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為何多次拒絕毛澤東訪蘇請求？

毛澤東與斯大林（資料圖）  

毛澤東早就想去莫斯科斯大林數次婉拒

毛澤東在1947年的春天第一次提出他想去莫斯科，但是那時候斯大林比較擔心，因為他不知道中國內戰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如果最後共產黨打敗了，這時候把毛澤東接到莫斯科去，這個消息如果傳出去對蘇聯非常不利，所以他幾次婉言拒絕了毛澤東。剛開始他答應了讓毛澤東來，當時毛澤東非常激動，就在山西一個打穀的場子修建了簡易機場，等著飛機接他，後來斯大林說你別來了，你挺忙的，先忙你的事，等戰爭差不多結束以後你再來。

到了1948年，大局基本上已定，國民黨已經是兵敗如山倒，這時候毛澤東又提出說要去莫斯科，要向他彙報將來中共的一些方針、政策等等。開始斯大林也答應，但是猶豫了一下，就說你開始準備吧。毛澤東買了新帽子、新衣服、新皮鞋，準備了四大箱子向斯大林彙報，結果毛澤東臨走的時候斯大林又來電話，說你現在來不是時候，我們委員都下去收麥子了，莫斯科沒人，當時毛澤東非常氣憤，但是也沒辦法，斯大林不讓他去他就去不了。

到1949年初，因為他們倆之間發生了一個矛盾，就是關於和談的問題，斯大林讓中共和國民黨和談，讓蘇聯作為中間人調停，毛澤東堅決拒絕了，所以兩人弄得很不愉快。1949年的時候斯大林告訴毛澤東，莫斯科你就不要來了，我派人去，後來便派了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訪問西柏坡以後，中蘇關係迅速升溫，因為通過西柏坡的訪問，斯大林知道了中國共產黨將來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所有政策跟蘇聯都保持一致，所以他非常高興，加大了對中共援助的力度。

6月份，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使得兩黨關係更加密切，斯大林答應了中共提出的幾乎所有要求，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出了一個問題，原來中蘇之間有一個同盟條約，1945年蔣介石和斯大林簽的條約，按照那個條約，中國同意外蒙古通過公投分離出去，同意把旅順港租給蘇聯，還牽扯到大連港的行政權，等等。1945年蘇聯和國民政府簽訂的條約怎麼辦？中國共產黨馬上奪取政權了，蘇聯很擔心一個問題，怕中國共產黨否認這個條約，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共在這方面的態度。其實毛澤東心裏也很清楚，他要向蘇聯一邊倒，要採取跟蘇聯一致的政策，而且他要在黨內，在全國人民當中宣傳這點，要確立這個政策，有一點是他必須要邁過的障礙，就是把1945年這個條約否掉，重新簽一個條約。其實雙方內心的目標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誰也不好講，因為他們主要的目的是雙方要合作，蘇聯要拉住中國，當時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他希望新中國能夠加入這個陣營，毛澤東也希望共產黨剛奪取的政權能夠得到蘇聯的幫助，在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確實是處在非常矛盾的狀態。到劉少奇去莫斯科的時候，劉少奇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有一段專門講中蘇關係，其中就涉及到1945年條約的問題，劉少奇報告當中說，中共中央研究了這個問題，我們有三個方案：第一，新政權承認1945年的條約；第二，宣佈廢除1945年的條約；第三，暫時繼承，日後修改。這三點蘇共中央認為哪一點比較合適？

我看俄國檔案上斯大林在這個地方畫了一個大圈，寫上「這個問題等毛澤東來了再談」，他沒有跟劉少奇談這個事，所以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考慮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要跟斯大林解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到底是繼承1945年的條約，還是重新簽一個條約。

毛澤東借祝壽名義訪蘇提到重籤條約斯大林裝糊塗

報，說我現在有時間了，我可以去莫斯科，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簽訂一個新的同盟條約。過去檔案沒解密，在這個問題上說什麼的都有，說毛澤東主要是治病去了，我看俄國人寫，說毛澤東是來治病，不是談條約，斯大林沒有準備。其實不是，現在檔案出來了，而且不止這一封，後來斯大林沒有回電，毛通過周恩來又跟蘇聯外交部提出說主席要訪問蘇聯，訪問的主要目的是談簽訂條約的問題，但是斯大林還是沒有答覆。

