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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哭著笑了:知識分子與政治保持多少距離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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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哭著笑了:知識分子與政治保持多少距離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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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哭著笑了:知識分子與政治保持多少距離才安全?

2019年07月18日 18:10

晚年費孝通(資料圖) 

民國三位撰稿人:(左起)儲安平、費孝通、錢鐘書(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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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及其子女(資料圖)  

《觀察》是20世紀40年代末一本著名政論雜誌,創辦人乃近代著名報人儲安平。儲安平是蘊懷浩然之氣、關懷國運民瘼的知識分子,《觀察》從一誕生就標舉著民主、自由、進步和理性四大宗旨,以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立場自由馳騁。《觀察》越辦越好,逐漸吸引了大量的讀者,銷量從創辦之初的幾千份迅速飆升,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政論刊物,左右一時的輿論風向。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藉助《觀察》這個言論平台,在國共兩黨無休止的內戰之中,為中間派打開了一條第三條路線,為大眾撐開了一方別樣的視角和空間。在《觀察》這個並不算溫暖的搖籃里,中國自由主義迎來了一個短暫的春天。

《觀察》甫一創刊就採取撰稿人制度,所謂「《觀察》撰稿人」乃特定概念,並非指所有曾經給《觀察》寫過文章的人,而是指從創刊號起名列封面的那批人。創刊時《觀察》在第一頁即把68位撰稿人姓名和單位列出,第二期又增至78位。這些人大多為自由知識分子,為當時及後來中國思想和文化作出頗多貢獻。

對於擔任《觀察》撰稿人,儲安平認為意義是雙重的,第一表示願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義上支持這個刊物。在收到《觀察》撰稿人邀請函時,大多人「遵約擔任」,除寄回印好的復函外,有的另附私人函件以示鼓勵。其中只有徐鑄成復函說“不克擔任”,其他有8位沒有迴音。

儲安平熱忱地邀請當時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多次設法尋求胡適、傅斯年、陳衡哲等五四新文化運動前輩支持,又積極吸收與他年齡相仿的同時代學人,把很多中間偏左和偏右的都團結進來,讓這個刊物確實做到真正的居中。

《觀察》不用「特約撰稿人」一詞,一律稱為“撰稿人”,目的在使《觀察》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刊物發生更關切的感情。就以第一捲來論,封面所列撰稿人中,有三分之二給刊物寫過文章。

這批人是自覺自愿結合在一起,雖然沒有任何組織聯繫,但在精神和道義上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這批人能聚在一個普通刊物周圍,說明中國自由主義如一脈細微而柔韌的香火,並沒有因為多年頻繁的戰亂和浩劫而中斷。

在這些《觀察》撰稿人中,與儲安平同歲的有費孝通、錢鍾書,他們同為江蘇人,又都曾留學英國。三人在《觀察》時期人生軌跡發生了交匯,以後個人命運似乎從那時就隱隱註定。本文想從各人對政治態度導致的命運歧途比較下。

費孝通出生在江蘇吳江,他於1938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其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被國際學界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國內學界亦莫不嘆為奇才,以為費孝通前途未可限量,期望他能成為中國社會學繼往開來的巨擘。

儲安平與費孝通相識是在《觀察》籌備期間,那時儲安平去找老師潘光旦幫忙,潘光旦告訴他去找費孝通吧。這樣兩人打起交道,費孝通爽快地答應給《觀察》做撰稿人。費、儲兩人很多觀點都一致,同鄉、同年、同學的三同之誼讓他們之間的關係迅速升溫。費孝通十分信任儲安平,儲安平也把費孝通當成最得力的助手。

在《觀察》前後幾年中,費孝通是發表文章最多的作者,僅署真名的就達34篇之多。這些文章基本都跳出他自己的專業,大多關於中國政治時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紹歐美文化的。費孝通對《觀察》傾注了十分情感,連《鄉土中國》、《鄉土建設》兩本成名作均作為《觀察》叢書出版。

