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鄧小平（資料圖）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須弄清的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決心重新重用鄧小平，是由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局勢和黨內狀況的客觀需要所決定的，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來解說，根本的原因，是「時勢造英雄」。
具體說來，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論析：
第一，當時的客觀形勢迫切需要一個德高望重、能治國安邦的人出來支撐局面。當時「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於江青等人到處「放火燒荒」，批判「復辟回潮」，樹立「反潮流」典型，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的山頭組織，一些剛落實政策的領導幹部又被當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許多地方和單位的領導班子又陷於癱瘓狀態，一些反潮流組織又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口號。這樣，就使林彪事件後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為此，毛澤東在1974年10月決定籌備召開全國四屆人大時，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6日，李先念副總理陪同外賓到長沙拜晤毛澤東時，在會見後，就向毛澤東彙報了全國工交戰線和國家財政方面的情況，談到由於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下降的態勢，全國財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財政支出卻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長。毛澤東聽完彙報後，感到形勢嚴峻，沉默不語。最後，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因此，要實現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能治國安邦的、德高望重而為全國人民公認的「帥才」來承擔這一重任。這個「帥才」，非鄧莫屬，這就是「時勢」，即客觀形勢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來病重，需要有人接替。周恩來是建國以來的老總理、好總理，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三○一醫院和腫瘤醫院共同檢查鑒定，已確診為膀胱癌。11月間，保健醫生向中央作出正式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態，承擔著極為繁重的國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他在江青一夥「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批現代大儒」的氛圍中，以超乎尋常的毅力，繼續頂著壓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畢竟心力交瘁，病體難支，不得不於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辦公、開會。12月的長沙之行，沉痾在身的周恩來是不得已而為之。行前，醫務人員已再次發現總理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治療。周恩來自己也明白，這樣遠途來回奔波會使病情惡化。但他以國事為重，堅定地向醫生吳階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劃，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周恩來登機時，「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毛澤東在長沙看到周恩來的憔悴模樣，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深情地囑咐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由鄧小平來接替周恩來的重任了。
第三，毛澤東對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調中央學習後不久，毛澤東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政治實習」後，毛澤東又破例安排他擔任「十大」的準備委員會主任（名列周恩來等人之前），隨後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時青雲直上，晉陞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雖然名列周恩來之後，但毛澤東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說是對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卻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經過一年多的觀察，毛澤東發現他不僅才能平庸，底氣不足，而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幫派，積极參与江青「組閣」的陰謀活動，銜江青之命到長沙告總理和小平的狀，幾次批評、警告他，竟屢教不改，還是與江青等人搞在一起，興風作浪。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於是，毛澤東責令他寫出書面檢查。王在檢查中寫道：「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地按主席的指示辦事。」「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十月十七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的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沒錯，而我是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地向主席報告，干擾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王洪文的地位從此急轉直下，他辜負了毛澤東的厚望。毛澤東不得不另擇他人。
