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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有影響的國民黨起義將領的最後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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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有影響的國民黨起義將領的最後歸宿

2019年06月28日 17:41

邯鄲起義後,高樹勛(右三)和鄧小平(左一)、劉伯承(左四)等合影。

一、高樹勛:字建侯,河北省鹽山縣人,原系西北軍馮玉祥的部下。抗戰勝利後,高樹勛任國民黨軍新八軍軍長。1945年10月,孫連仲率高樹勛、馬法五、魯崇志等三個軍沿平漢路北上。大軍走到邯鄲、磁縣一帶,被我軍圍阻,我軍發起了平漢戰役。我軍區參謀長李達冒險穿過火線親自到高樹勛軍營面談,這使高樹勛很感動,終於下定了決心起義。高樹勛率新八軍及河北民軍萬餘人,在馬頭鎮正式宣佈火線起義,聲明脫離國民黨陣營。

高樹勛部撤出戰場後,戰役態勢立即發生了轉變,另外兩個軍,軍心動搖,鬥志渙散,迫使他們由就地防禦改為向南退逃,我軍由阻擊改為追擊。最終,我軍全殲敵軍近4萬人,生擒第十一戰區副司令兼40軍軍長馬法五、副軍長劉世榮等高級將領,並繳獲了大量的軍用物資和武器彈藥。

1945年11月1日,高樹勛、喬明禮等率領新八軍、河北民軍1萬多人撤離戰場後,到武安縣伯延鎮一帶休整。在毛主席的提議下,高部改稱為民主建國軍。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國軍成立大會在武安縣伯延鎮隆重舉行,任命高樹勛為民主建國軍總司令、王定南為總政治部主任、范龍章為第1軍軍長、喬明禮為第2軍軍長。

新中國成立後,高樹勛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4歲。

二、潘朔端:雲南威信縣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戰勝利後,潘朔端調任60軍184師師長,從越南海防海運八晝夜到遼寧葫蘆島登陸,駐防海城、鞍山、營口等鐵路沿線。1946年5月27日,民主聯軍逼近海城一線,潘朔端抓住機會,在海城宣佈起義。

海城起義後,184師光榮改編為「中國民主同盟軍第1軍」,潘任軍長。同年10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7年秋,他申請到東北軍政大學學習,後調任嫩江軍區副司令員。1948年8月,他因工作需要調任四野十二兵團副參謀長,為策動長春城內60軍的起義作了大量工作。

1949年底,潘朔端調隨宋任窮、周保中南下雲南,接管昆明,轉入地方。1950年3月28日,昆明市人民政府成立,潘朔端被任命為市長,後又被選任市長直至1968年。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潘朔端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仍對黨赤膽忠心。1972年,潘朔端以昆明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再度主持政府工作。1978年8月9月14日因病逝世,終年78歲。

三、曾澤生:雲南永善人。早年入滇軍,曾就讀於雲南講武堂。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隊。1928年畢業於黃埔軍校高級班軍事科。畢業後回到雲南,長期在龍雲部任職。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升任國民黨第60軍第184師師長和第60軍軍長。曾率部參加了台兒庄會戰、武漢會戰和贛北對日作戰等。1945年8月,從雲南蒙自、屏邊地區率部赴越南接受日軍投降。1946年4月,率部從越南的海防港直接開拔來到東北,駐守長春。1948年遼瀋戰役中,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國民黨第60軍軍長曾澤生在「突圍無望,固守待殲」之際,於10月17日毅然宣佈起義,率部退出長春,待命改編,並引導解放軍進入其東城守備區。曾澤生的起義,使國民黨殘留守軍陷入混亂,紛紛投降,長春在兵不血刃下宣告解放。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原國民黨第60軍這支起義部隊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的番號,並任命曾澤生為軍長,徐文烈任政治委員。其原屬第182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48師,由白肇學任師長。原屬暫編第21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49師,由隴耀任師長。原屬暫編第52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50師,由李佐任師長。全軍共2.3萬人,歸第四野戰軍建制。

