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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提拔讓許世友在華野各縱中突顯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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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提拔讓許世友在華野各縱中突顯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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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提拔讓許世友在華野各縱中突顯而出

2019年07月03日 18:05

1947年6月30日,為實施籌劃已久的「三軍配合,兩翼牽制」外線出擊計劃,毛澤東令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南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開始挺進中原戰略的第一步。

為配合劉鄧強渡黃河,毛澤東已在前一天即6月29日,指令戰績最輝煌的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三路分兵,一路是「兩個至三個縱隊出魯南」;一路是“兩個縱隊經吐絲口攻佔泰安”;一路則由陳毅粟裕親自統率留在山東內線。

粟裕原本計劃集中華野全軍繼續在山東內線作戰,「準備打大仗、惡仗,粉碎敵人的新進攻」。他考慮到正面之敵重兵密集,尚不具備分割殲敵條件,決定首先以3個縱隊分別向蔣介石軍隊的側翼和後方出擊,迫敵返援,創造戰機,主力則集結在沂水地區待機。

許世友(右)與粟裕、習仲勛(左)在廣州合影

但這一作戰部署即將實施時,毛澤東三路分兵的指令到了。粟裕與陳毅被迫改變內線作戰部署,分兵三路:

一路由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3、8、10三個縱隊挺進魯西,配合劉伯承鄧小平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作戰;一路由1縱司令員葉飛、4縱司令員陶勇率所部出擊魯南;華野司令員兼政委陳毅、負責戰役指揮的副司令員粟裕直接指揮2、6、7、9四個縱隊與特種兵縱隊留在山東內線的沂水待機。

毛澤東對這一部署很滿意,說:「我軍必須在七天或十天內,以神速動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區,打開與劉鄧會師之道路,如動作過緩,則來不及。」

這就是造成華野三路人馬一段時間處境相當不利的「七月分兵」,結果不僅粟裕直接指揮的華野4個縱隊因兵力不足,在南麻、臨苟戰役中失利,“殺傷國民黨整編第11師、第8軍各一部,殲敵1.8萬餘人。但華野部隊也傷亡2.1萬餘人”;陳士榘和葉飛分別指揮進入魯西、魯南的五個縱隊也迭遭失利,80%的指戰員爛腳,非戰鬥減員嚴重。1縱、4縱各傷亡約5000人,非戰鬥減員各約5000人。3縱有兩個師都縮編為兩個團,10縱傷亡近2000人。

7月23日,毛澤東指令劉鄧開始千里挺進大別山,同時指令陳毅粟裕「指揮陳(士榘)唐(亮)擔負整個內線作戰任務」,即接管劉鄧主力遠去後的魯西南根據地經營任務。

8月1日,陳士榘、唐亮指揮的3個縱隊與葉飛、陶勇的兩個縱隊在山東濟寧會師,統由華野參謀長陳士榘指揮,隨後進軍魯西南,與劉鄧部隊靠攏。

毛澤東與軍委:「擬成立華野西兵團,由陳士榘、唐亮分任司令員、政委。」(《粟裕年譜》259頁)

這是華野「西兵團」與指揮機構的最早提議。但毛澤東對陳士榘的指揮不放心,認為“陳唐指揮能力弱”,完不成直接配合劉鄧作戰的目的,否定了陳士榘任西兵團司令的提議。

一面對粟裕南滿、臨苟戰役「自請處分」的檢討輕描淡寫地說“不要緊”,一面決定讓粟裕速去魯西南指揮華野5個縱隊的主力作戰。電報說:“山東主力(陳唐、葉陶)現在西邊”,“請考慮粟裕同志帶炮兵主力速去魯西南,統一指揮5個縱隊,積極策應劉鄧作戰。”

他指出了讓粟裕西去指揮的理由:「劉鄧南下作戰能否勝利,一半取決取決於陳唐葉陶5個縱隊能否起大作用。」因而他寄希望已相繼籌劃指揮取得七戰七捷、宿北、魯南、萊蕪和孟良崮戰役勝利的粟裕。他所說的挺進大別山另一半勝利因素,是指劉伯承鄧小平自己的努力。

