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把斯大林提前建國的建議及時傳遞給毛澤東，中國的國慶因此提前。
隨著傅作義接受改編，北平和平解放，歷時四個月零十九天的三大戰役，以人民解放軍的全面勝利而告終。至此，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不再是打仗，而是城市的接管和治理。
在馬背上得天下的共產黨，絕不能在治天下的問題上讓人看了笑話。但是，城市建設這個全新而又從未接觸過的課題，還是讓驍勇善戰的共產黨人心裏沒底。於是，如何借鑒蘇聯經驗，開國建國，細緻地描繪新中國的藍圖，就成為當務之急。
話：速回北平，有要事相商。劉少奇火速趕回北平，不久，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降到他的身上——為新中國的成立到蘇聯「秘密取經」。
先有一個偷偷摸摸的訪問
在劉少奇訪蘇之前，斯大林在1949年1月曾經派米高場到西柏坡訪問，不過，這一切都是在偷偷摸摸中進行的。
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有著天然的接近，但是斯大林對於中國共產黨一開始並不信任，也不願有公開的親近。有兩個因素使得斯大林這麼做。一是蔣政府和蘇聯一直關係不錯，眾所周知，在二戰結束後到中國內戰期間，蘇聯一直承認的是國民黨政府，雙方在1945年還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介石對蘇聯在蒙古和東北兩個關鍵問題上，採取的是退讓政策，這也使斯大林在考慮以什麼態度對待中共時，不得不有所顧忌。二來蘇聯一旦過早介入中國內戰，美國也會聞風而動，而美國在遠東的力量，明顯要比蘇聯強。所以，斯大林對中共的態度就有了避嫌的成分。當時林彪、陳雲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蘇聯與他們的接觸都是拐彎抹角，不直接發生關係，生怕被美國人逮到口實。
在國共軍事勝利還沒有成為定局之前，斯大林對毛澤東一再提出的援助要求，都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予以拒絕。毛澤東三番五次提出要去莫斯科見斯大林，斯大林都以各種理由躲著不見。1948年延安解放之後，毛澤東又提出去蘇聯，斯大林卻回復說：「解放戰爭正在緊要關頭，在這時，如果毛澤東離開指揮崗位，恐對全局有不利影響。」毛澤東非常氣憤，但是也別無他法。
隨著國共兩黨軍事對決的力量差距越拉越大，斯大林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他意識到老躲著毛澤東情理上也說不過去，而且還有可能會讓蘇聯在中國的實際利益受到損害。但是，斯大林對共產黨並不了解，他曾經幾次問身邊的人：「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毛澤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弄清這個問題，就成為米高揚訪華的第一任務，而米高揚的第二個任務，就是試探中共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態度，特別是中共對蒙古的態度。
米高揚這次訪華，基本上是豎著耳朵聽取中共領導人介紹情況的，中間插話或是表達意見的時候很少。當時，斯大林最關心中共對蒙古問題的態度，毛澤東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非常策略，他對米高揚說：「有一位資產階級民主人士跟我說，將來政權到了人民手中，蒙古也應該統一了，外蒙古是不是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米高揚一聽就當場回絕，事後還馬上打電報給斯大林，斯大林的回電口氣非常強硬，他對米高揚說：“你告訴毛澤東，如果蒙古要統一，那就不是外蒙古統一到內蒙古，而是內蒙古要統一到外蒙古去。”斯大林對外蒙古的強烈態度，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為了中蘇的大局，他表示不再主動提出這個問題。
據毛澤東的翻譯師哲回憶，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毛澤東一個人整整說了三天，米高揚總算不辱使命，了解了中共的基本情況。但是，毛澤東在旁徵博引，滔滔不絕地談及新中國的戰略構想時，僅僅是大模樣，大框架，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具體計劃，這也是為什麼他要派劉少奇帶團訪問蘇聯的重要原因。
1949年訪蘇時，劉少奇在所住地留影
意料之外的高規格接待
米高揚剛離開西柏坡，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就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
中卻聲稱是以高崗為首的東北貿易團訪問莫斯科。
1949年6月下旬，以劉少奇為團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和已被中共中央內定為新中國駐蘇大使的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組成的代表團，從大連乘飛機前往蘇聯。由於戰爭還在進行，為防不測，飛機繞了一個大彎子，經朝鮮上空飛抵伯力，又在赤塔、新西伯利亞等地稍作停留。為了代表團的安全，飛機在飛行時忽高忽低，最高時飛到8000米的高度，讓劉少奇一行頗受顛簸之苦。6月26日下午2點，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開始了為期一個半月的會談和訪問。
中共是作為「小老弟」的身份前來取經學習的，所以，劉少奇並沒有指望蘇方的接待規格有多高。他們原本準備和相同規格的蘇聯領導人會晤，然後禮節性地見上斯大林兩面，結果蘇方的熱情讓劉少奇大出意外。斯大林不僅從頭到尾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團的活動，而且還親自與劉少奇會談了五次，這在斯大林接見外賓的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
在和斯大林會晤的第一天，劉少奇就提到了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特別是貸款的問題，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此行最看重的一部分。實際上，早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毛澤東就提出了貸款問題，要求在1949到1951年間三年內得到每年本息一億美元的貸款。斯大林複電表示贊同，提出最好分期五年，年利率按1%計算。毛澤東曾在回電中說，這樣的貸款，1％的年利率太低，應當提高。所以，當斯大林和劉少奇談到貸款問題時說，他第一次碰到了受貸國嫌貸款利率太低的事兒：「蘇聯給東歐國家的貸款，年利率是2％，給中國的貸款，年利率低了一個百分點，那是因為中國的情況和東歐不同，當然了，要是你們堅持要求高一些的利率，那是你們的事兒，我們可以接受。」
最後，斯大林向劉少奇承諾，蘇聯可以貸款3億美元給中國，年利率1％，分5年提供，每年平均6000萬美元，中國可以在貸款完全生效後的10年之內償還。這就是社會主義中國在正式誕生之前，獲得的第一筆經濟援助，也是劉少奇此行最大的收穫。
斯大林主動開口幫助解放新疆
斯大林不僅答應中方提供政權建立之後的經濟援助，專家派遣，在軍事方面還主動為中共排憂解難。
本來，解放新疆的問題，毛澤東打算在建國之後的1950年才提上日程，不為別的，光是路途遙遠就讓中共軍隊吃不消。當時，中共軍隊沒有交通工具去新疆，解放新疆不能走著去呀。此外，馬洪奎和馬步芳的騎兵非常厲害，中共的軍隊基本上是步兵，沒有優勢。所以劉少奇此次訪蘇，壓根就沒提解放新疆的事。
