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的婦女「乳房解放」運動

民國時期的月份牌。

中國古典審美意識里，美的胸乳，都像尤三姐那樣的「蔥綠抹胸，一痕雪脯」，含而不露；好的胸乳，是小乳，古人又稱丁香乳。所以女子不但不隆胸，反而束胸。張愛玲曾在《紅玫瑰與白玫瑰》里描寫過這種古典美乳：「她的不發達的乳，握在手裏像睡熟的鳥，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動的心臟，尖的喙，啄著他的手，硬的，卻又是酥軟的，酥軟的是他的手心。」

民國早期的奶品廣告，其時以束胸為美。

這些傳統在20世紀初被中斷，西方的「乳房崇拜」漂洋而來，落地生根。即使如此，民國初女人的身體是不能外露的，即使是睡覺，也要穿著長過膝蓋的長背心。一種以平胸為美的審美觀，令女子都以帛束胸。但是，一些追求個性解放的女人開始試穿一種小馬甲代替捆胸的布條。小馬甲最初在妓女中流行，隨後良家婦女也逐漸效仿，以致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短小的小馬甲前片，綴有一排密紐，將胸乳緊緊扣住，這還是束胸的花樣。但追求開放的女子，也能將緊身小馬甲演繹出風情，採用輕薄紗料製成背心，外罩網紗，露胳膊現肌膚，因而受到保守人士的攻擊。

民國月份牌時裝年畫《懷抱琵琶》。

1918年夏，上海市議員江確生致函江蘇省公署：「婦女現流行一種淫妖之衣服，實為不成體統，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則露出一尺左右，女褲則吊高至一尺有餘，及至暑天，內則穿紅洋紗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紗之紗衫，幾至肌肉盡露。」他認為這是一種淫服，有「冶容誨淫」的副作用，致使道德淪喪，世風日下。要求江蘇省、上海縣及租界當局出面禁止，「以端風化」。1920年上海政府發佈佈告，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為短小袒臂露脛或模仿異式不倫不類，並稱其「招搖過市恬不為怪，時髦爭誇，成何體統」。“故意奇裝異服以致袒臂、露脛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懲辦」。女子只要穿著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裝，就將面臨牢獄之災。

上世紀30年代漫畫，上海櫥窗里的西方文明（奧地利畫家希夫作）。

在乳房解放過程中，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就是張競生。廣東饒平人，留法歸來後，任北大哲學教授。1923年4月29日，張競生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於愛情的大討論，吸引了梁啟超、魯迅等著名人物參加。在長達兩個月的討論中，他受到了多數人的批評，但從此聲名遠播。1924年，張競生的《美的人生觀》講義在北大印刷，這是一部充滿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講義。在「美的性育」一節中，他倡導裸體：裸體行走、裸體游泳、裸體睡覺等，認為“性育本是娛樂的一種”，並像今天的“夫妻夜話”節目那樣，十分詳盡地介紹了“交媾的意義”和“‘神交’的作用”。

試穿乳罩的阮玲玉。阮玲玉（1910.4.26—1935.3.8）原名阮鳳根，中國無聲電影時期著名影星，民國四大美女之一。

這讓理學籠罩的中國為之一顫，張競生成了乳房解放的輿論引導者：「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徵不能表現出來，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會失了多少興趣。」一時間，大家閨秀開始悄悄放胸，讓乳房自由呼吸，自主生長。當時，新聞媒體稱為“天乳運動”。1926年，北京、上海各發生兩件轟動性的“桃色新聞”：一是張競生公開出版了《性史》一書，大談“性的美好”；二是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慫恿”第17屆西畫系採用裸體模特，並在畫展公開這些“裸體淫畫”。社會嘩然，報刊學界紛紛聲討。結果，《性史》被禁，劉海粟差點被當時佔領上海的軍閥孫傳芳抓起來了。他們確實比時代超前了好幾步。

穿上新款兩截泳衣的楊秀瓊。

林語堂曾經描述過《性史》開賣的盛況：買書的賣書的忙成一團，警察要用水管子衝散人群。被禁後，坊間盜版翻印不計其數。《國民日報》的副刊也開始介紹起「曲線美」了。

楊秀瓊身著泳裝的形象登上第77期《良友》封面（1933）

1927年在中國歷史上，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武漢一時成為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國民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震顫著武漢三鎮婦女的心靈。3月8日，國民政府組織20多萬軍民在漢口舉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隨後，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體，揮舞著彩旗，高呼著：“中國婦女解放萬歲!” 等口號，衝進了遊行隊伍。她們都認為“最革命”的婦女解放，是裸體遊行。

身穿泳裝的民國名媛洪筠。

此年7月，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委員會第33次會議，通過代理民政廳長朱家驊提議的禁止女子束胸案，「限三個月內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經查確，即處以五十元以上之罰金，如犯者年在二十歲以下，則罰其家長。」隨後，解放乳房運動蔓延全國。

