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9日，在陝北延安楊家嶺召開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朱德五人被選舉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來成為黨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五大書記」。如今，五大書記傳奇的革命人生經歷，早已為人們所熟知，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樁樁膾炙人口的飲酒趣事，很多人卻並不知曉。
毛澤東：「喝酒誤事，請你自便」
毛澤東一生不喜歡飲酒，對吃的講究僅僅限於辣和「肥」。原因何在？
翻看歷史資料，曾有如下記載：一次，毛澤東在江西偶遇二弟毛澤覃，毛澤覃見到日夜思念的大哥，提出共飲一杯酒，一敘兄弟之情。毛澤覃參加過南昌起義，堪稱毛氏三兄弟中走向武裝鬥爭的第一人，在早期的中共黨內可謂功勛卓著。此刻久別重逢，毛澤覃提此要求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對毛澤覃的要求，毛澤東卻笑而言道：「喝酒誤事，請你自便。」毛澤東不喜歡飲酒，是為了不誤革命大事！
1949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在訪問延安時，曾頻頻向毛澤東敬酒，有意在酒桌上與毛澤東一決高下。為了展現延安人民的熱情友好，又不至於因醉酒耽誤「革命大事」，毛澤東靈機一動，便對米高揚說道：“中國人有句俗話說‘吃香的，喝辣的’，這個辣的就是指白酒，酒的度數越高，就越辣，所以湖南人有個習慣，喝酒必須吃辣子，一杯趕兩杯嘛。今天咱們喝酒，每喝一杯，就吃一個辣子，誰不行就認輸。”稍後雙方按照此規則正式“開戰”，毛澤東越吃辣椒越有精神，而米高揚“第二個紅辣椒沒吃完，就開始抓耳搔腮了”。毛澤東以退為進，又倒滿第三杯酒，故意激米高揚：“怎麼，你不能喝了？那就我喝一杯酒，你吃一個辣椒吧。”米高揚已被辣椒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聞聽此言，連忙擺手說道：“不行，不行，我喝一杯酒，你吃一個辣椒。”於是，“比賽重新開始，米高揚喝一杯白酒，毛澤東吃一個辣椒，直到晚宴結束，米高揚已是酩酊大醉”。
特殊情況下，毛澤東也會主動喝上幾杯。為了兒子毛岸英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就破例請彭德懷喝過酒。當時毛澤東擺下家宴，紅紅綠綠的苦瓜炒臘肉、辣子火焙魚、肉末酸豆角等家常菜擺滿了桌子。幾杯酒下肚後，毛澤東向即將赴東北上任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提出了送毛岸英去朝鮮的請求，他說：「抗美援朝，是政治局同志集體討論決定的，兒子報名想當志願軍是他自己選擇的，他要我批准，我可沒得這個權力喲！你是司令員，你看要不要收他這個兵呢？」豪爽的彭德懷親見毛岸英的參軍熱情、又見毛澤東希望岸英能參軍入伍，遂答應了他們父子倆的請求。那天，毛澤東興緻極高，竟將杯中酒一飲而盡，並連喝數杯。
周恩來：「千杯不醉」亦有醉
中共五大書記中，最能喝酒，最會喝酒的，當屬堪稱「千杯不醉」的周恩來。據說，紅軍長征時期，周恩來曾用超過1兩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1945年，為避免內戰、爭取和平，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在談判期間的一次宴會上，周恩來與毛澤東形影不離，代替毛澤東一杯接一杯酒地乾杯，擋回國民黨人士一圈又一圈的“攻勢”。周恩來酒酣之後愈顯神采奕奕，機敏過人又不乏誠懇，以至於一個在場的記者竟發出了“一個周恩來就打敗了整個國民黨”的由衷感慨。
周恩來飲食簡單，唯一的喜好是喝點酒。因長期做統戰工作需要應酬，他酒量很大，且杯中酒從不摻水作假。與人碰杯時，總是面帶微笑，友好地目視對方。但他從不勉強別人。如果客人不善飲酒，他總能諒解，說「能喝就喝，不能喝也沒有關係」。而他自己從不馬虎，如果“乾杯”的話由他自己說出口，就一定會喝完，絕不應付。
周恩來一生最常喝的酒，當屬茅台。回溯至1935年3月16日，紅軍攻佔茅台鎮後，為了保護茅台酒生產作坊不受損失，周恩來領導下的軍委政治部就曾於生產茅台酒最多的成義、榮和、恆興3家酒坊門口貼出佈告：「民族工商業應鼓勵發展，屬於我軍保護範圍。私營企業釀製的茅台老酒，酒好質佳，一舉奪得國際巴拿馬大賽金獎，為國人爭光，我軍只能在酒廠公買公賣，對酒灶、酒窖、酒罈、酒甑、酒瓶等一切設備，均應加以保護，不得損壞，望我軍全體將士切切遵照。」
1952年9月，在由周恩來批准舉行的第一屆全國評酒會中，茅台酒一路過關斬將，不負眾望，榮膺中國八大名酒之首，成為中國的國酒。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仍然強調為確保茅台酒的質量，維護國家民族的榮譽，茅台河上游數十公里不准建化工廠，以免污染水質。
