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鋒，資料圖）
在華東戰場，第三野戰軍於9月19日發起漳廈戰役，經激烈戰鬥，全面突破敵軍防線，解放了廈門全島及鼓浪嶼，漳州、泉州等閩南地區隨之全部解放。10月24日，三野第十兵團以部分兵力乘木船渡海進攻金門島。由於對敵情、海情缺乏周密調查研究，船隻準備不足，先頭部隊三個團渡海登島後，因船隻全部擱淺並被敵軍炸毀而陷於孤立無援境地。登島部隊與大量增援的敵軍頑強作戰，終致失敗。金門島戰鬥失利，為人民解放軍如何充分作好必要準備進行解放海南島等渡海戰役提供了重要鑒戒。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蕭鋒：開國少將。時任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二十八軍副軍長，金門戰鬥前線指揮員。
報後，心情沉重，於29日親筆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各野戰軍和各大軍區：
稱，「10月27日8時電悉。你們以3個團登陸金門島，與敵3個軍激戰兩晝夜，後援不繼，致全部壯烈犧牲，甚為痛惜。查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與急躁所致。當你們前次部署攻擊廈門之同時，擬以1個師攻佔金門，即為輕敵與急躁表現。當時，我們曾電你們，應先集中力量，攻佔廈門，而後再轉移兵力攻佔金門，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們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將此次經驗教訓深加檢討外，仍希鼓勵士氣，繼續努力，充分準備，周密部署，須有絕對把握時，再行發起攻擊。並請福建省委，用大力為該軍解決船隻及其他戰勤問題。至失散人員，仍望設法繼續收容」等語，特為轉達，請即轉告各兵團及各軍負責同志，引起嚴重注意。當此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已不在遠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中主要是軍以上領導幹部中容易發生輕敵思想及急躁情緒，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為深戒。對於尚在作戰的兵團進行教育，務必力戒輕敵急躁，穩步地有計劃地殲滅殘敵，解放全國，是為至要。
粟裕並告第三野戰軍兼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和政治委員饒漱石，要求他們以金門失利為戒，進一步做好攻擊舟山群島的準備工作。電報說：舟山群島共有敵軍5萬人，並有頑強的戰鬥力，你們以2個半軍進行攻擊是否足夠?鑒於金門島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島作戰的失利，你們須嚴重注視對定海作戰的兵力、部署、準備情況及攻擊時機等項問題。如果準備未周，寧可推遲時間。提議你們派一要員直赴定海附近巡視檢查一次。如何，盼復。
報中說：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即必須注意潮水與風向，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1個軍(4．5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3天以上糧食，於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灘頭陣地，隨即獨立攻進而不要依靠後援。因潮水需12小時後第一次載運船隻方能返回運第二次，而敵可用海空軍切斷我之運輸，故非選擇時機一次載運1個軍渡海登陸，並能獨立攻進，建立基地，取得糧食，便有後援不繼，遭受重大損失之危險。三野葉飛兵團，於佔領廈門後，不明上述情況，以3個半團9000人進攻金門島上之敵3萬人，無援無糧，被敵圍攻，全軍覆滅。你們必須研究這一教訓。海南島之敵，可能較金門敵人戰鬥力差些，但仍不可輕敵，請告鄧賴及四十軍、四十三軍注意，並望你向粟裕調查渡海作戰的全部經驗，以免重蹈金門覆轍。
中央並轉林彪：
及轉來鄧、賴、洪1月5日電均悉。(二)既然在舊曆年前準備(工作來不及，則不要勉強），請令鄧、賴、洪〔朝〕不依靠北風而依靠改裝機器的船這個方向去準備，由華南分局與廣東軍區用大力於幾個月內裝置幾百個大海船的機器(此事是否可能，請詢問華南分局電告)，爭取於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三)海南島與金門島情況不同的地方，一是有馮白駒配合，二是敵軍戰鬥力較差。只要能一次運2萬人登陸，又有軍級指揮機構隨同登陸(金門島是3個不同建制的團又無一個統一的指揮官，由3個團長各自為戰)，就能建立立足點，以待後續部隊的繼進。(四)請要十五兵團與馮白駒建立直接電台聯繫，並令馮白駒受鄧、賴、洪指揮，把瓊山、澄邁、臨高、文昌諸縣敵軍配備及敵海軍情況弄得充分清楚，並經常注視其變化。(五)同時由雷州半島及海南島兩方面派人(經過訓練)向上述諸縣敵軍進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幾部敵軍於作戰時起義，如能得到這個條件，渡海問題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條件下，策動幾部敵軍起義應該是很可能的。此事應請劍英、方方、馮白駒諸同志特別注意用力。華南分局應加以討論，定出具體的策反辦法，並於3、4個月內獲得成績。
看到毛主席這樣一而再、再而三提到金門失利的教訓，而且情深意切，語重心長，我感到十分痛心和慚愧。金門一仗沒打好，給黨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並且使毛主席難過，更使我認識到自己的失誤是萬難彌補的。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各兄弟部隊在毛主席的諄諄教導下，接受了金門失利的教訓，力戒輕敵急躁情緒，認真做好準備，於1950年春夏之後，先後順利地解放了海南島、舟山群島和萬山群島，譜寫了我軍戰鬥史上新的勝利篇章。
