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下旬，身為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進京參加了一次黨代會。4月1日，大會結束後的第一天，潘漢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團的團長陳毅，交給他一份書面材料。陳毅一看這份材料，覺得非同小可，事關重大。於是親自跑到中南海，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報告，同時把潘漢年寫的材料轉呈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材料勃然大怒。4月3日晚，毛澤東令時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帶人前往上海代表團下榻的北京飯店，將潘漢年秘密逮捕。從此潘漢年便深陷囹圄，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這位中共地下情報界的大佬，在監獄中和勞改農場度過了22年後，帶著「無期徒刑」的帽子病故而去。其實，潘漢年悲劇性的命運早在1936年與博古的一次密談中就顯端倪。
中央決定了由潘漢年再赴江南，作為中共正式代表，帶著中央正式條件和意見，與國民黨高層進行談判。
碼，又以談判代表身份回國，走比較安全的路，晚到一兩個月，是無可非議的。張浩也曾說過，再等一個月潘漢年就能到來，結果你比他晚回來九個月。在這九個月里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又聯繫不上，逼得毛又派鄧發去莫斯科，彙報一、四方面軍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說毛能不生氣嗎？”
鄧發
「你在向張聞天彙報時，一再說王明交代的任務，要中央把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放在第一位。這種說法不準確，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來的，不是王明。王明不了解國內情況，在國外指手畫腳，想指揮國內，毛對這種做法最反感。中共中央和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之間的關係，以前，臨時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級，認為他既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又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書記處副書記，是共產國際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的主要領導人，在國內時就是我們的上級，所以，一有問題就請示他，聽從他的指揮。但是現在看來這個概念錯了。到陝北後，毛明確表示：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是受中共中央領導的一個部門，因此它的一切活動，都必須首先取得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據需要撤換代表團成員。毛派鄧發去莫斯科，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向季米特洛夫闡明，中共中央有權更換代表團成員，取得了季米特洛夫的支持。看來王明在蘇聯的時間也不會很長了。」
季米特洛夫
“這次你身負重任前往白區和陳果夫談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批准後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
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裏，不論遇到什麼情況，見到什麼人，寫文章談話等等，一概不要談到我。現在已經有人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博古推心置腹的話讓潘漢年相當感動，同時他也很關心博古的處境，博古告知其現在還可以，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在延安合影
1936年9月24日，潘漢年離開陝北前往南京。
從此以後，博古和潘漢年之間，除了公務，再沒有私交了。而潘漢年也並沒有辜負中央的信任，從全面抗戰到建國前十幾年的戰爭中，縱橫敵後，以大無畏的精神和智謀，獲取了驚人的戰略情報，觸角直達對手的核心層。在統戰上，也團結了很多有分量的社會名望、學界高賢，和國民黨內部高層人士等。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但抗戰結束後不久，便因飛機事故犧牲的博古，他和潘漢年最後的談話中，一語成讖，即「不可擅自行動」。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毛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做出了十分嚴峻的估計。
1955年4月1日，潘漢年找陳毅談了他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會見了汪精衛的事情，並說明了後來長時間沒向組織上說明的原因，並把一份自我檢討的材料交給陳毅，請他轉呈中央。陳毅安慰他，不要緊張，要相信組織。
潘案的關鍵人物胡均鶴
1955年4月2日，陳毅赴中南海，向毛報告了潘漢年交代的事情，並交上潘漢年寫的材料。毛閱後，潘漢年被逮捕。
潘案發生後，周指示由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和李克農領導組織下，對潘漢年的政治、歷史、歷年活動進行全面審查。專案組進行了一年多時間的全面調查，翻閱了潘漢年1936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及同潘漢年有來往的全部人員的相關檔案，審問了有關的在押敵偽人員，各方面的反覆核實。
1955年4月29日，由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潘漢年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等都有正式報告。
三、是他提供了決策情報，其中包括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等。
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只是，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在當時歷史環境政治氛圍中，並未採信。
七千人大會一景
1962年1月30日，毛在七幹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潘漢年作了「定性」：
