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被捕，鄧小平感嘆「華國鋒這人，選對了」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與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

本文原載於《紅廣角》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同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領導人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葉劍英真心誠意地把華國鋒譽為“英明領袖”介紹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復出了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據葉劍英侄子葉選基在《葉劍英力促鄧小平復出》一文中講，當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幫」之次日“飛車”趕到鄧家報告這一特大喜訊時，鄧小平及全家都無比興奮，鄧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這人好，選對了，並感嘆地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還處於軟禁中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擁護和激動心情。有人責備華國鋒，對鄧的信沒有立刻作出反應。也有人說，葉劍英在為鄧小平的復出儘力，而華國鋒卻阻撓鄧的復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生前下的決心，華國鋒怎麼能在毛澤東逝世剛滿一個月就宣佈停止批鄧、恢復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毋庸諱言，華國鋒當時在對待鄧的問題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態度的。作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對解決鄧小平問題有他自己的步驟：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允許鄧小平看文件。

1976年12月25日，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談到1977年的任務時沒有再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7年初，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社論，也沒有再提“批鄧”。

1976年12月初，鄧小平前列腺病發，到301醫院治療。當鄧小平還在301醫院療養之際，葉劍英在玉泉山九號樓就不止一次地向華國鋒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工作，華均未反對，只表示，「要做黨內外轉彎工作，水到渠成。」為鄧出院後的住處安排，華提出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葉的住處，住進西山二十五號樓。可見，華對鄧還是善意和關懷的。①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成為爭論的話題。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公開表態：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解決鄧小平同志問題，條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②華國鋒繼續說，“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③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5月3日，經華國鋒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將鄧小平4月10日的這封信連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寫給華國鋒的信一起轉發給全黨。這應該說是華國鋒為鄧小平復出創造的最有利的條件，也是所作的最好的準備。至於鄧小平沒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很明顯，是華國鋒和中央高層的策略考慮。

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在其口述歷史中講，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④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恢復了鄧小平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態度

 

1976年，華國鋒慰問唐山地震災區人民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並相繼被多家主流報刊轉載。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一發表，即招來中央上層一些領導人的嚴厲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了與中央領導人不合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寫這篇文章的作者就受到追究，組織、引領這篇文章和推動這一討論的胡耀邦就被停止中央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領導職務。究其原因，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所持的剋制、寬容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在一次會議上，後來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王任重當面問華國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國鋒答道，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掌握中國黨政軍最高最大權杖，他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他在家裏跟親友拉家常時告訴親友說，我多次強調，要多宣傳老一代革命家的豐功偉績。這方面，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也有記載：「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

華國鋒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78年年底，華國鋒名正言順地主持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時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于光遠從頭至尾親歷了這兩會。他後來在《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文中寫道：「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的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于光遠後來曾說，對於華國鋒的講話，“大家——包括我在內——是比較滿意的。”“華國鋒的確是一個熱心建設的人，情況掌握得不錯，思想也開放。粉碎‘四人幫’後他的確想好好地干出一點名堂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讓大家暢開講話。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在《華國鋒在「真理標準」討論中》那篇文章中寫道：“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胡德平繼續寫道，「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胡德平對華國鋒評價道：「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華國鋒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像複查、平反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這種將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極其重大的舉動，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他不點頭、不同意、不拍板，哪個人都是不能辦的。當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政治局內反對者佔上風。華國鋒頂著巨大壓力，在葉帥支持下直接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佈置的，才使「天安門事件」得以迅速平反。這個中內情至今尚鮮為人知。⑤

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曾評價華國鋒，說華國鋒是一個好人，在粉碎「四人幫」上有很大功勞，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壞事，他的錯誤主要是「兩個凡是」。筆者認為，在這句話的後面應該再加上半句：“但他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華國鋒與毛澤東

華國鋒本姓蘇，原名蘇鑄，1921年2月16日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縣城——天寧鎮永寧南路四十六號一個手工業者家庭。

1938年6月，十七歲的蘇鑄離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交城縣犧牲救國同盟抗日游擊隊，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參加革命後，蘇鑄為自己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

1951年，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華國鋒當上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這一歷史機緣必然會引起毛澤東對他格外的注意和栽培。