斯大林卻主動提及了，他對劉少奇說：「不應當拖延佔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英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他們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躍起來，以繼續進行反對共產黨的內戰。這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在新疆有豐富的石油儲量和棉花，而這些正是中國所急需的。」劉少奇說，解放新疆，對中共來說有難度。斯大林當即拍板，為中共提供40架殲擊機，幫助中共迅速入疆。劉少奇把斯大林的建議傳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重視，他立即讓劉少奇轉告斯大林，中共同意在蘇聯的幫助下解放新疆，並且希望劉少奇向斯大林提出解決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和空運部隊的問題，“將蘇聯空軍進行援助和空投部隊的問題具體化”。與此同時，毛澤東給彭德懷發電報，說蘇聯“極盼早佔新疆，彼可給以種種援助，包括幾十架飛機助戰”，建議彭德懷“冬季即佔領迪化，不必等到明春”。之後，毛澤東向在蘇聯的劉少奇通報說，秋季佔領蘭州、西寧等地後，就可以準備進取新疆。毛澤東還指示訪蘇代表團的政治秘書鄧力群直接從莫斯科趕到伊寧，在那裏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繫。在蘇聯的幫助下，鄧力群在新疆建立了與毛澤東及駐蘇大使館的電訊聯繫，並結識和拜訪了當地的領導人，之後，中共便採取和平方式解放了新疆。
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去蘇聯之前，劉少奇給斯大林寫了一個報告。對於這個報告的內容，斯大林曾在報告上連批十五個「對！」，表達自己對中共的滿意。但是一談到中蘇條約時，斯大林卻是另外一個樣子。
成立新中國，中蘇條約是保持舊約還是締結新約，就變得尤為敏感。1945年，國民黨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讓中共領導人備感壓力。因為蘇聯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並不好。當時，老百姓有一種說法，小鼻子（日本人）固然不好，大鼻子（蘇聯人）也好不到哪裏去。蘇聯在大連佔了十年，百姓都有議論，而且媒體也公開講，美國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蘇聯也不光彩。一個是白色帝國主義，一個是紅色帝國主義，說到底，都是對中國有所圖謀的。
所以，在外交上倒向蘇聯，中共在輿論上是有壓力的，中蘇條約是保持舊約還是締結新約，就成為關係到中共臉面的問題。畢竟，在意識形態上的接近是一回事，真實的國家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劉少奇訪蘇之前，中共領導人大概意識到中蘇條約問題，解決起來難度很大，但是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劉少奇還是提到了中蘇條約的問題。劉少奇說，中共中央在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有三個意見：一是廢除舊約，簽訂新約，二是保留舊約不變，再就是暫時保留，以後慢慢再改。不出所料，斯大林看完後，在報告有關中蘇條約的地方畫了一個圈，寫道：「這個問題等毛澤東同志來再談。」因此，劉少奇訪蘇期間，有關中蘇條約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聽從斯大林的建議，提前建國
中蘇會談期間，斯大林曾專門設宴歡迎訪蘇代表團。當時，毛澤東夫人江青和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正在蘇聯養病，斯大林向劉少奇提出，可以邀請她們參加宴會。劉少奇怕兩位夫人席間說錯話，事前專門跟江青打了招呼，要求她不要多說話。而王稼祥出於外交上的考慮，沒讓朱仲麗參加。
宴會上的斯大林端著酒杯，專門走到中共代表團餐桌前，向劉少奇敬酒。斯大林說：「今天你們稱我們為老大哥，但願弟弟能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僅僅是我們大家的願望，而且也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後來者居上。請大家舉杯，為弟弟超過老大哥，加速進步而乾杯！」劉少奇顯得為難了，中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新中國正在籌建之中，今天就說超過蘇聯的話，似乎太早了一點，於是他趕緊擺手說：“兄長是兄長，老弟還是老弟，我們永遠向兄長學習！這杯酒我們不能接受。”
劉少奇的舉動大出人們意料，蘇聯官員紛紛上前，勸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接受斯大林的敬酒的祝願和好意。斯大林本人也堅持敬酒，他說：「難道弟弟不應該超過兄長么？我的意思是說，弟弟應該加倍努力，力求上進，爭取超過兄長，這也是為了你們將來要承擔更多更大的國際義務。現在中國不是孤立作戰，這會使將來的發展和進步更快些，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也會多起來。」劉少奇出於充分尊重老大哥的考慮，堅持不接這杯酒。
事後，劉少奇在向毛澤東彙報時，毛澤東說：「不接是對的。」但是，毛澤東對這件事的態度，也有反覆。1964年9月，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舊事重提，態度略有不同：“少奇同志他有一股硬勁。他就在斯大林跟前，也是這股硬勁。在敬酒時，斯大林說中國一定會超過蘇聯，少奇同志說不行，中國是蘇聯的小弟弟，超不過，不喝這杯酒。斯大林說要超過，要喝。少奇同志說不能喝，那時我們進步了，你們更進步了。超不過，因此不喝。那時還是江青轉了個彎。說中國要超過俄國，這是斯大林有所感覺。可是，口說要超過，骨子裡頭是要承認他是老子黨。”
報，於是，新中國的建國日期，就從1950年的1月1日，提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
1949年8月14日，劉少奇離開莫斯科，和他同行的還有蘇聯中央政府前鐵道部長柯凡廖夫帶領的蘇聯專家二百多人，一路浩浩蕩蕩，回到中國。新中國的籌備、建設，也在劉少奇訪蘇後，揭開了新的篇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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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黨史博覽》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澤東最後一次離開北京，先後在武漢、長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間，特別是在長沙停留的114天，毛澤東作出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重大決策——推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取代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本文將詳細講述毛澤東最後一次離開北京、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考慮把鄧小平作為接班人培養
新中國建立初期，主持西南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被毛澤東調到中央工作，很快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鄧小平德才兼備，軍政皆優，是一位能夠「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非凡帥才。對於鄧小平的文韜武略，毛澤東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談話中作了高度評價：“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6年，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在中共高級幹部中，能夠獲得毛澤東如此高度評價的，確實為數不多。
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
中共八大以後，毛澤東多次明確地透露出自己把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談到自己準備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時，赫魯曉夫問道，有人接替嗎？毛澤東指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
