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黨史博覽》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澤東最後一次離開北京，先後在武漢、長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間，特別是在長沙停留的114天，毛澤東作出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重大決策——推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取代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本文將詳細講述毛澤東最後一次離開北京、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考慮把鄧小平作為接班人培養
新中國建立初期，主持西南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被毛澤東調到中央工作，很快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鄧小平德才兼備，軍政皆優，是一位能夠「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非凡帥才。對於鄧小平的文韜武略，毛澤東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談話中作了高度評價：“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6年，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在中共高級幹部中，能夠獲得毛澤東如此高度評價的，確實為數不多。
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
中共八大以後，毛澤東多次明確地透露出自己把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談到自己準備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時，赫魯曉夫問道，有人接替嗎？毛澤東指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
1959年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兩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但是，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對「大躍進」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系列“左”傾錯誤指導方針的糾正，他們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之間出現了分歧。這樣，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利用十年內亂，把劉少奇打成“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迫害致死；把鄧小平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大病了一場，從此身體日漸衰弱，進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體弱，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擔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毛澤東對王洪文逐漸由希望變成失望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厚望。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38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80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系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
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曾主持過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他在上海灘「沖衝殺殺」、“一呼百應”，可在北京、在中央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麼簡單的了。不久，毛澤東仍然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毛澤東下定決心，再次對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同中央政治局幾位同志談話中說：現在請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
這樣，在毛澤東的親自提議下，鄧小平被賦予更大的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任國務院副總理。這使鄧小平同時集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於一身，重新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從此，在中央領導層，形成了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團儘管鬧騰得很厲害，但毛澤東認為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始終不肯把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實際權力交給他們。
治國安邦，毛澤東還是相信久經考驗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
為了順利實現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考慮，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批評了野心勃勃的江青。
毛澤東在會上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
毛澤東批評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個工廠不要了吧？
江青連忙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不要了，鋼鐵工廠送給小平同志吧！
毛澤東問：當眾說的！
江青答道：說了算！
……
最後，毛澤東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上海幫」的問題，同時嚴肅告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從毛澤東把王洪文視為“四人小宗派”成員看，在他的心目中，對這個在中共十大上選擇的接班人已經感到失望了。
會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武漢，一是休息，二是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問題。
江青集團對鄧小平復出既恨又怕
1974年7月18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武漢，住在中共湖北省委東湖賓館。
通過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以來的觀察，經過離開北京到武漢以來的精心思考，毛澤東終於下定決心把鄧小平推到中央黨、政、軍領導工作第一線。
話給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訴他：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這個電話後，大為吃驚，受到極大的震動。他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馬上轉告周恩來，而是在當天晚上，把毛澤東的指示首先告訴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江青聽了，氣急敗壞地說：「這不是主席的意見，這是總理的主意。」原來，江青想在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中，當“後台老板”，按照她個人的意圖“組閣”，把「四人幫」的成員安排到國務院的重要領導位子上去。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團的預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來已久的圖謀。對於江青集團來說，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將會對他們極為不利。但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定，不傳達也不行。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江青有預謀地在會上發難，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挑釁。鄧小平在會上據理力爭，頂撞了江青。