新中國成立後,曾澤生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和一級解放勳章。1973年2月在北京病逝,終年71歲。

四、吳化文:字紹周,山東掖縣人。1920年從軍,曾任馮玉祥部團長、韓復榘部手槍旅旅長兼濟南警備區司令。起義前夕,吳化文任整編第96軍軍長兼第84師師長。

1948年濟南被圍困時,由於我黨多次去吳部做工作,最後說服了吳化文,吳於10月19日晚率所部二萬餘人宣佈起義。

在濟南戰役的關鍵時刻,吳化文率兩萬多人起義,打亂了濟南守敵的防禦體系,動搖了敵人堅守濟南的信心,加快了勝利進程,減少了部隊傷亡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可以說吳化文為人民立了一大功。

祝賀吳化文起義,朱德總司令和華東野戰軍首長也致電吳化文祝賀。10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宣佈:吳化文部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任命吳化文為軍長。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發起了渡江戰役。吳化文和他領導的35軍參加了這一戰役,他們在攻佔了長江北岸的三浦(浦口、浦鎮、江浦)後,和其他解放軍部隊一起攻佔了國民黨政權首都南京,把紅旗插在總統府上。吳化文部略事整頓,即迅速南下,追擊國民黨殘軍。5月3日解放浙江杭州,吳化文被任命為杭州警備司令。

新中國成立後,吳化文曾任浙江省交通廳廳長,1959年起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1962年,吳化文因病逝世,終年58歲。

五、廖運周:安徽淮安人,黃埔軍校畢業。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大革命失敗後,接受中共的秘密指示,長期在國民黨軍隊中隱蔽。起義前,廖運周任110師師長。淮海戰役期間,廖運周率全師官兵舉行戰場起義,投入人民解放軍行列。

廖運周撤出戰場後,陳賡司令員就親切地接見了他。不久,毛澤東、朱德親自發來電報祝賀。並宣佈110師被改編為第二野戰軍14軍第42師,廖運周任師長。接著,這支部隊參加了渡江作戰,橫掃江西,解放兩廣,征戰雲南,進軍西藏,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屢立戰功。

新中國成立後,廖運周擔任瀋陽炮兵學校校長兼黨委副書記,吉林省體委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書長,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任全國政協第五、第六屆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兼秘書長。1956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

六、孔從洲:陝西西安灞橋人,楊虎城的部屬。西安事變時,孔從洲任警二旅旅長兼西安城防司令,參與了這一事變。在這次事變中,孔從洲是負責解決駐在西安的中央軍。事變的當天夜裏,孔從洲帶領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將國民黨嫡系部隊包圍,發起極為猛烈的攻擊。3小時後,孔從洲順利地將中央軍解決。

1946年,孔從洲任國民黨38軍中將副軍長。同年率55師於河南鞏縣起義。起義後,與前一年起義的17師組建了西北民主聯軍38軍,加入晉冀魯豫野戰軍行列,歸屬陳賡兵團領導。1948年後,任豫西軍區副司令員,鄭州市警備司令,第二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副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第二炮兵學校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後與毛澤東結為兒女親家。

七、何基灃:河北省藁城縣人。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投身於由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曾參加過「首都革命」、五原誓師、中原大戰等。後任29軍第37師109旅副旅長。長城抗戰時,何基灃身先士卒,率領大刀隊與敵人激戰,取得喜峰口戰鬥的偉大勝利,殲敵6000餘人,何基灃因戰功卓著被提拔為110旅旅長。盧溝橋事變時,何指揮所部英勇抗擊日軍,胸部受重傷。1938年何秘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幾次接見,並在抗大做報告。後受黨派遣回原部隊任77軍副軍長,1939年入黨。淮海戰役前夕任第3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河北獻縣人,保定軍校畢業。中共地下黨。七七事變時任29軍副參謀長,解放戰爭時任第3綏靖區副司令。