中國傳統的束胸習俗，在激進的文化健將的攻擊下，在西方風氣的影響下，在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帶動下，漸漸被徹底顛覆，成為禁止纏足後，婦女解放的最大一次革命。此時，胡適剛剛回國，在中西女塾畢業典禮上，做了著名的「大奶奶主義」的演講。他提出：“沒有健康的大奶奶，就哺育不出健康的兒童！”上海剛創刊的時尚雜誌《良友》刊出了胸罩專題，介紹歐洲女性胸罩的式樣與使用方法。這像重磅炸彈在時髦女性中開了花。滬上百貨紛紛引進這些“舶來品”，將其擺放在櫥窗最醒目位置。太太小姐、新女性、交際花爭相搶購至脫銷。

民國時期「人面桃花相映紅」旗袍美女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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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鄧小平（資料圖）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須弄清的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決心重新重用鄧小平，是由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局勢和黨內狀況的客觀需要所決定的，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來解說，根本的原因，是「時勢造英雄」。

具體說來，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論析：

第一，當時的客觀形勢迫切需要一個德高望重、能治國安邦的人出來支撐局面。當時「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於江青等人到處「放火燒荒」，批判「復辟回潮」，樹立「反潮流」典型，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的山頭組織，一些剛落實政策的領導幹部又被當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許多地方和單位的領導班子又陷於癱瘓狀態，一些反潮流組織又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口號。這樣，就使林彪事件後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為此，毛澤東在1974年10月決定籌備召開全國四屆人大時，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6日，李先念副總理陪同外賓到長沙拜晤毛澤東時，在會見後，就向毛澤東彙報了全國工交戰線和國家財政方面的情況，談到由於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下降的態勢，全國財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財政支出卻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長。毛澤東聽完彙報後，感到形勢嚴峻，沉默不語。最後，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因此，要實現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能治國安邦的、德高望重而為全國人民公認的「帥才」來承擔這一重任。這個「帥才」，非鄧莫屬，這就是「時勢」，即客觀形勢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來病重，需要有人接替。周恩來是建國以來的老總理、好總理，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三○一醫院和腫瘤醫院共同檢查鑒定，已確診為膀胱癌。11月間，保健醫生向中央作出正式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態，承擔著極為繁重的國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他在江青一夥「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批現代大儒」的氛圍中，以超乎尋常的毅力，繼續頂著壓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畢竟心力交瘁，病體難支，不得不於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辦公、開會。12月的長沙之行，沉痾在身的周恩來是不得已而為之。行前，醫務人員已再次發現總理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治療。周恩來自己也明白，這樣遠途來回奔波會使病情惡化。但他以國事為重，堅定地向醫生吳階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負責周恩來醫療工作的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變計劃，但要想盡一切辦法，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周恩來登機時，「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毛澤東在長沙看到周恩來的憔悴模樣，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深情地囑咐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由鄧小平來接替周恩來的重任了。

第三，毛澤東對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調中央學習後不久，毛澤東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政治實習」後，毛澤東又破例安排他擔任「十大」的準備委員會主任（名列周恩來等人之前），隨後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時青雲直上，晉陞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雖然名列周恩來之後，但毛澤東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說是對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卻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經過一年多的觀察，毛澤東發現他不僅才能平庸，底氣不足，而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幫派，積极參与江青「組閣」的陰謀活動，銜江青之命到長沙告總理和小平的狀，幾次批評、警告他，竟屢教不改，還是與江青等人搞在一起，興風作浪。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於是，毛澤東責令他寫出書面檢查。王在檢查中寫道：「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地按主席的指示辦事。」「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十月十七日來長沙向主席彙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的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沒錯，而我是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地向主席報告，干擾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王洪文的地位從此急轉直下，他辜負了毛澤東的厚望。毛澤東不得不另擇他人。

第四，黨內健康力量的薦舉。據鄧榕回憶，1972年「五一」節前，王震從江西紅星墾殖場回京後，在太平庄住地約見鄧榕，「鬍子叔叔詳細地詢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回江西轉告我父親，毛主席對我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葉劍英在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於1973年12月向毛澤東建議，讓鄧小平參加軍委，擔任軍隊的領導工作，所以毛澤東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當軍委委員。」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復出更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排除萬難，狠抓落實。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講到「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時，周恩來就示意陳毅子女將這個信息透露出去；當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後，周恩來立即抓住這一良機，印發文件，在全黨造成輿論影響；當毛澤東的「8·14」批示被擱置四個月後，周恩來又舊事重提，給中央有關領導人寫信提示；當鄧小平從江西回京後，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當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工作時，周恩來抱病親擬文件下發全黨、全軍；當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周恩來表示「積極支持」，與毛澤東一道作出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長沙決策」。有了周恩來、葉劍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薦舉、支持，毛澤東重用鄧小平的決心就更堅定了。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余伯流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