當天晚上，江青在釣魚台十七號樓，私下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密謀，派人於第二天乘飛機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江青說，鄧小平所以這樣吵架，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說，鄧小平所以跳出來，可能是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對總參謀長的提名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王洪文說，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有氣，不支持新生事物。
10月18日，王洪文肩負「四人幫」的使命，乘專機趕到長沙。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向毛澤東請示後，毛澤東派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把王洪文接到住地。下午2時，王洪文來到湖南省委九所六號樓毛澤東的會客室。
王洪文首先問候了一下毛澤東的身體情況，然後便轉入此行的主題。
當時在場的毛澤東秘書張玉鳳回憶說：
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彙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洪文別有用心地說：“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處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
在這次談話中，王洪文還誣陷鄧小平：「看來鄧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然後，他蓄意借題發揮，誣衊鄧小平：“鄧有那樣大的情緒，是與最近在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一事有關。”
聽了王洪文攻擊鄧小平的話後，毛澤東很不高興，對王洪文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小平同志政治上強，會打仗呢。
毛澤東從江青的鬧事聯繫到王洪文飛來長沙告狀，已經意識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於是，毛澤東作出了離開北京以後深思熟慮的兩項重大決策，並讓王海容、唐聞生回北京後，立即將他的意見轉告周恩來、王洪文。這兩項重大決策是：
一、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此外，毛澤東還要求王海容、唐聞生回京後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讓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
11月12日，鄧小平陪同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總統委員會主席率領的代表團飛抵長沙。毛澤東會見外國客人後，與鄧小平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毛澤東一開口，就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表現出了超凡的幽默和讚許，也表明毛澤東已經洞悉鄧小平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頂住了江青的挑釁和無理糾纏。
「主席也知道了。」鄧小平笑著說。
「好！」毛澤東稱讚了鄧小平的做法。
「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鄧小平的話中不無解釋的成分。
「我贊成你。」毛澤東說。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鄧小平接著說。
「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都不高興。」說著，毛澤東把頭轉向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向鄧小平示意王、唐也都不滿意江青的做法。
「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鄧小平又說。
「這個好！」毛澤東稱讚道。
「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麼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點。」鄧小平說。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千鈞重擔挑在肩上，確實是責任重大！
「沒辦法呢，只好擔起來口羅。」毛澤東鼓勵鄧小平道。
毛澤東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下，決定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在12月22日下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周恩來、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長沙，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聽取毛澤東的意見，特別是一些關鍵性的重大問題和全國人大、國務院的人事安排，請毛澤東最後決定，再提交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12月23日晚上7時，周恩來、王洪文準時來到毛澤東居住的省委九所六號樓。
在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時，毛澤東又一次稱讚了鄧小平。
「他政治思想強。」毛澤東說著用手指了指腦袋。
「政治比他強。」毛澤東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政治”兩個字是用英語講的，這樣，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的意思，而王洪文則不知所云了。
毛澤東在提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同時，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一邊說一邊用筆費力地在紙上寫下了“人才難……”
周恩來接過話題說：「人才難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領會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點了點頭。以後，隨著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段評語迅速傳遍了全黨、全國，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12月26日，是毛澤東81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支走了王洪文，讓他到韶山看一看。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進行了長談。