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潘漢年因為這樣的「結論」，活了下來。
1963年2月3日，雖然出獄，但依舊在北京公安局的團河勞動農場，管制生活。
1967年3月，謝富治親簽，再度入監獄。
1975年5月，送湖南第三勞改農場安置。
1976年1月，又一次宣佈為「無期徒刑」。
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在監獄中和勞改農場度過了22年後，帶著「無期徒刑」的帽子病故而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其中央特科和革命時期的老戰友陳雲建議複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農同志給中央的報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志的旁證。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
從一個書生意氣，到縱橫敵後，掌控著中共江南半壁情報網的傳奇特工首腦。潘漢年一生跌宕起伏，他的故事耐人尋味，他的功勛不可被忘。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周恩來：「官僚主義是一種病症」
鍾波
部曾特地發行特種郵票。然而，讓滿懷期待的國人驚愕的是，剛出發1天，即傳來「躍進號」沉沒的消息。這是新中國製造的第一艘萬噸遠洋貨輪，首航即遭沉沒，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
5月2日、3日、7日，周恩來四次約見有關人員，談「躍進號」沉沒事件，要求進行嚴密調查，儘快弄清事情真相。5月12日，他冒著濃霧飛往上海組織現場調查，對海軍艦隊負責人說：「躍進號」沉沒事件，已成為國際事件了。對於這樣的大事，我當總理的要抓，你們這些當司令、當政治委員的，也要親臨第一線，不能只是當甩手掌柜。主要領導幹部不但要親臨第一線，還要善於抓住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不放，一抓到底。他提出，對於重大問題，我們主要領導幹部，一定要親力親為，這要成為一條規矩。
經過十多天的調查，最終確認貨輪系觸礁沉沒。但事件本身，留給人們太多思索。就在貨輪沉沒事件發生前後，交通部門還連續發生多起事故，造成許多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這一系列事故，暴露出了從交通部到所屬單位各級領導思想麻痹、工作粗糙、無人負責等多個方面的嚴重問題。
5月24日，周恩來在時任交通部部長王首道的報告上批示道：「一句話，就是有領導地走群眾路線。首長帶頭，大家動手，同心協力，保證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風氣。」
5月29日，在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作專題報告時，對著在座的200多位部長們，周恩來以此為例講道：「躍進號」貨輪的沉沒，這是最深刻的一個教訓，歸因在於犯了官僚主義的問題。在報告中，周恩來特別把官僚主義提出來進行了解剖。
為什麼要特別提出官僚主義這個問題？
古往今來，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症。
周恩來說，一旦犯上官僚主義這個病，那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險的，因為我們的黨是掌握政權的，是掌握實際工作的，人權、財權、物權都在手上。它會使我們的領導幹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了解真實情況，不重視調查研究，不研究黨的路線、政策，不進行政治思想工作，不鑽研具體業務，高高在上，亂髮命令，迷失方向，漠視群眾的利益，使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受到阻礙，不能貫徹到群眾中去。
周恩來說，官僚主義是一種病症，如果我們對官僚主義不提起足夠的注意，不論幹部、不論群眾，就會慢慢地蛻化下去。官僚主義最嚴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一個人，到了革命意志衰退時，他就消極怠工了，他就滿足現狀了。其結果，必然就會走到蛻化變質。如果不改的話，如果我們中國的黨、中國的幹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群眾團體，都允許這樣發展下去的話，那就如同毛主席常說的，我們黨就要變質，我們國家就要變顏色。搞不好，我們要亡黨、亡頭，也就是說，黨要亡了，頭要掉下來，要把問題提到這麼嚴重的程度。
所以，我們要把官僚主義這個病特別提出來，認識而不是漠視，反對而不是沾染，治療而不是放任。
官僚主義這個病有哪些癥狀？
望聞問切，得了官僚主義的病有什麼樣的癥狀呢？
周恩來說，官僚主義者有各種表現，總的特徵是不把自己作為一個勞動者，而擺出一個官老爺的架子，不以平等待人，拒絕群眾的批評和監督。對上鬧分散主義，不報告、不彙報，多少事情黨中央或者國務院不曉得，常常是由這麼來的；對下則滋生地方主義、本位主義，鬧獨立性。
具體說來，有這麼二十種類型：
第一種，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上脫離黨的領導，下脫離群眾，這是最嚴重的一種。）
第二種，強迫命令式的官僚主義。狂妄自大，驕傲自滿；主觀片面，粗枝大葉；不聽人言，蠻橫專斷；不顧實際，胡亂指揮。
第三種，無頭腦、迷失方向的官僚主義。對事情沒有調查，對人員沒有考察；發言無準備，工作無計劃；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眾，盲目單幹，不辨方向。
第四種，老爺式的官僚主義。官氣熏天，不可嚮邇；唯我獨尊，使人望而生畏；頤指氣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風粗暴，動輒破口罵人。
第五種，不老實的官僚主義。不學無術，恥於下問；浮誇謊報，瞞哄中央；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功則歸己，過則歸人。（這是很惡劣的一種。）
第六種，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遇事推諉，怕負責任；承擔任務，討價還價；辦事拖拉，長期不決；麻木不仁，失掉警惕。
第七種，做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遇事敷衍，與人無爭；老於世故，巧於應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圓。
第八種，顢頇無能的官僚主義。學政治不成，鑽業務不進；語言無味，領導無方；尸位素餐，濫竽充數。
第九種，糊塗無用的官僚主義。糊糊塗塗，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問三不知，一曝十日寒。（這和前一種差不太多，都屬於不作為混日子。）