1948年11月,徐州剿總為集中兵力,令黃百韜的第7兵團從東沿隴海路向徐州靠攏。黃百韜兵團共有五個軍十二萬人馬,是蔣介石的精銳部隊。大軍浩浩蕩蕩西撤,很快渡過了運河。由於黃百韜兵團的迅速撤退,解放軍未能在新安鎮捕捉到其兵團主力,僅第4、8縱隊攻佔邳縣,第7、10、13縱隊攻佔韓庄、萬年閘,包圍台兒庄。在此情況下,如無意外,黃百韜兵團很可能順利退回徐州附近。

但就在這關鍵時刻,第3綏靖區副司令何基灃、張克俠按預先計劃率第3綏靖區兩個軍三個半師共2.3萬人在台兒庄、賈汪起義。將防區立即移交給解放軍,使解放軍第7、10、13縱隊迅速經台兒庄、賈汪南下,一舉切斷黃百韜兵團西撤徐州的退路,為圍殲黃百韜兵團創造了良好的戰機。是淮海戰役一個勝利的開端。

建國後,何基灃任34軍軍長、南京警備區副司令、水利部副部長,是全國政協常委。逝世後,按照他的遺願,骨灰分別撒在盧溝橋和淮海戰場。

全國解放後,張克俠先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農林部長,國家林業部副部長兼林業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1984年7月7日病逝於北京,享年84歲。

毛澤東主席接見陳明仁。李昕蕙 翻拍

八、傅作義:字宜生,山西榮河人,保定軍校畢業。是一位積極抗日、追求進步的國民黨員,民國時期著名軍事家,國軍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原為閻錫山部屬。

1930年參加閻、馮反蔣戰爭,任津浦線總指揮。抗日戰爭時期,歷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第八、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兼綏遠省、察哈爾省政府主席。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剿總」司令。

1949年1月底,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條件,率部起義,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完好地回歸人民,2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免遭兵災。這一義舉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後又對綏遠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水利部、水利電力部部長,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是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九、陳明仁:湖南省醴陵縣人。黃埔軍校畢業。參加孫中山領導的第一、二次東征。曾任國民黨軍第71軍軍長。起義前,陳明仁任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長沙警備司令和省綏靖總司令。我湖南地下黨為了長沙的和平解放,對陳明仁進行了大量的策反工作,陳猶豫不決。毛澤東請章士釗轉告陳明仁:「只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

宣佈正式脫離國民黨政府,率一個兵團部和三個軍起義。9月3日,毛澤東電邀陳明仁進京出席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陪陳遊覽了天壇等名勝古迹,併合影留念。陳明仁回長沙後高興地說:「我為蔣介石出生入死賣命大半生,難聽到他一句誠懇、親切的話,毛主席與我首次相見,卻如此平易近人,寬厚仁慈,真有天壤之別呵!」

長沙起義部隊編入人民解放軍序列,授予第21兵團番號,任命陳明仁為兵團司令員、湖南軍區副司令員、湖南省臨時政府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兵團撤消後任第55軍軍長。1952年評定為正兵團級,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國防委員會第一、二、三屆委員,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會第一屆代表,第三、四屆常委。1974年5月,在北京病逝。

》。雲南和平解放。

盧漢起義後不久,國民黨四萬多部隊包圍了昆明,欲消滅起義部隊。盧漢指揮起義部隊進行了反擊,中共昆明市委組織群眾掀起支援前線的熱潮,國民黨部隊未能攻入昆明一步。1949年12月22日,解放軍先頭部隊乘汽車趕到雲南東部的曲靖,圍攻昆明的蔣軍紛紛南逃。

解放後,盧漢先後出任雲南軍政委員會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國家體委副主任和民革中央常委等職務。1974年5月,盧漢因病逝世,葉劍英、鄧小平等出席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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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宣佈「復職視事」,重任“總統”(資料圖)

