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環球股市急升，除了因為中美兩國元首將於G20國峰會上會面之外，週三結束的美國聯儲局會議，繼續暗示會減息提振美國經濟，對市場也有很大的刺激。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向號稱獨立的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施壓，逼他快速減低利率。現時市場相信特朗普多過相信鮑威爾，因為聯儲局開會之後公佈出來的聯儲局官員對聯邦利率預期的「點陣圖」，顯示他們估計2019年美國的利率平均為2.4厘，和目前差不多。但據美國聯邦利率期貨交易數字顯示，市場預計今年會再減息三次、合共減息0.75厘的機會超過41%，反映市場預計美國減息幅度遠高於聯儲局所預計的。換句話說，市場較相信特朗普。
美國有減息的趨勢，歐洲亦有意鬥減。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在6月18日的歐洲央行年會上說，「如果歐洲通脹未能達標，進一步削減利率是政策工具的一部分。繼續進行量化寬鬆（買債）計劃，仍有相當大的空間。」
特朗普聽到德拉吉這番話後，大發雷霆地說，歐洲有意圖刻意弱化歐元，藉以取得貿易優勢。美國研究機構艾克森數據公司分析，如果歐元兌美元跌破1.1的關口(現價1.1305美元)，特朗普將大為震怒，並會祭出大幅加徵歐洲汽車關稅的手段。
特朗普一方面透過以增加貿易夥伴關稅的威嚇，以拿到更好的貿易協議；另一方面是推行弱美元政策，去推升美國出口。
特朗普批評中國借人民幣貶值，去沖銷對美國加徵中國貨品25%關稅的影響。事實上，由於貿易戰對中國的衝擊比美國大，所以人民幣相對於美元弱化，是正常的市場反應。但隨著美國減息步伐臨近及貿易談判重開，人民幣已經從低位反彈。很明顯，特朗普是把貿易戰轉變成貨幣戰。他這個策略是要防範萬一與中國貿易談判失敗，美國還可以透過美元貶值去刺激出口，是一個有兩手準備做法。那麼，到底中國應該如何回應？是人民幣與美元競相貶值，還是要另尋出路呢？
前高盛的資產管理主席奧尼爾（Jim O’Neil），他是創出「金磚四國」這個名字的前高盛策略師。他最近接受訪問時表示，人民幣不應該進一步貶值，剛好相反，人民幣應該盡量維持穩定，並儘速國際化，便可以挑戰到美元的地位。他認為中國不應該借人民幣貶值來增加對美國的優勢，而是應該強化人民幣全球地位去挑戰美國。唯一能夠改變美元壟斷的因素，就是有另一隻真正的、長久的替代貨幣，可以讓投資者有選擇。
奧尼爾認為，人民幣貶值雖然可以增加出口貨品顯得便宜，但長遠會削弱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另外，他亦提到中國應該透過增加消費者購買力來強化其全球位置，因為中國消費現時只佔GDP的40%，而美國消費則佔GDP的70%。未來20年，美國消費者很難繼續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環球經濟的主導力量。相反地，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力會繼續增長，最終成為一股推動全球經濟的最大動力。奧尼爾的講法相當有趣，與時下一般的想法不同。他覺得中國不應與世界對立，透過沽售美債去損害美國，而是應該倒個頭來深化和環球金融體系的關係，強化人民幣以挑戰美元的位置。
中國正與美國競賽，在貿易戰開打下，誰的經濟靭力較強，未來的發展空間較大。未來也會是一個貨幣戰爭的世界，如果有一隻貨幣可以挑戰到美元的壟斷性地位，恐怕對美國的衝擊，真的會較中國沽售美債更大。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