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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鄧小平談一生中最緊張時刻:能聽見自己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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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鄧小平談一生中最緊張時刻:能聽見自己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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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鄧小平談一生中最緊張時刻:能聽見自己心跳

2019年06月18日 17:18

▲鄧小平與劉伯承

我這一生,這一個時候最緊張。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兩頭的敵人吸引到中間來,而我們的戰略反攻,實現了中央軍委、毛主席的戰略意圖。首先過黃河,一下消滅敵人四個師部、九個半旅,旗開得勝,那氣勢是很了不起的。過黃河實際上就是開始反攻。

——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會見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志時的談話

我這一生,這一個時候最緊張。聽到黃河的水要來,我自己都聽得到自己的心臟在怦怦地跳!只有我和(你)劉伯伯看了這份電報,看完後立即就燒毀了。當時,我們真是困難哪,但是,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複電中央,說半個月後行動。用十天作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準備,時間已經很短了,但我們不到十天就開始行動了。當時,真正的是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也不能顧了!

——鄧小平對子女的談話

1947年3月,蔣介石將全面進攻解放區的戰略改變為重點進攻陝北、山東解放區的戰略,其間,胡宗南率部攻佔了延安。儘管這是一座毛澤東等故意留下的空城,蔣介石也滿心高興,乘飛機到延安的地面上站一站。他覺得佔領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住過10年的地方,這本身從精神上就可以鼓起自己部隊士氣,而打落人民解放軍的士氣,連同進攻山東的戰況,蔣介石自以為是勝券穩操了。

可是,毛澤東不會白白讓蔣介石攻佔延安,他也要派部隊到南京附近看一看。他決心不等完全粉碎國民黨的重點進攻,就立即進入戰略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於是,他選擇了劉伯承、鄧小平率部擔任這一偉大的歷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深夜,劉、鄧率4個主力縱隊共12萬人,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從8個渡口,150公里的地段強渡黃河。這種情景雖然和兩年後鄧小平等領導的渡江戰役規模比之為小,但氣勢也是「很了不起的」。頃刻間,國民黨賴以防守的“黃河戰略”即告破碎。蔣介石急忙趕到黃河南岸鄭州,調兵遣將,企圖迫使劉、鄧十幾萬人馬背黃河作戰。而劉伯承說:“此時不打,更待何時?”鄧小平則借古喻今:“我們絕不去學韓信。在對待生死的問題上,我們只能有一種選擇。為著人民利益,我們要生存下去,讓敵人去跳黃河!”於是,劉、鄧指揮部隊適時發起了魯西南戰役。

魯西南戰役,是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序幕之戰。雖然國民黨軍調集了10個整編師、25個半旅,18萬餘人,又出動戰鬥機、轟炸機1500餘架次,但我軍以15個旅兵力,經過28天的連續作戰,殲敵4個整編師師部、9個半旅6萬餘人,迫使敵人先後從西北、山東、中原等地調集7個整編師、17個半旅馳援魯西南。從而有力地配合西北和山東我軍粉碎敵人重點進攻的作戰。

據說,美軍顧問組魏德邁將軍離華前曾對蔣介石說:我看到共軍攻破了足抵「四十萬大軍」的東方“馬其諾防線”。他們連續28天的戰鬥,消滅了“國軍”9個半旅。說他們“西竄”,實際他們在南進,說他們“失蹤”,實際他們在反攻!這可以說是為劉鄧大軍做的“總結”吧。

鄧小平生前,雖然沒有像劉伯承那樣專門撰文回顧大別山革命鬥爭的歲月,但卻多次談到大別山。可見印象之深,他說:

「大別山是一個戰略上很好的前進的基地。它靠近長江,東面一直頂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漢口,是打過長江的重要跳板,敵人時時刻刻受到我們過江的威脅。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這個決心,真了不起,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毛主席戰略思想的光輝。而這個擔子落在二野身上,整個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是挑這個擔子,是挑的重擔啊。不是說消滅敵人九個半旅是挑了重擔,主要的是撇開一切困難,堅持地挺進一千里,挑的就是這個重擔。」

運籌帷幄,語出《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古語指統兵將帥在軍帳內對軍略作全面策劃,現泛指策劃機要。1947年,根據黨中央、毛澤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作出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決策並付諸實施,生動地體現了毛澤東及劉、鄧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驚人膽識,顯示出他們高超的軍事謀略與嫻熟的軍事指揮藝術。