毛主席把金門失利這一壞事變成了好事，這是金門失利後我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得到的一絲安慰。（摘自《福建黨史月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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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部長喬冠華（資料圖）
進入1967年，形勢逼人緊。「文革」運動的惡浪席捲全國，許多人成天價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口號聲震得人們耳膜發疼發脹。
1967年，上海發生了「一月風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級黨政機關奪取權力。領導幹部或靠邊站、或被揪斗，黨政機關，甚至一些公檢法部門亦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即使個別領導幹部暫時未被打倒，也處在軟弱無力岌岌可危的狀態，根本無法正常地開展工作。一時間，幾乎整個社會處在無組織、無紀律狀態，無政府主義呈惡性膨脹趨勢。到了1967年的7、8、9 三個月，當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亦有人感到這樣混亂的政治局面已駕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並未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相反使本部門群眾之間的派別鬥爭(亦不乏被壞人利用)都被當作「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一場鬥爭更趨向白熱化，各地造反派紛紛搶奪軍警或者軍火庫里的槍支彈藥把自己武裝起來，「炮轟！」「火燒！」「血洗！」和「砸爛×××」的狂潮裹襲全國，流血事件時有發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任意給一些組織戴上「革命組織」、「 造反派」等表示「進步」的桂冠；而給另一些與他們觀點不同的組織扣上「保皇派」、「保守組織」等「落後」、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這種親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無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別間的矛盾更加尖銳複雜起來，真可說是達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話，找上宦鄉(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車來到中南海陳毅家中。為備忘，他在「語錄本」一角，記下了「二、七、海」 3個字。 「哦，你們已經到了！」剛剛散步回來的陳毅與喬冠華、宦鄉二人握握手，親熱地說： “今天請二位筆杆子來，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電報，你們先翻一翻，我去吃點早飯， 馬上回來！” 文件、電報在喬冠華手中停留片刻，一一傳到宦鄉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過了。
這些外交史上聞所未聞的荒唐舉止，令人痛心疾首，絕難淡忘。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牆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東道國提出抗議；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四個偉大”的標語，並向提出質詢的當地官員自豪地宣稱，要讓這裏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 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集會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駐非洲×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駐×國使館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鑽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游擊戰，被人家連推帶搡轟出帳門…… 對這些荒謬的行為，稍具外交常識的同志，都覺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來、陳毅尚能提出批評，別人誰敢講？不久前，外交部向駐各國使館發出“經中央批准，駐外使館不搞罷官奪權”的電文後，駐× 國使館竟立即拍回電報質問：是哪個中央批准的？…… “怎麼樣，看完了嗎？”陳毅進來問道，“唉，多少年艱辛努力，因此一舉，付之東流！不過，今天找你們來，不是為發牢騷、罵娘的。”陳毅雙手抱在胸前，在辦公室里踱了個來回，然後說： “這兩天，我查了一些資料，歷來的國家關係，都是內外有別的。國內搞運動，不能把外國人牽上。你們看噢，我們根據慣例。採取軍委的方法，也來規定幾條，怎麼樣？比如說，不得把外國人拉來批鬥，不得強迫人家接受你的宣傳品，不得強迫人家背語錄，等等。無論如何，我們要想方設法，使我國的對外關係，不要受這次運動的衝擊和破壞。”