第四，黨內健康力量的薦舉。據鄧榕回憶，1972年「五一」節前，王震從江西紅星墾殖場回京後，在太平庄住地約見鄧榕，「鬍子叔叔詳細地詢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回江西轉告我父親，毛主席對我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葉劍英在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於1973年12月向毛澤東建議，讓鄧小平參加軍委，擔任軍隊的領導工作，所以毛澤東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當軍委委員。」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復出更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排除萬難，狠抓落實。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講到「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時，周恩來就示意陳毅子女將這個信息透露出去；當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後，周恩來立即抓住這一良機，印發文件，在全黨造成輿論影響；當毛澤東的「8·14」批示被擱置四個月後，周恩來又舊事重提，給中央有關領導人寫信提示；當鄧小平從江西回京後，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當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工作時，周恩來抱病親擬文件下發全黨、全軍；當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周恩來表示「積極支持」，與毛澤東一道作出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長沙決策」。有了周恩來、葉劍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薦舉、支持，毛澤東重用鄧小平的決心就更堅定了。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余伯流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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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年9月
一位日本人看過我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對我說：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裏是屬於「神聖」的，這個神是毛澤東，這個聖是周恩來。
他的目光分明是問：你把毛澤東請下了神壇，是否打算把周恩來請下聖壇？
所謂請下「壇」，其實就是他們回到人間，回到塵世；不但可敬，而且可親。他們的偉大、高尚、英明，絕非可望而不可即。他們生前不曾須臾離開人民，他們死後，精神融於民眾，決不該成為人民頂禮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禪讓」是受到最高讚譽的大公無私的聖人之舉；沒有幾個人能做到，所以也沒有幾個敢稱聖人。
於是，便有許多人聯想到周恩來，或明確或含蓄地講：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這是偉大的謙虛。
這些人可以列舉許多實例，比如遵義會議。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和職務都高於毛澤東，他用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自己甘願做他的助手，這種謙讓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觀點不同。周恩來無疑是謙虛的，這表現在他的不恥下問，善於向別人學習；表現在他的民主作風，勤於聽取群眾意見；表現在他總是樂於自我批評，等等，而不是表現在不當一把手，也不當二把手。
有人說偉大的謙讓，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說成是「明哲保身，勇氣不足」。甚至歸結於“紹興文化”的影響。說紹興的文化人不應科舉，不做縣令，只做師爺，以致中國“無紹不成衙”；人們說師爺往往不說師爺，而說“紹興師爺”。周恩來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當師爺出身，說他們的處世哲學不可避免地對周恩來有影響。
我的觀點是：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並可由此上溯至紅軍戰爭時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處於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比喻為“軍師”，事實上的“總參謀長”，這一切都不能叫做偉大的謙讓，而是偉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來明智地說：「我不是帥才。」
明智決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魯、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過於看清事實而敢於實事求是。
王明、張國燾不是帥才而強要作帥，結果一個跑去蘇聯，寄人籬下；一個投降國民黨，仰人鼻息。又何以論勇氣，逞英雄？
二、劉少奇對農村「四清」的“左”傾認識和“左”傾指導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較大範圍展開後，劉少奇非常關注這場旨在「反修防修」的運動。他認為靠聽彙報、看材料未必能獲得實際情況，力主領導幹部親自下基層蹲點，取得第一手材料，總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經驗。他對河北省的幹部說：“大躍進為什麼出這麼多毛病，就是因為沒有親自蹲點，親自試驗”⑤。1963年11月，劉少奇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身份參加河北省委工作隊，下到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並擔任工作組副組長。這個工作隊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林鐵挂帥，幹部陣容很強，是要摸索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同時開展「四清」的經驗。劉少奇派王光美參加基層的「四清」運動，一方面是響應中央要求幹部深入基層開展運動的號召，更重要的是想通過考察一個基層單位運動的全過程，取得第一手的經驗，以獲得指導運動的主動權。因此，他在王光美下鄉前交代她“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⑥。其實，在「反修防修」錯誤理論的引導下，不帶框框本身就是框框。
劉少奇一直關注著王光美搞的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的情況，並作出過一些具體的指示。1964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向回來休假的王光美詳細詢問了「四清」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裏？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眾提出還有上面的根子，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下面的幹部給上面的幹部送禮物、請吃喝，甚至發展到相互勾結，上面就有人保護他了。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他還提出，僅僅是基層變質，好整，也能整好。危險的是上面不清醒。要不犯反人民的錯誤，必須有省、地、縣委和政府來保證。
⑦以後，劉少奇還對桃園大隊的「四清」運動發表過一些意見，斷言桃園大隊黨支部基本不是共產黨，是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兩面政權。⑧他對《後十條》提出的團結95％的群眾，團結95％的幹部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這是運動要達到的最終目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堅決的鬥爭。這表明他對農村基層幹部的不信任程度在增加。這是劉少奇通過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實踐得出的新的認識。
