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宣佈「復職視事」，重任“總統”（資料圖）
抗戰中後期，國民黨統治日趨腐敗。人才選拔道路壅塞，各級機關人浮於事，大小官員競相聚斂。國民黨統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缺乏一個鼓勵人才發展、監督官員行為的有效監督機制，是國民政府政治構架的致命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依據孫中山制定的軍政、訓政、憲政三程序，長期實施訓政，即以黨治國，國民黨一黨獨大，各種監督機構形同虛設。
貪腐大案層出不窮
官員提升名義上通過組織層層選拔，但由於不具備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實際完全以上級的一己好惡為標準，不可避免形成「有能力者往往沉浮於下僚，無遷升之望，……因貪污被誅之軍人、公務員，為數頗多，而後來者仍毫不畏懼，群起效尤」(《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的局面。當時，國民黨內部一份有關山東黨務政務概括的報告，生動刻畫了山東地方高級官員的種種醜惡形象，實際也是整個國民政府統治區官場的真實寫照：
“缺乏領導能力又無真實信仰，對於下級早已失去領導作用;
對縣黨部負責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擁護其個人，是否自己親近為標準，不以是否有領導全縣之能力與信仰為標準。甚或對於有能力有信仰之縣黨部書記長加以嫉視，無故撤換。
對於轉發下級黨之經費，多不按時轉發，或藉此以謀私利，或供其個人揮霍之需。 ”
貪污是國民政府吏治腐敗最明顯的見證。早在上世紀30年代末期，政府內的貪污腐化現象即十分猖獗，據1939年軍統重慶特區報告，他們秘密查獲的貪污不法人員包括交通部長張嘉 、重慶衛戍司令劉峙、二十九集團軍司令王纘緒、第二十四軍軍長兼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等。抗戰中後期，各級權力機構貪污現象比比皆是，從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員到地方的保甲長，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揮霍浪費行為。當時重慶等大都市大小官員吃喝成風，如蔣介石本人所形容的：
「輿馬填塞於酒寮，柬帖紛馳於衢市……在一般社會，方苦物價之高昂，我黨政軍人員乃日食萬錢，無稍顧惜。」
在這種情況下，先後發生了幾起公佈出來的大案，如黃金提價泄密案、高秉坊案、朱羲農案等，雖然這些案件不一定是當時政壇中真正最嚴重的，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黃金案：1943年11月，國民政府為緩解通貨膨脹壓力，以向美購買的500多萬兩黃金作基礎，實施出售黃金，收回法幣政策，回籠貨幣，吸收遊資。由於通脹愈演愈烈，出現擠兌黃金現象，國民政府不堪重負，財政部在不斷提高金價基礎上，又於1945年3月決定大幅提高黃金比價。但是，決定還未公佈，這一經濟絕密即遭泄露，一些人乘機在調價前一日大肆搶購黃金，短短几小時，政府差價損失即達幾千萬元。事發後，蔣介石當然在日記中表示：「美金公債與黃金舞弊案正在徹查中」，但最終只是象徵性處理了少數有關人員，大部分責任者都被層層庇護，逍遙法外。
高秉坊案：高事發前為國民政府財政部直接稅署署長，他長期挪用稅款，囤購物資，1945年2月，又擅將公款700餘萬元存入銀行。「該署經辦稅款保證金，竟無確實收入賬目可稽，開徵已四年亦從未清查。」在孔祥熙漸告失勢後，高案被揭露。初被判處死刑，後復判改為無期徒刑。
朱羲農案：朱原為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他利用搶運儲存茶葉的卡車私運商貨，牟取暴利，被查出後逮捕。
「開明專制」代替法制
制度建設欠缺，行政效率低下，各級機關人浮於事是國民政府政治腐敗的另一表現。蔣介石雖然為行政制度化程序化作了一定努力，但他事必躬親、獨攬權力的做法首先動搖了國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礎。蔣一人身兼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總處主任、中央設計局總裁等多項重要職務，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權力制衡與監督機制被破壞。另外，蔣對法制建設也缺少熱情，他曾明確表示：「天下只有治人，沒有治法」;“倫理的教義，比較法制更積極，更自然，亦更能深入於人心。”開明專制的傾向極為濃厚。