在這次徹夜長談中，毛澤東與周恩來談到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對現任中央各個負責人的優缺點的分析評價等重大問題。在談話中，周恩來反映了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均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表示已經知道了。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回北京後，把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開好，把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好；不要受江青等人的干擾，也不要安排他們做什麼，他們鬧他們的，你做你的，放手辦事。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因在長沙養病，沒有出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使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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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1月
中國曾經怎樣批判鄧小平
20世紀90年代，人們所說的鄧小平理論已經成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也即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個時候，鄧小平的理論不僅不能成為我們國家的主流，而且簡直就是被當做逆流來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就可以看到種種批判鄧小平的文章。這些文章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風源、“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鄧納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說鄧的言論是“賣國主義”、是“洋奴哲學”、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就算是發泄對「四人幫」的種種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鄧小平的那些話說了出來。比如《解放軍報》說：“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夥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這不是把當初「四人幫」批判鄧小平的話，如今又拿來批判「四人幫」了么。
今天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認為，中南海的分裂之勢，並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台彌合無隙。危機依然存在。幾周以前還在同仇敵愾地對付「四人幫」的人們，現在卻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了。這一次，問題的焦點不是誰來當主席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放鄧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對鄧小平的聯盟似乎具有壓倒的優勢。他們掌握著實際的權力，又有毛澤東批判鄧小平的「聖諭」在握。老實說，這個聯盟本來就是毛澤東組成的，包括華國鋒、汪東興、吳德、李鑫這些人，在政治局內部，可能還有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他們全都贊成打倒鄧小平的死對頭「四人幫」，但這並不表明他們同鄧小平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事實上，他們幾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為鄧小平這些人倒了霉，他們也許根本無緣走到中南海里來。比如李鑫，他曾經是康生的秘書，後來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自從張春橋、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後，他就成了華國鋒倚重的筆杆子。比如吳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他還是京城百萬人的「雙慶大會」的主持者。當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門鎮壓群眾的組織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經明確地宣示，鄧小平是“鄧納吉”，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幕後指揮者。直到現在也還堅決認定鄧的罪狀已成定論。撇開這些全都不說，論本事，吳德也認為，“他比我們的毛主席差遠了”。至於汪東興，就更加令人畏懼。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隨在毛澤東左右，從延安直到中南海，沒有間斷。他自稱現在中央裏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平心而論，這並非沒有一點根據，更何況他的手裏還掌握著毛澤東親筆批閱過的大部分文件。也許是由於這些政治資源，他才能夠理直氣壯地說：“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至於鄧小平，這個時候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謙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華國鋒，描述了他為華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高興。但是鄧小平的友善並沒有引起華國鋒的回應。他將鄧小平的信棄之一旁，轉身就去參加「雙慶大會」去了。
「雙慶」會結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鄧”的聲音就捲土重來。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還是不能安分。他們剛剛在天安門廣場上向著英明領袖華國鋒歡呼，可是一出來就覺得少了點什麼。“少了鄧小平”，一個記者說。當時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如此嚴重，華國鋒但憑一己之力，能夠力挽狂瀾嗎?於是大家都開始懷念鄧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闊斧整治國家之舉，都認為現在他要是能夠出來，必定有所作為。可是鄧小平卻還背負“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醫院裡面閑居著，未免叫人著急。
於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幾個教師和學生，開始收集數月前天安門廣場上流傳的那些「反動詩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個春天裡警察抓走了那麼多人，可是沒有被抓走的人居然會把那麼多的「反動詩歌」隱匿起來。報紙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處搜捕，民兵日夜監視，黨的組織無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這些「反動詩歌」來。現在聽說有人要把這些東西整理編輯出版，詩歌就從大街小巷裏面紛紛湧出來。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整整一周年。為紀念周總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師生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童懷周”。不久以後，他們居然把那些詩歌出版了。書名叫做《天安門革命詩文選》，上下兩卷，共計1032頁，國人讀之如飲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幾位雖然不高興，卻又實在說不出什麼來。
但是，同樣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還有更加露骨地為鄧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發生了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大約十幾個青年，在京城中心長安街上，用碩大的排筆寫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動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裏面頗有名氣。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於造反成名的。他本來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核心組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然後他參軍，入黨，複員，當工人。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歷是在1976年清明節參與了“天安門廣場事件”。
