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鳳與晚年毛澤東（資料圖）
2010年8月20日下午6時，山西省政協委員白志平請張玉鳳同志吃飯，我應邀也參加了。6時半，有的客人還沒到，我利用這個等人的機會，和張玉鳳同志單獨談了一件事。
我對張玉鳳說：
玉鳳同志，閻長貴和我看到從網上下載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張玉鳳：毛澤東的臨終遺命》，其中講到，張玉鳳提供：「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對於這則材料，閻長貴和我都不大相信，認為毛主席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應該核實，予以澄清。於是，我就打電話問了汪東興同志的女兒汪延群（汪東興當時身體欠佳），請她找個機會問問她爸爸。汪延群當即說：「我看過你說的這份材料，並問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說：‘沒有此事，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其目的是詆毀毛主席。’」
同志為此事還特意打了長途電話給毛遠新，毛遠新說：「胡說八道…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
我們經過核實，確認沒有那些事情以後，寫了一篇證偽的文章，《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刊登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上。
有讀者在《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發表《關於一則「傳聞」的辨偽》文章，認為：「凡略有審干經驗的人，包括汪東興、毛遠新在內，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汪、毛二人的表態不構成充分的證偽的依據。除了汪東興、毛遠新二人的說法如上述外，要辨別真偽就不得不找張玉鳳本人了。」
我說：「玉鳳同志，今天就請你當著我的面親口對我說說，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汪東興與毛澤東主席在一起（資料圖）
張玉鳳非常耐心地聽完我的話，平心靜氣地對我說：「銀祿同志，你們都是當過秘書的，有一定的政治鑒別力，不相信有那件事是對的，以積極的態度進行核實並發表文章澄清也是對的，我向你們二位表示感謝！咱們可以冷靜地想一想，怎麼會有那樣的事情發生？那個時候主席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說話不清楚了，有時我也聽不明白，相互交流經常用文字，但是，他的頭腦一直都很清醒，他怎麼會產生那樣的想法…他怎麼會叫他的兩位親屬、兩位身邊的工作人員當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是真的話，就不符合主席一貫的風格和政治原?則。今天，我正式委託你們二位，對那件事進行再一次澄清，不要再以訛傳訛了。網上流傳我‘提供’什麼云云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
我倆這次談話持續了大約半個小時，談話結束時，她斬釘截鐵地對我說：「銀祿同志，我負責任地說，絕對沒有那回事。」
2012年1月18日春節之前，我和閻長貴同志一起去看望汪東興老（已97歲了），順便問了他幾個問題，包括名單一事。汪老聽了以後，斷然說：「沒有那麼一回事，不可能有那樣的事。」
網文所說三位「作記錄」的人，均健在，他們都親自對我們說：「沒有那麼一回事。」毛遠新曾說：「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覆。」（《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我本著尊重對我們文章有疑問的讀者求實存真的態度，再次對這件事情做些說明。
毛澤東（資料圖）
楊銀祿 （作者系文史學者、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沈醉（資料圖）
沈醉、徐遠舉和周養浩三人是國民黨軍統局內赫赫有名的幹將，他們職務相近年齡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被稱為軍統「三劍客」，但他們卻走過了各自不同的風雨人生路。
「軍統老人」沈醉擔任了政協委員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歲就參加了軍統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28歲便晉陞為少將軍銜，深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信任，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而著稱。沈醉曾先後擔任軍統局本部總務處少將處長、國防部駐雲南區專員兼保密局雲南站站長、國防部雲南專員公署主任、中將游擊司令等職。1949年12月9日被盧漢扣押，參加雲南起義，後協助盧漢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數特務。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專員。
沈醉等人被特赦後，周恩來曾設宴相請。席間周恩來對沈醉說：「共產黨從不計較個人恩仇，特赦你們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們以後一定要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說，沈醉的後半生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發奮讀書創作，以冷峻、犀利的筆鋒剖析自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教育後人。此間，沈醉先後撰寫出版了《解放前夕軍統在雲南的活動》、《抗戰前軍統特務在上海的罪惡活動》、《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內幕》、《愛國將領盧漢》、《我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