這一份電報的毛澤東手稿中,還有一條讓粟裕速去魯西南的理由,即在「粟裕帶炮兵」有一句“陳唐指揮能力弱”,因考慮到某種原因,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集》予以刪除。陳士榘指揮能力弱,而且喜歡自作主張修改作戰命令,粟裕對此也十分清楚,所以後來給作戰部門規定,如果參謀長陳士榘有修改意見,必須另付輔助命令,不得在他的命令上修改。

稍後,毛澤東又發出另一份電報,催促粟裕說:「我們仍主張粟裕迅即繞道聊城去鄆城,指揮陳唐、葉陶5個縱隊在鄆城地區休整,就現有兵力在魯西南積極策應劉鄧作戰,不可喪失時機。」

負責戰役指揮的粟裕到魯西南指揮華野主力5個縱隊,毛澤東又給司令員陳毅佈置了任務:「陳率6、9縱俟水退後,迅速轉至東邊與2、7縱會合,從反面鉗制魯中、魯南之敵。」也就是陳毅率華野總部僅指揮4個縱隊。毛澤東還特意交代華東局的後勤供應:“你們的供應重心應轉至魯西南”,因為那裏是主力。

考慮到粟裕前去後缺少一個指揮機構,陳毅粟裕此前一天又「擬成立華野西兵團,由陳士榘、唐亮分任司令員、政委」,毛澤東稍後發來電報,同意成立西兵團,但“西兵團指揮機構,提議以粟裕為司令員兼政委,陳士榘為副司令員,唐亮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這是華野西兵團機構稱呼的第二次提及,但因為與陳毅粟裕此前一樣,也僅僅是「提議」,隨後因情況變化並未實行。

令陳士榘等人,不可輕舉妄動:「5縱至少須有兩星期安全休整,並待粟裕到來方能舉行機動作戰。」

粟裕接到毛澤東連續4電後,考慮到戰略重心已由內線轉到外線,主戰場已由山東轉移到中原,又考慮到華野總部指揮機構的健全,即「人事關係及指揮便利」,向陳毅提出3點建議,獲得應允後,又與陳毅聯名於8月5日上報毛澤東:

一是「請陳毅一同西去,以加強領導」;

二是「為進一步集中兵力,達成戰役上的優勢,增調第六縱隊到西線。」

三是留在山東的第二、第七、第九3個縱隊組成東兵團,即「另組東兵團司令部,以譚(震林)為司令,許世友為副司令,黎(玉)為政委」(《粟裕文選》),執行內線作戰任務。

粟裕這一建議最直接的結果是,因司令員陳毅也一同西去,便將由當年華中野戰軍指揮部為主改編的華東野戰軍指揮部即「野直」,也帶往西線,指揮作戰便更為得心應手了。

他還說明了調「野直和6縱」西去的理由,“東面地區狹小,有2、7、9三縱,另有王(彬)賴(可可)兩個地方師(甚有戰力),兵力已夠分配,故以野直(即野戰軍總部)率6縱西進為更好。”

因為毛澤東未能及時回電。8月6日,粟裕又單獨署名致電毛澤東,說「軍委前後各電敬悉,當遵命迅速西去,惟因人事關係及指揮便利,故昨電建議職與陳軍長一同西去較為適宜」。他再度建議“東面2、7、9縱及膠東王賴部(共11個旅)統由譚(震林)許(世友)指揮,如此東西配合鉗制敵人。是否妥當,請速示。”(《粟裕文選》第3卷,336頁)

批准,說「譚黎許組成東兵團」,並交代:“惟陳粟應速西去,愈快愈好。”

