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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反腐:「老虎」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

博客文章

毛澤東反腐:「老虎」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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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反腐:「老虎」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

2019年06月24日 17:38

青島市店員舉行「五反」示威大遊行 圖片來源/新華社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及時地向全黨發出警告:「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也就兩年多的時間,毛澤東的警告言猶在耳,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就開始在黨內滋生和蔓延。毛澤東斷然決定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在黨、政、軍機關內部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開展的第一場針對自身的反腐倡廉的運動。

批轉東北局的報告

東北是中共最先奪取政權的地區,剛剛走上領導崗位的黨的一些幹部,在物質和金錢的誘惑下,便開始紛紛敗下陣來。1949年,在瀋陽市就有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的贓款竟達5億人民幣(指舊幣。1955年3月1日發行新幣,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同時,新政權中依然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官僚衙門的習氣也十分盛行。自1949至1951年,黨員中因貪污而受處分者的人數,竟一直上升,沒有下降的跡象。

東北局書記高崗最先看出東北存在著的嚴重的腐敗現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東北局的黨員幹部會議上極有針對性地作了《反對貪污、反對官僚主義》的講話。不久,東北局又正式作出《關於開展反對貪污蛻化傾向,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規定》。高崗還在東北局黨員幹部會議上做報告,第一次提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概念。

報時指示:

「茲將高崗同志於本年11月1日所作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緊接著,《人民日報》依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表《向貪污行為作堅決鬥爭》的社論,公開提出:「全國各地都應該迅速行動起來,展開一個堅決反對貪污的鬥爭,來徹底消滅一切貪污現象。」

這時,各地反映黨員幹部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報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澤東在閱讀這些報告後,更加確定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決心。這種決心在他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報告的批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說:「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污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

毛澤東已堅定地認為這場鬥爭,決不是局部的區域性的鬥爭,而是「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而在閱讀了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的報告後,他的心情更是難以平靜,報告中列舉的河北省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前任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污犯罪的事實,觸目驚心。劉青山、張子善利用職權先後動用全專區地方糧折款25億元,從修潮白河民工供應站苛剝獲利22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餘款和群眾房地補價款45億元,向銀行騙取貸款40億元。總計貪污挪用公款200億元以上(均為舊幣)。他們還勾結私商,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極大的經濟損失。

。他還及時將薄一波、劉瀾濤的報告批轉全國,並在批語中說:「華北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在決定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後,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的錯誤。現在必須向全黨提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各級領導機關必須仿照實行懲治反革命條例那樣,大張旗鼓地發動一切工作人員和有關群眾進行學習,號召坦白和檢舉,並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督促和檢查。”

中共中央決定下發後,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就分別向中央提交了黨政工作人員中貪污現象及開展反貪污鬥爭的報告,毛澤東閱讀了這兩份報告,當即批轉各地,並以十分嚴厲的語氣作出批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和貿易部黨組的報告樣式,在一個月內向中央報告當地反對貪污鬥爭的情況,批語中再次強調:「發動黨內外最廣大群眾(包括各民主黨派及社會民主人士),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檢查和懲治貪污人員。」“迅速訂出自己的反貪污計劃,並開始著手發動這一鬥爭。”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由此正式開始。

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

中央各部委被發動起來,財政部、貿易部、水利部、輕工業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單位反映,初步估計貪污人數將佔機關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們貪污的方式五花八門,如:出賣財經情報;盜賣國家資財;貴買賤賣,從中謀利;侵吞公物,監守自盜;造假賬假單據;大斗秤入、小斗秤出,開稅票大頭小尾;以權謀私,敲詐勒索;受賄賂,吃回扣;報假賬吃空額等等,更有一些單位造假預算,搞兩套賬、虛報開支、損大公肥小公、以及借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