報，說你要是同意簽訂新的條約，我和周恩來一塊兒去，你要是不同意，我一個人去，你就告訴我，是我一個人去，還是我和周恩來一塊兒去。斯大林還是沒有答覆。沒辦法了，後來他就一個人去。

毛澤東那個人的性格是非常執著的，他見了斯大林第一面，12月16號，兩人寒喧了幾句，馬上他就提出來，說我來之前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會議，關於1945年的條約我們是這樣，話沒說完，斯大林說，打住，你來之前蘇共中央也召開一次會議，我們認為1945年的條約不能改變，必須保留，就把毛澤東的話給堵回去了，再談就沒意思了，我主要想談的問題你不讓我說，轉圈轉了半天，到最後毛澤東還是不甘心，說斯大林同志，周恩來同志要到莫斯科來，是不是讓他來一趟。斯大林一想，又來了，你讓周恩來來幹嗎？反正我找他沒事，你要找他你就讓他來，倆人就談不下去了。

公開的材料，照片、報紙，斯大林對毛澤東非常恭敬，也非常突出，在斯大林祝壽的會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澤東，其他所有人都在後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國領導人，就只有毛澤東和斯大林站在一塊，然後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對毛澤東還是非常關照的，但就是不跟他談正事，所以毛澤東非常氣憤，他就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他說我跟斯大林同志談了一次，斯大林的態度非常強硬，他不同意談條約的問題，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商量一下怎麼辦。過兩天劉少奇回電，說既然斯大林同志態度這麼強硬，祝壽完了你就回來吧，再談也無意。再後來我就沒有看到毛澤東的回電，但是我知道毛澤東沒有按照政治局考慮的這個方案，他就不走了，他就呆在莫斯科了。

條約的事非談不可毛澤東待在莫斯科不走了

等到祝壽完了，各國領導人都走了，就剩毛澤東一人，他就呆在賓館裏，也不出來，在那裏發脾氣，毛澤東有什麼脾氣呢？毛澤東不睡沙發床，只睡硬板床，他就把賓館裏的沙發墊拉出來，扔在地上，說「非要讓我睡這個，我就是不睡」。他還有一個毛病，不會用馬桶，他上廁所必須蹲著，不坐著，一個人在廁所里發牢騷，非讓我坐在這兒，有什麼辦法。這都是他的警衛寫回憶的時候寫的。他也不出門了，本來給他安排去列寧格勒訪問，去參觀地鐵，去集體農莊，都不去了，說頭疼，一天到晚不出門，弄得斯大林非常尷尬，說毛澤東怎麼這樣，人家祝壽完了都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你不回去也應該參加活動啊。

沒幾天外電傳開了，謠言四起，說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了，中蘇發生了嚴重的分歧。現在我們查到了，這個謠言是美國人造的，我看了美國國務卿給美國駐英國和駐蘇聯的大使電報，讓他們造幾個謠言，其中有一個就是這個，說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了。還有一個謠言說毛澤東回不去了，朱德和劉少奇發生政變，毛澤東回不了國了，到處亂造謠，這樣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動，他就找了王稼祥，說你們能不能跟主席說說，好歹出來露個面，這樣我們受不了。後來他們怎麼商量的現在沒有材料，但是後來毛澤東就發表了一個書面的接見塔斯社記者的聲明，那個聲明怎麼寫的呢？記者問：毛先生你到莫斯科幹嗎來了？毛講得非常明確，說我來莫斯科除了給斯大林同志祝壽以外，我還要談關於中蘇同盟條約、商品貿易等一系列問題，這是第一次把這個事給挑出來。記者問：那您什麼時候走？毛答：那就要看談判的情況如何了。那意思就是你不簽我就不走了。所以到12月底的時候，毛澤東跟斯大林就僵在那兒了，最後誰讓步了呢？還是斯大林。

影。周恩來是20號到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以後，中國人其實不太知道，蘇聯人其實很有心機，斯大林雖然答應給你簽新條約，他們做了新的準備。從1月5日成立了一個龐大的條約起草小組，外交部、交通部等等幾個部委聯合，把所有條約文本進行了修改，基本內容還是1945年那個條約，就是換了個名字，但是毛不知道，這裏其實很複雜，其實有兩個內容，一個是條約，還有一個是關於中長路、旅順港、大連港的協定。

