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逃犯條例亂局持續，有一說是「阿爺未有最高指示，大家等候發落。」然而，在這個等候時刻，阿爺有一些行動，非常值得關注，主要在外交方面。
香港局面自6月開始急劇惡化之後，中國外交部對西方喊話的調子不斷升溫，特別針對美國及英國。6月19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會見荷蘭外交大臣布洛克的時候，講到香港的《逃犯條例》問題。他說，「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勢力利用這個問題，興風作浪，挑撥對立，企圖破壞香港和平穩定，破壞『一國兩制』。我們要大喝一聲：請收回你們的黑手！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香港不是你們橫行的地方！」王毅這個「收回黑手論」，相當惹眼。
其後，每見美英對香港有何動作，外交部例必強硬回應，例如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和美國國家安全國顧問博爾頓齊齊見《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外交部駐港公署就用史無前例的強硬語調狠批肥佬黎「為一己私利甘願充當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政治工具」。
中國批評的聲浪，一直沒有減低。週日發生元朗襲擊事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要求特區政府尊重言論及集會自由，英國中東事務大臣則形容近日香港發生的暴力場面令人無法接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大力駁斥，說近日在香港發生的事情絕不是什麼言論和集會自由的問題，而是極端暴力違法行為的問題，嚴重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她更指出，「從近期媒體披露的一些情況，可以明顯看出在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有外國勢力在背後操縱、策劃、甚至組織實施的跡像。美方能否向世界誠實地、明確地回答，美方在近期香港事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到底意欲何為？！美方再沒有自知之明，至少也應該清楚一點，那就是：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國政府絕不容許任何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更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搞亂香港。我們奉勸美方趁早收回他們在香港伸出的黑手！」華春瑩用最強硬語調警告美國。
香港的一些和平示威者，或許不同意阿爺的「外國勢力黑手論」，但當發現有人製造TATP這些在多次恐怖襲擊使用過的烈性炸藥，數量還有1.5公斤的時候，這絕非和平示威的行徑，開始令人懷疑阿爺是否掌握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資訊，知道外國勢力在香港搞事。
我與熟識大國外交事務的人談過，相信阿爺把焦點聚焦於美國，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認定美國在幕後組織在香港的暴力示威；第二是相信是美國可以影響到的國家、地區或者組織是策動這些暴力示威的幕後黑手。阿爺的策略是敲山震虎，敲打美國，令到美國受不了，要停止或者暗中喝停那些有組織的暴力行為。
最近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香港的問題已有點軟化，他日前在白宮與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會面前，被記者問到有關香港示威活動的問題。他回應說，中國可以根據需要阻止這些示威，但國家主席習近平，處理得「非常有責任」。
如果美國是想借香港局面在中美貿易談判中謀取利益，阿爺也在以彼之道還之彼身，在「習特會」以後一直未能重開談判的狀態中，逼使特朗普以他影響到的手段制止香港的亂局。最近傳出消息，中美貿易談判可能將於下周初在中國重開。中美兩國也各自讓步，中國啟動購買美國大豆等農產品，而美國亦開始草擬局部放寬對華為的限制。
阿爺清楚明白香港病了，他相信香港的病因，不純粹是本地問題，也有外來因素，相信要慢慢診症，然後才落藥為香港治病。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