因為華野指揮部和陳毅都前往魯西南,原計劃的西兵團及其指揮機構已無必要,因而陳毅粟裕繼續以華野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以副司令員身份指揮華野所有部隊。權威的《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記載:原本華野建議陳士榘擔任西兵團司令員,但是軍委要求粟裕擔任。但是在粟裕要求陳毅一起去西兵團以後,西兵團沒有組織兵團機構和任免兵團指揮員。(《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

此後,毛澤東又將晉冀魯豫野戰軍11縱撥歸華野指揮,使華野西邊主力增加到7個縱隊(不含炮縱);還曾短期內指揮過著名的陳賡兵團,實力遠超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及劉伯承鄧小平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即便以後來華東野戰軍正式組建的下屬兵團建制機構來看,這裏依然是兩個兵團(第一兵團與第三兵團)。

雖然隨後不時也有「西兵團」或“西線兵團”的稱呼,但僅是一種泛指部隊集團的通俗說法,以便與山東內線的東兵團區別。

華野指揮部即司令部的西去,逐漸遠離華野司令部和粟裕指揮的東兵團機構作用便凸現出來,成為實實在在的兵團建制實體。

許世友原為華野9縱司令員,是粟裕麾下11個縱隊級普通將領之一。華野已經取得的經典戰役中,他沒有參加過七戰七捷、宿北戰役,大兵團作戰經歷不如葉飛、王必成、陶勇等縱隊司令員;南麻戰役中,他奉粟裕之令率9縱擔任主攻任務,攻打胡璉的整編11師,結果屢攻不動,加上暴雨等不利因素,粟裕被迫下令後撤。

粟裕成立東兵團時,之所以讓許世友出任副司令,一是考慮華野副政委譚震林兼任司令雖然名正言順,合乎情理,但到底不會打仗,需要一個懂行的人協助;二是留在山東的2縱司令員韋國清、7縱司令員成鈞和9縱司令員許世友中,以許年齡最大,資歷最老。

許世友由此成為第一個被提升的縱隊司令員。但長期擔任政工,新四軍時期甚至將所部6師弄跨,被迫併入1師的東兵團司令譚震林,表現很不盡人意,8月26日,華東局書記饒漱石、黎玉等人還「提出9縱應即13縱靠攏,進行膠東內線作戰準備,請譚震林提出東兵團作戰計劃」,譚震林卻未按要求行動。

毛澤東並告饒漱石、黎玉,批評譚震林「往複電商,致喪失戰機,形成分兵局面」。

鑒於此,毛澤東不久改任許世友為東兵團司令,譚震林則兼任政委,原政委黎玉專事地方工作。因譚震林還兼任華野副政委,職務依然高於許世友,但已不負責作戰。

「時來天地皆同力」,許世友由此再升一級,從兵團副司令升任司令,此後又擔任東兵團改稱的華東野戰軍野戰兵團司令員、華野山東兵團、第二兵團司令員,是粟裕麾下第二個兵團司令(第一個是譚震林),後來濟南戰役時又因此成為粟裕麾下的攻城總指揮(全軍指揮粟裕)。

飲水思源。

許世友在華野突顯而出,影響逐漸超過聲望較高的參謀長陳士榘與政治部主任唐亮的最早根源,是因為粟裕提議成立東兵團機構並提升他為副司令。如果粟裕當初不建議華野指揮部和陳毅一同西去,西兵團機構得以正式建立,由粟裕兼任司令員,那麼,留在山東的9縱司令員許世友便只能歸華野指揮部和陳毅指揮,東兵團機構不會成立,許世友便只能長期擔任縱隊司令員。

因而,許世友雖然因性情簡單粗糙,行軍時也發過粟裕的牢騷,但對粟裕這個老上級一直較敬重,建國後,粟裕每到南京或廣州,擔任南京或廣州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必定恭敬接待;粟裕的老母親因行動不便,又不適應北京氣候,只得留在南京養老,許世友知悉後常能予以照顧,以盡部下之義。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49年6月15日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毛主席在講話中就進行了這樣的預言:「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主席的這一科學預見。