即便周恩來酒量極大，堪稱「千杯不醉」，可偶爾也有失去節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他一生中曾有過三次醉酒：第一次是在與鄧穎超的洞房花燭夜，周恩來情緒極好，對於敬酒來者不拒，結果喝醉了；第二次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之前的莫斯科，周恩來喝酒太多，加之過度勞累，以至於當場嘔吐，事後他向中央作了檢討；第三次是在迎接中國人民志願軍凱旋歸來時，周恩來與出席宴會的所有志願軍代表幾乎都碰了杯，稍後又帶著醉意跳舞，最後被抬進了休息室。
正是由於深知酒的厲害，周恩來後來牢記毛澤東「不耽誤革命工作」的指示，專門為共和國外交外事人員做出“喝酒不准超過本人酒量的三分之一”的規定，並通報國內外各部門切實執行。他還說：“我們不管哪一級領導，喝酒都要自律，而且做下級的也要注意保護自己的領導，讓他們少喝酒，更不能喝醉酒。”
晚年的周恩來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按照醫生的囑咐，不能再喝酒了。與客人碰杯時，他便只舉杯，不喝，但卻會如實向客人說明情況，贏得一片讚揚。
朱德：與茅台結下不解之緣
出身行伍的朱德早年曾加入革命團體同盟會，經歷了辛亥革命，擔任過滇軍旅長、雲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歷了長期應酬的鍛煉，朱德酒量也有所見長。
1927年7月31日南昌起義前夜，為牽制敵人指揮官，朱德遵照前敵委員會指示，於南昌設宴，宴請敵軍團以上的軍官。當時敵軍團長們接到朱德的請帖，盡皆出席。在宴席上，朱德從容不迫，熱情地為他們夾菜、向他們敬酒，並連喝數杯，以助其興。稍後，就在這些團以上軍官們酒興正濃時，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打響了，南昌城頭隨後飄揚起勝利的紅旗。從這個角度來說，朱德的酒量，也為南昌起義的勝利立下了功勛。
土地革命時期，朱德曾帶領紅軍攻佔過茅台鎮，以至於茅台鎮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當時朱德與毛澤東在茅台鎮西南的山坡上向戰士們訓話，不料國民黨飛機呼嘯而來，接連投下兩枚炸彈。兩個爆炸點相距僅30多米，可當時站在這中間的毛澤東、朱德竟然毫髮無損。說到此，茅台鎮的老人們紛紛動情地說：「這是酒神在保佑紅軍啊！」感激於“酒神”的庇護，朱德在解放後也曾動情地說過：“長征過茅台鎮時，當地群眾捧出酒來歡迎我們。戰士們用它擦腳和傷口，止痛消炎，喝了可治療瀉肚子，解決了我們缺醫少葯的困難。所以，紅軍長征勝利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勞。”
20世紀50年代，在「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下，茅台酒廠也開始減緩酒的生產，轉而煉造鋼鐵。朱德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徵得毛澤東同意，特意向時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兼省長周林打招呼，要求“不要因為鋼鐵元帥升帳，忘了茅台酒生產，貴州要一手抓鋼鐵，一手抓茅台酒生產”。
劉少奇：特製「酒」成就「海量」美名
或許是由於長期做秘密工作養成了沉著嚴謹的個性這個緣故，劉少奇一生很少喝酒，其酒量可謂是五大書記中最小的。當時，我黨、我軍的一些歡迎會、慶功會中，劉少奇雖有出席，但他每次都很少喝酒，或者喝的是特製「酒」。據記載，在開國大典前，為了照顧劉少奇等人的身體，不使他們喝醉，從而無法登上天安門，國宴工作人員曾一度絞盡腦汁。
據王鶴濱《走近偉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兼秘書的難忘回憶》一書描述，在國宴開始時，時任中央警衛處處長的汪東興等人曾指示王鶴濱，無論如何不能醉倒一個書記。王鶴濱急中生智，想到用茶水代替紅葡萄酒、用白開水代替茅台酒給參加宴會的首長們喝這一妙招。於是，在向汪東興等人報告後，經過楊尚昆的首肯，王鶴濱辦起了臨時「美酒釀造廠」。為保證萬無一失，王鶴濱還做了一下試驗，最後確定倒在高腳玻璃杯中的茶水和白開水在外觀上用肉眼均無法與紅葡萄酒和茅台酒相區別。隨後，他們便利用剛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裝滿了幾瓶「特製」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並將這些“特釀好酒”斟進了首長們的高腳杯中。
