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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漱石「震動」中組部:「三月名單」是怎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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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漱石「震動」中組部:「三月名單」是怎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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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漱石「震動」中組部:「三月名單」是怎樣回事?

2019年06月20日 17:58 最後更新:12:20

饒漱石(資料圖)

「高饒事件」的另一主角是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

饒漱石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地位雖然沒有高崗那樣顯赫,但他的資歷並不亞於高崗。解放戰爭時期,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治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1953年2月奉調進京,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饒漱石從1929年起就數次在劉少奇手下工作,進京後又在劉少奇分管的中央組織部工作,理應與劉少奇緊密配合、步調一致地開展工作。但是,饒漱石來京時期正是高崗因毛澤東的重用而紅得發紫的時期,他見毛澤東經常在中央會議上說「高崗同志的意見可以考慮」,又看到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某些不滿,再加之與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發生了矛盾,所以,饒漱石來京後不是與劉少奇更加緊密,反倒與高崗逐步靠攏。

據饒漱石後來自己交代,他是在財經會議進行期間,「受到某些同志對安子文同志的錯誤認識(說安子文同志敵我不分、用人不當等)的影響,開始對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種濃厚的宗派主義情緒,並從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情緒出發,產生了一種政治性的投機心理」。

在7月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務會議上,饒漱石指責組織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必須「震動」一下。

不過,饒漱石雖然想在組織部拿安子文開刀,但他確實低估了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安子文雖然比饒漱石小6歲,但他卻是老資格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安子文在1925年6月北京求學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他先後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中共太岳工委書記、中共太岳地委書記,與彭真、薄一波等一道,為太岳根椐地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5年10月,安子文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由於中央組織部部長彭真已去東北,副部長習仲勛又在高崗去東北後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工作,所以,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實際上由安子文主持,一直到饒漱石來京就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之前。

饒漱石在7月22日「震動」組織部、指責安子文後,安子文當晚就來到劉少奇處,詳細彙報了饒漱石的言行,並且分析說,我估計饒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個人劃成了一個圈圈,存心要把我從組織部趕走。

第二天早上,安子文又把他的這個估計向高崗做了彙報。

高崗雖然與安子文是陝北老鄉,但顯然認為安子文與劉少奇、彭真、薄一波這些當年北方局的戰友更為親近。所以,在7月23日晚間召開的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高崗又把安子文早上對他說的話告訴了饒漱石。

饒漱石聽後異常生氣,立即就在這次領導小組會議上公開講述了此事,這不但使會議的原定議題受到了衝擊,也使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總理感到十分為難。

在7月23日的領導小組會議上發了一通火後,饒漱石猜測安子文之所以會想到自己把他們四個人劃成一個圈圈,並且不但把自己的推測向劉少奇做了彙報,還告訴了高崗,可能與「三月名單」之事有關。所以,在7月24日晚間召開的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饒漱石突然質問高崗,「三月名單」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三月名單」不僅與高崗有關,還是饒漱石攻擊安子文的「撒手鐧」。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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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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