我說的主要是協定，我們一般都是用條約這個名詞，實際上是那個協定。那個協定基本上維持了1945年的條款，但是中國人不知道，毛澤東不知道。等到20號周恩來到了，22號他跟斯大林、周恩來、米高揚、莫洛托夫所有人進行會談，會談的時候只談了個原則，也沒有給他們看具體條文，所以他們都不知道。直到23號，蘇聯把這個條文交了以後，毛一看才火了，說這不是換湯不換藥嗎，你弄了個新條約，中長路還是中蘇共同佔領、經營，旅順港是等到對日合約簽訂以後再還給中國，另外還沒有提大連港的事，毛很不高興，跟周恩來說，你重新搞一個。

周恩來重新起草了一個條款，這個條款要求：第一，旅順港的歸還不能等到對日合約，對日合約不知道什麼時候簽訂，所以加了一個條件，就是1952年底以前必須歸還；第二，關於大連港，大連港的行政權立即收回，所有租給蘇聯的物資全部無償還給中國。最重要的就是關於中長路，中國提出立即收回中長路，而且是無償收回中長路(中國長春鐵路)。26號把這個方案給了蘇聯。他們內部怎麼討論的我們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了四份關於中國這個方案俄文的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改動的是最厲害的，一共四頁紙的條文，除了畫杠杠就是叉子，不是嘆號就是問號，最後簽了一個名字斯大林。從這個文件能看出來斯大林非常憤怒。但是，28號蘇聯把中國起草的草案退還回來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修改，基本上同意了中國的方案。

斯大林數次被逼讓步心裏很窩火

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讓步，為什麼？這裏究竟是中國人的作用，還是蘇聯人的作用，斯大林為什麼做出了實質性的讓步，從我看到的材料來說，有兩個原因，主要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蘇聯人，是美國人在這裏面起到的作用。

毛澤東到了蘇聯以後非常轟動，因為中國剛建國，中國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呆就呆一兩個月不回來了，在那兒幹嗎呢？美國人就開始琢磨這個事，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一直搖擺不定，從內戰打起來以後，美國人就在猶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國民黨政府，一派說應該支持，另一派說不。討論來，討論去，最後他們確定一個方針，等塵埃落定，我們看清楚以後再決定到底支持誰。

1949年12月，塵埃已經落定，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了，而且毛澤東到了莫斯科了，所以美國人就面臨一個選擇，現在必須表態，到底是承認新的政府，還是繼續和國民政府保持這種外交關係。12月29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了一次政策研討會，雙方不同的意見，激烈的爭論。軍方，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決支持蔣介石，說內戰過程中我們一退再退，一讓再讓，共產黨打到哪兒我們就撤到哪，我們再撤就沒地方撤了，現在就剩台灣了，我們如果把台灣給了中共，整個美國在遠東的防線會受到威脅，所以現在國家必須明確表示，要支持蔣介石，不能給中國共產黨可乘之機，這是軍方主要觀點。但是國務院不同意，艾奇遜他說你們從軍事的角度看問題，我們應該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什麼叫政治？首先你要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中國共產黨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蘇聯人，如果沒有把他的精力、錢財都用來對付中國共產黨，而放棄主要敵人，在戰略上就失策了，所以他說美國人應該採取的政策是親近中共，分裂中蘇，不能讓中蘇結成聯盟，這樣在戰略上我們就成功了。那怎麼才能親近中共？很容易，你把蔣介石賣了就完了，把台灣讓給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現在中共要解放台灣嗎，你就讓他來，我們絕對不管。這樣毛澤東就不會跟蘇聯結成同盟，這樣在戰略利益上美國就取勝了。杜魯門一聽說，對，還是艾奇遜這招高。30號國家安全委員會就起草了文件，但這時候毛澤東已經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間又沒有信息渠道，怎麼才能讓中國共產黨知道這個？

杜魯門講話說，台灣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美國對台灣沒有任何野心，如果台灣海峽發生戰爭，那是中國的內戰，跟美國一點關係都沒有。意思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打就儘管打，解放台灣儘管解放。杜魯門講完了沒聽到什麼反應，艾奇遜有點著急，不行，傳遞的信息不夠強烈，16號他又發表公開講演，那就長了，講了半天講的都是中美之間有傳統的歷史的友誼，美國對中國多好，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美國也沒有參與，美國在中國也沒有租借地，說我們美國人對中國最好了，中國同胞們想想，你們外蒙古是誰分出去的，東北150萬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就是挑撥離間，斯大林看完以後非常生氣，立刻把毛澤東叫過來，說艾奇遜這個講話你看沒看？毛澤東說我還沒來得及看，斯大林說我都翻譯好了，你看看，這人太壞了。我們立刻要發表聲明，要反駁他。