喬冠華略顯遲疑地點點頭。他何嘗不希望糾正外交工作中的種種錯誤作法！可用中央名義發出的電報，造反派尚且懷疑，幾個靠邊站的「當權派」訂出幾條發下去，還不是對牛彈琴? “老喬，你擔心訂出的是一紙空文吧！”陳毅一語道破：“我請你們來，是想依據國際公法，細細推敲、琢磨，訂出幾條無懈可擊的規定，送中央，請主席批一下，再發往駐外使館，照章執行!前兩天，軍委制定的八條命令，我們就是採取這個辦法。” 聽說要請毛澤東批准，喬冠華與宦鄉相對一笑，頓覺希望倍增。
「時間緊迫，你倆人先打個草稿，我們再商量。你們早出晚歸，就在我家吃午飯，免得造反派糾纏， 誤事。」 喬冠華對鐵竹偉談到這裏，眼睛潮潤，聲音也有些暗啞了：
“那時陳總被奪了權，部里大小事他都無權作主，都要請示周總理。有時總理太忙，他就守坐在總理辦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總理曾幾次對我講過，看見陳總這樣，他心裏很難過。可是，就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千方百計想使‘文革’運動不要破壞我國的對外關係，不要使世界各國對我國產生不應有的壞印象。
「我們每天一早就去。開始兩天，陳總與我們還有說有笑，可後來他只同我們打個招呼，便獨自坐在桌旁沉思，或者推門出去，在寒風裏踱步。“當時，我覺得奇怪，對老宦說：‘為什麼陳總心情這樣沉重，過去他是愛講話的？……’ 」
影上的賣報童那裏學到一點伎倆，你手上的報便很快可以賣光。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題目叫喊一遍，未到東安市場，報紙已賣掉一半了。王府井幾乎整一段街都是報攤，賣報的幾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頭子。我忽然眼睛一亮，發現喬冠華也擺了一個報攤。他面前擺著一大堆報，似乎買賣不佳。我說，咱們一起賣。我在他旁邊擠進去，把兩種報重要題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賣掉了不少。
他賣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報，裏面有沒有批他的我記不清了。看到別人都在收拾，我們當然也跟著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幾步便到了，我邀他進去休息，喝水。他說，他還得回到外交部交帳，等下次吧。這個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衚衕遇見他那一回。”（唐瑜：《二流堂紀事》，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頁。）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數人，策劃演出了火燒英國代辦處，先後砸緬甸、印尼、印度駐華使館等一連串嚴重敗壞新中國外交聲譽的荒唐事件，特別是從印尼歸國的所謂「紅色外交家」姚登山，他打著革命造反派的旗號，私自召集全體駐外使節和外交部司局長開會，奪了外交部的大權，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下令將姚登山逮捕法辦，這讓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在姚登山押走時，龔澎上去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
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5月至8月間，是我國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儘管這時的喬冠華處境十分困難，但他還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喬冠華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會議上給外交部扣上“三降一滅”的帽子(三降一滅，即投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撲滅人民革命運動)，請示周總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麼？周總理想了一陣後說：“三降一滅”不通。1971年5月底，周總理在外事工作會議上談到對建國後外交工作的評價時又提到：“我不同意那種極左思潮的說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團的說法，好像我國外交也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因為毛主席一直關心這條戰線， 親自抓、親自領導這條戰線”。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頁。周恩來克服了種種困難，保護了像喬冠華那樣的外交幹部，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於一旦的懸崖之上，為經歷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後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面復甦，爭得了寶貴的迴旋餘地和條件。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陳毅、喬冠華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迅速修復，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西方一大批國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現，都是不可想像的。
本文摘自《著名外交家喬冠華的才情人生》，羅銀勝 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