但是，開明專制對統治者素質的要求其實是極高的。且不說蔣的統治基礎、知識背景和性格修養能否達到開明專制的要求，僅就其政治能力言，就讓人懷疑。如在人為造成的冗繁事務中，蔣經常弄到糊塗的地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他早就送交蔣的報告，卻被蔣催問，當馮告知實情時，蔣「屢說對不起，復問余之督練十條。余亦答以今早即送來，蔣先生亦未收到，更為難過」。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由於制度建設缺乏，中央政府的蔣介石個人擅權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諸侯的身上層層上演，權力監督和行政效率成為空中樓閣。曾在國民政府擔任高職的蔣廷黻回憶：“一項新措施在立法時，人們都很認真。一旦立法完成人們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來的確很多，但詳細計劃卻很少，至於談到努力不懈地去實施改革，那就越發的少了。”張治中也談到：“舉凡一周兩周可以解決之問題，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結論。”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往往形同具文。如史迪威觀察到的，蔣介石“發佈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麼。他了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況，但他沒有治癒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麼。”
基層組織的狀況加劇了國民政府的腐敗。雖然推行保甲、實行新縣制，國民政府對基層組織的控制並不嚴密。基層社會及政權的控制權仍牢牢把握在一些傳統士紳及權貴手中。如當時有人注意到：「各地方土劣勢力年來以谷價高昂有增無減，縣參議會為其把持者實不在少。」“如果官紳好，縣政進行有些辦法，而老百姓也可以少吃一點苦，不然縣長與土劣勾結，老百姓真是冤苦無處可告。”上級機關監督不嚴，百姓又習於順從，國民政府為完成地方自治設計的鄉鎮保民大會多屬有名無實，基層官吏乘機大肆營私舞弊，欺壓鄉民：
鄉村派款……種種名目，繁雜不可爬梳，則更廣及於一般貧弱下戶及貧苦佃農，每戶每年亦皆負擔數百元以至數十元不等。據各方報告一不法之鄉鎮保長有貪贓數十百萬之多。
不受約束的權力不斷膨脹，其向百姓的需索是無底線的，基層官員苛剝百姓達到這樣的程度：「有的地方開會送通知，甚至都向人民要錢。」
權力的濫用和社會結構的不合理，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權勢階層可以憑藉權力牟取暴利、揮霍享受、欺壓百姓，而普通百姓的權利卻難以保障。普通百姓遭受權力機關及權貴、軍警欺壓、凌辱、訛詐、毆打、殺害的事件時有所聞，人民財產被強行徵用、非法沒收甚至被權貴佔為己有的現象也多有發生。重慶發生特務公然槍殺工人胡世合的惡性案件，引起工人與政府之間的嚴重對峙，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1944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十二中全會宣言承認：「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種服務人員之玩忽職務，而受意外之損害者，或因逾越職權之措施，而遭法外之苛擾者。」同年11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30多名不含政治色彩的代表聯名提出要求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提案，特彆強調如下幾點：
人民應納糧額，應照法定手續交納。如有不法抑勒敲剝被害人得向法院告訴。
保甲經費應由政府規定統收統支，不得由鄉保自行征斂。
政府如有特別必要，向人民派款或購糧，須由中央按照國家總動員法確定擬派標準，配賦各縣市。由各縣市組織配額分攤委員會按照各戶田畝及財力，公平分攤。不得由地方官及承辦人員任意指名勒派，上下其手。
由政府嚴令軍隊，不得直接向人民征取馬乾給養，尤其不得派款購糧。
這些，本為政府行政和社會公正的最基本要求，但就是這些最基本的原則，當時社會也遠遠無法做到，參政員們的要求，毋寧說還是一種奢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專長為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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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侵華期間設立的慰安所
韓國日軍隨軍性奴隸姜德京的畫作《處罰責任者》
曾經走上侵略戰爭道路的國家不止日本一個。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軍隊押解著數十萬女性漂洋過海、翻山越嶺，逼迫她們為士兵提供性服務，以鼓勵士兵在侵略戰爭中去血腥廝殺。
