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石（資料圖）
1987年，喬石接棒陳雲，成為1978年中紀委重建後的第二任中紀委書記，自此直到1993年調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擔任中紀委書記的五年多，各級紀檢機關查處黨內違紀案件874690件，處分黨員733543人，其中154289人被開除黨籍，42416人移送司法機關。733543名受處分的黨員中，省軍級110人，相當於每年查處22名省軍級官員。
主張紀委與政法委各司其職
喬石履新中紀委書記時，同時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他面臨的首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擺正紀檢部門與政法部門的關係。
司法部原副部長佘孟孝2012年發表的回憶文章中說，「當時，在反腐敗鬥爭中，有人主張紀檢部門與政法部門‘聯合辦公’，共同處理違紀違法案件;有人主張公、檢、法各部門提前介入紀檢部門查處的重大違紀案件，便於以後連線跟蹤查處違法案件」。
「對這些主張，喬石毫不含糊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佘孟孝在文中寫到，對於政法委跟紀委的關係，喬石有以下四大主張。
查處違法是以憲法和法律為準則，必須由國家司法部門來承擔;查處違紀是以黨章和黨的組織紀律規定為準則，必須由黨的紀檢部門來承擔，二者各司其職，不能合在一起。
紀檢部門查處違紀案件中，發現有的黨員涉及違法犯罪，先要處理違反黨紀行為，然後再把涉嫌違法犯罪材料轉交給檢察部門，由檢察部門依法確定立案不立案、起訴不起訴。各按規定程序辦，不能違反法定程序。
紀檢部門把涉及違法犯罪的案件交給司法部門查辦後，要尊重法定的公安部門的偵察自主權、檢察院的檢察自主權、法院的審判自主權,不能再作任何干預。
司法部門在辦理紀檢部門提供的違法犯罪案件的過程中，如案情有新的發展，應跟紀檢部門通氣。
「從此紀檢部門和司法部門都按此辦理，使查處違紀違法案件步入了各司其職的正軌」。
23年前中紀委報告中列舉的不正之風
1992年10月9日，中紀委九次全會召開，這是喬石擔任中紀委書記的最後一次中紀委全會。
工作報告中回顧過去5年的工作時提到，「糾正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是當時的工作重點，並列舉出了不正之風的具體情形：黨政幹部違紀違法建私房，用公款超標準裝修住房，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和吃拿卡要、弄權勒索，利用職權用公款送子女入學，用公款大吃大喝、遊山玩水、揮霍浪費……
報告中的「今後工作建議」部分提到，“各級黨委要建立黨風和廉政建設責任制，切實加強對黨風和廉政建設的指導，黨政主要領導要親自抓”。
佘孟孝在文中回憶說，「他一直認為反腐倡廉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保證。他一貫主張要從源頭上解決權力的監督問題，使所有掌權者，不論職務高低，都要受到各方面多渠道的監督，使權力只能依法為民服務，而不能為己謀利，這樣才能使腐敗現象無法成風，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建立紀委信訪機制 鐵道部兩副部長落馬
目前，舉報信訪是紀檢部門「打虎拍蠅」的重要線索來源。紀檢部門信訪機制的構建者，正式喬石。他履新中紀委書記後，就建立了覆蓋各級紀檢部門的信訪制度。其擔任中紀委書記的五年多，全國紀檢系統共受理群眾來信來訪7249萬件次。由此查處了大批貪腐官員。
：1988年，中紀委信訪部門陸續收到許多舉報線索，檢舉時任鐵道部副部長張辛泰以權謀私。沒多久，鐵道部另一名副部長羅雲光的嚴重失職和受賄問題被發現，中紀委要求張辛泰赴鄭州，協助調查羅雲光案。張辛泰表面上「協助調查」，暗地裏先後3次潛回北京，接受他人賄賂。1990年5月，辦完羅雲光案後，中紀委集中調查張辛泰的受賄線索，張辛泰自以為天衣無縫：“送禮人送東西時，我當時不在北京，現在正要向組織說明。”最終，中紀委工作人員在鄭州查到了張辛泰潛返北京受賄的證據，張辛泰終告落馬。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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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與毛澤東在陝北（資料圖）
抗戰伊始，一聲政治驚雷在風雲變幻的時空中炸響，且毫無徵兆——這就是中共重要領導人張國燾脫離共產黨，投向國民黨的政治事件。
按照慣例，1938年的清明節也是共同祭掃黃帝之時。國民黨中央這次派出的代表為西安行營主任、中央執監委員蔣鼎文，而中共需有相應級別的官員陪祭。
至於中共為什麼派張國燾作代表，尚未見到相關記載，可能是他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職務）的身份所致，張自己的回憶也提到這一點。
張國燾那時並不忙碌，他頗為自得地說：「我那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伍修權代理得相當順手，他很少來麻煩我。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靜的設計走自己的道路。」（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3冊第430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張國燾這次祭掃的隨行人員有他的陸秘書、警衛員張海和一個警衛班，他們合乘一輛大卡車，經甘泉、鄜縣、洛川到達中部縣。