這些現象的出現,使毛澤東無比擔心和焦慮,所以,在答覆福建省委辦公廳的詢問時,他極為嚴肅地表示,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甚至說:“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根據土改、鎮反的經驗,毛澤東原以為通過疾風驟雨的群眾運動,再結合整黨整風,三反鬥爭「就一般情形來說,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隨著貪污案件的增多,他顛覆了自己的計劃,三反運動一個月的時間不能完成的,因為他注意到,這些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已遠遠地超過了他原先的估計。他氣憤地說:“有些共產黨員比國民黨還壞。”對於已經暴露出來的腐敗醜惡現象,他深惡痛絕,多次在會上指出:“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從二中全會算起,如十年內不進行三反,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說黨不會變質,只有進行三反這一條下才有可能。如不進行三反,一樣可以腐化……過去看聯共黨史,看見開除大批黨員,當時了解不深刻,現在才體會到這一點。只有這樣黨才能健康。”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是「三反」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震驚全國。劉、張都是久經血與火的生死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可是,進城掌了權後,便居功自傲起來,貪圖享樂,追求金錢和物質,切切實實地被糖衣炮彈打中了。劉、張一案極具典型的警示和教育意義,毛澤東尤為重視。1951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研究處理意見。經過慎重考慮,並徵求黨外人士意見,中共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劉青山、張子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當時,曾有人向毛澤東反映了這樣的意見,考慮到劉青山、張子善的歷史經歷,可否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毛澤東聽後深沉地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後,消息傳開,人心大快。共產黨廉潔清正、大公無私的形象,真實而具體地展現在人民的面前。當年在毛澤東領導下處理此案的薄一波,在事隔40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是那麼的意味深長,他說:

「我黨得‘三反’鬥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出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後來,我們黨也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象的鬥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驗。」

毛澤東親自抓「三反」鬥爭,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必須向中央提供「三反」報告,以便讓中央作出比較,“看出各級領導同志對這一場嚴重鬥爭哪些是積極努力的,哪些是消極怠工的(消極怠工的原因,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面不幹凈),以便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

1951年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動員,要求中央所屬各部門,在規定的時間內務必把群眾發動起來,開展揭發檢舉和坦白交代,1952年1月10日前必須向中央交出合格報告,如若不然,「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並指出,不管什麼人,“手上不幹凈的,一律撤職,撤職後不給飯吃”。薄一波還當場宣佈對三名領導幹部“撤職查辦”的決定。當日會散後,各單位連夜開會,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長、副部長,參加完團拜會就立即回去佈置運動,謝絕了所有的娛樂活動。

話聯繫,「每三天至五天通話一次,檢查各區三反進度」。

毛澤東不主張在三反的發動階段,給群眾設置過多的條條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告者不究,壓制民主者必辦。他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那些管錢管物的單位,「無論黨政軍在哪一系統,哪一機關,只要是大批地管錢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很多機關壓迫民主,群眾怨憤極深,有些機關官僚主義極為嚴重,領導都脫離群眾,鬧得不像樣子。凡此一切,均須徹底揭發,才能解決問題」。

時至一月中旬,三反鬥爭的進展,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群眾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子還沒有完全揭露出來,毛澤東著急了,立即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後止。」運動之所以發展不平衡,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黨內有人擔心,揭露出那麼多的貪污分子,會不會使基層組織癱瘓,對此,毛澤東卻毫不擔心,他說:“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資產階級堡壘不垮,我們共產黨就要垮。犧牲貪污分子和犧牲黨與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

從1952年1月中旬開始,「三反」運動進入「打虎」階段。所謂“老虎”是當時對貪污犯的通稱。當時給“大老虎”定了六條標準:個人貪污1億元以上者;貪污不滿1億元,但對國家經濟造成很大損失者;滿1億元以上的集體貪污的組織者,主謀者;貪污5000萬元以上且性質嚴重,如剋扣救濟糧,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與私商勾結盜竊經濟情報或利用職務自肥使國家損失在1億元以上者;全國解放時隱瞞各級國家財產或官僚資本未報,價值在1億元以上者等。