抗戰中後期,國民黨統治日趨腐敗。人才選拔道路壅塞,各級機關人浮於事,大小官員競相聚斂。國民黨統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缺乏一個鼓勵人才發展、監督官員行為的有效監督機制,是國民政府政治構架的致命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依據孫中山制定的軍政、訓政、憲政三程序,長期實施訓政,即以黨治國,國民黨一黨獨大,各種監督機構形同虛設。

貪腐大案層出不窮

官員提升名義上通過組織層層選拔,但由於不具備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實際完全以上級的一己好惡為標準,不可避免形成「有能力者往往沉浮於下僚,無遷升之望,……因貪污被誅之軍人、公務員,為數頗多,而後來者仍毫不畏懼,群起效尤」(《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的局面。當時,國民黨內部一份有關山東黨務政務概括的報告,生動刻畫了山東地方高級官員的種種醜惡形象,實際也是整個國民政府統治區官場的真實寫照:

“缺乏領導能力又無真實信仰,對於下級早已失去領導作用;

對縣黨部負責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擁護其個人,是否自己親近為標準,不以是否有領導全縣之能力與信仰為標準。甚或對於有能力有信仰之縣黨部書記長加以嫉視,無故撤換。

對於轉發下級黨之經費,多不按時轉發,或藉此以謀私利,或供其個人揮霍之需。 ”

貪污是國民政府吏治腐敗最明顯的見證。早在上世紀30年代末期,政府內的貪污腐化現象即十分猖獗,據1939年軍統重慶特區報告,他們秘密查獲的貪污不法人員包括交通部長張嘉 、重慶衛戍司令劉峙、二十九集團軍司令王纘緒、第二十四軍軍長兼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等。抗戰中後期,各級權力機構貪污現象比比皆是,從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員到地方的保甲長,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揮霍浪費行為。當時重慶等大都市大小官員吃喝成風,如蔣介石本人所形容的:

「輿馬填塞於酒寮,柬帖紛馳於衢市……在一般社會,方苦物價之高昂,我黨政軍人員乃日食萬錢,無稍顧惜。」

在這種情況下,先後發生了幾起公佈出來的大案,如黃金提價泄密案、高秉坊案、朱羲農案等,雖然這些案件不一定是當時政壇中真正最嚴重的,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黃金案:1943年11月,國民政府為緩解通貨膨脹壓力,以向美購買的500多萬兩黃金作基礎,實施出售黃金,收回法幣政策,回籠貨幣,吸收遊資。由於通脹愈演愈烈,出現擠兌黃金現象,國民政府不堪重負,財政部在不斷提高金價基礎上,又於1945年3月決定大幅提高黃金比價。但是,決定還未公佈,這一經濟絕密即遭泄露,一些人乘機在調價前一日大肆搶購黃金,短短几小時,政府差價損失即達幾千萬元。事發後,蔣介石當然在日記中表示:「美金公債與黃金舞弊案正在徹查中」,但最終只是象徵性處理了少數有關人員,大部分責任者都被層層庇護,逍遙法外。

高秉坊案:高事發前為國民政府財政部直接稅署署長,他長期挪用稅款,囤購物資,1945年2月,又擅將公款700餘萬元存入銀行。「該署經辦稅款保證金,竟無確實收入賬目可稽,開徵已四年亦從未清查。」在孔祥熙漸告失勢後,高案被揭露。初被判處死刑,後復判改為無期徒刑。

朱羲農案:朱原為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他利用搶運儲存茶葉的卡車私運商貨,牟取暴利,被查出後逮捕。

「開明專制」代替法制

制度建設欠缺,行政效率低下,各級機關人浮於事是國民政府政治腐敗的另一表現。蔣介石雖然為行政制度化程序化作了一定努力,但他事必躬親、獨攬權力的做法首先動搖了國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礎。蔣一人身兼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總處主任、中央設計局總裁等多項重要職務,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權力制衡與監督機制被破壞。另外,蔣對法制建設也缺少熱情,他曾明確表示:「天下只有治人,沒有治法」;“倫理的教義,比較法制更積極,更自然,亦更能深入於人心。”開明專制的傾向極為濃厚。

