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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朔迷離的「常委名單」:向張玉鳳、汪東興當面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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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朔迷離的「常委名單」:向張玉鳳、汪東興當面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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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朔迷離的「常委名單」:向張玉鳳、汪東興當面求證

2019年06月17日 17:17 最後更新:11:50

張玉鳳與晚年毛澤東(資料圖)

2010年8月20日下午6時,山西省政協委員白志平請張玉鳳同志吃飯,我應邀也參加了。6時半,有的客人還沒到,我利用這個等人的機會,和張玉鳳同志單獨談了一件事。

我對張玉鳳說:

玉鳳同志,閻長貴和我看到從網上下載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張玉鳳:毛澤東的臨終遺命》,其中講到,張玉鳳提供:「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對於這則材料,閻長貴和我都不大相信,認為毛主席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應該核實,予以澄清。於是,我就打電話問了汪東興同志的女兒汪延群(汪東興當時身體欠佳),請她找個機會問問她爸爸。汪延群當即說:「我看過你說的這份材料,並問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說:‘沒有此事,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其目的是詆毀毛主席。’」

同志為此事還特意打了長途電話給毛遠新,毛遠新說:「胡說八道…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

我們經過核實,確認沒有那些事情以後,寫了一篇證偽的文章,《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刊登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上。

有讀者在《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發表《關於一則「傳聞」的辨偽》文章,認為:「凡略有審干經驗的人,包括汪東興、毛遠新在內,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汪、毛二人的表態不構成充分的證偽的依據。除了汪東興、毛遠新二人的說法如上述外,要辨別真偽就不得不找張玉鳳本人了。」

我說:「玉鳳同志,今天就請你當著我的面親口對我說說,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汪東興與毛澤東主席在一起(資料圖)

張玉鳳非常耐心地聽完我的話,平心靜氣地對我說:「銀祿同志,你們都是當過秘書的,有一定的政治鑒別力,不相信有那件事是對的,以積極的態度進行核實並發表文章澄清也是對的,我向你們二位表示感謝!咱們可以冷靜地想一想,怎麼會有那樣的事情發生?那個時候主席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說話不清楚了,有時我也聽不明白,相互交流經常用文字,但是,他的頭腦一直都很清醒,他怎麼會產生那樣的想法…他怎麼會叫他的兩位親屬、兩位身邊的工作人員當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是真的話,就不符合主席一貫的風格和政治原?則。今天,我正式委託你們二位,對那件事進行再一次澄清,不要再以訛傳訛了。網上流傳我‘提供’什麼云云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

我倆這次談話持續了大約半個小時,談話結束時,她斬釘截鐵地對我說:「銀祿同志,我負責任地說,絕對沒有那回事。」

2012年1月18日春節之前,我和閻長貴同志一起去看望汪東興老(已97歲了),順便問了他幾個問題,包括名單一事。汪老聽了以後,斷然說:「沒有那麼一回事,不可能有那樣的事。」

網文所說三位「作記錄」的人,均健在,他們都親自對我們說:「沒有那麼一回事。」毛遠新曾說:「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覆。」(《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我本著尊重對我們文章有疑問的讀者求實存真的態度,再次對這件事情做些說明。

毛澤東(資料圖)

楊銀祿 (作者系文史學者、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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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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