報中,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得出“老虎”的估計數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個省、每個城市及大軍區單位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敗仗。2月4日,他又在《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做預算定指標,多少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而這正反映出毛澤東的焦慮的心情,這種心情正來源於他對新生的國家政權的擔憂。正如他在一份批語中所說:「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乾淨,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他親自審閱、修改、批轉各地報來的「打虎」計劃。如此嚴厲督責,全國的「打虎」鬥爭,這才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

志願軍十九兵團黨委在送呈的報告上說:「一般財經管理幹部中,有些單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貪污,有的單位甚至達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縣裏無好人”了,這樣不切實際的估計,當然是誇大其辭的。可是,毛澤東出於發動群眾,全面展開「打虎」鬥爭的需要,非但不批評,反而明確批示:“這種認識是合乎事實的。”本著除惡務盡的決心,依循其一貫的“矯狂必須過正”的思路,他認為:“凡對清出一批中小貪污分子就認為已經滿足已經勝利的人,必須加以批判。已收場者必須重來,一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兩個月不足,再加一個月。”

影《梁山泊與祝英台》,以讓他的緊張勞累的身體,得以鬆弛和恢復。

「打虎」鬥爭已如毛澤東所期待的,被各級組織提到議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單位負責人會議,讓到會的主要負責人自報公議,訂出「打虎」指標,並由單位主要負責人親自動手打虎,限期具報。如果哪位負責人說本單位沒有“老虎”,那麼,他就得簽字具結,作出保證,然後,上級機關再專門派人複查,以此提醒各級領導勿要麻痹鬆懈,更不可存僥倖心理,使「三反」運動走過場。

華北軍區在運動中組織「打虎基幹隊」,專案專人,包查包打,把打「虎」專業化,在5天的時間內就查出大小老虎288隻,其中大老虎12隻,中老虎18隻(五千萬元以上)。他們的貪污款額總計為65億。華北軍區在送呈的報告中稱,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計“將來擠乾淨時,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並且斷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組織力量,突擊追查。毛澤東對華北軍區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國學習其經驗:“華北軍區過去成績甚微,經過嚴詞督責,最近五天突飛猛進,捉虎甚多,令人振奮。打虎要有一套戰術,凡已普遍展開的,就要迅速總結經驗,組織專門打虎部隊,向大小老虎突擊。”於是,全國的大小單位都成立了“打虎隊”,由那些積極性極高的隊員們專門負責搜尋、清查、批判“老虎”。

毛澤東認為,凡屬管理錢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即大老虎,鬥爭的注意力當然要引向這些部門。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那些用錢不多的機關,如宣傳、教育機關和民眾團體,就沒有大老虎,持有這種認識的人,是糊塗的。他的意見已是十分明確,打虎鬥爭包括所有領域和單位,沒有任何單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縣9個村的初步調查顯示,有貪污行為的村幹部佔33%,9個支書中7個貪污,9個村長8個貪污,其中1個村幹部貪污公糧一萬斤以上,已夠上小老虎。毛澤東抓住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鬥爭引向高潮,他說:“凡說鄉村幹部中沒有或很少貪污的,凡說鄉村中雖有貪污但是沒有老虎(當然不是說每鄉都一定有老虎),應即以香河縣的證據駁倒他。”這時,毛澤東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國黨政軍黨委發出《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預算的,限於電到三日內做出此項預算,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自動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嚴禁逼供信

在全國性的「打虎」鬥爭中,由於定預算“指標”,過分強調「打虎」實績,自然使各單位爭當先進,惟恐落後而受批評。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趕,也就免不了逼供,於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許多假“老虎”,無形中傷害了好人,運動明顯地出現了偏差。這裏僅舉兩則比較典型的實例。

著名漫畫家沈同衡時在上海市文聯工作,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清水衙門」的文聯,也免不了大會接著小會,白天連著黑夜,人人檢討過關。這樣的疲勞戰術使一些人終於熬不過去,只得主動“坦白”,以求“過關”,而這其中沈同衡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所交代的金額,使他成為上海市文聯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隊頭疼的是這麼大的貪污金額,竟超過了上海市美協的年度經費總額。揪出“老虎”時是格外高興,如今定案處理又缺乏證據,真正的成了「騎虎難下」。

