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毛澤東（資料圖）
「羅瑞卿事件」後，毛澤東表達了對軍隊既放心又不放心的心理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乘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彙報。彙報的情況現在已無從知道，但從葉群幾天後在上海會議上的發言可以了解，林彪誣陷羅瑞卿的內容至少包括：羅瑞卿要奪取軍權；羅瑞卿一貫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單純軍事技術觀點，等等。羅瑞卿那時擔任著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12月2日，毛澤東在閱看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時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裏所指的，就是羅瑞卿。
12月8日到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事前不知道會議的內容，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不久，毛澤東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楊尚奎、方誌純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他說：「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幹。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調到江西來。”當時還沒有要完全打倒羅瑞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特別說道：「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麼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言外之意，他對整個人民解放軍是放心的。
4月17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等和各中央局負責人再次來到杭州，出席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22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對局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他一開始就提出吳晗的問題是「朝里有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
毛澤東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在他看來，當前最大的問題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當然也包括軍隊，必須當機立斷，“全面地系統地抓”，發動一場大革命，來解決這個已經迫在眉睫的問題。
於是，毛澤東決定，將本來說得不十分嚴重的羅瑞卿，也放進了主要批判對象中。5月4日至26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16日，會議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開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通知》稿中特別加寫了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澤東這種對軍隊既放心又不放心的狀態下開展的。他放心大多數，而不放心上層的“一小撮”，既相信軍隊不會跟著“造反”，又不相信軍隊是“真空”和“一片凈土”。
1966年7月19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工作組問題。8月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人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在接著的討論中，毛澤東的話越說越重。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他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當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的氣氛已十分緊張，軍隊高層領導也不知運動將向何處發展，自己的命運會如何。
一開始，毛澤東並不希望軍隊和公安來干擾「運動」
從1966年8月20日起，在「破四舊」的旗號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裏都相當普遍地發生強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踐踏法制的野蠻行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的人員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強行遣送回鄉。
運動中出現的這些極端行動，同毛澤東的初衷並不相符。但毛澤東仍認為紅衛兵行動的主流是好的，認為他們的激烈行動對破除舊思想和舊秩序、打開一個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現某些偏差並不奇怪，有問題也只能適當引導或到以後再解決，決不能對他們潑冷水，更不能進行「壓制」和“打擊”。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8月20日，毛澤東在林彪轉送的反映有關「破四舊」行動的《文化大革命情況簡報》上批道：“已閱，是大好事，徹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這樣可以打出一條路來，對群眾有利。”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說：“提倡文斗，不要武鬥，這是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在插話中又說：“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總是多數，壞人總是少數，怎麼就成流氓世界？”“總之，我們不干涉，亂它幾個月。我們堅決相信多數人是好人，壞人只佔百分之幾。”對西安等地紅衛兵提出要罷一些官的問題，他說：“我們不好答應，情況不清楚。”經他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這樣，紅衛兵走出學校、走向社會「破四舊」的烈火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燒越旺。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隆重集會和遊行，慶祝國慶。當天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希爾觀看煙火時，指著廣場上的學生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幹部也是怕他們。」他又說：“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麼好。我們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
為了從「大亂」達到“大治”，毛澤東默許軍隊“惹火燒身”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軍委和各級軍隊領導，心情一直處於緊張和矛盾之中。他們雖然從一開始就感到運動來得迅猛，處於“不理解”的狀態，但出於對毛澤東的長期信賴和深厚情感，還是力圖跟上毛澤東對運動的部署。但他們也始終認為：無論天下怎樣亂，一定要穩住陣腳。只要軍隊不亂，天下就保得住。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同徐向前、聶榮臻、陳毅、賀龍等幾位元帥和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副主任劉志堅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穩定軍隊的規定和措施。
但是，這些措施顯然與毛澤東的「大亂」方針不符。領會了毛澤東意圖的陳伯達在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碰頭會上大嚷：“軍隊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江青則質問列席會議的總政治部負責人：你們軍隊為什麼按兵不動？對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麼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壓著。
