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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為何拒絕獲釋 堅持在秦城監獄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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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為何拒絕獲釋 堅持在秦城監獄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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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為何拒絕獲釋 堅持在秦城監獄坐牢

2019年06月20日 17:42 最後更新:11:41

前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的骨灰,經中央批准,已於2016年9月29日遷入「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新墓地。在陸老的墓碑基石上,刻著他的臨終遺言:“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說話”十二個大字。陸定一是江蘇無錫人,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八屆十中全會增選),中宣部原部長,國務院原副總理,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原中顧委常委。“文革”期間,陸定一遭受迫害,被關押近13年。1996年5月,陸定一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在無錫太湖邊的華僑公墓。

1968年4月下旬,陸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監獄。這是他第一次嘗了牢獄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區做秘密工作隨時都準備進監獄,但終於一次次地化險為夷。這次真的進了監獄了,不幸的是,他進的是共產黨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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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的骨灰,經中央批准,已於2016年9月29日遷入「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新墓地。在陸老的墓碑基石上,刻著他的臨終遺言:“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說話”十二個大字。陸定一是江蘇無錫人,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八屆十中全會增選),中宣部原部長,國務院原副總理,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原中顧委常委。“文革”期間,陸定一遭受迫害,被關押近13年。1996年5月,陸定一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在無錫太湖邊的華僑公墓。

文革時陸定一等人遭批鬥照片

文革時期彭真、陸定一、薄一波等人遭批鬥照片

文革時關於陸定一「罪行」的宣傳材料。

這座監獄是50年代建造專門關押判處重刑的政治犯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者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不少人被關押在這裏。陸定一對我們說了一個頗有諷刺意味的事情:這座監獄是原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主持建造的,文革中楊奇清也被抓到這裏來了。在這裏,陸定一脫去身上的衣服,換上黑色的囚衣,鋼筆、手錶也都被留下了。這裏有幾座樓房,他被帶進其中的一座,樓中通道兩旁,鐵門上都掛著一把鎖。押送他的人把一個小門打開,“哐當”一聲,鐵門又關上了。陸定一心裏明白了,他已經成為真正的囚犯了。

文革時陸定一等人遭批鬥照片

牢房的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68164」。它有特定的含義:68——入獄時間,1968年;1——特等犯人;64——這個囚犯的編號。

在這個監獄裏,陸定一的名字被這個68164所代替了。

牢房大約只有6平方米,是個單人的囚室。靠牆放著一張木板小床,床很低,離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裏有個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沒有馬桶,只是在水池邊設有一個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後,舀勺水沖就完事了。牢房有兩道門,裏邊是鐵欄門,外邊一道是木頭門,門有窺望孔,下面有個6寸見方的小門,用來打水打飯。一個很小的窗子,高高在上,站在地上伸手也夠不著。裝在天花板上的電燈,開關卻安在門外,由看守控制。這個電燈徹夜不關,以便於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覺還是在幹什麼。

每天供應三次開水,每次一杯。囚犯要嚴格遵守作息時間,每天早上7時哨音一響,立即起床,晚上9時聽哨音睡覺。平時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有一次放風,地點在牢房外地坪上,用牆隔成許多小格,犯人單獨地放出來,走進自己那個小格里,誰都見不到別人。兩溜小格,一個挨一個,活像豬圈。只有站在高處的看守人員能看到犯人們的活動。

陸定一進了監獄,而審訊他的專案組卻一直沒有撤銷,審訊也仍在繼續進行。有時三更半夜突然要提審他,仍然是那幾個老題目,訊問完叫他回牢房寫材料。有時材料寫好了,交給專案組,專案組的人看也不看,當著陸定一的面把它撕掉。簡直是在耍弄人。

這樣的牢獄生活一年、兩年、三年,周而復始地過著,沒有正式審判他犯了什麼罪,也沒有說明判多少年,要坐幾年牢,就這樣不明不白當無限期的囚徒。

他繼續寫申訴,連自己也不知道已寫了多少次了,但他還是寫,又同樣的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

有一次,專案組看到他的申訴,暴跳如雷,大罵他企圖翻案,決定要給他一點顏色看。

於是,陸定一被第二次帶上手銬,連吃飯、睡覺、大小便都不給松銬,只有在半個月一次的洗澡時才被摘下來,半小時後洗完澡又立即被帶上。鐵銬套在手腕上,皮膚磨破,露出鮮紅的肉。