打虎隊正一籌莫展時,意外地發現沈同衡的一幅《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漫畫,此畫發表於抗戰勝利前的重慶某報,當時中共七大已經召開。畫的內容是一座七層寶塔,一人正一層一層地向上攀登。此畫明明是歌頌中共七大後,中國的未來將一步一層樓,有著光明的前景。可是,「騎虎難下」的人,硬是說這幅畫是反動的,是歌頌國民黨的。沈同衡已被剝奪了話語權,方的被說成圓的,黑的被說成白的,於是,他又從經濟“老虎”過渡到政治“老虎”,停職反省、隔離審查,繼而被調離上海市文聯。

另一典型則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青。他的大姐毛澤建自小就過繼給毛順生,成為毛澤東的妹妹。1937年10月,毛澤青去延安找毛澤東,自此參加革命,並化名毛萬才,而隱去真實的姓名,無人知曉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參加革命後,他一直做經濟工作。1951年5月,調任東北軍區某陸軍醫院會計股長,後又改任供應股長。

毛澤青一家數口,全憑他的微薄工資維持生活,家境比較艱難。「三反」運動的那年,同事們發現他突然“闊”起來了,身上披著毛皮大衣,腕上也戴上手錶,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顯眼,自然成為運動的懷疑對象。打虎隊的人找他談話: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沒有工作,哪裏來這麼多的錢顯擺?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從中……他很快便被懷疑有貪污行為,立即被隔離審查。此時再也不能隱瞞了,他只得拿出毛澤東的親筆信,並如實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澤青,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見自己收入低、家境差,才從自己的稿費中匯來300萬元(舊幣),讓添置日用品。毛澤青的怨屈這才得以澄清。

報里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

他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還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當時,鑒於中小貪污分子佔全體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們貪污的金額在舊幣1000萬元以下,考慮到擴大教育面,中央研究決定對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處分。在對小貪污分子的行政處分上,毛澤東也主張更寬大一些,在已規定的撤職、降級、調職、記過的處分外,他還特意加一項最輕的處分———警告,因為,這樣可以“使大多數小貪污分子減輕對抗情緒,利於團結改造”。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3月11日,政務院正式頒發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這個規定本著「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明確提出要區別對待不同類型的貪污分子:

凡貪污未滿100萬元者,只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保證永不再犯,不作貪污分子對待,也可以免於處分和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超過100萬元而未滿1000萬元者,只要情節不惡劣,徹底承認錯誤,可免於刑事處分;凡貪污超過1000萬元而未滿1億元的貪污分子,可依其情節輕重,坦白認罪態度,退贓及檢舉主動情況,分別予以適當的處分,或免刑予以適當行政處分,應儘可能追繳貪污款物。凡貪污1億元以上,一般視其情節而給於不同的刑事處分,追繳貪污款物;他們之中如有主動坦白退出贓款贓物,有檢舉立功表現,也可免刑,改為行政處分。

「三反」運動已進入後期定案階段,毛澤東尤為重視落實政策,糾正運動中的錯案,指示:

「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是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關於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經審理,最後共有9942人判處有期徒刑,67人判處無期徒刑,9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42人判處死刑。「三反」已經過去60年了,回首新中國初建時期的那段鬥爭經歷,它對於樹立正氣,抵制歪風邪氣,在共產黨內部防腐拒變,樹立共產黨的威望,奠定新中國的基石等方面,無論給以什麼樣的積極肯定,都是不過分的。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6年10月,首都軍民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這標誌著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轉載請註明來源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於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歷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於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於種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於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耿飈(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戍區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於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歷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採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實作一綜述,並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後,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採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麼,採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對雲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徵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後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徵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年譜》稱,毛逝世後幾天,葉劍英便同汪東興就國內局勢和「四人幫」問題交換過意見,時間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過去的說法,都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商量之後才與汪東興溝通的。《葉劍英年譜》修正了這一說法,表明華、葉商談之前,葉、汪已經議論過。葉、汪交換意見的情況,《葉劍英年譜》語焉不詳;武健華前些年和2013年發表的文章,則有詳述。據武健華說,9月12日至10月4日,葉、汪曾四次密談。9月12日,葉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弔唁和守靈,上午休息時在福建廳與汪就政治局勢交換意見。兩人都感到局勢的嚴重;葉指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

