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同弟弟周同宇一家合影（資料圖）
1975年5月的一天，周同宇結束了長達7年的監禁，悄然回家。此時，他的親哥哥周恩來已經病入膏肓，而他卻不能親往探視。因為，他是一個被控參與組織反革命、被哥哥親筆批示拘捕的人。
此前7年的某個子夜，凌晨一兩點，一名首都衛戍部隊的軍官帶著幾個軍人來到周同宇住在北京機織衛衚衕27號的庭院，向周同宇宣讀了拘捕令。
根據他女兒的講述，作為周恩來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姑娘讓他飽嘗失戀之痛，他可能不會脫離革命的道路。失戀了，他跟上級請假去了外地，原則性很強的哥哥誤以為他擅離職守，嚴厲地批評了他。可能是因為性子倔強受不了哥哥的責備，也可能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周同宇脫離了哥哥終生為之奮鬥的組織。
脫黨後也為中國革命做過一點貢獻的他，在哥哥入住中南海的日子裡，並沒有顯赫起來。從北京市直機關到國務院直屬機關，他始終是個芝麻粒大的小幹部。由於身體不太好，被捕時他已經提前退休好幾年了。退休後，在中共培訓黨外人士的社會主義學院，作為政協委員的周同宇與同為政協委員的國家主席的某個妻舅，以及兩個教授相處甚歡，經常聚在一起吃飯聊天。
禍根由此種下，至於被捕入獄的真正原因，我看到的說法有兩種：一種說法是周恩來連累了他。周恩來的政敵希望藉此攻擊周恩來，就無限上綱上線，弄出一個反革命聚餐會，把他弄成涉嫌參與反革命組織的壞蛋。還有一種說法是國家主席的妻舅連累了他。國家主席被打倒後，他的妻舅受到株連，被抄家了，審查者從其家中的請柬中，發現了周同宇等人的名字，紅衛兵懷疑他們從事特務活動，就將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來。風聲鶴唳中，一位老教授自殺了。死人了，問題大了，材料很快上報到中央文革小組，該小組的一名成員批了一筆，說請總理閱。
不管是哪種說法，最後的結果都是將周同宇交給了周恩來。可能是為了避嫌的原因，周恩來還將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提出兩個建議，一是交給紅衛兵，一是交給首都衛戍部隊，控制起來後再由組織查證，並坦言自己傾向於交給首都衛戍部隊。當主席請周恩來酌處的時候，他給公安部的兩個負責人寫了張批條，請他們命令首都衛戍部隊，連夜將周同宇拘留審訊。批條上，周恩來還用蠅頭小楷註明了弟媳和六個侄兒侄女的姓名，末尾還不忘寫上弟弟家的住址。
依照中國文化傳統，這是一則大義滅親的故事。
要說周恩來完全沒有保護無辜的弟弟，也與部分文獻的記載不合。據說，周恩來向主席報告之前，曾找首都衛戍區的將領商議過，對方建議周恩來，與其讓紅衛兵亂來，不如把他交給軍隊，用拘捕的形式把他保護起來，與部長以上的高官關在一起。這就像獨木舟拴在大船上，驚濤駭浪中，固然險灘不斷，但船翻人亡的可能性會小得多。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失去自由的周同宇保住了性命。
周同宇被釋放回家，不過半年，哥哥就溘然長逝。舉國哀悼中，7年未曾見過兄長的周同宇卻不能出席追悼會，因為他還未徹底平反。他只能自設靈堂在家祭奠。當時的他可能並不知道，哥哥在臨終前依然惦記著他，拜託夫人照顧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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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資料圖）
彭德懷，出身貧寒，性格剛強，早年投身革命，領導平江暴動，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和紅三軍團。歷任紅五軍軍長、紅三軍團總指揮、紅一方面軍副總司令、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北上抗日先遣支隊司令員、八路軍副總指揮和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兼職未公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為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績。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因為民請命，仗義執言，堅持正確意見，被打成「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頭子，“十年內亂”中飽受迫害，最後悲慘地辭世。
為了留下自己一生的真實記錄，免得背著「歷史黑鍋」死去，彭德懷在“軟禁”中寫下了一批回憶資料，交給侄女彭梅魁保存。
這批秘密保存在彭梅魁家中的彭德懷手稿時而被藏在北京，時而被埋在彭德懷老家湖南省湘潭縣烏石寨的彭家老屋裏，時而又被帶回北京，時而被彭梅魁帶在身上。1976年北京、天津、唐山一帶發生地震時，彭梅魁一家搬到防震棚里躲地震。彭梅魁把彭德懷的手稿裝在一個舊書包里背著，晝夜不離身，睡覺時就把書包帶纏在手腕上。
1978年春天，彭梅魁從報紙上看到彭德懷的老戰友、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總參謀長黃克誠復出的消息，欣喜萬分，幾經周折，找到了黃克誠。黃克誠感慨萬端：「1974年我也因病住進三○一醫院，和你伯伯住的是一個醫院。彭總因癌症逝世，我竟完全不知情！他們多會封鎖消息啊！後來我聽說，你伯伯因為劇痛難忍，把被子都咬爛了。一代英雄啊，如此悄然辭世！雖說死生是常事，苦樂也是常情，但彭德懷這樣死，實在令人痛惜！」彭梅魁向黃克誠詳細講述了彭德懷的晚年和臨終情況。她說：伯伯在彌留之際，說話已經十分艱難，還斷斷續續囑咐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黃伯伯，並將他遺留的書籍，“送給我的好友黃克誠”。黃克誠聽後，極為悲痛地說：“我也很想念彭老總，粉碎‘四人幫’恢復工作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做夢經常同他在一起。”黃克誠一邊說著，一邊拿起筆，寫下1965年被貶到山西後，因遙念遠在四川成都的彭德懷而寫的一首詞。