審時度勢,經略中原的戰略計劃,早在1947年5月,就開始在黨中央、毛澤東與劉伯承、鄧小平及陳毅、粟裕、陳賡之間醞釀了。

中就提出:為擊破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之敵,劉、鄧率部於6月10日前搶渡黃河,第一步向冀魯豫區與豫皖蘇區之敵進擊,第二步向中原進擊。同時,為在中原地區「長期立腳」,全軍應作充分政治動員,“使每個人明白政治任務,提倡吃苦耐勞、不怕困難”及作幹部、經費等項的充分準備。陳、粟所部準備於6月10日以後配合劉、鄧部大舉出擊。7月19日的指示電中則決定:將陳賡、謝富治等縱隊使用方向由北上援陝改為渡河南進。從戰略上協同西北野戰軍擊破重點進攻陝北之敵,同時協助劉、鄧經略中原。這時,堅守大別山區革命鬥爭的地方武裝派出幹部來到魯西南介紹大別山地區各種情況,對此,劉、鄧極為重視,專門致電中央軍委轉報上述情況介紹。一位老同志的日記中記載:“7月7日,鄭家莊。鄧政委說:楚毅同志從大別山來,你同陳鶴橋找他談談。因時間緊,一時陳未到,我先談起來。”

又到了。指明:對羊山集、濟寧兩點之敵判斷確有迅速殲滅把握,則攻殲之。否則,立即集中全軍休整十天左右,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不打隴海,不打新黃河以東,亦不打平流路,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佔領大別山為中心的數十縣,肅清民團,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幾天後,兩點之敵被殲。劉、鄧遂依據軍委指示電第一種情況,根據山東之敵不西進及自己部隊連續作戰,十分疲憊,急需補給等情況,準備全軍休整半個月,然後依託豫皖蘇,保持後方接濟,爭取大量殲敵。兩個月後,看情況或有依託的逐步向南發展,或直出大別山。

告劉、鄧等:「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

第二天,劉、鄧收到這封標明「4A」萬分火急字數較多的絕密電文,心裏十分焦急。他們聯想到黨中央7月23日電報中提出的方針,認為“確好”。經連日的“再三考慮”,“決心於休整半月後出動,以適應全局之需”。劉、鄧當即致電軍委,提出:直趨大別山,先與陳、謝集團成犄角勢,實行寬大機動,準備無後方作戰。這樣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別山的決心。40多年後,鄧小平還清楚地回憶道:“當時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複電,半個月後行動,躍進到敵人後方去,直出大別山。”他在向子女講述這一情況時,還重複說:“真正的是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也不能顧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鄧小平,說這話時聲音都略帶哽咽了。

一位老同志的日記留下了決策南征時有趣的細節:「7月24日,唐官屯。在一家地主院內的石榴樹旁,劉、鄧圍著一張地圖,時坐,時立,後信步村外,站在村西向南看,向東望,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裏轉(一)樣?」“7月26日,由唐官屯移趙家樓。就在這個村子天天同中央軍委毛主席通報,直到30日才決心直出大別山。”

也到了。電報指出:如你們決心直出大別山,決心不要後方,要開一次團長以上幹部會,除告以各種有利條件外,並設想各種困難條件,建立遠征意志。最好每連能發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圖,使一切幹部明白地理環境。確定征糧徵稅辦法,方能解決大軍給養,等等。同時,亦應使陳、謝建立此種決心。會議進行得很熱烈。李達參謀長用木棍指點敵情標圖介紹目前軍情。劉伯承司令員拿著放大鏡凝視著地圖,鄧小平政委不時地提出一些問題,將討論引向深入,劉、鄧兩個人還不時相互交談著。

後說: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認為,我軍躍進大別山,是黨中央、中央軍委賦予我們的戰略任務,是我們考慮一切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隨後又作了具體行動部署。鄧小平接著談到了毛澤東對這一戰略舉措估計的三個前途。一是付了代價站不住腳準備回來,二是付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堅持鬥爭,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鄧小平要求大家從最困難方面著想,堅決勇敢地戰勝一切困難,爭取最好的前途。我軍必須勇往直前,不向後看,堅決勇敢地完成這一光輝而艱巨的戰略任務。會後,各縱隊主要首長急忙趕回駐地,召集會議,傳達野戰軍會議精神及劉、鄧首長指示。緊接著,各縱隊又召開師團主要負責幹部會議,研究各部隊的任務,準備在8月中旬大舉出擊。

但是,軍情緊急,水情嚴重,由於連日暴雨傾盆,黃河水位猛漲,尤其是蔣介石企圖重演炸黃河大堤,水淹我軍的舊劇。值此險象環生之時,劉伯承用「憂心如焚」四個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鄧小平也感到這時是自己一生中最為緊張的時刻。“聽到黃河的水要來,我自己都聽得到自己的心臟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劉、鄧身邊工作的同志難忘之日,是劉、鄧最後定下提前南進大別山決心之日。這一天早飯後,劉、鄧等野戰軍首長,在作戰室召集司令部有關處、科的幹部開會,研究下一步部隊戰略性動作。情報處彙報敵情,作戰處報告了幾天來部隊休整情況,並提出黃河水位猛漲對我軍威脅性增大,建議早下決心。對此,鄧小平非常重視,當即明確指示:對於黃河水位變化情況必須隨時掌握,及時報告、通報。

