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要蔣經國接管諜報系統，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碰了很多的釘子。而最大的釘子就是毛人鳳。按蔣介石的計劃，讓蔣經國接任保密局局長，原任局長毛人風退為副局長。他沒想到，從前對他畢恭畢敬的毛人鳳，現在對他卻並不是那麼順從。毛人鳳竟然抗命不受。
其原因眾說紛紜——有的說是自不量力，有的說是自恃功高，也有人說是毛人鳳自信有蔣夫人做靠山，故有恃無恐。關於後者，毛人鳳在台灣諜報系統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鄭介民有過婉轉的解說。毛人風死後，鄭諄諄告誡他有意扶植為接班人的葉翔之：「不要跟（蔣）夫人太接近，總統是很忌諱這一點的，毛人鳳就死在這上面。」美國既公開為台灣當局充當保護傘，對台灣當局頤指氣使。台灣當局與美國政府溝通的主要中介，則是宋美齡。當時曾有人借用醫學名詞為台灣官場的政治分野下定義，蔣介石一系稱作「內科」，蔣經國一系稱作「小兒科」，宋美齡一系稱作「婦科」。「婦科」因有美國背景，權傾一時。毛人鳳在當時走的就是「婦科」路線。有宋美齡為他撐腰，他當然可以誰的賬也不買。
毛人鳳（中）和蔣經國（右）
毛人鳳拒不交權，而且還不失時機地反擊一把。因為蔣經國策劃的毛邦初事件，是蔣經國對美「統戰工作」的一個重大敗筆。幸災樂禍的毛人鳳趕緊把關於毛邦初事件的詳細情報送到蔣介石案頭，期望蔣介石能據此查辦蔣經國。
蔣經國遭此一劫，對毛人鳳恨得咬牙切齒，更加急於瓦解毛人鳳的鐵桶江山。毛人風的做法，蔣介石也不會就此罷手。1950年2月28日，蔣介石連下三個手令：一是派蔣經國重建軍隊政治機關；二是派俞鴻鈞負責設計台灣財政經濟秩序；三是派「台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為「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協調指揮各諜報部門。
即使在國民黨諜報系統內，毛人鳳、鄭介民、葉翔之、葉秀峰，哪一一個都比彭孟緝的資歷高出一大截。在等級制度嚴格的諜報系統中，彭孟緝要「協調指揮中央各情報單位」談何容易！蔣介石明知如此仍然要選擇彭孟緝，針對毛人鳳的自負，故意派個層級較低的人去領導他，以打擊其氣焰。由於毛人鳳等的抵制，彭孟緝開始也是一籌莫展。但經過兩個多月的僵持，彭孟緝終於找到了突破口，略施小計，便把台灣所有諜報機構的內情全部掌握，而後實現統一調度，自非難事。「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的權力因此膨脹到驚人的地步。彭孟緝初步整合了台灣諜報系統，但他並不是十分清醒，沒有意識到他不過充當蔣經國接管台灣諜報系統的「清道夫」，穩坐在「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椅子上，毫無「功成身退」之意。好在由他久經宦海的老子支招兒，說彭孟緝「威勢震主」，應知居高思危之道，把諜報大權推給蔣經國。彭孟緝這才慢慢開了竅，在一次謁見蔣介石時，謙稱自己德薄才淺，不堪膺此重任，懇請另薦賢能如經國先生，來「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就此，蔣經國正式接管諜報機構。蔣氏父子當然視彭孟緝為功臣，待他甚厚。
蔣介石宋美齡和蔣經國在台灣
在利用彭孟緝「清道」的同時，蔣介石父子對付毛人鳳的另一招，是設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資料組」主任自然是蔣經國。這樣，藉助「資料組」，蔣經國統轄台灣諜報系統的合法性有了保障；藉助「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蔣經國又有了統轄台灣諜報系統的實權，蔣經國便成了名副其實的台灣「特務頭子」。
將保密局「收歸國有」。用什麼手段能達到這個目的？國民黨情報老手鄭介民向他獻了一計：開辦訓練班，召訓新生及復訓保密、內調兩局現有幹部；在此基礎上，將兩局人員混編，以打破兩局長期以來的半敵對狀態，建立現代諜報體制，結束私人割據的局面。這是對諜報系統的根本改革，也是對毛氏的「獨立王國」的根本動搖，此事非同小可，蔣經國豈敢擅自決定，必須蔣介石點頭。而要蔣介石點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這時發生了杜長城案，才使蔣介石不得不認可蔣經國的決策。杜長城算是一個知名人士，曾在四平戰役中立有「戰功」。國民黨逃離大陸時，杜任國防部技術總隊隊長，負責破壞各種設施，阻滯解放軍前進；抵台初期，在「保衛大台灣」的口號下，技術總隊又設計出在海水中遇敵自動升起爆炸的多種詭雷，備受毛人鳳讚賞。毛有意提攜杜長城，想進一步委以重任。但陶醉於功名的杜長城，完全迷失了自我。當時正值陳誠以解放軍渡海作戰為假設，在台灣海峽搞了幾次「海上大爆破」的軍事演習，杜長城利用這個機會，亂造預算，貪污了不少黃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館，孝敬了毛夫人向影心。在毛人鳳縱容下，他還竟然異想天開，打算綁架蔣經國。誰知內情被蔣經國偵知，杜長城和他的親信多人被捕。軍法單位對如此大案不敢審決，將全部涉案名單上呈蔣介石。蔣介石一怒之下，用紅筆在呈文正面的名單上打個括弧，批示「一律槍決」。杜長城及涉案的另一個毛氏親信胡凌影沒能逃過此劫，成了蔣經國的槍下鬼。
蔣經國一下子搞掉了毛人鳳的兩員大將，但這還不是毛人鳳最大的損失，毛最大的損失是：經過此案，蔣介石對毛人鳳開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蔣經國擬訂的諜報系統改革方案。等蔣介石一批定蔣經國的改革方案，毛人鳳大勢遂去，蔣經國便正式接下台灣諜報系統，成了地道的台灣特工王。
本文摘自《蔣介石麾下特務頭子》，李楷編著，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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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志與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
本文原載於《紅廣角》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同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領導人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葉劍英真心誠意地把華國鋒譽為“英明領袖”介紹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復出了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據葉劍英侄子葉選基在《葉劍英力促鄧小平復出》一文中講，當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幫」之次日“飛車”趕到鄧家報告這一特大喜訊時，鄧小平及全家都無比興奮，鄧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這人好，選對了，並感嘆地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還處於軟禁中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擁護和激動心情。有人責備華國鋒，對鄧的信沒有立刻作出反應。也有人說，葉劍英在為鄧小平的復出儘力，而華國鋒卻阻撓鄧的復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生前下的決心，華國鋒怎麼能在毛澤東逝世剛滿一個月就宣佈停止批鄧、恢復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毋庸諱言，華國鋒當時在對待鄧的問題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態度的。作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對解決鄧小平問題有他自己的步驟：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允許鄧小平看文件。