1976年清明節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周圍街道上的人有200萬之多。花圈、默哀、演講、詩歌……鋪天蓋地。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來，實則全都在詛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甚至還敢大罵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鄧小平喊冤。當天晚上，華國鋒召集京城裏面的政治局委員商討對策，大家一致認定這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毫無疑問，必須堅決鎮壓。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開進了廣場，將所有的花圈、輓聯和詩詞一掃而空。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寶劍，為所欲為。如果有誰上前阻止他們的行動或者稍稍表示不滿，立即被逮捕收監。到天亮的時候，已經抓走了57個人，廣場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這個時候，消息傳遍了全城。於是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再一次湧向廣場，嘴裏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但是，警察可不僅僅只有拳頭，他們手裏都拿著棍子，把所有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許老百姓進入。於是，遊行的隊伍派出代表，前往廣場東南角的一座樓宇裏面，和民兵指揮部的指揮官們談判。他們強烈地要求歸還花圈和釋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揮官們則傲慢地說，如果再不停止這種“反革命的行徑”，就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雙方毫不妥協，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分手。憤怒的人群開始砸毀汽車，煙霧瀰漫在廣場上空。衝突愈演愈烈，警察揮舞著棍子沖向人群，有人受傷了，鮮血留在廣場上。人聲鼎沸。幾個小時以後，吳德在廣播當中發表講話，他用異常嚴厲的口氣威脅那些堅守在廣場上的人們：如果不立即離開廣場，一切後果自負。大部分人就在這種威脅當中離開了。但是還有200多人不肯退卻。他們手無寸鐵但卻意志如鋼。他們堅守在廣場也堅守著信念，更何況他們過去幾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們不相信共產黨和解放軍真的會來鎮壓他們。但是才過了幾十分鐘，一大片草綠色的人群就向他們擠壓過來。有5個營的軍隊，有10000多民兵，還有至少3000個警察。他們將廣場的200多人團團圍住，然後全部逮捕，一個也不剩。第二天，報紙上宣佈，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又過了一天，黨中央宣佈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天安門廣場終被清理乾淨了。但是就從那一刻開始，李冬民就成為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而擁護“走資派”的人了。
現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李冬民這樣的人從陰暗的角落裏面走出來，公然地到長安大街這種萬目所矚的地方來「招搖」，可想而見“反革命氣焰”十足地囂張，也許，他們的背後還有更大的勢力在支持。大街上謠言紛起，有人說「批鄧」批錯了，鄧小平就要出山。還有人說毛澤東彌留之際對鎮壓天安門廣場頗有悔意。在那些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看來，這些事情就足以證明李冬民的行動乃是一種社會的潛流。
事情由此鬧到中南海里。對於反鄧聯盟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倘若不能嚴加約束，事態極有擴大的可能。遼寧省旅大市革委會大門口，不是也有人在張貼大字報批評吳德和陳錫聯，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么。事情發生在京城，自當由吳德來處置。“反革命分子。”吳德堅定不移地說。市委書記這樣一句話，李冬民立即就被關進了監獄。2月8日，中南海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傳播出去的“政治謠言”。一時間，京城的氣氛又緊張起來。
「擁鄧聯盟」步步進逼
在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時候，擁鄧的聯盟也組成了。葉劍英顯然已對華國鋒失望。當華將他的意見棄置一旁的時候，他就意識到他身邊的那些同事已經不能依靠，必須尋找其他的辦法。他在玉泉山設立了新的大本營。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還要走上幾十公里。山上高牆環繞，草深林密。密林深處的座座小樓，一向為軍隊高級將領所擁有。實際上這裏是中央軍委辦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文官們不可一世的時候，他們也很難涉足此山。1977年早春時節，當鄧小平再一次成為矛盾中心的時候，葉劍英把他從三〇一醫院接到玉泉山上，住進了25號樓。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時局來說，這個行動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就從這時起，擁護鄧小平的人不停地來到玉泉山。毫無疑問，報紙上所說的“緊密團結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全是說給老百姓聽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中心，與城中心的中南海遙遙相對。比如1977年2月18日這一天，春節，鄧小平的25號樓就分外熱鬧。葉劍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萬里，他們都來了。鄧小平笑著說，老帥也都來了。老帥卻說，鄧小平是老帥的領班。鄧小平此時儘管還沒有任何權力，但他心情舒暢，知道有了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幹一番的日子不會遠了。
城裏城外兩個陣營遙遙相對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三個星期以後，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華國鋒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爭執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擁護鄧小平的聯盟蓄勢已久，準備發起新的攻擊。開始的時候，大家互相都不願意撕破臉皮。葉劍英的話說得也挺委婉。他要求華國鋒在報告裏面把對鄧小平的說法改寫一下，說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夠更快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而世人也不至於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還說，「兩個凡是」不行，「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應當予以平反。後來人們在談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多把鄧小平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現在看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鄧是反對「兩個凡是」的，這不假，但是，從現有的記錄來看，公開表明不能同意「兩個凡是」的，以葉劍英此次講話為最早，他比鄧小平在5月份直接說出“‘兩個凡是’不行”的話，要早大約兩個月。