會議氣氛緊張熱烈,與會人員神情鎮靜,發言踴躍。許多人主張在內線打一仗或幾仗後再實施戰略進攻。有人主張按原計劃休整到8月15日,然後視情況而定。不過,大家都仔細觀察著劉、鄧首長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們速下決心、決策。劉、鄧看著大家討論情況,簡短交談之後宣佈暫時休會,讓大家進一步準備意見,午飯之後,劉伯承來到作戰室,當聽說鄧小平到三縱、六縱找陳錫聯等談話,並順便看黃河水位上漲情況時,他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便又像上午那樣仔細地察看地圖,詢問各方面情況。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劉伯承審時度勢,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鄧小平等再次前來會商,之後,劉伯承在作戰室嚴肅宣佈:大軍南進,必須立即行動。機不可失,時不我待,要當機立斷,行動越早、越快越好。隨後他闡明定下決心的依據和理由,並作了進軍部署。

在此期間,鄧小平不時地點頭。等劉伯承講完後,他馬上站起來說:「劉司令員的意見和部署非常正確,我完全同意。我們下決心不要後方,直搗蔣介石的心臟——大別山,逼近長江、威脅武漢三鎮和蔣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戰線從黃河邊向南推進到長江邊。古人說過:‘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我軍的戰略行動,必將迫使蔣介石調兵回援。這樣我們就能配合全國各個戰場的兄弟部隊,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重點進攻,徹底扭轉全國戰局。」為完成這一戰略任務,他強調三點,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從戰略進攻任務的要求,廣大指戰員要準備為實現這一決策付代價,做貢獻。二是要力避與敵主力糾纏和作戰,千方百計直奔大別山腹地,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三是進入新區作戰,要嚴守黨的政策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後,鄧小平目光投向李達,起草電報,向黨中央報告我們決心和部署,並向各部下發預先號令。

正在這時,軍委連續來電,指明南進需付出較大傷亡、減員之代價,而無論起何種作用均需準備付出,但如能取得變化全局之作用,則付出此種代價更加值得,同時,出於關懷,又令劉、鄧部在現地休整補充10天,後又告訴至少7天不動。劉、鄧反覆研究了軍委來電,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既定戰略意圖,特別是根據當時敵情、水情,遂決定提前出動之決心不變,因地制宜,果斷行事,按既定部署揮師南征。對此軍委連電答覆:「劉、鄧決心完全正確」,“劉、鄧部署很好”,“一切決策臨機處理,不要請示。我們儘可能幫助你們”。千里躍進的壯舉,戰爭史上的奇蹟,其方略就這樣在陝北的窯洞和華北農屋之中應運而生了。

19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說過:「秘密和迅速是出敵不意的兩個因素」,而兩者是以統帥“具有巨大的魄力和軍隊能嚴肅地執行任務為前提的”。劉、鄧深知,進軍大別山的千里征途河流縱橫,敵交通便利,易於機動,故應製造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以保持行動的隱蔽突然,避免敵人及早覺察我戰略意圖,遂決定將主力分西、中、東三路南進,而蔣介石此時對我軍戰略意圖毫無覺察。反認為我軍連續作戰,疲憊不堪,傷亡較重,難以再戰,可能要北渡黃河「逃竄」。劉、鄧將計就計,以第十一縱隊和冀魯豫軍區部隊在黃河渡口佯動,造成我軍北渡聲勢,以暫歸劉、鄧指揮的華野外線兵團5個縱隊的少數兵力鉗制敵人,掩護劉、鄧主力南進。並以一部破擊平流路,其中一路破路後由平流路西側南進大別山。以分散迷惑敵人。部隊動員時也嚴格保密,不暴露戰略意圖。

正當敵軍迷惑不解之際,劉、鄧率野戰軍主力兵分三路,突破了敵人未及完成的合圍圈,義無反顧地向大別山挺進。為極端保密,部隊不斷改變番號,有的偽裝成地方部隊,結果部隊行動10餘天,蔣介石仍未發現我軍戰略意圖,反認為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戰,只好向南「逃竄」。直到我軍突破沙河,蔣介石才如夢方醒,此時,有計劃地組織大規模攔截封鎖為時已晚,故只好倉促佈防。美軍顧問組對蔣介石誤判我軍戰略企圖很感失望。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外軍戰史上,拿破崙於1813年曾兩次突然由德累斯頓襲擊布留赫爾,結果均未收到預期結果,不僅浪費時間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頓幾乎陷入險境。可見,即便是充分做到出其不意,也並非總能取得預期效果。在克勞塞維茨看來:「要在戰爭過程中利用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須積極地活動,迅速地下定決心和進行強行軍。」

