你耳朵聽不清楚，坐到前面來！」父母親移至第一排坐下。
傳達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兩個多小時，全場人大氣不出地聽了兩個多小時。傳達完後，宣佈各車間討論。在修理車間裏，父親聽著工人們熱烈而異常活躍的討論，仍是一言未發。陶排長向羅朋建議，讓老鄧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這樣，父母親帶著文件回到家裏。
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親回來。我迎上前去想問。媽媽一把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廚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寫：「林彪死了！」在「文革」中，為了防止“隔牆有耳”，我們經常這樣用在手心寫字的方法“說話”。當我看清這幾個字時，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熱血一齊衝到頭上。因怕有人聽，當時也不敢多問。我快步走到哥哥屋裏，關上門，悄聲把消息告訴了他。我看見哥哥渾身繃著勁，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回來後，父親依然沒有說話。全家吃完午飯後，上了樓，關上門。媽媽激動地告訴我傳達的詳情，我激動地聽著不禁熱淚湧起。父親沒有坐下，一直站在那裏，一邊抽煙，一邊看著我們。他竟然一改一貫的嚴肅和沉靜，顯得和我們一樣的興奮和激動。他的話不多，只說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兩天後，也就是11月8日，父親提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寫道：「在傳達前，我對林陳反黨叛國集團的事一無所知，只是感覺到陳伯達出了問題。對林彪則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聽到林陳集團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時，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他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決定，寫道：“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父親在信中寫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這樣的心情的。
是的，他的確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來，他寫過檢討，寫過自述，寫過各種信函。由於政治和時勢所使，他不得不進行一些違心的自責，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語言，不得不為了家人為了孩子求助於他人。多少年了，想說的話不能說，不想說的話卻逼著一定得說。而今天，罪惡滔天的林彪，終於死無葬身之地，令人何其痛快。對於中央的決定，他由衷地擁護，信中所寫，均是發自內心。多少年不能說的話，今天終於可以一吐為快。
在高興興奮之餘，父親冷靜地意識到，他是在給毛澤東寫信。自從被打倒以來，自從最後一次與毛澤東談話以後，他從來沒有給毛澤東直接寫過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時的交代，給汪東興寫信，或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和中央。但是，這一次不同。這一次他直接給毛澤東本人寫信，一是因為林彪覆亡，的確事關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
「文革」中鄧小平之所以被打倒，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林彪。但在同時，毛澤東堅持保留了鄧的黨籍，這其中又不可能不隱喻著政治因素。在這樣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中，鄧小平本人，則無論處境怎樣惡劣，都沒有意氣用事，沒有情緒消沉，沒有放棄哪怕是最後的一線希望。在保持人格、保持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原則和氣節的前提下，他向毛澤東作檢討，作自我批評，就是為了保存這政治上的最後防線。當然，在逆境中，他不可能做任何無謂的幻想，但是，卻從來沒有放棄希望和努力。作為一個為革命事業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員，看到政治混亂，看到惡人當權，看到社會動蕩，看到人民受難，他怎能不耿耿於懷，怎能夠無動於衷！在被批鬥中，在羈押中，他沒有放棄希望，也沒有停止思索。林彪倒台以前，他的目的明確，就是保留政治上的最後防線。現在，林彪自爆了，他的目的就更加明確了。他要利用一切機會，爭取復出，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在這歷盡坎坷的五年之中，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作過很多的思考，心中已經沉澱下足夠的準備。如果有這麼一天，能夠復出，他就要以自己的赤誠之心，要以在幾十年革命風浪中所取得的經驗和智慧，挽狂瀾於既倒，報效他所深愛著的祖國和人民。
此時，以豐富的政治經驗，父親清醒地認識到，林彪雖死，中國的政壇仍然不會平靜。老幹部要想復出，阻力依然很大，如果不去爭取，機會就會瞬間即逝。林彪自爆後，毛澤東必然要重新考慮政治安排和人事問題，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機，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時機。
在給毛澤東的信中，父親除了表達對中央決定的擁護之外，他要向毛澤東彙報他自己的情況。他寫道：「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我們的生活，由於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麼困難。」
此後，他明確地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
記得剛來江西時，對「專案組」人員，父親曾說過：“我還會出來工作。”兩年後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確地向毛澤東提出了這一要求。他深信，在這樣一個時候，毛澤東是會對這一要求進行考慮的。
父親這個人，首先是個政治家，因此，政治問題和大的問題，在他心中，永遠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長，是丈夫、是父親。家庭和親情，也永遠在他心中佔有重要地位。就在他給毛澤東的、談有關他政治生命的大事的信中，他還念念不忘他的家人。
父親在這封信中，向毛澤東提及他的孩子們，並請求毛澤東幫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們。他寫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毛毛（小女兒）分配到陝北農村已三年，現因我那個殘廢的大兒子在家，我們照顧不過來，暫時把她弄回來看護哥哥。她一心想學醫，過去通過自學，也有一點基礎。飛飛（小兒子）在山西插隊已三年多。他們由於我的關係，成份不好，沒有組織上的照顧，是不可能得到較好的分配的。我們的歲數大了，不免為兒女掛心，希望他們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廠當工人，能有固定的收人，毛毛能學醫那當然更好。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順便向主席訴說的了。當然我了解，這種事是完全應該聽從組織的考慮和處理的。」
看到此處，一股暖意在我胸中涌流。我覺得我們是幸福的，因為我們有這樣一位愛我們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難的時刻還會為我們操心的，一位值得我們驕傲的父親。
在2月份的時候，父親因大兒子來江西的事給汪東興寫信後，上面曾交待他不要再寫信了。但這次，他不但又寫了信，而且直接給毛澤東寫信。為了以後和中央的聯繫，他在信中提到：「過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東興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兒子的事寫信給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寫信了，所以十一個月來，我沒有再寫信。不知以後有事，是否還可以寫信給汪東興同志。」
信的最後，他寫道：「我衷心地誠摯地祝願主席萬壽無疆，主席的健康長壽就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寫完之後，父親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
從事後來看，對於父親的政治生命，這的確是一封很重要的信。雖然當時父親並不知道他這封信下落如何，也沒有得到任何回復，但毛澤東的的確確地看到了這封信。
毛澤東在看到這封信後，曾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汪東興其實並不知不讓鄧小平再寫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沒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讓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管著的。”毛澤東對汪東興說：“小平同志的信上講了，他的事還要讓汪東興管！”毛澤東的意思也十分明確，鄧小平的事情還是要汪東興來管。在鄧的來信的信封上，毛澤東批示道：“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