但是,開明專制對統治者素質的要求其實是極高的。且不說蔣的統治基礎、知識背景和性格修養能否達到開明專制的要求,僅就其政治能力言,就讓人懷疑。如在人為造成的冗繁事務中,蔣經常弄到糊塗的地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他早就送交蔣的報告,卻被蔣催問,當馮告知實情時,蔣「屢說對不起,復問余之督練十條。余亦答以今早即送來,蔣先生亦未收到,更為難過」。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由於制度建設缺乏,中央政府的蔣介石個人擅權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諸侯的身上層層上演,權力監督和行政效率成為空中樓閣。曾在國民政府擔任高職的蔣廷黻回憶:“一項新措施在立法時,人們都很認真。一旦立法完成人們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來的確很多,但詳細計劃卻很少,至於談到努力不懈地去實施改革,那就越發的少了。”張治中也談到:“舉凡一周兩周可以解決之問題,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結論。”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往往形同具文。如史迪威觀察到的,蔣介石“發佈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麼。他了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況,但他沒有治癒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麼。”

基層組織的狀況加劇了國民政府的腐敗。雖然推行保甲、實行新縣制,國民政府對基層組織的控制並不嚴密。基層社會及政權的控制權仍牢牢把握在一些傳統士紳及權貴手中。如當時有人注意到:「各地方土劣勢力年來以谷價高昂有增無減,縣參議會為其把持者實不在少。」“如果官紳好,縣政進行有些辦法,而老百姓也可以少吃一點苦,不然縣長與土劣勾結,老百姓真是冤苦無處可告。”上級機關監督不嚴,百姓又習於順從,國民政府為完成地方自治設計的鄉鎮保民大會多屬有名無實,基層官吏乘機大肆營私舞弊,欺壓鄉民:

鄉村派款……種種名目,繁雜不可爬梳,則更廣及於一般貧弱下戶及貧苦佃農,每戶每年亦皆負擔數百元以至數十元不等。據各方報告一不法之鄉鎮保長有貪贓數十百萬之多。

不受約束的權力不斷膨脹,其向百姓的需索是無底線的,基層官員苛剝百姓達到這樣的程度:「有的地方開會送通知,甚至都向人民要錢。」

權力的濫用和社會結構的不合理,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權勢階層可以憑藉權力牟取暴利、揮霍享受、欺壓百姓,而普通百姓的權利卻難以保障。普通百姓遭受權力機關及權貴、軍警欺壓、凌辱、訛詐、毆打、殺害的事件時有所聞,人民財產被強行徵用、非法沒收甚至被權貴佔為己有的現象也多有發生。重慶發生特務公然槍殺工人胡世合的惡性案件,引起工人與政府之間的嚴重對峙,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1944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十二中全會宣言承認:「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種服務人員之玩忽職務,而受意外之損害者,或因逾越職權之措施,而遭法外之苛擾者。」同年11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30多名不含政治色彩的代表聯名提出要求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提案,特彆強調如下幾點:

人民應納糧額,應照法定手續交納。如有不法抑勒敲剝被害人得向法院告訴。

保甲經費應由政府規定統收統支,不得由鄉保自行征斂。

政府如有特別必要,向人民派款或購糧,須由中央按照國家總動員法確定擬派標準,配賦各縣市。由各縣市組織配額分攤委員會按照各戶田畝及財力,公平分攤。不得由地方官及承辦人員任意指名勒派,上下其手。

由政府嚴令軍隊,不得直接向人民征取馬乾給養,尤其不得派款購糧。

這些,本為政府行政和社會公正的最基本要求,但就是這些最基本的原則,當時社會也遠遠無法做到,參政員們的要求,毋寧說還是一種奢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專長為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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