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鄧小平（資料圖）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須弄清的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決心重新重用鄧小平，是由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局勢和黨內狀況的客觀需要所決定的，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來解說，根本的原因，是「時勢造英雄」。
具體說來，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論析：
第一，當時的客觀形勢迫切需要一個德高望重、能治國安邦的人出來支撐局面。當時「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於江青等人到處「放火燒荒」，批判「復辟回潮」，樹立「反潮流」典型，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的山頭組織，一些剛落實政策的領導幹部又被當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許多地方和單位的領導班子又陷於癱瘓狀態，一些反潮流組織又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口號。這樣，就使林彪事件後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為此，毛澤東在1974年10月決定籌備召開全國四屆人大時，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6日，李先念副總理陪同外賓到長沙拜晤毛澤東時，在會見後，就向毛澤東彙報了全國工交戰線和國家財政方面的情況，談到由於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下降的態勢，全國財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財政支出卻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長。毛澤東聽完彙報後，感到形勢嚴峻，沉默不語。最後，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因此，要實現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能治國安邦的、德高望重而為全國人民公認的「帥才」來承擔這一重任。這個「帥才」，非鄧莫屬，這就是「時勢」，即客觀形勢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來病重，需要有人接替。周恩來是建國以來的老總理、好總理，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三○一醫院和腫瘤醫院共同檢查鑒定，已確診為膀胱癌。11月間，保健醫生向中央作出正式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態，承擔著極為繁重的國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他在江青一夥「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批現代大儒」的氛圍中，以超乎尋常的毅力，繼續頂著壓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畢竟心力交瘁，病體難支，不得不於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辦公、開會。12月的長沙之行，沉痾在身的周恩來是不得已而為之。行前，醫務人員已再次發現總理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治療。周恩來自己也明白，這樣遠途來回奔波會使病情惡化。但他以國事為重，堅定地向醫生吳階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劃，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周恩來登機時，「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毛澤東在長沙看到周恩來的憔悴模樣，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深情地囑咐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由鄧小平來接替周恩來的重任了。
第三，毛澤東對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調中央學習後不久，毛澤東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政治實習」後，毛澤東又破例安排他擔任「十大」的準備委員會主任（名列周恩來等人之前），隨後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時青雲直上，晉陞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雖然名列周恩來之後，但毛澤東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說是對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卻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經過一年多的觀察，毛澤東發現他不僅才能平庸，底氣不足，而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幫派，積极參与江青「組閣」的陰謀活動，銜江青之命到長沙告總理和小平的狀，幾次批評、警告他，竟屢教不改，還是與江青等人搞在一起，興風作浪。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於是，毛澤東責令他寫出書面檢查。王在檢查中寫道：「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地按主席的指示辦事。」「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十月十七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的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沒錯，而我是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地向主席報告，干擾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王洪文的地位從此急轉直下，他辜負了毛澤東的厚望。毛澤東不得不另擇他人。
第四，黨內健康力量的薦舉。據鄧榕回憶，1972年「五一」節前，王震從江西紅星墾殖場回京後，在太平庄住地約見鄧榕，「鬍子叔叔詳細地詢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回江西轉告我父親，毛主席對我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葉劍英在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於1973年12月向毛澤東建議，讓鄧小平參加軍委，擔任軍隊的領導工作，所以毛澤東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當軍委委員。」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復出更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排除萬難，狠抓落實。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講到「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時，周恩來就示意陳毅子女將這個信息透露出去；當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後，周恩來立即抓住這一良機，印發文件，在全黨造成輿論影響；當毛澤東的「8·14」批示被擱置四個月後，周恩來又舊事重提，給中央有關領導人寫信提示；當鄧小平從江西回京後，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當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工作時，周恩來抱病親擬文件下發全黨、全軍；當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周恩來表示「積極支持」，與毛澤東一道作出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長沙決策」。有了周恩來、葉劍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薦舉、支持，毛澤東重用鄧小平的決心就更堅定了。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余伯流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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