這種軍隊性奴隸制度（日本沿用本國舊稱，把軍隊性奴隸曖昧地稱作「慰安婦」），與戰時偶發的強姦案完全不同。在軍隊性奴隸制度下，受侵略國的絕大多數受害婦女是被強逼或欺騙入軍，失去人身自由，充當性奴隸的，她們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當今世界，也只有日本這一個國家，在主流政治層面，公然為軍隊性奴隸制度張目。
傳統「性政治」觀念
日本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與其社會構造和對「性」的觀念有關。
古代日本奉行一種「性政治」觀念，他們並不把「性」僅僅看作一種私人領域的行為，而是從國家的角度把它當成一種公共資源。這從幕府時期以消解敵對力量為目的、以“閹割大名睾丸”的藝妓培養為突出標誌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國家倡導的對資本原始積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戰爭時期為本國軍隊配置「慰安婦」的軍隊性奴隸制度，都可以看出這條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類的可恥觀念的明線。
「慰安婦」作為專有名詞，至少在13世紀中期就已經出現，據小野武雄《吉原和島原》一書的記載，足利將軍二代時，為了激發官兵的鬥志，就為受命討伐菊池光武的軍隊（1359年），每船配備10至20人的“傾城”（妓女），作為“夜晚的慰安婦”。
到19世紀中葉，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與游女的特殊關係，已經成了流傳後世的浮世經典，例如京都祗園的藝妓君尾捨命救井上馨和木戶孝允，以後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戶孝允的妻子幾松也是追隨他反幕生涯的藝妓，西鄉隆盛的女友則是名為「阿虎」的藝妓。至於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稱“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來也是出生於馬關的藝妓。維新成功，明治政府遷都東京後，這批政府要員喜歡到東京的新橋游廓（妓院）尋歡，伊藤寵愛其中的藝妓阿倉，為了掩人耳目，便讓阿倉到橫濱開設茶屋富貴樓，於是這裏成了伊藤的別宅。
二戰時性質改變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業發展得如此之快，與大量軍隊長期駐紮海外是有關係的。有軍隊駐紮之處，就必定有賣春業者建「料亭」（即飯店，有女性服務）為軍官服務。「料亭」的作用，就是為軍官召開諸如作戰謀略、與商社秘密接洽會議時提供類似“待合政治”的場所。
還有就是賺軍隊的錢，秉承游廓一貫的與政府緊密結合的傳統，日本軍隊打到哪裏，游女屋就服務到哪裏，與日本的侵略擴張相伴始終。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這僅僅是政府認可的從業人數，可見這支隊伍是多麼龐大，無怪乎被研究者稱為「娘子軍」。學者谷川健一認為，日本的賣春婦作為「娘子軍」，起到了“皇軍先遣隊”的作用。
日本侵佔並經營中國東北時，關東軍、「開拓團」、南滿鐵路像吸血蝙蝠一樣吸吮著中國東北的肥田沃野，在大連、旅順、奉天等地也聚集著大量的日本妓女和游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為實現徹底駕馭朝鮮的目的，推行鴉片、娼妓的發展政策，到處興建「紅燈區」。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這一政策實施得更快。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便利用戰時體制，一鼓作氣地推行“朝鮮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鮮青壯年充當炮灰或苦力，並強征朝鮮未婚女子到日軍中從事“特殊任務”，即充當軍隊性奴隸（即所謂「慰安婦」）。
「慰安婦」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產物，在二戰中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迅速發展為軍隊性奴隸制度。
制度化五大動機
日本政府和軍隊實施軍隊性奴隸制度的動機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為了減少違反軍紀的個人強姦行為。
1938年6月，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承認，在駐華日軍中發生了大量的掠奪、強姦和放火等行為。日軍髙層認為，為了減少違紀事件，只有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所謂「慰安婦」制度），以恢復佔領地的秩序，也就是犧牲佔領地的女性來維護日軍的紀律，讓慰安所起到防止日軍違反軍紀的所謂“安全閥”的作用。