1949年費孝通像大多數《觀察》撰稿人一樣留下了,在復刊後的《觀察》上,費孝通仍舊發表許多文章,不同的是大多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如《知識分子與政治學習》、《甚麼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後》……作為原《觀察》最早和最經常的撰稿人,他依舊在力撐老友的刊物,但如此立言是出於自願還是無奈?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費孝通直到晚年,內心深處仍對曾經的理想保持著無限眷戀,這種心跡在他許多散文中俯首皆拾。比如他在《我和〈新觀察〉》中評價:「《觀察》是日本投降後到解放這一段內戰時期知識分子的論壇。知識分子就是好議論,議論需要講台和刊物。《觀察》及時提供了論壇,一時風行全國。現在五六十歲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曾是《觀察》的讀者。當時我年華方茂,剛身受反動勢力的迫害,豈肯默爾而息,於是仰首申眉、振筆疾書,幾乎每期《觀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說是件快事,對《觀察》來說多一個快手。我們之間的文字因緣就這樣結了下來。」

晚年的錢鍾書夫婦

新婚時的錢鍾書、楊絳

在1987年為《山水·人物》所寫的自序中,費孝通明確地說這本書出版算是對一位老朋友的紀念,他就是創辦《觀察》的儲安平先生。懷念《觀察》,懷念儲安平,或可說是追尋逝去的道德理想。

遙想當年「李聞血案」後,費孝通面對著白色恐怖,仍敢公開聲明說,李、聞的血是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可見其血性十足。所以,也不難理解費孝通在1957年能寫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被稱為向我党進攻的第一炮!

不過費孝通自己也沒料到的,當時紅得發紫的他會由此而成為「右派」,所以,宣佈時他大哭了一場,大笑了一場,一切解決了,他懂了,政治是怎麼一回事情。

費孝通學術成就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無不出自青年時代,中年以後雖或不乏佳作,但那些曾經的皇皇巨著卻是沒了。造成如此狀況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作為一位學者他和政治發生了太多的瓜葛。

「文革」結束後,費孝通復出江湖,一度擔任高官,決定國家政策。不過我們仍能從他那些文字里感受到那顆滾燙的心,這顆心從《觀察》開始就從沒死寂。費孝通幾乎成為《觀察》撰稿人的一個典型,文人從政的另一個典型。

在《觀察》諸多撰稿人中,與費孝通、儲安平兩位老鄉完全不同的是錢鍾書。錢鍾書出生在無錫書香世家,父親錢基博是國學功底深厚的大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錢鍾書對政治卻一直避而遠之,他似乎早早的完全看透,對政治冷眼旁觀。他跟陳寅恪對待政治的態度較為相似。

而儲安平則對政治始終興趣濃厚,企圖通過言論來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用輿論思想影響政府行為,但個人又不願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渦中去。這讓人想起了胡適、傅斯年等上一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之不同的費孝通是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他在專業之外對政治懷有興趣,並試圖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扮演某種角色,願意參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團中去的。像梁漱溟等也大致如此。

錢鍾書與儲安平屬於舊相識,與費孝通關係更是不淺,錢、費兩人像方鴻漸與趙辛楣一樣是「同情人」——費孝通在大學時代曾經追求過楊絳,然而,落花有情,流水無意,楊絳卻對錢鍾書一見鍾情。

在《觀察》時期,錢鍾書總共給雜誌寫過5篇文章,依次是《說〈回家〉》、《補評英文新字辭典》、《遊歷者的眼睛》、《雜言——關於著作的》,以及給儲安平的一封信。這些文章完全是遠離政治的簡短學術隨筆,在《觀察》這份政論刊物上很不起眼。不過儲安平卻認為錢鍾書是中國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學的人,他造詣的廣博精深,允為同儕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風采,別具一格。

錢鍾書向來對政治採取避而遠之態度,他缺乏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的道德理想,在每次政治暴風雨前,他都能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態。他給自己散文題為《寫在人生邊上》,甘居一個邊緣人的位置。他的作品中沒有多少浮躁的塵埃,沒有那些外在意識形態的強加,是一個純粹為學問而學問的學者和作家,所以他從容地把自己的人生智慧全部融進去。

錢鍾書對政治的態度讓他在1957年沒有落入「右派」行列,雖然在時代的腥風血雨下也多少受到衝擊,但是貌似文弱的他生存能力卻大大優於其他《觀察》同人,依然能躲在鍋爐邊看他的書。

20世紀90年代後,國內思想界疲軟,啟蒙精神逐漸弱化,讓錢鍾書成了一個熱門人物,電視劇《圍城》熱播更讓他作為文學家家喻戶曉。但錢鍾書似乎從來就是拒絕露臉的世外高人,正如他的字——默存,要不然也說不出「吃一個雞蛋感覺好,沒必要把這隻雞也認識」的通透之語。