原定20多天的桃園大隊「四清」搞了5個月，總結了一套“對敵”鬥爭的經驗，桃園大隊黨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支部書記被開除黨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查出了5戶“漏劃”的地主和2戶“漏劃”的富農。地方幹部對桃園「四清」未必沒有意見，但面對人人自危的“左”傾大環境和有來頭的工作隊，這些意見很難反映出來。「桃園經驗」比1963年制定的《後十條》更向“左”邁進了一大步。在運動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而是強調工作隊直接“紮根串連”，然後「四清」，開展對敵鬥爭；在「四清」的內容上，它由清經濟擴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範圍更廣泛了；在「四清」的任務上，提出了要補兩個課：一是要補民主革命的課，解決土改不徹底的問題；一是補社會主義革命不徹底的課，解決幹部蛻化變質和貪污腐敗的問題。“四不清”幹部不僅有受地、富影響的“下面的”根子，還有“上面的”根子。
「桃園經驗」基本符合劉少奇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思路，實際上成了他“抓點帶面”指導運動的藍本。
周恩來不是帥才。
我曾經難以容忍這個觀點或這句話，以為這是對我心目中至聖至偉的周恩來的莫大侮辱。現在，我首先公開說出這個觀點這句話，可能要遭到指責、批判，但我堅持說：這是事實。我勸那些容不得我這個觀點這句話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過的問題：
如果我說雷鋒活著也不適合當軍長、師長，你怎麼想？
讓科學家去種地，去打掃衛生是錯誤的，那麼某省一度讓農業勞動模範去當公安局副局長能是正確的嗎？能是真正愛護這位勞動模範的明智之舉嗎？
班長這個位置並不影響雷鋒的光輝。
我們難以改變的一些舊觀念才往往好心幫倒忙，愛得深卻不會愛，反而損害了心中深愛的人。
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就開天闢地之大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處於新中國權力頂層的領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簡化成：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對他的這些戰友、同事是怎樣的看法和評價？
國家經歷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想陳雲，講了「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又講了曹操敗於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時，講了「為要打鬼，藉助鍾馗」。
對另外四名戰友，毛澤東在莫斯科有個談話，分別作了評價。
那是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兩個會議，主要的活動是會前的雙邊、多邊接觸，主要是中共與蘇共的談判，有了協議才好開大會。
那是赫魯曉夫第四次來陪毛澤東用餐，餐桌上談得仍然不愉快。離開餐廳，來到會客室，毛澤東轉了話題，撇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通報中國黨的情況。
「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毛澤東望著赫魯曉夫，語氣莊重。
赫魯曉夫並不感覺意外，因為1954年毛澤東就講了不想當國家主席的話，他討厭諸如迎送國家元首，接受各國大使遞交國書一類國事活動。半年前，伏羅希洛夫訪華，毛澤東再次表明不當國家主席的決心，伏羅希洛夫帶回了這個信息。
「有人接替嗎？」赫魯曉夫眨著眼問。
「有。我們黨里有幾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綜合評論後，便搬動手指，如數家珍：“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l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政治上堅定，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聽到過這段評價的中國同志都想不通。外國的共產黨人也明白，評價上的前後矛盾顯然出於政治原因，而非實事求是。
「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搬下第二個指頭。在場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為按聲望和職務，大家都以為該說周恩來了，但毛澤東先說了鄧小平。“這個人政治性強，思圓行方；既有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赫魯曉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覺到這個人很厲害，不好打交道。他觀察問題很敏銳……」赫魯曉夫收住嘴，做個手勢，表示辦事堅定果斷的意思。
毛澤東也笑了，他知道鄧小平在兩黨談判中使蘇聯人日子不好過。他在面前豎起一根手指表示強調：「今後他到這裏來，同我到這裏來一個樣；你們怎麼對待我，就怎麼對待他。」
當時在場同志對這段話記憶深，是因為毛澤東對鄧小平評價高又唯一沒講缺點。
毛澤東繼續搬下第三根指頭：「第三個是周恩來。這個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但是周恩來政治上弱點……但他是個好人。」
赫魯曉夫點點頭，說：「咱們都是60多歲的人了，我們這裏將由柯西金接替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米高揚也是政治上原則性不夠強，拿掉誰他都難過……但他是個好人。」赫魯曉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補充說：“不過大家還是希望由我來管全局。”
毛澤東已經搬下第四個指頭：「朱德同志年齡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澤東略一停頓，加重語氣，“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辦大事了，年齡不饒人。總之，這些人不管誰到這裏來，希望你們都把他們像我一樣來對待，都看做是你們的朋友。”
「那好，我們一定會這樣做。」赫魯曉夫晃動一下右手食指：“實際上他們也是我們的朋友。”
毛澤東這些評論語言，言簡意賅應該說是深刻而又實事求是的。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多次坦率地講：「我不是帥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會議上，毛澤東望著周恩來：「恩來同志，你來怎麼樣？」
周恩來擺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帥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帥……」
董必武點頭，慢條斯理地說：「總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們如何理解領袖群中這樣一致的看法？或許薄一波的回憶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因為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作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所以全會期間，周恩來曾與中財委的薄一波聊天，談論穩定物價等問題。
話一聊開，內容漸漸廣泛。周恩來想到什麼事，帶著思考的神情問：「一波同志，你在晉冀魯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對他們二位的工作怎麼看？」
薄一波說：「他們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確實是同心同德，和諧有致。」
周恩來笑著搖頭：「我不是講他們的配合，而是問你對他們的工作方法怎麼看？」
薄一波恢諧、幽默，聰明地反問道：「總理，您是老領導了，又跟他們相識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來爽朗笑道：“你又把問題原樣奉還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說解鈴還需系鈴人嗎？我這叫解問題還需提問人嘛。」