然而問題在於，黨的主席華國鋒不能同意葉的看法，他表面對葉點頭稱是，可是卻不肯按照葉的意見修正報告。他不肯直接地論辯鄧小平的是非，但卻採用聲東擊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發給與會者。“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華聳人聽聞地說，“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汪東興副主席則拿出毛澤東的話來對付現在的對手：“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個回合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擁鄧聯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卻。至於華國鋒所說“上階級敵人的當”，在這些政治老手看來，簡直就是騙騙小孩子的把戲。小組會討論華的報告的時候，輪到大家來說話了。3月17日，陳雲說：“我認為當時絕大多數群眾到天安門去是為悼念周恩來總理。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王震舉出毛主席的一些話來對抗汪東興，話也說得更加難聽了：“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是革命的，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胡耀邦原本準備一個長篇發言，事到臨頭卻沒有說。他也許覺得自己的地位和資歷都還不能和陳雲這些人並論，又是鄧小平的“錯誤道路”上的人，眼下還需靜觀時變，等待時機。
葉劍英的意見未被採納。陳雲和王震雖然說了，但他們的發言卻被華國鋒擱在一邊，連會議的簡報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出口。華批評這些人一味在「天安門事件」上糾纏不休，讓大家不要再爭論這些問題。不過，「擁鄧聯盟」的行動還是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有了明顯的迴旋餘地。華國鋒許諾，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讓他出來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8個月的「批鄧」全都白費了
看來，就連華國鋒也已經意識到，鄧小平的出山已經無法避免。不過，華仍然不願操之過急，其實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階級敵人正在等待著鄧小平上台之後，一舉為「四人幫」翻案之類的說法。他只是在擔心，承認鄧小平沒有錯誤以及承認「天安門事件」中的幾百萬群眾沒有錯誤，也就等於承認毛澤東主席和整個黨錯了。
事情就這樣僵持下來。現在輪到鄧小平本人說話了。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不過，這一回不是寫給華國鋒一人，是寫給「華主席、葉副主席並轉黨中央」。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他還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發給全黨。鄧小平已經看準了自己復出的障礙在於毛澤東認定的「天安門事件」，所以他打算繞開這些具體的問題，讓自己的昭雪不至於影響毛澤東的偉大。鄧小平的信在權力中樞流轉了23天。這一次華國鋒和汪東興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們把鄧小平在六個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來，用黨中央的名義將鄧小平的兩封信一併下發了。在那一封信裏面，鄧小平不是為華國鋒成為黨中央主席歡呼過么?有了這些，當然可以認定華國鋒的核心地位仍然會牢不可破。
5月間，華國鋒召見汪東興和李鑫，要他們去找鄧小平面談，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既可以讓鄧小平出山，又能將鄧小平老老實實地約束在自己麾下。於是這兩個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鄧小平家中。談話持續了好半天，卻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們告訴鄧小平可以出來工作了，但又要求鄧在此前寫個書面聲明，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等於是要鄧承認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乃是英明決策。他們也許以為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因為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自稱自己錯誤嚴重。華國鋒和汪東興現在也許認為，鄧小平如果能夠再次認錯，一切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鄧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們這些人中的一員。原來，華國鋒的兩個使者說來說去，就是想把鄧小平拉上這條快要沉沒的「文化大革命」之船，這被鄧小平一口拒絕。“我出來不出來沒有關係，”鄧小平說，“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他還堅決地告訴眼前這兩個人：“‘兩個凡是’不行。如果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汪東興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覷，他們終於明白，華國鋒不是毛澤東，至於鄧小平本人，不僅已經不再是1971年的樣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給華國鋒寫第一封信時的樣子了。
鄧小平把這兩個人打發走了之後，就坐在家裏靜觀時變。如果他的眼光沒有足夠的敏銳，看不出大局已定，萬事俱備，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協，那麼他就不會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個春夏之交的季節，他就正好具備這樣的眼光。他並沒有等太長的時間，到了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全體中央委員都同意恢復鄧小平的職務，包括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以及總參謀長。鄧把他18個月前被剝奪的一切全都拿了回來，既不多一點，也不少一點。這種方式的象徵意義是不能小看的。這等於是宣佈毛澤東在18個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錯了，所謂凡是毛主席說過的就一律不能動的邏輯，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佈，舉國為之震動。在北京，官員們也許要約束老百姓的喜悅之情，不肯像組織「雙慶大會」那樣鼓勵大家上街遊行，但有些城市還是出現了盛大的集會遊行。7月30日晚上，鄧小平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閉幕式上。一時間，歡聲雷動，這哪裏還是一場球賽呢?分明是一場政治集會。為了這一天，他忍辱負重又嘔心瀝血，如索爾茲伯里所說：“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和激烈地爭論。他再次掌了權。”他還是剪著平頭，微笑著，樣子和衣著全都沒有什麼變化。這個人在過去的18個月裏承擔著所有的罪名。黨領導的所有報刊都宣佈他是一個壞蛋。可是這才一轉眼間，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熱烈的歡呼。看來，過去18個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費了。
鄧小平官復原職。可是他還沒有能夠遏制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慣性。這時候，掌握著中國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領袖」華國鋒，大政並未就緒，「文化大革命」“積重”尚未返還，階級鬥爭仍然是“綱”。鄧的威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華的程度。鄧的理論體系也還沒有最後形成，更不要說成為社會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誡中國人：“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但是這話讓人聽來還有些籠統和含混，距離徹底否定「兩個凡是」和開創新的時代，還遠著呢。那些政治老人們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