1980年，有關方面經過調查證實，沈醉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籤了字，發表了起義廣播，並親筆頒佈命令，要下屬特務組織上交特務器材併到指定地點報到。根據黨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並連續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陸惟一的女兒沈美娟到香港探親，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國、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許多親朋故舊和學生，他們都勸他留下來享享清福。沈醉對他們說：「大陸的物質生活是差一點，但我不是為錢而來的。我母親生前對我說過：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陸，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勸親友們回大陸看看大陸的變化，說：“國家的分裂是在我們這一代身上造成的，應該在我們這一代身上結束。這樣，生對得起後代，死對得起祖宗。儘管我們過去走的路各不一樣，但從今天起，一個人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就看他為統一祖國是出了力，還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於國民黨宣傳沈醉早已「殺身成仁」，他在台灣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於生計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經人介紹，沈醉與小他10歲的杜雪潔正式結婚，婚後二人相敬如賓、幸福美滿。杜雪潔對沈醉體貼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壇公園和大橋下面散步，還幫助丈夫整理報刊與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潔精心製作了一個牌子，寫上醫生叮囑：“冠心病患者應多休息、少談話，每次見客以不超過15分鐘為宜，更不能連續會客。敬請親友原諒。”沈醉對賢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開會或參觀，總是細心地給妻子帶回心愛的衣料或禮物，一次也沒忘記過。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徐遠舉（資料圖）
「西南紅人」徐遠舉病死獄中
徐遠舉1914年出生於湖北省大冶縣，黃埔軍校第7期畢業，1932年參加特務組織，1935年出任「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少校參謀，隨後在西藏開展情報活動。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為軍統局第三處副處長，1946年1月到華北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7月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瘋狂鎮壓學生運動，策劃破壞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挺進報》。在徐遠舉親自主持下，前後逮捕的地下黨員多達13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被殺害，徐遠舉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雲麾勳章，並被任命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開和秘密單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處、公路和運輸部門的警務處、組，兵工廠的警稽組等40多個機構也由該區統一指揮。後來重慶綏靖公署升格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徐遠舉成為長官公署二處處長。當時西南軍政長官是張群，張早就認識徐遠舉，對他特別賞識，所以徐遠舉更是紅得發紫，故當時國民黨軍政界都稱徐遠舉是“半壁江山，西南紅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遠舉在重慶主持策劃一系列大屠殺、大破壞計劃。12月在昆明被雲南盧漢起義部隊捕獲，後作為戰犯被押回重慶白公館關押，1956年轉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經過改造，徐遠舉認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他向公安部門表示，對自己的問題「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後來監獄組織關押人員撰寫國民黨的歷史資料，徐遠舉最賣力，也毫無顧慮，知道什麼便寫什麼，從不迴避寫自己的問題。在慶祝建國10周年時，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戰犯被特赦，徐遠舉也盼望著有朝一日能被釋放，但一直沒有輪到他。
「文革」爆發後，停止了對在押戰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關進監獄，徐遠舉感到絕望了。“四人幫”為整倒一批老幹部，到處逼人寫黑材料，但徐遠舉寧肯挨罵甚至挨打，也不亂咬人。據沈醉回憶說：“‘四人幫’為了把秦城監獄的那一幢樓騰出來，囚禁忠於黨和人民的革命老幹部，把黃維和許多軍長一級的戰犯，都送到撫順原日本戰俘管理所，讓軍統和中統等10多名搞特務工作的留下來，逼他們提供材料，誣衊好人。徐對此氣憤異常，認為這不是共產黨的傳統和光明磊落的作風。”
1973年冬，徐遠舉在勞動期間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評，脾氣暴躁的徐遠舉情緒激動大吵大鬧，當晚又用冷水沖澡，本來他就患有高血壓，結果剛走出衛生間就暈倒，後經醫院搶救，終因腦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書生殺手」周養浩客死異國
周養浩是浙江江山縣人，與戴笠和毛人鳳都是同鄉。1933年，由戴笠介紹、唐縱監督，上海法學院法律系畢業的周養浩宣誓加入了復興社特務處，從那時直到被俘，周養浩為國民黨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後擔任過息烽監獄主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等職。周舉止斯文儒雅卻心狠手辣，是軍統內部有名的「書生殺手」，他曾親自策劃部屬殺害愛國將領楊虎城的行動。1949年冬國民黨在西南大撤退時，周養浩秉承特務頭子毛人鳳的命令，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參與佈置大破壞與大屠殺，後在昆明被逮捕。
解放後周養浩在白公館關押期間，與沈醉、徐遠舉等人同處一室，因沈醉交代問題時曾涉及到周養浩，周養浩懷疑是沈醉有意出賣自己，於是他怒火衝天頓起殺意，拿起身邊的小板凳就往沈醉頭上砸去，多虧旁邊的宋希濂伸臂一擋才沒砸著沈醉。周養浩正要打第二次時，凳子已被宋希濂奪走。此後周養浩和沈醉一直是橫眉冷對，老死不相往來，兩人不管是誰，涉及到對方時總是有意迴避，就像沒有這個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聯合下達了《關於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意見》，其中第六條規定：「凡願意回台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也向世人公開宣佈：“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根據這個精神，周養浩與其他幾個特赦人員一道申請去台，但由於台灣方面拒絕他們入境，周養浩等人滯留香港，幾個月後周養浩輾轉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國病逝。○
（趙長伶摘自《中國剪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