1955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注意到了華國鋒的名字。那一年的7月，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華國鋒在學習了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後，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寫出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等三篇文章，這些帶有濃郁湘潭鄉土氣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並使得他記下了華國鋒這個名字。1955年秋，毛澤東來到湖南視察，在長沙第一次接見了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老實厚道、忠誠可信的印象。在此之後不久，毛澤東破例邀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並讓華國鋒在全會上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

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又來到湖南，在長沙約見了已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但仍兼中共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這一次毛澤東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韶山沖，華國鋒名列在陪同的領導幹部之中。同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問題牽連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中共中央調湖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澤東親自提名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湖南省委的當權派，華國鋒也受到衝擊、揪斗和抄家，因毛澤東和周恩來保了他，他便很快被“解放”，先後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11月，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並任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告訴斯諾，他的家鄉湖南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物也出了幾個。第一人便是湖南省委現任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華國鋒當時才四十九歲，毛澤東卻親切地稱他為「老人」。毛澤東口中的「老人」，絕不是指的年紀，而極可能是指華的品德和在湖南工作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毛澤東稱華國鋒為「老人」，表明了毛對華的特別關注和信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中共黨內從來沒有過明文規定設「第一副主席」。這樣，剛由政治局委員上升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便名列在王洪文、葉劍英之前——周恩來生前所處的位置……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接任。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在離開黨和國家權力核心後，儘管身居簡出、頤養天年，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在黨的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被連續選為中央委員，特別是在黨的第十五大上，華國鋒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在黨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滿頭白髮的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可謂意味深長。從黨的九大至十五大，華國鋒連續七屆當選為中央委員，連續九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是創記錄的。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華國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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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鄲起義後，高樹勛（右三）和鄧小平（左一）、劉伯承（左四）等合影。

一、高樹勛：字建侯，河北省鹽山縣人，原系西北軍馮玉祥的部下。抗戰勝利後，高樹勛任國民黨軍新八軍軍長。1945年10月，孫連仲率高樹勛、馬法五、魯崇志等三個軍沿平漢路北上。大軍走到邯鄲、磁縣一帶，被我軍圍阻，我軍發起了平漢戰役。我軍區參謀長李達冒險穿過火線親自到高樹勛軍營面談，這使高樹勛很感動，終於下定了決心起義。高樹勛率新八軍及河北民軍萬餘人，在馬頭鎮正式宣佈火線起義，聲明脫離國民黨陣營。

高樹勛部撤出戰場後，戰役態勢立即發生了轉變，另外兩個軍，軍心動搖，鬥志渙散，迫使他們由就地防禦改為向南退逃，我軍由阻擊改為追擊。最終，我軍全殲敵軍近4萬人，生擒第十一戰區副司令兼40軍軍長馬法五、副軍長劉世榮等高級將領，並繳獲了大量的軍用物資和武器彈藥。

1945年11月1日，高樹勛、喬明禮等率領新八軍、河北民軍1萬多人撤離戰場後，到武安縣伯延鎮一帶休整。在毛主席的提議下，高部改稱為民主建國軍。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國軍成立大會在武安縣伯延鎮隆重舉行，任命高樹勛為民主建國軍總司令、王定南為總政治部主任、范龍章為第1軍軍長、喬明禮為第2軍軍長。

新中國成立後，高樹勛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4歲。

二、潘朔端：雲南威信縣人。黃埔軍校畢業。抗戰勝利後，潘朔端調任60軍184師師長，從越南海防海運八晝夜到遼寧葫蘆島登陸，駐防海城、鞍山、營口等鐵路沿線。1946年5月27日，民主聯軍逼近海城一線，潘朔端抓住機會，在海城宣佈起義。

海城起義後，184師光榮改編為「中國民主同盟軍第1軍」，潘任軍長。同年10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7年秋，他申請到東北軍政大學學習，後調任嫩江軍區副司令員。1948年8月，他因工作需要調任四野十二兵團副參謀長，為策動長春城內60軍的起義作了大量工作。

1949年底，潘朔端調隨宋任窮、周保中南下雲南，接管昆明，轉入地方。1950年3月28日，昆明市人民政府成立，潘朔端被任命為市長，後又被選任市長直至1968年。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潘朔端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仍對黨赤膽忠心。1972年，潘朔端以昆明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再度主持政府工作。1978年8月9月14日因病逝世，終年78歲。