於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由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說軍隊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等。緊跟毛澤東的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10月5日，發佈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條條框框取消」，明令取消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以及不在軍兵種院校範圍外的地方院校串聯等其他許多規定。要求軍隊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開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這一文件，並要求全國大中學校堅決貫徹執行。這個《緊急指示》發佈後，軍隊院校和某些機關中的一些造反派到處「踢開黨委鬧革命」，亂沖亂闖，軍隊受到了很大衝擊。
1967年元旦一過，從上海開始向全國各地捲起的「一月風暴」猛烈地衝擊著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和部隊。1月4日，總政治部副主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被打倒。
這時，軍隊院校和文藝單位造反派代表來到北京，要在1月5日召開把矛頭指向葉劍英、陳毅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後被周恩來三次說服制止，造反派答應會議延期。軍隊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華大學等院校紅衛兵組成“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擬於7日召開批鬥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也被周恩來制止。
1月11日，毛澤東出席了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徐向前、葉劍英、朱德先後發言。他們對軍隊內部這種狀況憂心忡忡，在發言中一致強調要絕對維護軍隊的穩定。
對於元帥們的擔心和抱怨，毛澤東沒有多說什麼，他認為亂還是正常現象。在「文革」前夕，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時就說過：“我們軍隊裏也不那麼純，軍隊裏也有派嘛……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可見，毛澤東對軍隊領導權和內部狀況是不滿意的。他希望「文革」之火也能燒一燒那些有問題的幹部。他後來說過：“對於那些有問題的老幹部，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但不要燒煳了。”軍隊高級幹部當然也在此列。
但毛澤東的本意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幹部，被打倒的也不希望觸及皮肉，而是要「觸及靈魂」。在談到外面有很多有關賀龍的大字報時，毛澤東說，政治局不要公開點賀龍的名，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開的場合點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門聽取大家的批評，不公開。不要讓紅衛兵去揪他。但後來毛澤東認為賀龍的問題性質變了，就不再保了。
報、電話紛至沓來，要求葉劍英給以保護。有些無路可走的，直接找到葉劍英住地求救。
大量事實說明，全國13個軍區，有7個軍區在搞運動。全軍157所院校都在搞運動。到處抓「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目標就是要抓各軍區、軍兵種的領導人。3個總部，總後癱瘓了，總政幾乎癱瘓，總參部分癱瘓。海軍癱瘓了，空軍癱瘓了。凡癱瘓了的單位，所有的辦事機構、會議室、招待所等全部被佔領，領導人來一個抓一個。
毛澤東認為，1967年是進行階級鬥爭決定性的一年。人民解放軍除了自身的運動外，又多了一項任務，就是對大中學校學生進行軍訓。
局勢混亂超出想像，毛澤東不得不讓軍隊「支左」
隨著全面奪權的迅速蔓延，它的災難性後果很快就顯露出來：大批黨政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定性為本地區、本部門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停職、罷官；各路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紛紛拉幫結派，自立山頭，乃至發生大規模武鬥造成大量流血事件；無政府主義浪潮惡性泛濫，社會陷入一片混亂；由於各級黨政機構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業務指揮系統失靈，國民經濟首先是工業交通損失加劇，面臨停頓的危險。
這是毛澤東原來沒有料想到的，後來他曾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
面對如此混亂的局勢，毛澤東考慮到，要讓軍隊出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控制局勢的作用。
台，一律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管制。1月12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規定：「今後，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地方的電台、監獄、倉庫、港口、橋樑，由軍隊負責守衛，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樣，不准挑動群眾對這些地方進行包圍、衝擊、佔據和破壞。”
毛澤東此時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奪權活動中出現的嚴重混亂，覺得必須加以控制，努力消除這些消極現象。但他總體上對當時造反派的奪權活動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認為這是關係「革命大方向」的問題，是為了“反修”、“防修”而難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軍隊能發揮保持穩定的作用，又要求軍隊堅決地支持正在奪權的「左派」。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在召開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大會前，要省軍區派300到500名士兵來警衛會場秩序，保護現場，以防對立派衝擊，聲稱：「如果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並限安徽省軍區於21日14時前給予答覆。
安徽省軍區向南京軍區請示。南京軍區黨委感到事關重大，當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轉呈了安徽省軍區的請示報告。
同日，毛澤東即在安徽省軍區的請示報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請酌處。
毛澤東
1月21日
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又及當日，周恩來在軍委碰頭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批示。第二天，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議的人員，要求他們「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戲一樣，要亮相」。他指責許多軍區把造反派講得一片黑暗，好像一點光明也沒有。要求軍隊“能夠公開支持的，就公開支持，時機不成熟的，就半公開支持”。
毛澤東的批示打破了軍隊與已經興起並且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隔膜，拆除了軍隊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最後障礙。中央文革一夥早就對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置身事外強烈不滿，藉此機會，他們正好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和政治影響。康生立即表示：“全面內戰，你人民解放軍能站在外面嗎？決沒有這個道理。如果軍隊不在左派方面，左派就無權了，或者說是無軍之權。”陳伯達則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全面的階級鬥爭中，人民解放軍沒有中立的餘地，沒有不介入的可能。……現在的問題，決定一切的問題，是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堅決站在左派一邊來，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來，打退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撲。”林彪說得更為直截了當：“所有右派掌權的地方，統統要奪過來，政權必須掌握在左派手裏。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左派不奪右派的權，右派就要奪左派的權，就要顛覆左派的政權。……（軍隊）現在進入了介入的時期。不介入事實上也介入了，現在正式介入，公開介入。過去不介入，是時機不成熟，哪個左派哪個右派看不准，現在看清楚了。”