1976年12月25日，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談到1977年的任務時沒有再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7年初，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社論，也沒有再提“批鄧”。
1976年12月初，鄧小平前列腺病發，到301醫院治療。當鄧小平還在301醫院療養之際，葉劍英在玉泉山九號樓就不止一次地向華國鋒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工作，華均未反對，只表示，「要做黨內外轉彎工作，水到渠成。」為鄧出院後的住處安排，華提出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葉的住處，住進西山二十五號樓。可見，華對鄧還是善意和關懷的。①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成為爭論的話題。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公開表態：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解決鄧小平同志問題，條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②華國鋒繼續說，“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③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5月3日，經華國鋒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將鄧小平4月10日的這封信連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寫給華國鋒的信一起轉發給全黨。這應該說是華國鋒為鄧小平復出創造的最有利的條件，也是所作的最好的準備。至於鄧小平沒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很明顯，是華國鋒和中央高層的策略考慮。
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在其口述歷史中講，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④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恢復了鄧小平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態度
1976年，華國鋒慰問唐山地震災區人民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並相繼被多家主流報刊轉載。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一發表，即招來中央上層一些領導人的嚴厲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了與中央領導人不合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寫這篇文章的作者就受到追究，組織、引領這篇文章和推動這一討論的胡耀邦就被停止中央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領導職務。究其原因，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所持的剋制、寬容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在一次會議上，後來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王任重當面問華國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國鋒答道，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掌握中國黨政軍最高最大權杖，他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他在家裏跟親友拉家常時告訴親友說，我多次強調，要多宣傳老一代革命家的豐功偉績。這方面，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也有記載：「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
華國鋒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78年年底，華國鋒名正言順地主持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時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于光遠從頭至尾親歷了這兩會。他後來在《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文中寫道：「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的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于光遠後來曾說，對於華國鋒的講話，“大家——包括我在內——是比較滿意的。”“華國鋒的確是一個熱心建設的人，情況掌握得不錯，思想也開放。粉碎‘四人幫’後他的確想好好地干出一點名堂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讓大家暢開講話。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在《華國鋒在「真理標準」討論中》那篇文章中寫道：“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胡德平繼續寫道，「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胡德平對華國鋒評價道：「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華國鋒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像複查、平反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這種將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極其重大的舉動，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他不點頭、不同意、不拍板，哪個人都是不能辦的。當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政治局內反對者佔上風。華國鋒頂著巨大壓力，在葉帥支持下直接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佈置的，才使「天安門事件」得以迅速平反。這個中內情至今尚鮮為人知。⑤