當日軍第116師團即將進入湖南寶慶時，後方主任將憲兵隊長山田定招去說：「司令部最擔心發生強姦的事件，憲兵隊長，為預防這種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婦’來？」於是搶來一批中國婦女，設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說：“現在的兵團，幾乎都有‘慰安婦’團隨行，似乎成為兵站的一個分隊。”這實際上是以整體的、有組織的國家犯罪來替代軍人的個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務以穩定軍隊、安定軍心，並使官兵士氣高揚，增強戰力。
首先，以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疏導官兵之間的緊張關係。日本軍隊因其法西斯性質，內部實行一種絕對的家長制度。新兵時常遭到老兵的毆打，長官更是以欺壓士兵為能事。
這種官兵關係使士兵感情壓抑，對軍隊生活產生厭惡、仇恨心理，這種人性壓制的無序發泄便是強姦案的大量發生，以及反抗長官事件的增加等。於是日軍上層企圖通過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把軍隊性奴隸作為士兵發泄的對象，起到一種「鎮靜劑」的作用。1939年6月，日軍獨立炮兵第3聯隊的《陣中日記》寫道：“現在，「慰安婦」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軍把軍隊性奴隸作為獎勵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隊的戰鬥力提升。
由於日軍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潭之中，沒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時是歸期，導致官兵情緒低下。而且，日軍的生活設施也較為簡單，毫無樂趣和享受可言。長期的禁慾生活使日本軍人積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軍方需要通過提供女性來刺激士兵的士氣，使其為軍國主義賣命。
日軍前線軍官曾反覆指出，為了鼓舞士氣，必須要解決性問題。1940年陸軍省醫務局長三木良英在視察關東軍後寫道：「第一線的生活，一般都不佳，當考慮精神慰安、給養問題。據部隊長所說，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連發生，精神低落。」接著說：“土肥原師團長要求派遣慰安團。據說，國境守備隊3年間完全沒有外出，應該督促愛兵恤士。”從中可以知曉當年日本軍界大規模設置慰安所的動機。當戰鬥白熱化時，軍官會驅趕軍隊性奴隸到戰壕中 “慰安”士兵，以此激勵窮途末路的士兵的戰鬥熱情。因此，日軍的後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婦」稱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隊”。
另外，軍方希望用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撫慰戰敗或對戰爭恐懼的士兵。士兵在戰場上不知何時就會突然死去，他們普遍帶有強烈的恐懼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他們在戰揚上會幹出種種暴行。日軍高層認為，讓士兵與女人親近，有利於擺脫或緩解這種恐懼心理。
第三，預防性病的流傳。
即使在日軍內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軍方規定戰傷為一等症，內科疾病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難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軍出兵西伯利亞的戰爭中，性病患者的人數竟比戰死的人數還多，究其原因就是強姦當地婦女所致。日軍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違紀行為，就只能通過慰安所滿足其性要求，並對軍隊性奴隸實行嚴格的體檢。—般須每周檢查，最低限度是一個月檢査一次。不合格者絕對禁止接待士兵。同時，日軍還通過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來預防性病。
第四，治安與防諜。
日軍高層擔心，如果日軍士兵為解決性問題而直接到佔領地民間的妓院去，與佔領地民眾接觸，尤其是與當地娼妓接觸，容易暴露日軍兵力、作戰動向，妓女有可能將日軍情報轉送給中國軍隊。因此，為了阻止日軍官兵的自由活動，設立軍隊控制的慰安所，強迫婦女「從軍」來為軍隊服務。