第十種，懶漢式的官僚主義。文件要人代讀，邊聽邊睡，不看就批，錯了怪人；對事情心中無數，又不願跟人商量，推來推去，不了了之；對上則支支吾吾，唯唯諾諾，對下則不懂裝懂，指手畫腳，對同級則貌合神離，同床異夢。
第十一種，機關式的官僚主義。機構龐雜，人浮於事，重床疊屋，團團轉轉，人多事亂，不務正業，浪費資財，破壞制度。
第十二種，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指示多，不看；報告多，不批；表報多，不用；會議多，不傳；來往多，不談。
第十三種，特殊化的官僚主義。圖享受，怕艱苦；好伸手，走後門；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請客送禮，置裝添私；苦樂不均，內外不一。（我們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如果圖享受，怕艱苦，甚至走後門，特殊化，那是會引起群眾公憤的。）
第十四種，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官」越做越大，脾氣越來越壞，生活要求越來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裝飾越貴越好，供應越多越好；領導幹部這樣，必定引起周圍的人鋪張浪費，左右的人上下其手。
第十五種，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假公濟私，移私作公；監守自盜，執法犯法；多吃多佔，不退不還。（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這種必然引起貪污、腐化、浪費。）
第十六種，爭名奪利的官僚主義。伸手向黨要名譽，要地位，不給還不滿意；對工作挑肥揀瘦，對待遇斤斤計較；對同事拉拉扯扯，對群眾漠不關心。
第十七種，鬧不團結的官僚主義。多頭領導，互不團結；政出多門，工作散亂；互相排擠，上下隔閡；既不集中，也無民主。（當班長的有一個責任，就是要會民主集中，要領導起來，團結起來，要先責備自己。）
第十八種，宗派性的官僚主義。目無組織，任用私人，結黨營私，互相包庇；封建關係，派別利益；個人超越一切，小公損害大公。（這種的嚴重性，就是容易生長出更大的危險來。）
第十九種，蛻化變質的官僚主義。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蛻化；靠老資格，擺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惡勞，遊山玩水，走馬觀花；既不用腦，也不動手；不注意國家利益，不關心群眾生活。（發展到這個程度，就嚴重得很了。）
第二十種，走上非常危險道路的官僚主義。助長歪風邪氣，縱容壞人壞事；打擊報復，違法亂紀，壓制民主，欺凌群眾；直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作姦犯科，害黨害國。
以上種種，周恩來說，是自己用十多天的時間，狠狠地研究了一下，概括出來的，掛一漏萬，都是嚴重的，危險的，有害的。
官僚主義這個病是怎樣得上的？
治病救人，官僚主義這個病因是什麼呢？
周恩來說，只要你高高在上，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就有犯官僚主義的可能。分析來看，官僚主義有它思想上、社會上、歷史上的根源。
從思想根源來看，在中國既有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又有封建階級的家長制和農奴主思想作風。比如，一部《紅樓夢》就有一大堆的奴僕，被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所統治。此外，還有中國封建社會的官老爺思想。
從社會根源來看，舊的習慣勢力，還相當的大，相當的深。尤其是這個習慣勢力，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一下子就會拆垮的。正如毛主席常比方的，我們這個屋子裡頭，即使換了空氣，可是牆角裏頭的灰塵如果不掃，它還不會去掉，稍微一遇到風，就又吹起來了。中國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在我們不少幹部的身上，還沾著，還沒有去凈，一遇到適宜的氣候，就起來了。
從歷史根源來看，官僚主義是剝削階級長期統治的遺產，我們是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重新建立了新的國家機器，但中國長期是封建社會，一百年來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個對中國是有深遠影響的，官僚主義是有它長期的傳統勢力的。
所以，在中國，滋生官僚主義的土壤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相當肥沃的，正如列寧說過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寄生蟲、老爺、騙子手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還有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人們。
官僚主義這個病能不能治？
懲前毖後，那麼這個病有沒有、能不能治呢？我們的答案是：有的。
周恩來說，看起來很困難，實際上只要認真對待，而不是不聞不問，不是馬馬虎虎，不是掉以輕心，不是隨隨便便，那我們就一定能夠解決。
首先，還是認識和實踐的問題。我們要認識到這是長期的、反覆的鬥爭。為了提高我們的認識，就必須學習，還必須到實踐中去考驗，不能空談。
第二是領導幹部要帶頭，堅持抓。周恩來說，從上而下，從黨組成員開始，從領導幹部到一般幹部，要「洗洗澡」，從根子上挖掉官僚主義的病症，並且把這個運動一直進行到底，而不是官僚主義地半途而廢，或者空話連篇，只說不做，或者在檢查的時候也很沉痛，甚至流下了淚，可是說了不改。
第三是要建立一套制度。周恩來說，要有一套制度，就可以治這個官僚主義，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走群眾路線，這是最可靠的保證。因此，要完善機關的工作制度，使群眾的監督成為一種經常的制度。他特別講到，要使幹部交流成為一種經常的反對官僚主義的制度，要反對能上不能下（在哪一級工作，就不能變更了）、能里不能外（作了京官就不能外放了）的習慣，更要反對把一個部門、一個地方看成是自己的衙門、領邑的思想和做法。
總之，官僚主義在我們的執政黨內，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內，的確是十分有害、十分危險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和作風是絕不能容許的。為著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為有力，為著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為強大，為著我們的共同奮鬥目標，這個病症，必須清除。（鍾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