長期囚禁在單人牢房裏,容易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精神會失常;二是除了審訊而外,沒有人和他說話,可能失去說話的功能。陸定一也擔心他會出現這種現象,於是他想辦法避免。辦法之一是他常想一些可笑的事情來哈哈大笑,想不出什麼可以笑的,就學京戲中的大花臉,發出哈哈的笑聲。辦法之二是唱京戲,既發出聲音,又讓舌頭轉動,因此他蹲了十幾年監獄,並未失去說話的功能。

1972年12月,有一天,陸定一被傳喚到了監獄的辦公室,那裏有三個人等著,向他傳達說:中央接到反映,說監獄裏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對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審訊制度應該廢除。今後如有打罵、刑訊逼供等情況,你們可以講出來,也有權直接向中央控告。

陸定一立即不客氣地說:「有呀!我意見多得很,動不動就給人帶手銬不就是法西斯,多年來專案組的負責人法西斯罪行很多,剛才說的只是一個例子。」

後來他才知道,被關在這座監獄的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仁,戴了兩年手銬,被活活銬死了。

文革時陸定一被批鬥照片,他被反剪雙手「被打倒」。

陸定一思忖,有誰能關心秦城監獄這些囚犯?原來是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被關押出獄後,冒死上書毛澤東,將監獄裏種種殘酷現象和刑訊逼供等一一揭露出來,周恩來才派了人來傳達,不准在秦城監獄搞法西斯。

然而監獄裏的情況並沒有多少改善,因為林彪死了,還有「四人幫」在橫行霸道。

1975年,中國大地有了一點春的氣息。鄧小平復出並且進行了「全面整頓」。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儘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在周恩來、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在落實政策、解放幹部方面採取了重大步驟,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外,大多數被關押審查者予以解放,搞清楚的進行平反。這使300多名高級幹部獲得解放,其中一些人還陸續分配工作。

但是,解放幹部受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來自「四人幫」。這年4月,《紅旗》雜誌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氣氛又緊張了。江青大肆鼓吹“反經驗主義”,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11月初,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國又是寒凝大地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陸定一的問題。會議給陸定一定下三條罪狀:一、階級異己分子;二、反黨分子;三、內奸嫌疑。會議還作出「永遠開除黨籍」的決定。這次會議周恩來因為病重沒有出席,鄧小平與眾不同,提出“還是留在黨內”,但他孤掌難鳴,這個意見沒有被接受。

這個決議被作為中共中央1975年25號文件下發全國,黨內外都傳達了,直到居民委員會,範圍之廣是少有的。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對陸定一作出如此嚴厲的處置呢?因為他一直拒不承認強加給他的罪名,那時又在批判「右傾翻案風」,江青一夥要“殺雞給猴子看”,就從陸定一開刀。

這份紅頭文件同時也決定:釋放陸定一出獄,離開北京,放回原籍,每月發200元生活費養起來。

自從1966年5月8日被軟禁算起,到此時已經9年多了,能夠出獄回家,這不是好事嗎?不,你要出獄,先要對這些決定簽字,這就等於承認自己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陸定一拒絕簽字。

監獄外的兒女們望眼欲穿,希望能見到父母,但是9年了,音訊杳然,聽到傳達文件,希望仍然落空。

起初他們還住在安兒衚衕1號,除三兄妹的住房和飯廳外,其他房間全部被封;所有東西包括他們的衣物也集中在那個門上貼了封條的房間裏。冬天來了,要衣服穿,得寫條子,經專案組批准,批准了還不能自己去拿,得由看守拿給你。

父母的工資停發,他們都還未參加工作,沒有收入,起先發給他們每人每月30元的生活費,很快減至6元。女兒陸瑞君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學校供給伙食,因此只能領5元錢,還說是照顧女的。

他們都被看成「黑幫子女」,不僅受到歧視,也曾遭到迫害。長子陸德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後轉學清華大學,臨畢業時被派往京郊懷柔縣參加“四清”。返回北京時父親已被軟禁。後來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參加所謂“高幹子弟辯論團”,坐牢達6年之久。

文革時期彭真、陸定一、薄一波等人遭批鬥照片

女兒陸瑞君1969年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遼寧錦州四中當教師,在那裏呆了10年。「黑幫子女」受盡白眼,抬不起頭,她練就了臉部不帶任何錶情的功夫,也不同別人講話,免得害了別人,而且不會因為說話不小心被人抓把柄。