錢鍾書一生無黨無派,他「難得糊塗」地活著並長壽,超然物外卻又名滿天下,這是儲安平與同時代的《觀察》撰稿人所難以達到的。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周恩來與鄧小平在天安門城樓上(資料圖)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隨著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荒漠裏的一聲猛烈爆炸,歷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這個「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徹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鄧小平夫婦在他們「下放勞動」的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內,“享受”了一次相當“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和該廠全體工人一起聽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傳達。這時,已是林彪自取滅亡之後50餘天了。對此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飽經風雨的鄧小平只對家人說了八個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對「文化大革命」錯誤作初步糾正。就在領導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給予極大的關注,千方百計為他們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創造條件。

1972年1月6日,長期受林彪一夥迫害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不幸病逝。1月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由於毛澤東突然親臨追悼大會,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在同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稱陳毅「是1個好人、是1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對立面」。

對在場的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個信號。他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這是一件對現在,對將來的中國政局都將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事關全局大事。為此,他多麼希望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區被「下放」達3年之久的鄧小平,再次親筆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也向黨中央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澤東就該信批示周恩來,指出:

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4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一樣,毛澤東無疑是“解放”鄧小平最終決策者。

據鄧小平女兒毛毛撰文回憶,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家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較以前逐步好轉」。隨後,中央又批准鄧小平提出關於讓其子鄧朴方回京治病的請求。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深入發展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批判極左思潮繼續在落實幹部政策方面進行,並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相當的成效。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文革」中屢遭批判的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聖、葉飛、蔣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開場合頻頻露面,被解除長年的監護,得以住院治療。由此,帶動出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部門的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先後復出,復職。

對於解放老幹部的問題,在這一段時間裡,周恩來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費盡心血。比如,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他就作過這樣的說明:「落實幹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標杆’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就容易。」

「從上到下」。最“上頭”為誰?此時非鄧小平莫屬。自毛澤東作出關於鄧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後,周恩來原本打算先樹起這一最大的“標杆”,以明確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實”過程中,卻首先在黨內高層受阻尤其當批判極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難點”後,他不得不繞開“難度大的”,走“先易後難”之路;即選擇“薄弱環節”進行突破,繼而打開全局。

從事情的內在聯繫上看,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和鄧小平「復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對周恩來來說,“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廣大老幹部,以落實黨的幹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鄧小平的復出,無疑將對這場鬥爭產生極為有利的巨大影響。

對於江青一夥來說,凡是不利於「文化大革命」名聲的事情,都必然堅決反對。其中,不僅包括批判極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幹部,特別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復出」。

周恩來和鄧小平(資料圖)

隨著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起伏,在解決鄧小平的問題上,便悄悄地集中了黨內對於「文化大革命」認識上的種種矛盾和衝突。這樣,雖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澤東的重要批示),即遲遲不見“下文”。似乎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就在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批示被「擱置」了四個月之後,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提筆致書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提及毛澤東於「昨晚」(即12月17日)談及譚震林——這位1967年“大鬧懷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時,又著意提到鄧小平。

從字面上看,毛澤東「昨晚」的談話中未必提及鄧的問題;而周恩來信中卻強調毛澤東過去“曾提過幾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個月前他對鄧小平來信作的長近200字的批語。周恩來之所以舊事重提,要求“考慮”鄧小平的問題,正表明他對這件事情的不同尋常的關注,由此,產生了他極力推進鄧小平復出的這封至關重要的信件。

終於,歷史叩開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大門。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鄧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於近期返回北京。當然,這也許已是一貫沉穩而不動聲色的鄧小平早在預料之內的事情了。幾天後,鄧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車,離開伴他度過了整整3年多時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將軍樓」。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正式告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要他安排好鄧小平同志回京後的住所;並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問題的《決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儘管政治局裏充滿了鬥爭,然而,最終的結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黨中央的這個《決定》並沒有為鄧小平的所謂“錯誤”進行平反;相反,《決定》還以落實對犯錯誤幹部的政策為其出發點,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表明當時對解決鄧小平問題的一種歷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據中央這個《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得以復出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論點和做法的一種否定。它對於進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無疑是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

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

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麼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在親自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一直夜以繼日地超負荷工作,致使身本每況愈下,多次出現便血癥狀。1972年5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戒。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毫不在意,仍堅守“崗位”。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佔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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