對於開國大典這個喜慶日子，劉少奇既有期待，又很躊躇。期待的是為之奮鬥數十年的新中國馬上就要在開國大典中誕生，躊躇的是宴會上怎樣能盡量少喝酒，保持清醒，從而不耽誤「革命大事」。稍後宴會開始，劉少奇硬著頭皮與前來敬酒的客人碰杯，他接過王鶴濱等人送來的“特釀”“通化紅葡萄酒”，將其一飲而盡，卻覺得很不對勁。再一思索，劉少奇恍然大悟，滿意與釋然之情，溢於言表。
有了這「特製」的“美酒”，劉少奇膽子大了起來，他還主動舉起“茅台”酒杯，向蘇聯“老大哥”碰杯祝酒，並且一飲見杯底，一滴不剩。可不久，眾人便捏了一把汗：一位蘇聯客人手持酒杯，走到劉少奇面前祝酒，劉少奇拿著「特製」的“茅台”酒，剛要伸手舉杯，那位蘇聯客人卻敏捷地將自己的酒杯送到了劉少奇的手裏，同時迅速地將那杯「特製」的“茅台”酒從劉少奇的手中拿了過來。事後眾人才知道，這是蘇聯的禮節，喝換杯酒，表示親密無間的濃厚友情。
王鶴濱等人很擔心特製「酒」的秘密被識破，從而破壞宴會氣氛，遂立即給蘇聯客人斟滿了一杯真正的茅台酒，同時像變戲法一樣地將劉少奇手中的那杯茅台酒用「特製」的“茅台”換了下來。然後，劉少奇與對方兩人同時舉杯喝了下去。見蘇聯客人仍然頻頻暢飲，王鶴濱等人心裏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
宴會過後，劉少奇仍然清醒如故，遂被客人贊為「海量」。隨後，劉少奇便與毛澤東等人登上天安門，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性一刻。
任弼時：「駱駝」不嗜酒
作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任弼時一生很少喝酒。在五大書記中，與劉少奇相比，任弼時酒量還算稍好一些。在長征時期，由於行軍打仗，任弼時就常常與酒打交道，用酒來擦腿搓腳，以舒筋活血。
新中國成立60年獻禮影片《建國大業》中，曾有這樣精彩的一幕：當淮海戰役大捷的捷報傳到西柏坡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喝酒慶賀，酒後抱成一團、發狂高唱國際歌。只是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過度勞累，任弼時身體每況愈下，遵照醫生的囑咐，他才漸漸遠離飲酒。在開國大典前的宴會中，任弼時由於嚴重的高血壓問題不能喝酒，無奈的他只好「滴酒未沾」。
「越過了沙漠，別忘了駱駝」。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其短短的46載春秋年華中，始終恪守著為黨和人民事業而奉獻一生的格言，兢兢業業，鞠躬盡瘁。他曾自喻為「駱駝」，說自己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少，三怕用錢多。在實際行動中，他也無時無刻不在踐行著這則箴言。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盡量控制喝酒，因為喝酒得花錢。長期抱病工作和過度勞累使他病情逐漸加重，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的第二天，即1950年10月26日晚，由於長時間研究戰局並思考對策，任弼時的病情突然惡化，於次日不幸去世。
葉劍英在悼詞中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傑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範。」這或許是對不嗜酒的「駱駝」任弼時最好的評價。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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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鄧小平家族最早自殺的是樂少華，他是鄧小平的連襟。圖為樂少華夫婦
鄧小平家族無疑是近兩個世紀飽受政治風雨的引人注目的家族。在20世紀五六七十年代，該家族先後有三人自殺，分別是鄧小平的連襟樂少華、長子鄧朴方和二弟鄧蜀平。三人自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是與政治有關。
第一位自殺者：連襟樂少華
樂少華是鄧小平夫人卓琳姐姐浦代英的丈夫。兩人於1937年10月在延安結婚。
樂少華是一位1925年入黨的老革命，大革命失敗以後，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是有名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30年回國後在紅軍中擔任軍團政委，地位顯赫。浦代英回憶：