9月15日,葉又到人民大會堂守靈,並會見前來弔唁的各國外賓。會見外賓後,葉在東大廳南側一間辦公室,再次同汪交談,葉提出「我們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僅證實了《葉劍英年譜》所說,而且遠比《葉劍英年譜》具體。武不是醞釀此事的直接當事人,但系汪東興(時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直接部下;據他說,當時汪同華、葉交談之後回來都與李鑫和他通氣。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談時間,與《葉劍英年譜》不一。查《人民日報》,9月11日至14日,葉連續四天去人民大會堂守靈,15日未去。故武文所說時間可能有誤,葉、汪第二次密談當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說,葉劍英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前後,已經就解決「四人幫」達成共識。提出這種看法的是葉選基(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根據,是1976年7月葉劍英曾去華國鋒家拜訪,表示支持華主持中央工作,提出黨不能搞第二武裝,直指「四人幫」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陰謀。寥寥幾句,看不出葉、華是如何談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於葉、華這次談話,其實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記述比較細緻,而談話的情況是葉劍英親口向熊蕾父親熊向暉(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轉述的。

據熊蕾所述,葉劍英同華國鋒談話,與熊向暉的建議有關。葉、華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7月,華稱葉是「九億人民的元帥」,表示了對葉的敬重。葉主要問了華兩個問題,一是治國方針,華說“舉一綱抓兩目”,“一綱”是階級鬥爭,“兩目”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二是人事安排,華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華向葉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提醒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只能一個,不能搞多中心。葉對他和華的面談非常滿意。(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沒有提及葉、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看來,這次談話加深了葉、華彼此的了解,但說兩人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了共識,則根據不足。

1976年10月6日, 中央政治局執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圖為李先念(左)與華國鋒(中)、葉劍英在24 日北京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大會上

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

醞釀是一回事,提出動議又是一回事。究竟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過去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葉劍英。近十多年來主要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表明,提出動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

李先念事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他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吳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託。吳德不是這個情節的直接當事人,他大概是從華那裏得知的。因為他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華國鋒回答老熟人的詢問說: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發表過回憶。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直接當事人,很可能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再轉告王震和熊向暉的。熊蕾顯然是從父親那裏聽說了此事。這個拐了幾道彎的回憶,也許算是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訪葉劍英的,葉選基的轉述很含糊。《葉劍英年譜》則明確記述: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些知情人還提到一個過去不大知道的情況:毛澤東追悼大會後,李鑫曾向華國鋒進言,建議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記述比較具體。他說,9月12日(不是毛澤東追悼大會之後,追悼大會是9月18日——筆者注)李鑫就跟汪東興議論過「四人幫」的動向,建議“早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議他找個時間同華談談。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耿飈也說,華國鋒當時的住處是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參見《耿飈回憶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葉劍英傳》稱,華國鋒當時居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衚衕),同華談了「四人幫」的情況,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華“聽進去了”,但沒有明確態度,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以前引當事人的回憶,李鑫向華彙報時,華此前兩天或一天已經委託李先念去向葉提出動議,所以,華不表態很可能是出於保密的緣故。

華國鋒、李先念的回憶,吳德的口述,還有熊蕾的文章,所說時間和對話內容不盡一致,但基本情節相同,都說是華國鋒最先提議,經由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得到早有此意的葉劍英贊同。

