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高崗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之後，高崗被撤消了一切黨內外職務，管教居住。在此期間，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終他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僅僅49歲的生命……
台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細地收聽著，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癥狀：腹瀉、消化不良等，但卻拒絕治療。
在中央決定對高崗實行管教的同時，還決定在樓上設一值班室，與其卧室僅相距四五米，並讓我（註：作者系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在樓上值班。我住在高崗卧室的斜對面，這樣，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及時向中央報告，以免發生意外。但意外還是發生了。
事發經過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無雲，熱氣襲人。
這天沒有學習。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卧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卧室、秘書卧室……似隨便走動，又像在察看什麼。
上午11點多，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裏弄什麼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卧室，見高崗手裏拿著枱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牆邊。
「你在這幹什麼呀？」
「噢，沒什麼，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湊巧，這天我輪休，副組長趙光華值班，李力群與他畢竟不如與我熟悉，這也是她沒有及時反映這事的一個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後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裏是通往樓下大廳的過道，半年來一直封閉著，堆放了許多雜物，佈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裏，顯然很反常。
「你是幹什麼！」
「我沒幹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著，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後，高崗拉著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麼也沒說。
下午6點，我回到高家，高崗拉我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讓李力群單獨和我接觸，怕她報告白天發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那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今夜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麼多人，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裏，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沒有特別在意，只是反覆勸慰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著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睏乏了，她對高崗說：「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摺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裏。但要咽下這麼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於是，他穿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個大晴天。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她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沉睡不醒。她驚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正在看書的我聞聲大驚，慌忙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衝進高崗卧室。接著，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卧在大床上，蓋著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均勻，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著。
我摸一下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於是，我們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的搶救。
大家聚集在高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著搶救生效。他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著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著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癥狀。”於是停止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著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彙報，表情凝重，一言未發。臨走時囑咐我們：「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結論
周恩來總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一起趕來的。他們沉著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彙報。
我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總理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我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後詳細彙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後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總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並叮囑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後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後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著，由總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
這個名單，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當時在中央各單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東北工作的，當時在計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從各大區調到中央各主要部門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人，是總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幹部，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張蘇原在華北工作，當時在最高法院。所有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一起工作過的，或曾在各大區工作過，當時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
周總理又叮囑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沒說會議內容。
那時，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唯獨這次例外，晚上8點半開會，這麼晚，而且是在這麼一個地方，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後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8點半時，人都到齊，周總理宣佈：「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屍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三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接著，周總理讓李力群彙報高崗自殺的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卧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枱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開著，如同白晝。解剖檢驗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非常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彙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
當晚10點多，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參加會議的人們屏息靜待著，只聽周總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佈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屍體胃裏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粘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時，周總理叮囑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們不禁要問：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裏來的？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儘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嘴，也不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保存下來的。1月間，他曾經把20粒速可眠親自縫在毛褲褲襠里，準備在被捕後自殺用。這20粒安眠藥以後不知哪兒去了。至於安眠藥藏在什麼地方？已成為永遠的謎。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主席作了彙報。
安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著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後六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墊厚厚的一層，然後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平平實實的。這麼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夥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入殮完畢，大卡車當作靈車，載著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前後不到一年零八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將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裏。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進行安葬，主要由機關事務管理局辦理，秘書、衛士長等隨行，他們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最後使命。高崗的胞兄高崇義於19日從陝北趕到北京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崗的長子21日下午才從哈爾濱趕來，沒趕上為他父親安葬。李力群因過度勞累原本不想去，經勸說，還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抬上一輛大卡車，蓋上幾片麻袋，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而站立，有的乾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載人貨車。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蓋著的巨大而貴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訴人們，它所盛放的絕非等閑之輩。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後，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此時，正是10點多鐘。車行大約一個多小時，停在萬安公墓門前，人們一下車，就感到地面熱氣蒸騰。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卧佛寺，這裏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裏當作身後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裏，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交待：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見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後，人們不聲不響、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
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後來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刻寫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摘自《百年潮》
連結：高饒事件
高崗、饒漱石都是2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建國前曾長期擔任重要職務。1952年11月，高崗調任國家計委主席。1953年2月，饒漱石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這之後，他們出於個人野心和權欲，互相勾結，進行了一系列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在黨中央醞釀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人事安排時，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高崗、饒漱石以為他們篡奪權力的機會到了。在1953年6月-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9月-10月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他們散佈流言蜚語，捏造所謂的「軍黨論」，鼓吹“黨是軍隊創造的”；進行宗派活動，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會後高崗還私下活動，要求由他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公開向黨要權要官。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以利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毛澤東在1953年12月2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崗提出嚴厲的警告，並提出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建議，對高、饒的反黨罪行初步進行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揭露和批判了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中共中央書記處還分別舉行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但高崗、饒漱石毫不悔改，高崗以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饒漱石也企圖矇混過關。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和全會後，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受到了全黨的揭露和批判，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企圖被徹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同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批准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出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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