1948年彭德懷到解放太原的前線榆次視查，賴若愚（左一）、彭德懷（左三）、胡耀邦（左四） （資料圖）
這首詞的全文是：
調寄江城子
憶彭德懷
久共患難自難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無從話短長。
兩地關懷當一樣。
太行頂，峨眉崗，
猶得相逢在夢鄉。
宛當年，上戰場；
軍號頻吹，
聲震山河壯。
富國強兵願必償，
且共勉，莫憂傷。
黃克誠寫罷，又輕聲念了一遍，談起彭德懷的遭遇，不禁熱淚盈眶，淚灑衣襟。
黃克誠把這首詞送給了彭梅魁。
「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睏惑。」談過往事之後，彭梅魁告訴黃克誠秘藏彭德懷手稿的來龍去脈。黃克誠大為感嘆，稱讚彭梅魁有勇有謀，做了一件大好事。
彭梅魁問：「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還是自己保存？」
黃克誠說：「自己保存難，容易損壞，我看還是上交黨中央好。現在中央很忙，以後找個適當的機會再交吧。」
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期間，在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排除阻力，頂著壓力，堅定不移地奮力推進為彭德懷平反的有關工作。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在發言中代表全國人民的願望，正式向中央提出為彭德懷平反的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為彭德懷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彭德懷在「文革」中（資料圖）
1978年12月24日下午，鄧小平出席彭德懷、陶鑄的追悼會，並為彭德懷致悼詞。指出：彭德懷是我黨的優秀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平江起義的主要領導者、紅三軍團的創立者，是黨、國家和軍隊的傑出領導人，曾擔任過黨、政、軍的許多重要職務，是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於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今天，黨中央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給彭德懷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評價，為他恢復了名譽。他熱愛黨，熱愛人民，忠誠於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他作戰勇敢，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於律己，關心群眾，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他不怕困難，勇挑重擔，對革命工作勤勤懇懇，極端負責。他在近半個世紀的革命鬥爭中，南征北戰，歷盡艱險，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為人民軍隊的成長壯大，為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彭德懷九泉之下終於可以安息了。
中共中央為彭德懷平反昭雪以後，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認為上交彭德懷手稿的時機已經成熟。
1979年1月3日，彭梅魁致信胡耀邦，並請黃克誠將這封信和彭德懷手稿交給胡耀邦。
翌日，黃克誠神情肅穆，緩步走進胡耀邦辦公室，把一個紙包交給胡耀邦。
「黃老，這是什麼？」胡耀邦接過紙包，看著黃克誠。
「你先打開看看。」黃克誠十分鄭重地回答。
胡耀邦輕輕打開包裹在彭德懷手稿外面的舊報紙，看到筆記本和泛黃的一摞稿紙，上面的筆跡蒼勁有力，原來是彭德懷元帥的手跡。他伏在辦公桌上，急切地瀏覽起來……
胡耀邦不禁有些疑惑：彭德懷的這些手稿是怎麼保存下來的？
「黃老，彭德懷的這些手稿你是從哪裏找來的啊？」胡耀邦問。
黃克誠道：「這是彭德懷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在母親和兩個弟弟的幫助下，冒著危險保存下來的，算來有17個年頭嘍，不容易啊！本來在你主持中組部工作的時候就想交給你，彭梅魁同志怕你忙，讓我在方便的時候再交給你。她只要求你給她寫一張收條就行了。」
「好，我這就寫。」胡耀邦一邊說著一邊揮毫寫道：
克誠同志並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誠同志交給了你要他轉給我的彭德懷同志的一批手稿。計：5個32開筆記本，一個22開筆記本，一封給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廬山會議文件」。
我當作珍貴的歷史文物轉給中央。
這封信是我給你的收條。
胡耀邦
1979年1月4日上午
彭德懷與妻子浦安修（資料圖）
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接收彭德懷的這批手稿以後，並沒有交給中央檔案館保存起來了事。在他的大力支持、幫助、關注下，有關方面組織力量對彭德懷的這批手稿進行認真整理，以《彭德懷自述》作為書名，由出版社公開出版，向全國發行，在國內外引起空前強烈的反響和轟動。彭德懷的老戰友、老部下紛紛發表讀後感。《彭德懷自述》對撥亂反正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彭德懷生前所沒有預料到的。
一個人的生命可以逝去，但是，一個人的思想卻是永存的。
彭德懷沒有死，他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記憶里、永遠活在中國人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史冊里。
彭德懷生前堅信：「歷史是最無情的，也是最公正的，歷史終將會對我作出公正的評價。」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