1934年……紅十軍團分兵兩路向皖浙邊和皖南行動，與占絕對優勢的敵人艱苦奮戰了兩個多月，損失慘重。在安徽黃山南麓譚家橋地區的遭遇戰中，樂少華中彈數處，和犧牲了的戰士一同倒在血泊中。後來群眾在掩埋紅軍戰士的屍體時發現他還活著，趕緊把他送到了紅軍的轉移部隊。1935年1月底，紅十軍團返回閩浙贛邊蘇區時，被敵人合圍在懷玉山地區，經過頑強戰鬥，彈盡糧絕，指揮員大部分犧牲，方誌敏、劉疇西被捕，後來在南昌英勇就義。紅十軍團機關人員、後勤人員和傷員(包括樂少華)等先頭部隊在粟裕參謀長率領下突圍脫險，繼續從事游擊活動。樂少華因傷勢嚴重，被秘密轉回浙江家鄉養傷。1936年，他的身體漸漸復原，當時，黨中央需要一批工人出身的黨員幹部，就把他調到了延安。（浦代英著：《無悔的歲月》）
卓琳和兩個姐姐及大姐夫樂少華在延安的合影
樂少華是於1952年1月15日在家裏開槍自殺的，時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副部長兼東北軍工局局長。這樣一個幾經生死的黨的高級幹部為什麼會自殺呢？
浦代英後來回憶丈夫自殺後的情況：
「到底出了什麼事?」我迫不及待地問，“是我的孩子們出什麼事了嗎?”
「不，不是孩子，是樂少華出事了。」
我的腦袋「嗡」地響了一下。
「樂少華?他出了什麼事?!」
「他自殺了。」
「什麼?!」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你們說什麼?你們說樂少華他……」
他們又說了一遍。這次我聽清楚了，他們在告訴我一個無情的事實：樂少華自殺了!……
工業部的領導陪同我進了卧室，我看到房間裏並沒有什麼異樣。但是，當我的目光停留在床上那個用白布單掩蓋著的軀體上的時候，我的心一下子緊縮了起來．我意識到那就是樂少華。
工業部的領導告訴我，就是在這裏，樂少華用他的手槍……
1936年12月，陳賡等「西安事變」期間在三原。前排右起：聶榮臻、楊尚昆、樂少華。後排右起：羅瑞卿、陳賡、周子昆。
……好長時間我才清醒了過來：樂少華真的死了!浦代英著：《無悔的歲月》）
不久，東北局、紀檢會關於樂少華的審查結論出來了。
審查結論認為樂少華生前犯了三個嚴重錯誤：一是他曾經做決定用公款為軍工局處以上的領導幹部每人買了一塊手錶，被認為是集體貪污，樂少華要負主要責任；二是他曾經派人到農村收購農民的糧食，在當時的形勢下，被認為是對農民的剝削；三是他曾經指示有關部門將從日本人遺棄的炮彈中取出的黃色炸藥賣給天津商人，在這場交易中，樂少華有收受賄賂之賺。浦代英著：《無悔的歲月》）
浦代英說：
這三種錯誤，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是嚴重的，但更為嚴重的是他的自殺。在當時人們的政治意識中，任何人都不僅僅屬於你自己，你既然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共產黨員，那麼，你的一切，包括生命就都屬於革命事業，屬於黨。推而淪之，一個人的自殺也就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行為，而是對革命、對黨的背叛。對於這種「叛黨」行為，黨應當給以嚴厲的懲罰。結果是：樂少華死後被開除了黨籍。（浦代英著：《無悔的歲月》）
樂少華資料圖
到底是誰整了樂少華，誰是禍首呢？浦代英在回憶錄中沒有明說，只有一段這樣的話：
當時，東北人民政府的主席是高崗，這是一個極有政治野心的陰謀家，東北的三反、五反運動在他的領導下，從一開始就做得過分：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人寫他的揭發材料，他馬上就被抓了起來，進行審查，不管所揭發的內容是真是假，也不管你個人有沒有精神壓力；在處理的過程中，對很多案件也不作充分的調查，只憑一面之辭，就草率地給人下了結論。有的人因此長久地蒙上了不白之冤。（浦代英著：《無悔的歲月》）
對於樂少華的自殺，沒見到過連襟鄧小平的評價。
兩年後，鄧小平揭發高崗反黨陰謀。1954年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死後被開除黨籍。
樂少華的死禍及後代。他們的長子黎男在哈軍工畢業獲悉父親死亡的真相，鬱鬱寡歡，由此患上抑鬱症，住進了精神病院，最後於1966年10月在昆明溺亡，因患精神病溺亡的詳情不明，時年27歲。
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宣佈對樂少華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文革時期的鄧朴方
第二位自殺者：長子鄧朴方
視台的《面對面》節目的一次採訪中談過：
記者：最後是什麼樣的壓力情況下，會讓你感覺到(絕望)？
鄧朴方：說老實話，我自己也很革命，當你非常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很強烈的革命者，被當做反革命，你處處被作為反革命的時候，那個時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聽到他們開始稱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頭了，該結束了。