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曾評價華國鋒，說華國鋒是一個好人，在粉碎「四人幫」上有很大功勞，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壞事，他的錯誤主要是「兩個凡是」。筆者認為，在這句話的後面應該再加上半句：“但他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華國鋒與毛澤東
華國鋒本姓蘇，原名蘇鑄，1921年2月16日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縣城——天寧鎮永寧南路四十六號一個手工業者家庭。
1938年6月，十七歲的蘇鑄離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交城縣犧牲救國同盟抗日游擊隊，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參加革命後，蘇鑄為自己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
1951年，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華國鋒當上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這一歷史機緣必然會引起毛澤東對他格外的注意和栽培。
1955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注意到了華國鋒的名字。那一年的7月，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華國鋒在學習了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後，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寫出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等三篇文章，這些帶有濃郁湘潭鄉土氣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並使得他記下了華國鋒這個名字。1955年秋，毛澤東來到湖南視察，在長沙第一次接見了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老實厚道、忠誠可信的印象。在此之後不久，毛澤東破例邀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並讓華國鋒在全會上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
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又來到湖南，在長沙約見了已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但仍兼中共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這一次毛澤東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韶山沖，華國鋒名列在陪同的領導幹部之中。同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問題牽連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中共中央調湖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澤東親自提名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湖南省委的當權派，華國鋒也受到衝擊、揪斗和抄家，因毛澤東和周恩來保了他，他便很快被“解放”，先後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11月，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並任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告訴斯諾，他的家鄉湖南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物也出了幾個。第一人便是湖南省委現任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華國鋒當時才四十九歲，毛澤東卻親切地稱他為「老人」。毛澤東口中的「老人」，絕不是指的年紀，而極可能是指華的品德和在湖南工作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毛澤東稱華國鋒為「老人」，表明了毛對華的特別關注和信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中共黨內從來沒有過明文規定設「第一副主席」。這樣，剛由政治局委員上升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便名列在王洪文、葉劍英之前——周恩來生前所處的位置……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接任。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在離開黨和國家權力核心後，儘管身居簡出、頤養天年，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在黨的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被連續選為中央委員，特別是在黨的第十五大上，華國鋒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在黨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滿頭白髮的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可謂意味深長。從黨的九大至十五大，華國鋒連續七屆當選為中央委員，連續九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是創記錄的。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華國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