目前的疑點有:第一,華國鋒是什麼時候提議的?據華本人的記憶是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吳德回憶是9月11日,時間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葉轉達華的提議的?華國鋒、吳德的記憶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說是9月14日,《葉劍英年譜》則說是9月24日。三個說法,前兩個相差一天,後一個則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提議後,葉何時與華面談的?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細節。據華說,9月21日葉去他家商議此事。《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華、葉有三次密談。也就是說,李帶話之後,華、葉的第一次面談,應該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細究起來,《葉劍英年譜》不僅與華國鋒所說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葉轉達華的提議,怎麼會9月中旬華、葉已經秘密商議?第四,吳德口述談及一個情況:華曾告訴他,9月11日華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也就是說,葉、汪密談前一天,華、汪已經談過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葉、汪密談應該會涉及華、汪談話,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華報告。但武健華所記,絲毫沒有提及。誰的記憶有誤,一時尚難判定。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開,汪東興(右)和吳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

以往的說法是,出於保密,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從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看,這種說法並不屬實。

據前引史料,至遲到9月14日前,至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已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共識,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華與葉之間的互動。華與葉是如何商量的?這方面材料不多,華國鋒事後曾零星談到。1977年3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轉引自《葉劍英傳》)2000年5月,華對《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談及,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採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徵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見。(參見《李先念傳》下)更多的詳情,由於兩位都已故去,無法向人們披露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間的聯繫,是葉劍英分別溝通的。

據葉向真說,這是葉劍英的安排。葉向真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裏談部署和安排」。“汪東興不能出來,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隊的??他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人摸不著汪的動向,這就是葉帥的部署。”“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也不能走來走去。”事後葉向真問汪東興、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汪說,“你父親要我和華國鋒同志不要動,他在我們中間來回穿插”。(周海濱《“紅色公主”葉向真——凌子口述歷史》,《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從回憶和口述史料看,商議過程中,華、葉、汪的確未曾三人碰頭;不過,華汪之間還是有幾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與其他政治局成員的聯繫,是華國鋒本人溝通的。據吳德口述,大約是(九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他在國務院後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他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他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麼,沒有再往下深談。(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華國鋒的記憶證實了吳德口述,他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參加的有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他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話音剛落,有位同志就說,對「四人幫」也應該區別對待,其他人沒有發言,顯然不能再深談下去了。華感到範圍大了不行,只能個別串連。(《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的談話,2000年5月20日。參見《李先念傳》下)華、吳所憶,情形基本一致。與吳德口述對照,華說的“有位同志”就是紀登奎。

吳德口述和華國鋒的回憶表明,華、葉、汪、李分別聯繫後,華又同政治局成員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或許加上陳永貴作了溝通。據吳德口述,事後華國鋒曾告訴他,華還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說,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說,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為追隨「四人幫」的吳桂賢、有恙在身的劉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員都程度不同地參與或知曉此事。

高層人士之間的聯繫,除了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一些元老和將帥,後者主要是通過葉劍英來溝通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1日,葉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聶榮臻派去的楊成武(時任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談話,楊成武轉達了聶榮臻有關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9月24日或25日,葉在住地同粟裕(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宋時輪(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談話,告知要解決「四人幫」問題;10月3、4日,應陳雲要求,葉劍英派葉選基將陳接至家中,徵求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此前,葉還在住所同鄧穎超談話。據陳雲說,葉還準備告訴聶(榮臻)、徐(向前)兩帥。聶榮臻的回憶證實:10月5日葉劍英要楊成武告訴他,事情已商量好,請他放心。(《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傳》說,毛的追悼活動結束後,葉劍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圍部隊的情況,粟知道解決「四人幫」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了解了部隊情況,向葉作過彙報。(《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葉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是碩果僅存的仍居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將希望寄託於他。

上述情況還說明,「四人幫」積怨甚深,毛澤東逝世前後,黨內上層對其不滿已不是個別人和少數人,而這種不滿也到了快要爆發的程度,儘快解決他們的問題漸成一種隱伏的共識。

尚存的疑問,一是在國務院會議室的議論到底是幾號?吳德只記得十幾號,華明確記得是9月16日;二是陳永貴是否參加了這次碰頭會?華說陳參加了,吳德口述則未提及。李先念也說過,陳永貴不知此事。(李先念談話記錄,198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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