1959年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兩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但是，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對「大躍進」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系列“左”傾錯誤指導方針的糾正，他們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之間出現了分歧。這樣，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利用十年內亂，把劉少奇打成“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迫害致死；把鄧小平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大病了一場，從此身體日漸衰弱，進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體弱，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擔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毛澤東對王洪文逐漸由希望變成失望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厚望。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38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80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系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
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曾主持過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他在上海灘「沖衝殺殺」、“一呼百應”，可在北京、在中央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麼簡單的了。不久，毛澤東仍然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毛澤東下定決心，再次對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同中央政治局幾位同志談話中說：現在請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
這樣，在毛澤東的親自提議下，鄧小平被賦予更大的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任國務院副總理。這使鄧小平同時集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於一身，重新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從此，在中央領導層，形成了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團儘管鬧騰得很厲害，但毛澤東認為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始終不肯把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實際權力交給他們。
治國安邦，毛澤東還是相信久經考驗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
為了順利實現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考慮，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批評了野心勃勃的江青。
毛澤東在會上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
毛澤東批評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個工廠不要了吧？
江青連忙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不要了，鋼鐵工廠送給小平同志吧！
毛澤東問：當眾說的！
江青答道：說了算！
……
最後，毛澤東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上海幫」的問題，同時嚴肅告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從毛澤東把王洪文視為“四人小宗派”成員看，在他的心目中，對這個在中共十大上選擇的接班人已經感到失望了。
會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武漢，一是休息，二是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問題。
江青集團對鄧小平復出既恨又怕
1974年7月18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武漢，住在中共湖北省委東湖賓館。
通過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以來的觀察，經過離開北京到武漢以來的精心思考，毛澤東終於下定決心把鄧小平推到中央黨、政、軍領導工作第一線。
話給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訴他：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這個電話後，大為吃驚，受到極大的震動。他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馬上轉告周恩來，而是在當天晚上，把毛澤東的指示首先告訴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江青聽了，氣急敗壞地說：「這不是主席的意見，這是總理的主意。」原來，江青想在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中，當“後台老板”，按照她個人的意圖“組閣”，把「四人幫」的成員安排到國務院的重要領導位子上去。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團的預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來已久的圖謀。對於江青集團來說，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將會對他們極為不利。但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定，不傳達也不行。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江青有預謀地在會上發難，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挑釁。鄧小平在會上據理力爭，頂撞了江青。
當天晚上，江青在釣魚台十七號樓，私下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密謀，派人於第二天乘飛機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江青說，鄧小平所以這樣吵架，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說，鄧小平所以跳出來，可能是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對總參謀長的提名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王洪文說，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有氣，不支持新生事物。