新中國各級政權建立起來後,面臨著這樣一個難題:國民黨時期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怎麼辦?毛主席以其偉大心胸和氣魄,大手一揮作出決定:「包起來」。

所謂「包起來」,就是對這1000萬人都要給飯吃,給出路。

1949年7月15日毛主席與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在中南海合影

1949年10月24日,毛主席同綏遠軍區的負責人談話,特別邀請了傅作義參加。

在這次談話中,毛主席說:“這次政府的名單中,黨人和進步人士還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別人在民主革命困難時期擁護黨,為我們說過好話,幫過忙,我們勝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決綏遠問題就要有所不同。這證明我們的政策正確,今後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

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包括綏遠的在內,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沒有這一條不行,眼睛裏只看到綏東解放區八十萬人民就會弄錯事情。”

什麼叫大格局大胸懷大氣魄?這就是!毛主席的偉大,往往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對國民黨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進行了細心安排。

對原國民黨的黨政人員,安排了一部分留在各級人民政權當中當幹部,一部分安排到參議部門中去,有的根據自己的意願安排去教學,有的則乾脆養起來。

對原國民黨軍隊人員,則通過逐步整編,安排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中去。是軍官的,大體仍然按原有的級別安排。

建國之初,百廢待興。各方面的建設,都急需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面臨著恢復和建設的繁重任務,迫切需要大量建設人才,但國內建設人才奇缺,滿足不了建設需要。毛澤東很重視延攬人才,並且在延攬人才中表現出他博大的胸懷。在國內,

有許多建設人才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甚至在日偽統治時期,不同程度地為國民黨、日本人做過事。我們許多幹部便以不信任的態度對待這些幹部,甚至排斥他們。

毛主席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即指示各地糾正,要求各級政府在安排國民黨時期留下的軍政人員時,注意發現他們中間的建設人才,把發現的人才安排到重要崗位上去,發揮他們的作用。不光要在專業上使用他們,有的人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海天遼闊,英才歸來。毛主席還把延攬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在新中國與西方尚無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他要求統戰部門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吸收海外人才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經過統戰部門多方努力,許多在海外留學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開拓者、奠基人。

諸多人才齊聚祖國、為新中國建設出力的場面,沒有毛主席的博大胸襟,是不可能出現的。

毛主席笑得很開心

1956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把《論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其中談到鎮反問題:

“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可以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

第三條,消滅證據。鎮壓反革命要有證據。這個反革命常常就是那個反革命的活證據,有官司可以請教他。你把他消滅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證據了。這就只有利於反革命,而不利於革命。

第四條,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台灣。殺了他們,你得一個殺俘虜的名聲,殺俘虜歷來是名聲不好的。

還有一條,機關里的反革命跟社會上的反革命不同。社會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頭上,而機關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遠些,他們有普遍的冤頭,但是直接的冤頭不多。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麼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不能勞動改造的就養一批。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後,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毛主席還特赦了所有戰犯。

從1959年起,人民政府開始對部分戰犯進行特赦,直到1966年,總共特赦了6批戰犯。

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長沙想到了這件事,於是便寫道:「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年了,還關著幹什麼。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周總理對此事也非常重視,他親自批示讓公安部開列全部在押戰犯名單。

公安部很快給黨中央寫了《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有13名戰犯應當繼續關押,不能特赦。

1975年2月27日,這份《報告》送交到了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看過後,覺得公安部太小氣了,馬上提筆做出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主席「都放了算了」的批示讓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有點出乎意料,同時也不得不佩服主席的胸襟廣闊。

1975年最後一批被特赦的國民黨戰犯走出戰犯管理所

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共293名戰犯獲得了特赦。

當天,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宣佈:「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志,先生!」

現場立即爆發雷鳴般的掌聲,戰犯們皆山呼「毛主席萬歲」。“

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無語,有的淚流滿面。”當年的管教幹部劉家常曾如此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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