記者：你開始採取這個極端的行動的時候，肯定是抱著一個必死的(想法)。
鄧朴方：對，當時的想法就是已經到頭了。
鄧朴方確實是很「革命」的，即追求進步，在班上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他跳樓就是因為那個「反革命」。196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鄧小平被打倒，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的鄧朴方被北大造反派偷偷聶元梓等人當做鄧小平罪證的突破口，於是抓住他說的一句話把鄧朴方看守起來，讓他來揭發父親。
在看押期間，1968年一天，他被宣佈為「反革命」：
北京大學有一個校園廣播站，每日定時廣播，高音喇叭在校園的每個角落都聽得見。一次，廣播站在播說北大新聞時，突然宣佈：經查獲，「黑幫老大」鄧小平的兒子、我校物理系學生鄧朴方，與某某等人結為“反黨小集團”。
60年代鄧小平全家福。左起：卓琳、鄧榕、鄧朴方、鄧小平、鄧質方、鄧楠、鄧林。
這個消息正好被鄧朴方聽見，雖然是無中生有的新聞，但當了「反黨集團」分子還得了？對鄧朴方是一個莫大的打擊。為了表示自己沒有反黨，證明自己的清白，絕望之中的鄧朴方情急之下採取了一個決然的行動，決定以死證明自己的清白。
剛剛少年長成且又血氣方剛的鄧朴方選擇以死證明自己清白，一他確實沒有反黨且對認為自己對黨是忠誠的；二以這種方式也表明了他多少還有些幼稚，死前他還偷偷寫下了絕命書，其中說：
我無限忠於黨，忠於毛主席。但是，由於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別是對我父親的問題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這些話涉及到無產階級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這些不能擴散。現在造反派非要我講（不可），我不能講。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無路可走了……
然後，鄧朴方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推開一扇窗，從三層樓上一躍而下。結果，身體在空中被一根鐵絲於腰部攔了一下，之後翻了一個滾，背部先落地。「嘭」的一聲落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斷了。掉在地上後，他當場暈了過去。
1974年鄧小平一家在北京
若干年後，有傳說說是有人把鄧朴方從樓上推下去的。一次，鄧朴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誠地說：「沒有。我當時實在無路可走，我絕望了。我是自殺的。」
為什麼鄧朴方被打成反黨集團呢？鄧朴方後來回憶：
（他們）說我攻擊江青。我也不是攻擊，就是江青在北大講話時很不像樣子，我在底下說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麼時候，被人聽到了。
鄧朴方跳樓後的情況是悲慘的，鄧榕回憶：
朴方摔傷後，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們把鄧朴方送到一家醫院，醫生一聽是「第二號走資派」的兒子，竟然拒絕治療。此後一連送了幾家醫院都不收。……後來聽說聶元梓急了，硬讓與她同一派的北醫三院手下了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96頁。）
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8年4月19日，她被捕入獄。1983年3月，57歲的她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4年6月，她準保外就醫，1986年獲得假釋，住在北京親戚家的一幢老舊樓房。
鄧朴方在父親復出後，立志為殘疾人服務，創立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成為中國殘疾人事業的開創者。
鄧小平胞弟鄧蜀平
第三位自殺者：二弟鄧蜀平
在廣安鄧氏四兄弟中，老三鄧蜀平也算是一個傳奇。但是，他從開始到結束都充滿著悲劇的色彩。在毛毛（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這樣介紹他：
我的三叔鄧蜀平（鄧先治）解放前是個小地主，人沒有什麼本事，還抽點鴉片煙。解放後父親把他送去戒了煙，讓他受了點革命教育，然後一直在貴州省六枝地區做點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長的倒台受牽連，被迫害致死。（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鄧蜀平的悲情色彩從他少年時就蒙上了。在他之前兩個哥哥鄧小平、鄧墾先後出川求學，成為了有用之才。但他卻遭到父親的堅決反對。1936年春節一過，他瞞著家人不辭而別準備外出闖天下。結果引發悲劇：