這裏邊他們倆還鬧了點矛盾，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不願意，因為他們說好了要用政府的名義發表聲明，來駁斥美國人的謠言。毛澤東也非常清楚，因為他回來以後在路上問了莫洛托夫，他說剛才斯大林同志說要以政府的名義正式發表聲明是什麼意思？莫洛托夫說，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義發表聲明。毛澤東回去就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他說你就用新聞出版署署長的名義發表聲明，為什麼這樣我們也不太清楚。師哲回憶，說毛澤東沒聽明白斯大林的話，其實我找的這個檔案證明得非常明白，而且他專門問了一句，人家告訴他，就是用外交部的名義，毛澤東特意囑咐胡喬木用新聞出版署的名義，斯大林非常生氣，新聞那個東西在西方不是代表政府的嗎，說你這是破壞我們達成的計劃。但是毛為什麼這樣，我也說不大清楚，沒有找到更進一步的材料。總而言之，他們在這些問題上都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不管怎麼樣，中國也是這樣表示了意見。這個事給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蘇聯內部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能讓毛澤東空手而回，如果毛澤東空手而回，中蘇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話，美國人的計謀就成功了。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讓步。

還有一個原因，斯大林讓步得有個台階下，原來兩邊爭得這麼厲害，就這麼同意了，這時候就顯示出周恩來的智慧，周恩來確實非常聰明。他28號的時候找斯大林，他說我要找斯大林同志談個問題，斯大林說談什麼問題？周恩來說我談談外蒙古的問題，斯大林當時一聽臉就變了，說毛澤東說你們中國共產黨不再提外蒙古的問題了，你怎麼又提。他說，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們已經廢除了1945年的條約，外蒙古獨立是1945年條約簽訂的結果，是讓外蒙古進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佈獨立。現在我們廢除了1945年的條約，外蒙古獨立是不是失去了法律依據。斯大林一想真是這麼回事，然後問應該怎麼辦？周恩來說，我們商量了一下，新政府發表一個聲明，承認外蒙古獨立。斯大林說這樣很好。周恩來說，我起草了一個聲明，您看看，斯大林一看，周恩來太狡猾了。聲明這麼寫的，中蘇經過談判，把原來中蘇條約作為正本，以下兩個文件作為附件同時發生效力，這兩個附件，第一個是中國關於中長路、旅順港和大連港的協定；第二個是關於外蒙古的聲明。意思就很清楚了，因為你如果同意的話就一塊兒同意，要不同意的話，那我們就打道回府。所以斯大林也沒有辦法，也只能這樣了。2月14號《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簽訂了，毛澤東回國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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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和毛澤東等人在天安門城樓（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20年》 ,魯彤 馮來剛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4人、候補中央委員67人，各省市區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列席會議。

列席會議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為代表的師生。這可是歷次黨的中央全會所沒有的情況。

由於這次全會是倉促召開的，直到7月27日才發出通知，劉少奇就根本沒有時間來準備報告。因此，只能作一個口頭報告，並由周恩來等人插話補充。

毛澤東在開幕會上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1號、2號、3號、4號、5號，開5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3天小組會，最後開一天大會，就行了。」

實際上，會議一直持續了12天。

在鄧小平宣佈大會議程後，劉少奇在會上向全會報告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在國內國際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同時向全會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並在工作組問題上承擔了責任：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彙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陳伯達書面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還是要工作組，我也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說到這裏，毛澤東插進來，厲聲說：「當時只有去的問題。」

劉少奇不得不解釋：「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厲言反駁：「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釋：「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怎麼會中斷呢？」毛澤東又說。

劉少奇繼續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志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志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主席頭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說了。陶鑄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個地方談了。」

毛澤東疾言厲色，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講話：

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90%以上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

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實際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會議一直持續了兩個小時。

氣氛也一直緊張了兩個小時。

第二天，鑒於有些中央負責人還沒有講話，就又安排了一次大會。周恩來、陳毅、李雪峰等講話，都對工作組問題作了檢討。

周恩來說：「對於工作組問題，我認為常委特別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派遣工作組負責任。」“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彙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

