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和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
接上篇：毛澤東離世前昏睡不醒，根本沒有「臨終囑咐」
葉劍英早就對「四人幫」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原副主任華楠回憶說：
話。他說：「你今晚給我送一本毛主席論教育的語錄來吧。」我意識到葉帥可能有重要指示，心裏非常激動。到葉帥家後，他和我親切握手，然後把我帶去的毛主席論教育的語錄放在一邊。當時我真是百感交集，有一種受盡劫難見親人的感覺，不禁哽咽著說：“葉副主席，毛主席稱讚您是‘呂端大事不糊塗’呀……”
為了緩和我的激動情緒，葉帥讓我先坐下來，寫下解放軍報社領導班子的名單，又詢問了我「文革」當中的經歷，詢問了解放軍報社的情況，談了約一個小時。他重點講的是“真理必勝”。
葉帥說：「現在總理的身體很不好，令人擔心。你要掌握好《解放軍報》，以便穩定軍隊。你們對於張春橋他們的搗亂採取拖的辦法，應付得好，對付他們要千方百計。你要團結報社領導班子的大多數，團結報社的大多數，孤立造反派。不管情況多麼複雜，都要堅信真理必勝！」他說到“真理必勝”這四個字的時候，語氣很重，還握了握拳頭。在葉帥炯炯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他那力挽狂瀾的勇氣和信心。我和他握別時，葉帥又一次強調說：“真理必勝！”
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一方面與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保持經常的聯繫，徵求他們對如何解決「四人幫」的意見；一方面經常和華國鋒接觸，堅決支持他頂住「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切無理要求，決不能讓「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得逞。同時，葉劍英與華國鋒通過深入交談，溝通思想，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取得共識，形成了一致意見。華國鋒曾於1977年3月22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那段時間裡，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進行了接觸，進行過醞釀。”
在黨和人民粉碎「四人幫」的生死搏鬥過程中，汪東興也是一個關鍵人物。由於汪東興長期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局長，是中央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汪東興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華國鋒、葉劍英通過幾次與汪東興的談話，了解到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是堅決站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立場上的。他們一致認為，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一定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至於個人的命運就不考慮了，要考慮黨和國家的命運。
與此同時，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還與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主要負責人粟裕、宋時輪，總參謀部主要負責人楊成武，總政治部主要負責人梁必業，空軍的主要負責人張廷發、吳富善，海軍的主要負責人蕭勁光、蘇振華，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傅崇碧，北京衛戍區的主要負責人吳忠、吳烈等，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要求他們加強戰備，掌握好總部機關、陸海空軍和海防邊防，掌握好部隊，提高警惕，隨時準備對付一切突發事件。
9月21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聶榮臻元帥，派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老部下，當時擔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楊成武去找葉劍英，建議「採取果斷措施」，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華國鋒、葉劍英與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屆全國人大會議（資料圖）
聶帥在《聶榮臻元帥回憶錄》中寫道：
林彪自取滅亡以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繼續陰謀篡黨奪權，為非作歹，幹了大量的罪惡勾當。1976年4月，波瀾壯闊的天安門事件，是對「四人幫」的一次群眾性聲討，結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瘋狂鎮壓。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後，「四人幫」的陰謀活動達到頂點。全黨和全國人民無不感到極大的憤怒，憂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擔憂。1976年9月21日，楊成武同志來看我，他談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和軍隊面臨的嚴重形勢。我把我的擔憂心情也向他說了，要他馬上到葉劍英同志那裏，轉告葉帥：“‘四人幫’一夥是反革命，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四人幫’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經常在會上耍賴，蠻橫不講理，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當即就去了葉帥那裏，回來對我說，葉帥與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樣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馬上找有關同志商量，採取行動，並立即搬家，以防意外。10月5日，葉劍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訴我，已經商量好了，要我放心。
一天，李先念受華國鋒委託，來到葉劍英的住地，兩人攜手進屋坐下後，李先念談了對形勢的看法。葉劍英說，我們同他們(指「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沒有調和的餘地了，要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還要有周密的部署。
隔了一天，葉劍英親自去拜訪華國鋒，兩人單獨進行長談，詳細討論了對「四人幫」及其主要成員實行隔離審查的時間和措施，研究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員通報的步驟以及接管重要新聞單位的人選。
這說明，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已經下定決心，要徹底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剷除這個連續製造了“十年內亂”，弄得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的禍害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取得解決「四人幫」問題的一致意見後，應該著手部署的就是如何選擇適當的時機、採用適當的方式去解決「四人幫」了。
當時，曾經有人主張用召開中央會議的方式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認為，「四人幫」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我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不是一般的鬥爭，其性質已經超出黨內鬥爭的範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必須採取特殊方式徹底解決。葉劍英經過與華國鋒、汪東興的幾次商量，最後決定：以召開會議形式對「四人幫」隔離審查，採取果斷措施，徹底解決，然後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向會議報告。葉劍英說：“這是一著很險的險棋，又非走不可，必須果斷，又要周密。要萬無一失地辦事。”
這時，「四人幫」進一步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待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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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劉少奇同高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12期，原題為「高崗的1953年」
「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與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隨著朝鮮戰局的穩定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東北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其中，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委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與政務院平行。因此，高崗的地位更為特殊。所以，也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這次奉調進京，對於47歲的高崗而言確實是人生的重大轉折。
高崗的人生經歷並不複雜，從黃土地到黑土地，從西北到東北，偶爾路經華北，高崗在中國版圖上的活動軌跡幾乎就沒有離開過「三北」。雖然高崗在新中國成立時擔任了國家副主席的高級職務，但高崗在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沒有駐京而在大區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崗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來到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3年1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此時的計委已經是一個編製1225人、內設16個廳局和一個直屬處的龐大機構，確實是兵強馬壯。
高崗居住的東交民巷8號，一時間成了京城人們關注的要地。
新稅制風波
一場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使高崗的許可權進一步加大。
新中國的稅制，是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的方針於1950年初制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有稅制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弊端日漸顯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佈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當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將新稅制闡述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毛澤東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八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雖然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仍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他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
毛澤東為什麼要作如此重大的調整?難道僅僅是對實行新稅制不滿嗎?