小兒子陸健,在清華大學讀二年級,即被送到江西瑞昌機械廠做工,在那裏過了8年。

他們向有關組織寫信,一封封都沒有迴音。兄妹們覺得用老辦法沒有什麼效果,得有新招,他們想直接寫信給毛主席。

兄妹們懷著一顆虔誠的心,向毛主席披瀝自己對父母的懷念,經歷一個通宵,字斟句酌,終於把信寫成了。

信發出後,他們翹首企盼能有迴音,等來的卻是中共中央25號文件:父親被定了罪,開除黨籍。

兄妹們的這封信,毛澤東還真看到了,並親筆批示:「陸定一、嚴慰冰嚴重的政治和歷史問題,其子女不受牽涉。」

看了文件,兄妹們都哭了。戴了三頂帽子,開除黨籍,政治生命是結束了。但能夠放出來,有一條生路,總比關在牢里好。他們盼望看到父親。但是在北京,沒有看到父親出獄;打聽故鄉無錫的消息,人們都回答「不知道」。

問專案組的人,他們說是:「他自己不願意出來。」

坐牢的人不願意出來,哪有這等咄咄怪事。原來事情是這樣:

1975年12月24日,專案組全體6人來到秦城監獄,由組長向陸定一宣佈:中央政治局於1975年12月11日開會通過決議,開除你的黨籍。你的罪狀三項十三條:

第一條罪狀:世代做官。

第二條罪狀:陸的父親說過一句話:「兩面有人也好。」

第三條罪狀:陸在20年代寫給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門第」一句話。

第四條罪狀:陸寫了一個字據,接受父親的遺產。

以上四條罪狀,合成第一頂帽子:「階級異己分子」。

第五條罪狀:說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做了好事,又說秦只有17年。

文革時關於陸定一「罪行」的宣傳材料。

第六條罪狀:1959年廬山會議前,在火車上彭德懷找陸談過話,陸向他提供材料。

第七條罪狀:陸對其弟陸亘16歲時的變節行為寫得輕了。

第八條罪狀:陸說嚴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以上四條罪狀合成第二頂帽子:「反黨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條罪狀,各說一個特務頭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話,與陸在刑訊時的假供詞有相同或相似之處。

第十三條罪狀:1933年上海共青團中央被破壞,是從陸所知道的唯一的機關開始的。

以上五條合成第三頂帽子:「重大內奸嫌疑」。

就憑這些捕風捉影的罪名戴了這三頂大帽子,顯然又是一起「莫須有」的冤案,陸定一當然不能承認。專案組向他宣佈:中央決定放你出獄,離北京回老家,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自由誠可貴,政治生命更為重要,陸定一當時即向專案組人員提出質問:

「重大內奸嫌疑’——‘嫌疑’怎麼可以定罪?怎麼就能開除我的黨籍?還要不要證據?」

文革時所謂的「群醜圖」,第一個就是陸定一。

專案組張口結舌,無言以答。他們要陸定一回牢房去,陸定一繼續義正辭嚴地逐條駁斥,專案組招架不住,自己走了。

稍有法律知識的人都知道,這些罪狀是不能成立的。舉幾個例子:「世代做官」,怎麼也能構成罪狀呢?陸定一對我們說過:“專案組的人告訴他,從他這一代往上數第六代,在清朝當過兵部尚書。我沒查過家譜,不知道有無此事。即使有此事,也不能算我的罪狀。”“接受父親的遺產”,1937年他從陝北到南京治療痔瘡,家裏給了他二千多元。當時中共南京辦事處剛建立,缺乏經費,他拿一千元作為黨費交給南京辦事處;拿一千元給唐義貞的親屬作為去找女兒陸葉坪的費用,還有幾百元零錢,作為治病的開銷。這能算是「階級異己分子」嗎?

說「秦只有十七年」。廬山會議前和彭德懷談過話。說“嚴慰冰是精神病不是反革命”。這些都談不上是“反黨”。陸定一多次說過,他請教過醫生,確實有這樣的精神病,平時一切正常,發作時候精神就錯亂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嚴慰冰正是屬於這樣的精神病。

1933年共青團中央被破壞的事,陸定一沒有被捕,沒有任何錯誤行為,和內奸嫌疑根本挨不上邊。

陸定一堅持申辯、上告,只好在監獄裏再蹲下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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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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