狹路相逢,身先士卒。8月7日晚,劉、鄧率十幾萬人馬以排山倒海之勢,開始向敵遼闊空虛的戰略縱深疾進,指戰員們跨隴海鐵路,渡黃泛區,突破沙河。這一突然的戰略之舉如同一柄霍然出鞘的鋼刀,直插大別山這一敵之戰略腹地。23日,當劉、鄧率野司和六縱進到汝河北岸時,發現敵先我到達汝河南岸,佔領渡口,在飛機配合下截斷我軍去路。此時,尾追之敵距我軍後衛僅30公里。

劉伯承一改往日儒雅風格,高聲說:「自古狹路相逢勇者勝,我們要從敵人的陣地上打開一條血路衝過去!」鄧小平接著說:“千鈞一髮啊!現在除了堅決打過去以外,沒有別的出路。橋斷了,再修!敵人不讓路,就打!過不去或轉回去,就完不成黨中央和毛主席賦予的戰略任務!所以,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和犧牲,堅決打過去!”在劉、鄧親臨指揮的鼓舞下,指戰員們浴血奮戰,終於在天亮前突過汝河,從敵人防禦陣地中殺開一條通路。這時,劉伯承判斷:敵肯定要在汝、淮之間阻攔我軍,企圖使我功虧一簣。因此,部隊不應戀戰,要搶先渡過淮河。鄧小平提出,由他指揮阻擊尾追之敵,李達參謀長指揮渡河,劉伯承先行渡淮河,指揮進入大別山的部隊。劉伯承說:“政委說了就是決定,立即執行。”結果,搶渡淮河成功,8月27日,劉、鄧率軍進入大別山區。

劉、鄧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成功之舉表明:「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的鋒利的刀刃。」劉鄧大軍這把寒光閃閃的利劍,此後就一直高懸在國民黨反動統治者的頭上!

——摘自《鄧小平的三起三落》,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法警給張春橋戴上手銬(資料圖)

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張春橋,88歲,於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新華社的這一消息,是在張春橋死後十九天才發表的,而且中國大陸各報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這一簡短的新聞。

此前,張春橋曾經「死」過幾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聞》宣稱,「據說張春橋死了」。

過了十年,一位當年參加過審判張春橋的人士稱,「張春橋於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終年七十七歲」。這消息曾經廣為傳播,以至某些介紹張春橋的條目寫成“張春橋(1917~1994)”。作為《張春橋傳》的作者,我不斷接到方方面面的媒體的詢問:“張春橋死了嗎?”我的答覆一直是否定的,因為我從公安部獲悉,張春橋仍健在。

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

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麼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後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必然結局;

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鬱悶,導致他壯年而逝;

審判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縱觀張春橋的發跡史,他能夠從一介書生平步青雲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慶施。

靠著柯慶施的提拔,張春橋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為了抓「樣板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協助,於是江青與張春橋開始共同工作。

為了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要在上海尋找「筆杆子」,張春橋推薦了姚文元,於是江、張、姚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後,江、張、姚都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為副組長,姚文元為組員。

第三把梯子是毛澤東。

張春橋的看家本事是揣測毛澤東的思想動向。自從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之後,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知毛澤東在思考什麼。1965年9月15日張春橋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正是張春橋得知毛澤東幾度在會議中談及這一話題而寫成,當然深得毛澤東的欣賞,囑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親自寫了編者按。從此張春橋引起毛澤東注意。張春橋曾說,他一生的最大願望是寫一本《毛澤東傳》,足以看出他對於毛澤東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慶施,接著依靠第一夫人,最後博得毛澤東的信任,張春橋終於在中國政壇顯山露水。

張春橋去世之際,我應香港《鳳凰周刊》之約,發表了《「四人幫」的靈魂--張春橋》一文,內中寫及: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張春橋早就意識到自己的覆滅,反覆吟誦《紅樓夢》中詩句。正因為這樣,1976年10月6日他淪為階下囚,沒有像毛遠新那樣打算拔出手槍,也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進行掙扎,而是束手就擒。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後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我採訪了王芳。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三十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十一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採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並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十七世紀之後,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後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佈,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後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據王芳的助手告訴筆者,張春橋雖說堅持「三不」,在接到起訴書時連看也不看,也不簽收,但是回到監房之後,還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江青、張春橋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資料圖)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張春橋走了。「四人幫」這四顆災星,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張春橋之死,在中國大陸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這一消息,只是說:“哦,張春橋死了!”年輕人則不知道張春橋是誰,他們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幫」是哪四個人。

對於張春橋的死,徐景賢則發出感嘆說﹕「張春橋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任何回憶文字。」在徐景賢看來,張春橋作為「筆杆子」,沒有留下回憶錄是一件遺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縱觀張春橋浮沉的歷史,借用“國妖”兩字為張春橋勾畫形象,倒是頗為傳神。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中)》,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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