父親為了找回他，病情惡化客死異鄉。輾轉得到消息的他不得不在悲痛和失望中回家弔喪，安埋父親。
從此，鄧蜀平不得不在家鄉娶妻生子，還承繼父親的衣缽，當起了「袍哥老大」，以後因為鄧家的威望，還當上了廣安縣國民党參議院參議長等職，變成鄧榕所言的“小地主”。但是，這個小地主並不小。熟悉鄧蜀平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教員尹騏後來回憶：
鄧家在川北廣安縣雖不是豪門巨富，但也算是一戶擁有不少土地的殷實人家。（尹騏:《鄧小平之弟鄧蜀平的故事》。）
1956年1月，興義專區（現為黔西南州）對資改造會議代表合影（第三排右一為鄧蜀平）
鄧榕說他「人沒有什麼本事」，可能是與他的兩個哥哥相比吧。事實上，解放前，鄧蜀平在廣安還是一個知名人物。
他還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當地有一定影響的，甚至被認為是一位能夠呼風喚雨的人物，他參加過在當地很有勢力的幫會組織，被人稱為「袍哥」大爺。他在當地說話辦事，就是國民黨的縣太爺也不能不給他點面子。（尹騏:《鄧小平之弟鄧蜀平的故事》。）
1950年春，鄧小平擔任西南局書記後，把他召到重慶，吩咐說：立即回協興去，把全部家產分給窮苦農民，一樣不留。鄧蜀平立即付諸行動。然後，帶著老婆謝全碧雙雙進入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學。
此時，他已經年過四十。
在西南軍政大學畢業後，鄧蜀平和老婆一起分配去了貴州工作。尹騏回憶：
直到20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從北京到貴州的一所大學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見了兩位當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順便就向他們問起了一些當年被分配到貴州去的學員情況。關於鄧蜀平，他們說他一直在貴州工作，表現也一直較好。後來被當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當過郎岱的副縣長，後又調任六盤水特區的六枝市副市長。「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突然掀起後，以鄧蜀平的特殊經歷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難逃的。況且，鄧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為黨內第二號的“走資派”。
鄧蜀平的離開川北老家以及後來的參加學習，安排工作，獲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鄧小平“包庇”的結果。鄧蜀平在貴州那個偏僻地區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來。到最後，他就乾脆“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了。（尹騏:《鄧小平之弟鄧蜀平的故事》。）
鄧蜀平之墓
鄧蜀平自殺的具體情況不詳，但他自殺的時間是1971年3月15日，年僅58歲。
其實，這個時候，鄧小平在江西新建縣，情況比文革初期要好多了。在他自殺過了恰好一年後，197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鄧小平再次復出。
對於樂少華、鄧朴方和鄧蜀平三人自殺，鄧小平是什麼態度？
鄧榕講述了在鄧朴方跳樓一年鄧小平夫婦獲悉兒子自殺前後情況的反應：
聽了（鄧楠講述鄧朴方的情況）後，媽媽哭了。她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的孩子會落到這樣悲慘的境地。女兒來時的歡愉之情，此時已一掃而光。媽媽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父親還是無言，只是不停地抽著煙。鄧楠走後，父親勸慰母親，既已如此，要盡量想辦法讓兒子得到治療。（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對樂少華、鄧蜀平，不見鄧小平有過何種評論。有人記述了謝全碧見到大哥鄧小平的情況：
謝全碧曾於鄧小平第三次下台期間到過北京。一進鄧小平家門，謝全碧就哭了。沒有上班的鄧小平全身心投入到栽花種草和養鳥上。他對謝全碧說：「哭有什麼用！你看這隻小鳥，你以為它想呆在籠子裏嗎？身不由己啊！不過你看，它還是滿自由的呢。」隻字不提自己的事，也不問兄弟死去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