10月18日，王洪文肩負「四人幫」的使命，乘專機趕到長沙。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向毛澤東請示後，毛澤東派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把王洪文接到住地。下午2時，王洪文來到湖南省委九所六號樓毛澤東的會客室。
王洪文首先問候了一下毛澤東的身體情況，然後便轉入此行的主題。
當時在場的毛澤東秘書張玉鳳回憶說：
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彙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洪文別有用心地說：“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處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
在這次談話中，王洪文還誣陷鄧小平：「看來鄧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然後，他蓄意借題發揮，誣衊鄧小平：“鄧有那樣大的情緒，是與最近在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一事有關。”
聽了王洪文攻擊鄧小平的話後，毛澤東很不高興，對王洪文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小平同志政治上強，會打仗呢。
毛澤東從江青的鬧事聯繫到王洪文飛來長沙告狀，已經意識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於是，毛澤東作出了離開北京以後深思熟慮的兩項重大決策，並讓王海容、唐聞生回北京後，立即將他的意見轉告周恩來、王洪文。這兩項重大決策是：
一、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此外，毛澤東還要求王海容、唐聞生回京後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讓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
11月12日，鄧小平陪同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總統委員會主席率領的代表團飛抵長沙。毛澤東會見外國客人後，與鄧小平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毛澤東一開口，就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表現出了超凡的幽默和讚許，也表明毛澤東已經洞悉鄧小平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頂住了江青的挑釁和無理糾纏。
「主席也知道了。」鄧小平笑著說。
「好！」毛澤東稱讚了鄧小平的做法。
「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鄧小平的話中不無解釋的成分。
「我贊成你。」毛澤東說。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鄧小平接著說。
「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都不高興。」說著，毛澤東把頭轉向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向鄧小平示意王、唐也都不滿意江青的做法。
「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鄧小平又說。
「這個好！」毛澤東稱讚道。
「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麼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點。」鄧小平說。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千鈞重擔挑在肩上，確實是責任重大！
「沒辦法呢，只好擔起來口羅。」毛澤東鼓勵鄧小平道。
毛澤東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下，決定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在12月22日下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周恩來、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長沙，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聽取毛澤東的意見，特別是一些關鍵性的重大問題和全國人大、國務院的人事安排，請毛澤東最後決定，再提交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12月23日晚上7時，周恩來、王洪文準時來到毛澤東居住的省委九所六號樓。
在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時，毛澤東又一次稱讚了鄧小平。
「他政治思想強。」毛澤東說著用手指了指腦袋。
「政治比他強。」毛澤東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政治”兩個字是用英語講的，這樣，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的意思，而王洪文則不知所云了。
毛澤東在提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同時，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一邊說一邊用筆費力地在紙上寫下了“人才難……”
周恩來接過話題說：「人才難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領會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點了點頭。以後，隨著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段評語迅速傳遍了全黨、全國，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12月26日，是毛澤東81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支走了王洪文，讓他到韶山看一看。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進行了長談。
在這次徹夜長談中，毛澤東與周恩來談到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對現任中央各個負責人的優缺點的分析評價等重大問題。在談話中，周恩來反映了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均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表示已經知道了。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回北京後，把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開好，把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好；不要受江青等人的干擾，也不要安排他們做什麼，他們鬧他們的，你做你的，放手辦事。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因在長沙養病，沒有出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使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