—個日軍老兵曾道出心裏話：「日本慰安婦可以放心，朝鮮慰安婦也可以放心，她們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會向敵方泄露情報。之所以不徵集中國女性作慰安婦，就是為了防諜。」實際上，由於日本、朝鮮性奴隸的數量仍滿足不了日軍的需要，於是，就大量強征中國女子為軍隊性奴隸，並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國婦女身上的發泄，對日軍士兵具有特別意義。
戰爭初期，日軍士兵對中國婦女的強姦案迭出，但據說他們不太願意在慰安所內接觸中國婦女。不過當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則出現了明顯變化，日軍大規模強征中國婦女充當軍隊性奴隸，據說這樣能夠撫慰那些因長期戰爭遭受挫折而產生沮喪情緒的日軍官兵。他們在戰場上被中國軍隊打敗的心理，在中國婦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軍情報部一名軍官在給陸軍本部的文件中指出：惟有中國「慰安婦」能對日軍士兵產生這種心理作用，當武士道不能支撐崩潰的士兵時，中國「慰安婦」的肉體卻能對恢復士兵必勝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國女人身上得到滿足，必將在中國領土上得到滿足。
他建議軍方必須更多徵用中國女人做「慰安婦」，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安慰日本軍人，樹立他們必勝的信心。因此日本軍方首腦反覆強調，“軍隊中的‘慰安婦’，對於鼓舞將士的士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為何不敢亮「家醜」
《產經新聞》曾發表國民來信，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難以見人的陰暗面，就像人體有私處一樣，所以，家醜不可外揚，像「慰安婦」之類的事，只能悄悄說，不能到處張揚，或者在學校里告訴孩子。再說，軍隊和性的管理，本來就是令許多國家頭痛的事。當時，日本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軍隊到底在海外做了什麼，對於作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與“妓女”的差別，本來並不十分了解。這也是為什麼右翼勢力堅決反對在教科書中寫進戰爭暴行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還有一種認同度比較高的觀點，那就是大家應該把過去全忘掉。一個沒有經歷過戰爭的35歲日本人給報社來信說，「儘管‘慰安婦’問題是一件與我們這一代人不相干的往事，但是這確實是一個使我們的國家遭受指責的問題……來自於過去的‘慰安婦’問題似乎由韓國粗暴地強加在我們身上，他們要求在國家層次上給他們提供補償，在我們竭盡全力推動現代化和發展未來社會的時候，‘慰安婦’問題給我們傳來了一種受‘精神侵略’的感覺。沒有必要再把年輕的一代人拖回到過去的那種關係中。」
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鴕鳥姿態。這部分比較年輕的日本人不知道如何才能卸下先輩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歷史負擔。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繼承者，但是，一些繼承者只想繼承財產，不想繼承債務。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一切債務煙消雲散了，希望能夠在陽光下沒有影子地跳舞。
更有甚者，他們反而認為這些債務是強加給他們的所謂的「精神侵略」，儘管他們知道日本軍方對戰爭負有責任，但是仍認為軍隊在戰爭中的魔鬼形象是周邊國家塑造出來的，這種形象將在精神上威脅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使他們喪失民族自信心，“當一個國家沒有驕傲的時候，會有未來嗎？”這是他們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這一心理，後來成為右翼攻擊左翼的道歉為“自虐史觀”的依據。
然而，也有正直的日本公民批評不認罪的態度。一名學生說：真正的「精神侵略」是日本沒有糾正其過去犯下的錯誤。前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土屋公獻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政府只有承擔了法律責任，才能取信於亞洲及全世界人民。否則，日本將不能恢複名譽，不能與世界人民和平共處，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驕傲。對過去進行清算，大家一起發展經濟，我認為這是一條最現實的道路。希望讓更多的日本人知道中國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