4月5日清明節，蔣鼎文會同省政府主席孫蔚如、省黨部負責人任覺伍等到達中部縣。蔣、孫、張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蔣鼎文在黃帝陵前宣讀祭文。
祭祀儀式完畢後，張國燾對隨行人員說：「你們先開車回延安吧，我還要到西安去，有事找林主席商量。」根據張國燾的警衛員張海回憶，他當時很焦急地對張國燾說：“毛主席不是說了，叫你掃完墓就回延安嗎？”然張國燾不予理睬，祭掃一畢，即將準備脫離共產黨的意向略告蔣鼎文，然後與蔣同乘一輛小汽車駛往西安。張海以護衛張國燾安全之名，設法搭上蔣鼎文警衛人員的大卡車，雖然略遲到達西安，終還是在西京招待所找到了張國燾。張海“看到他（張）鬼鬼崇崇的行動，很生氣，就產生了懷疑，心裏想：張國燾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為什麼到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又不到我八路軍駐西安的辦事處，卻住在國民黨的高級招待所呢？”（張海《橫眉冷對，英勇無畏》，載《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
蔣鼎文將這一重要情況電話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問了大概，要蔣鼎文速通知戴笠安全護送張國燾到武漢來見他。於是張國燾在特務的嚴密保護下抵達武漢。中共代表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李克農聞訊後亦先後而至，苦口婆心勸導張國燾返回延安，不成。4月11日，張國燾打電報給毛澤東、張聞天：「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次日，毛澤東等五人聯名給張國燾發去勸告電文：
國燾同志：
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
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轉引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第17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
勸，誠懇希望張早日歸來，一切事情均可商談。哪知在次日，張卻發表公開書面聲明，宣佈脫離共產黨。幾番電文往來，毛澤東知張國燾脫離中共之心已堅，乃在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義，決定開除張黨籍。
張國燾為什麼要背叛中共呢？時任陝甘寧邊區秘書長的伍修權在其回憶錄中有所涉及：「由於統戰工作開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託去西安代表我黨中央進行統戰工作，邊區政府主席職務就由張國燾代理。我被任命為邊區政府的秘書長……其中也確有這麼個含意，看張國燾是否搞鬼」，“他對我也一樣，彼此互相戒備，心照不宣。張國燾對工作很不起勁，不大管事兒。”（《中共黨史資料》第2輯第192頁）
而張國燾則說：「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黨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種種約束，人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尋找最近的機會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考慮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這一次的祭禮是由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至於張國燾投向國民黨的方式和時間，蔣鼎文的回憶也有所提到：
報給戴雨農，由戴雨農把他接了去。（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9期第59頁）
5月2日，張國燾發表的《告國人書》稱：「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張國燾認為共產黨僅是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實際上“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圖發展……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這些話由他說出來，起到了對立彼方無法起到的作用。
張國燾初到西安之日，與蔣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長談，提供了現時中共對付國民黨的相關政策和手法。
為消除張國燾出走的負面影響，中共果斷採取相應措施，毛澤東特別重申組織紀律：
（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要避免再發生張國燾事件。（《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