周恩來斂去笑容，思考著說：「據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則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
薄一波連連點頭：「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個字概括得很準確。他們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樣得心應手，恐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周恩來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麼，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選，周恩來已經沉思著繼續講下去：“從願望上說，我更欣賞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吧……”
無疑，總理對自己有著深刻的認識，並且樂於承認。他確實做不到舉重若輕。他的外事秘書陳浩，見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萬機，辛勞過度，曾忍不住勸說：「總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細；又管這又管那的，一個人的精力哪顧得上那麼多呀？」
周恩來忽地從辦公桌後立起身，真生氣了。他從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動著大聲問：「你看看，這事我不管行嗎？」
總理扔下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疊文件：「你說，這些事我不管行嗎？」
接著，他又拍拍第三疊文件：「這幾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憊而又委屈地嘆口氣：「別人不知道，你們還不知道嗎？總是這樣來說我！」
事無巨細，總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歡用「日理萬機」搞歌頌，見了領袖人物就說“百忙”，就說「日理萬機」。
用濫了，根本不準確。
日理萬機只能是「宰相」。為“帥”者只能舉重若輕，以這種氣勢膽魄去作戰略決策和決斷重大事件；只有舉輕若重才會出現日理萬機。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總理對各省市各部委領導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給我辦公室打電話。」
總理對他的秘書們也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事一定要報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過來。」
一位秘書對我講，他見周恩來忙得兩天沒合眼，忍不住說：「總理，首長裏面就數你忙了，這些材料可以送給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來往太陽穴上抹抹清涼油，繼續批閱，一邊輕聲說：「我是總理。這些具體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點更大的事，多想想決策上的事。」
總理講這個話的時間是國家進入困難時期那一年，說明他那時就肯定了小平同志舉重若輕的帥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長、司局長都不屑一顧的瑣事、小事，周恩來不但樂於管，而且管得仔細認真。毛澤東在聽到幾件這類事後，曾對許多人感慨：「還是我們的總理啊，上至國家大事，下到服務員的工作都關心到了！」
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曾對毛澤東說：「我真羨慕你有個周總理，我們就缺一個周總理。」
尼克遜與周恩來接觸算不上多，卻在一面之後即對周恩來的「舉輕若重」大發感慨：
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事：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於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和乒乓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恩來離開了一會兒，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凈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還發現，在機場歡迎我們的儀仗隊是周恩來親自挑選的。這些士兵身體健康、魁梧，穿著整潔。周本人還親自為樂隊挑選了在晚宴上為我們演奏的樂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過我的背景情況（事實上正是如此），因為他選擇的許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歡的，包括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在結束這次旅行後，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告訴我：有一次，在他與周恩來會談之前，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婦女，遞給周恩來一份報紙清樣請他過目。這是周為第二天報紙編排的頭版。
對於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毫無疑問，當我們讚頌周恩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周密細緻，紮實穩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時，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聯想到諸葛亮，但我相信不會有人想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對於一個人來說，不可能兼具“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的兩種優秀品格。但對於一個事業來說，必須兼有這兩種優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幹部不解地對我說：「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別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幹部跟我談起他們接觸鄧小平所目睹他“舉重若輕”，“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故事。
其實，這正是帥才所必備的優秀品格。若無這種大氣勢，他怎麼可能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改變中國歷史，改變中國命運的偉人巨人？
我還要說的一點是：周恩來的偉大高尚決不在於他是否是帥才，而在於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樣做的？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和業績？
當毛澤東從延安飛重慶，以大手筆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俱往矣」時，周恩來卻在這條路上丟開秦皇漢武不看，只看了張良廟和武侯祠。
當毛澤東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津津有味地讀著彼得大帝和拿破崙時，斯大林著急地說：「你不行，這些具體事你談不清，你叫周恩來來談」……
我創作中的書，正是要由此談起。不過，談話者將不再是我，而是跟隨總理幾十年的何樹英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