他們的講話，只是順著毛澤東的思路發揮，並向自己的理解靠攏。但有一點卻是事實：人民解放軍不可能長期置身於「文化大革命」的旋渦之外，「文化大革命」的濁浪總要衝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對人民解放軍也不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趨勢，不過或遲，或早，或以這種形式，或以那種形式介入罷了。
毛澤東認為「支左」中“許多搞錯了”、“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
然而，軍隊究竟站在哪一邊，支持誰，抵制誰，卻是個複雜的問題。在嚴重的派性鬥爭中，誰是「左派」就是一個極難判斷的問題。這就使軍隊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1967年1月22日，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高級將領。由於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的事件仍在繼續，接見時，許多高級將領對造反派的行為十分憤慨，情緒激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說：“戴高帽子，對地富反壞可以戴，對我們幾十年的老幹部這樣做，我們想不通。我們犯了什麼錯誤？”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說：“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毛澤東對他們說：“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他也批評了造反派：“軍隊裏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就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幹什麼？”“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他又說：“對群眾我們不能潑冷水，但要說服。”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重申了毛澤東的意見，指出：“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25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調和，不能中立……應該鮮明地、積極地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對於那些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必須進行堅決鎮壓，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此，軍隊正式拉開了「支左」的帷幕。
這是毛澤東不得已作出的重大決定，與他最初的想法相比有了巨大的轉變。1967年7月14日，他同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談話時，不無感慨地說：「那個時候，黨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軍出來，擔負這個任務。」
其實，在對待所謂「左派」問題上，軍隊的幹部和毛澤東的看法不盡相同。在毛澤東眼中，真正的「左派」應該是服從命令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或中央文革指示辦事的人。對於廣大指戰員來說，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絕不會是那些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複雜、動機可疑的所謂造反派。對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對共產黨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數佔壓倒性多數的群眾組織，他們的心與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認為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的革命派。
這種情況，毛澤東心中是清楚的，也是很不滿意的。2月9日，他在一份文稿上批示：
關於支持真正左派廣大群眾問題，現在出現許多搞錯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於被動。此事應寫出幾條指示。請速辦。
另外，軍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本身並不穩定。
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說到「軍隊許多高幹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的自殺，有些機關已處於癱瘓狀態，有的處於半癱瘓狀態，此次來京開會的幹部，心情都很緊張」。25日，他又寫信給林彪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進行內部的階級鬥爭，因之必須要穩當點才好辦事。否則，軍隊不易控制，指揮失靈，副作用即會更大多了。”
當天，林彪同徐向前、陳伯達、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共同商議後，擬出七條規定，送給毛澤東。規定中包括：軍隊一切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今後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軍隊內的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聯等。
毛澤東對這個規定十分重視，先後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將第五條改寫為“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28日，文件作為《中央軍委命令》發佈，因為增加了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管教幹部子女那一條，通常稱為“軍委八條”。這個文件對軍隊內部的混亂現象起到了明顯的遏製作用。
3月19日，中央軍委又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首次將「三支兩軍」作為一個整體，向全軍各部隊提出。此後，以1月23日發佈「支左」決議為起點，解放軍「三支兩軍」便逐步在全國各地展開。
隨後，解放軍大批人員便投入到「三支兩軍」中去，並在全軍師以上機關設立了「三支兩軍」指揮部，正式列入軍隊編製。
1972年8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人民解放軍各級「三支兩軍」辦公室撤銷，人員陸續撤回原單位，「三支兩軍」遂告結束。
現在看來，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特別是軍管和軍訓這兩項措施，在那樣混亂的局勢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作用。當時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夠代替它。先後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解放軍指戰員，在極其困難複雜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維護社會秩序、工作秩序、學習秩序和生活秩序，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整個指導思想錯了，「三支兩軍」工作是在局勢極端混亂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非常措施，實際上無法控制住整個動蕩的局面；參加這項工作的指戰員思想上又缺乏準備，不了解歷史情況，缺乏地方工作經驗，難以弄清究竟誰應該是「支左」的對象，甚至在軍隊內部也出現嚴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團的插手、干擾、破壞，因而在「三支兩軍」工作中也產生了許多缺點錯誤，帶來消極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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