如果我們回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3年，聯想到高崗在進京之前與劉少奇發生的幾次爭論和毛澤東對爭論雙方的態度，就會發現，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不變，那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雖然也批評了急躁冒進情緒，但他著重批評了脫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右傾錯誤。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在推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進程中，是認事不認人的。至少在發生新稅制風波的1953年初，毛澤東對劉少奇以及周恩來的某些言行是不滿意的，而對基本上能夠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崗則是比較欣賞的。
而恰恰相反，高崗是認人不認事的。他自認為有了毛澤東這個最高統帥的欣賞，別人統統不在話下了。
實際上，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捨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對高崗的提拔重用，既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批評，更是對他們二人的激勵。
然而，剛剛踏上北京這片土地的高崗未能準確理解毛澤東的深邃思路。
1953年財經會議
1953年財經會議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但這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在高崗的一生中，卻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所謂的「高饒事件」，一般而言就應當從這次會議講起。
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問題，上半年國家預算執行的結果，出現了21.5萬億元的赤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政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從6月13日一直開到8月13日，足足開了兩個月。
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和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身上。批評的調子居高不下，而且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了劉少奇。
在經過精心準備後，高崗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做了「指桑罵槐」的長篇發言。
高崗在發言中指責薄一波在農村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薄一波的主張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
高崗還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在個人與黨的關係上擺錯了位置、對黨不老實的態度、不民主的作風和行會主義的情緒」。
據高崗的秘書回憶說：高崗在財經會上的發言稿，是我們幾個人參加起草的。高崗說，講話要站得高些，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薄一波。財經會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報告中講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講了要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我們在起草高崗的講話時，注意到了與毛主席講話的一致性，有的話確實不是單純批薄，而是批劉少奇右傾。這個稿子拿出來後，毛主席、周總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筆者1999年2月2日訪問趙家梁同志談話記錄。)
高崗在後來寫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認說：我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鬥爭」，雖然起因是新稅制風波，但深層次原因，仍然是要解決黨內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不同認識問題。在貫徹總路線這個大的方向問題上，毛澤東既不允許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許高崗等向左偏。所以，當看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處於既不好公開為薄一波解圍，又難以駕馭會議局面而兩難時，毛澤東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裏休息的陳雲、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
陳雲於8月6日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說：新稅制的結果是明顯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薄一波在中財委做了很多工作，儘管有許多是事務性的，但如果沒有人做這些工作，中財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個別不同意見是有的，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於8月3日回京後，也在會議上發言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本來毛澤東搬來的「兵」起到了預定的效果，會議氣氛起了變化，高崗也應當有所收斂。但在8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高崗仍然對薄一波進行指責。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周恩來的會議結論稿。會上，毛澤東問大家有什麼意見，薄一波表示他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此時高崗站起來批評薄一波態度不好，毛澤東則打斷高崗的話說：你的態度也不好。
「三月名單」事件
高崗還不顧毛澤東的禁令，在這次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傳播「三月名單」。
關於神秘的「三月名單」事件的由來，有著不同的傳說版本。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寫道：「高崗在反省時談到，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親自簽收，並立等閱後收回。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傳閱文件，即使是很機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機要局派專人傳遞，由秘書籤收。唯有這一次例外，是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直接送給高崗本人，而且閱後馬上收回。可見毛澤東對此文件之重視，也說明此文件之特別機密和重要。後來得知，這就是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高崗驚奇地發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還是誰指使安子文擬定的名單，目前仍是謎團。但高崗顯然認為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擬定的名單。他在《我的反省》中說：我主觀地以為，安子文怎敢擅自擬定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安子文身後還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認對林彪說過：我記得那單子上沒有你。
然而，不管名單是如何產生的，高崗確實是看到了這份名單，而且還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播。因此，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突然質問，「三月名單」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劉少奇、周恩來都表示事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份名單，感到震驚，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
安子文在會上承認了確有此事，在會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認為安子文私擬名單確實違背了黨的紀律，於7月末給予其黨內當面警告處分。毛澤東也宣佈：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
本來事情到此可以終止了，但高崗竟然不顧毛澤東「不許擴散」的禁令，在財經會議和後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利用與一些地方和軍隊領導幹部接觸的機會，傳播了這份名單。高崗這種行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內的混亂，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和高度警覺。
毛澤東決心解決高饒問題
高崗於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謂其人生旅途的最後風光。
高崗來杭州休假時，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處環境幽雅的二層小洋樓中養病。高崗與林彪進行了多次交談。
林彪是高崗的老領導，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二人就配合默契，關係親密。新中國成立後，高崗坐鎮東北，林彪鎮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
據後來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所揭發，高崗在一個月的休假期間，「向那裏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捏造散佈所謂‘軍黨論’，說中國共產黨里有‘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兩個部分，並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自居;還說現在黨中央和國家機關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裏，應徹底改組，由他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並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
據《陳雲年譜》記載：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派陳雲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毛澤東要陳雲轉告在杭州養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陳雲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並向他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區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澤東的論述大大出乎高崗的預料，打得高崗暈頭轉向，但毛澤東對於自己的極端不滿，高崗終於明白了。
(授權摘編自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高崗傳》。作者戴茂林、趙曉光現就職於中共遼寧省委黨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