三、曾澤生：雲南永善人。早年入滇軍，曾就讀於雲南講武堂。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隊。1928年畢業於黃埔軍校高級班軍事科。畢業後回到雲南，長期在龍雲部任職。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升任國民黨第60軍第184師師長和第60軍軍長。曾率部參加了台兒庄會戰、武漢會戰和贛北對日作戰等。1945年8月，從雲南蒙自、屏邊地區率部赴越南接受日軍投降。1946年4月，率部從越南的海防港直接開拔來到東北，駐守長春。1948年遼瀋戰役中，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國民黨第60軍軍長曾澤生在「突圍無望，固守待殲」之際，於10月17日毅然宣佈起義，率部退出長春，待命改編，並引導解放軍進入其東城守備區。曾澤生的起義，使國民黨殘留守軍陷入混亂，紛紛投降，長春在兵不血刃下宣告解放。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原國民黨第60軍這支起義部隊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的番號，並任命曾澤生為軍長，徐文烈任政治委員。其原屬第182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48師，由白肇學任師長。原屬暫編第21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49師，由隴耀任師長。原屬暫編第52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50師，由李佐任師長。全軍共2.3萬人，歸第四野戰軍建制。

新中國成立後，曾澤生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和一級解放勳章。1973年2月在北京病逝，終年71歲。

四、吳化文：字紹周，山東掖縣人。1920年從軍，曾任馮玉祥部團長、韓復榘部手槍旅旅長兼濟南警備區司令。起義前夕，吳化文任整編第96軍軍長兼第84師師長。

1948年濟南被圍困時，由於我黨多次去吳部做工作，最後說服了吳化文，吳於10月19日晚率所部二萬餘人宣佈起義。

在濟南戰役的關鍵時刻，吳化文率兩萬多人起義，打亂了濟南守敵的防禦體系，動搖了敵人堅守濟南的信心，加快了勝利進程，減少了部隊傷亡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可以說吳化文為人民立了一大功。

祝賀吳化文起義，朱德總司令和華東野戰軍首長也致電吳化文祝賀。10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宣佈：吳化文部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任命吳化文為軍長。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發起了渡江戰役。吳化文和他領導的35軍參加了這一戰役，他們在攻佔了長江北岸的三浦(浦口、浦鎮、江浦)後，和其他解放軍部隊一起攻佔了國民黨政權首都南京，把紅旗插在總統府上。吳化文部略事整頓，即迅速南下，追擊國民黨殘軍。5月3日解放浙江杭州，吳化文被任命為杭州警備司令。

新中國成立後，吳化文曾任浙江省交通廳廳長，1959年起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1962年，吳化文因病逝世，終年58歲。

五、廖運周：安徽淮安人，黃埔軍校畢業。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大革命失敗後，接受中共的秘密指示，長期在國民黨軍隊中隱蔽。起義前，廖運周任110師師長。淮海戰役期間，廖運周率全師官兵舉行戰場起義，投入人民解放軍行列。

廖運周撤出戰場後，陳賡司令員就親切地接見了他。不久，毛澤東、朱德親自發來電報祝賀。並宣佈110師被改編為第二野戰軍14軍第42師，廖運周任師長。接著，這支部隊參加了渡江作戰，橫掃江西，解放兩廣，征戰雲南，進軍西藏，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屢立戰功。

新中國成立後，廖運周擔任瀋陽炮兵學校校長兼黨委副書記，吉林省體委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書長，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任全國政協第五、第六屆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兼秘書長。1956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

六、孔從洲：陝西西安灞橋人，楊虎城的部屬。西安事變時，孔從洲任警二旅旅長兼西安城防司令，參與了這一事變。在這次事變中，孔從洲是負責解決駐在西安的中央軍。事變的當天夜裏，孔從洲帶領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將國民黨嫡系部隊包圍，發起極為猛烈的攻擊。3小時後，孔從洲順利地將中央軍解決。

1946年，孔從洲任國民黨38軍中將副軍長。同年率55師於河南鞏縣起義。起義後，與前一年起義的17師組建了西北民主聯軍38軍，加入晉冀魯豫野戰軍行列，歸屬陳賡兵團領導。1948年後，任豫西軍區副司令員，鄭州市警備司令，第二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副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第二炮兵學校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後與毛澤東結為兒女親家。