當天晚上，為了取得對運動的感性認識，劉少奇決定到建工學院。

傍晚5點鐘左右，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正在家裏，突然劉少奇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李雪峰同志馬上準備，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學院。」

李雪峰還未來得及回答，電話就掛斷了。等李雪峰打通電話，那邊說：「少奇同志坐車子已經走了，到你那裏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詫異：只有他去見劉少奇的規矩，沒有中央領導人到他這裏來接他的道理。

在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的陪同下，劉少奇到了建工學院。事前，劉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參加，他們派來了戚本禹。

劉少奇在北京建工學院出席了兩派學生的「辯論會」，最後講了話：

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因此看來，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組不對。工作組在你們學校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你們清楚，我們還不清楚。有黨中央、新市委的責任，誰的就誰負責。

這個會不要叫辯論會，叫討論會好不好？有不同意見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的，對的堅持，錯了改正，團結起來。如果我能夠幫助大家做些團結工作，我就很高興了。

劉少奇臨走前，提出第二天還要來聽意見，聽兩方面同學代表的意見。

3日，劉少奇再次來到建工學院，把「八一團」、“革命團”兩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找來，又找來兩派的普通同學，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耐心做工作，希望他們兩派學生不要對立，而要團結起來，共同把運動搞好。

但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卻是越來越緊張。

毛澤東的態度也越來越鮮明，語氣也越來越嚴厲。

4日，劉少奇參加了全會中南組討論。

對前一段的工作，劉少奇主動承擔了責任，同時也流露出一種無奈的心情。

他說：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一起來，我們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決心讓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台不可。

劉少奇沒有想到，這次全會後，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經有了這種思想準備。

4日下午，本來通知說是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全體會議。當代表們到達會場後，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開全體會議了，改為小組討論。

與此同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尖銳批評工作組問題，並對前一段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嚴厲批評，同時也含沙射影地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

毛澤東越說越氣憤，眼看著又要牽連到別的人和單位。

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打斷他：「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劉少奇再次對派駐工作組承擔責任，並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當葉劍英彙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有什麼牛鬼蛇神。

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個會場頓時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來了一個晴空霹靂。

平地一聲驚雷起。

8月5日，毛澤東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寫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接對準了前一段時間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劉少奇對此並不知情。這天，他會見了尚比亞工商部長欽巴率領的尚比亞友好代表團全體成員。

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回到家裏，周恩來打來電話：最近一段時間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

話給正在大連休養的林彪回北京參加全會。當晚，林彪乘專機回京，直接進入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

7日，全會向與會人員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連續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批評，與會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澤東寫這張大字報不是無所指的，而是直接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立即轉了向，劉少奇、鄧小平開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使「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動合法化。這是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正式的系統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國、推向深入。

對這一決定，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模模糊糊」，“實際上是反對的。”

接著，會議就轉入了對毛澤東的「大字報」的討論，連帶著，是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劉少奇在會上頻頻作檢討，承擔責任。他在一份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

主席不在北京時，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我都負責，絕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

分組討論的一天，劉少奇聽取大家的批評意見。中共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在休息時，當著眾人的面對劉少奇說：「少奇同志，有時間我要向您彙報女工工作。」

劉少奇明白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劉少奇的。

劉少奇平靜地說：「錯誤與同志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葉群兩次找人，指使他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這份材料通過江青轉送給毛澤東。

這表明，不僅僅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批評，來自黨內的冷槍暗箭，也開始紛紛射向劉少奇。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突然提出要改組中央領導機構。

這是原定的議程中沒有的。與會人員沒有什麼準備。

12日，全會進行表決，補選政治局委員6人，政治局候補委員3人，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為七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次增加為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中國人是很重視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後，決定了一個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劉少奇從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則由第六位直線上升至第二位，顯然是接班人位置。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副主席，但其後就只稱林彪為副主席，其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林彪就成為了毛澤東當然的接班人。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承擔責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面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並請求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的職務。

實際上，劉少奇不請辭，他也不會在一系列決策性問題上有什麼發言權了：由於這次會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之後就根本不可能再參與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時，已是狂風乍起，山雨欲來風滿樓。

劉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權利，只有檢討和被批判的權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