七、何基灃：河北省藁城縣人。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投身於由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曾參加過「首都革命」、五原誓師、中原大戰等。後任29軍第37師109旅副旅長。長城抗戰時，何基灃身先士卒，率領大刀隊與敵人激戰，取得喜峰口戰鬥的偉大勝利，殲敵6000餘人，何基灃因戰功卓著被提拔為110旅旅長。盧溝橋事變時，何指揮所部英勇抗擊日軍，胸部受重傷。1938年何秘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幾次接見，並在抗大做報告。後受黨派遣回原部隊任77軍副軍長，1939年入黨。淮海戰役前夕任第3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河北獻縣人，保定軍校畢業。中共地下黨。七七事變時任29軍副參謀長，解放戰爭時任第3綏靖區副司令。

1948年11月，徐州剿總為集中兵力，令黃百韜的第7兵團從東沿隴海路向徐州靠攏。黃百韜兵團共有五個軍十二萬人馬，是蔣介石的精銳部隊。大軍浩浩蕩蕩西撤，很快渡過了運河。由於黃百韜兵團的迅速撤退，解放軍未能在新安鎮捕捉到其兵團主力，僅第4、8縱隊攻佔邳縣，第7、10、13縱隊攻佔韓庄、萬年閘，包圍台兒庄。在此情況下，如無意外，黃百韜兵團很可能順利退回徐州附近。

但就在這關鍵時刻，第3綏靖區副司令何基灃、張克俠按預先計劃率第3綏靖區兩個軍三個半師共2.3萬人在台兒庄、賈汪起義。將防區立即移交給解放軍，使解放軍第7、10、13縱隊迅速經台兒庄、賈汪南下，一舉切斷黃百韜兵團西撤徐州的退路，為圍殲黃百韜兵團創造了良好的戰機。是淮海戰役一個勝利的開端。

建國後，何基灃任34軍軍長、南京警備區副司令、水利部副部長，是全國政協常委。逝世後，按照他的遺願，骨灰分別撒在盧溝橋和淮海戰場。

全國解放後，張克俠先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農林部長，國家林業部副部長兼林業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1984年7月7日病逝於北京，享年84歲。

毛澤東主席接見陳明仁。李昕蕙 翻拍

八、傅作義：字宜生，山西榮河人，保定軍校畢業。是一位積極抗日、追求進步的國民黨員，民國時期著名軍事家，國軍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原為閻錫山部屬。

1930年參加閻、馮反蔣戰爭，任津浦線總指揮。抗日戰爭時期，歷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第八、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兼綏遠省、察哈爾省政府主席。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剿總」司令。

1949年1月底，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條件，率部起義，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完好地回歸人民，2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免遭兵災。這一義舉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後又對綏遠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水利部、水利電力部部長，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是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九、陳明仁：湖南省醴陵縣人。黃埔軍校畢業。參加孫中山領導的第一、二次東征。曾任國民黨軍第71軍軍長。起義前，陳明仁任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長沙警備司令和省綏靖總司令。我湖南地下黨為了長沙的和平解放，對陳明仁進行了大量的策反工作，陳猶豫不決。毛澤東請章士釗轉告陳明仁：「只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們還要重用他。」

宣佈正式脫離國民黨政府，率一個兵團部和三個軍起義。9月3日，毛澤東電邀陳明仁進京出席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陪陳遊覽了天壇等名勝古迹，併合影留念。陳明仁回長沙後高興地說：「我為蔣介石出生入死賣命大半生，難聽到他一句誠懇、親切的話，毛主席與我首次相見，卻如此平易近人，寬厚仁慈，真有天壤之別呵！」

長沙起義部隊編入人民解放軍序列，授予第21兵團番號，任命陳明仁為兵團司令員、湖南軍區副司令員、湖南省臨時政府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兵團撤消後任第55軍軍長。1952年評定為正兵團級，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國防委員會第一、二、三屆委員，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會第一屆代表，第三、四屆常委。1974年5月，在北京病逝。

》。雲南和平解放。

盧漢起義後不久，國民黨四萬多部隊包圍了昆明，欲消滅起義部隊。盧漢指揮起義部隊進行了反擊，中共昆明市委組織群眾掀起支援前線的熱潮，國民黨部隊未能攻入昆明一步。1949年12月22日，解放軍先頭部隊乘汽車趕到雲南東部的曲靖，圍攻昆明的蔣軍紛紛南逃。

解放後，盧漢先後出任雲南軍政委員會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國家體委副主任和民革中央常委等職務。1974年5月，盧漢因病逝世，葉劍英、鄧小平等出席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