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辭世後，國務院總理之職不可久懸。「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早就覬覦著國務院總理的職位。「文化大革命」以來，他費盡心機，瘋狂地影射、攻擊周恩來；策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鬥爭矛頭指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無不包含著篡奪國務院總理職務的“禍心”。然而，張春橋卻打錯了算盤。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黨通報：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這個文件的下發，是一個重要信號，它表明，毛澤東已經決心用新的接班人華國鋒，來取代他自1973年以來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點培養的接班人鄧小平。從此，由華國鋒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國務院的領導工作。
按照毛澤東的這一決策，雖然國務院總理的職務沒有交給周恩來和全黨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鄧小平，但是也沒有交給「四人幫」。這就為以後的歷史發展留下了機會，使黨和人民粉碎「四人幫」的鬥爭能夠較為順利地進行。
華國鋒，山西交城人，生於1921年2月，1938年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典型的「三八式」幹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曾任交城縣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治委員，中共陽曲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治委員。
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以後，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向華南廣大地區進軍時，華國鋒是「南下幹部」之一。
新中國建立後，華國鋒歷任中共湘陰縣委書記兼縣人民武裝部政治委員，中共湘潭縣委書記兼縣人民武裝部政治委員，中共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地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由於湘潭是毛澤東主席的家鄉，因此華國鋒的工作情況開始受到毛澤東的注意。以後，華國鋒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任省委統戰部長。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因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而遭到撤職。中共湖南省委因此而改組。經毛澤東提名，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同時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毛澤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視察工作。華國鋒或彙報工作，或陪同視察，與毛澤東的接觸日益增多，在毛澤東的頭腦里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的初期階段，華國鋒也曾受到過一些衝擊。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參加了“三結合”，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華國鋒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以後，又相繼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和湖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成為集湖南省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於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
1970年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1971年，毛澤東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作準備，在視察大江南北時，曾在長沙對華國鋒談過關於林彪的問題，表示了對華國鋒的極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第一次知道華國鋒的名字，主要始於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一次談話。毛澤東在談到家鄉湖南的情況時說：「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毛澤東在這裏說的“老人”，是指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負責人之一，是過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當斯諾把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後，因其中談到中美關係和尼克遜訪華等極為敏感的國際問題，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震動。華國鋒的名字亦開始被外國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的武裝政變後，國內開展批林整風運動，先後下發了幾批內部文件，向黨內外廣大群眾傳達。《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紀要》，即為其中之一。於是，中國人也從中知道了華國鋒的名字。
「九·一三」事件後，經毛澤東提議，華國鋒被調入中央工作，先後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組長。1973年5月，華國鋒和王洪文、吳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華國鋒被毛澤東親自選定為國務院代總理，一下子堵住了張春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路子」。張春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國務院總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華國鋒手裏，雖然氣急敗壞，但是又無可奈何。聯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氣不打一處來，非常憤恨地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則《有感》，以發泄他對毛澤東的重要決策的強烈不滿，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張春橋這樣寫道：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
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決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張春橋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的樣子。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他的所作所為，絲毫也沒有代表人民的利益，絲毫也沒有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絲毫也沒有站在人民群眾的一邊。相反，他始終代表著「四人幫」的利益，為「四人幫」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四人幫」一邊，為「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為製造「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局面，或出謀劃策，或下達指令，或直接指揮，對黨和國家犯下了累累罪行。
擠掉了。”他還指責說：「這幾天報紙登唁電數量太多，太集中」，並具體要求以後唁電版面要往後放。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舉行的前一天，由姚文元一手策劃於1976年1月14日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通欄標題刊登《大辯論帶來大變化——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和各項工作出現新面貌》的長篇文章，胡說什麼：“近來，全國人民都關心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公然信口雌黃，偽造民意。
在舉行「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的同一天，「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不去反映中國人民的悲痛心情，卻又拋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胡說什麼“樹欲靜而風不止，鬥爭並沒有止息”。
1976年2月13日，《光明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題為《孔丘之憂》的文章，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影射攻擊周恩來，把悼念周恩來逝世的中國人民誣衊為「哭喪婦」。這篇文章寫道，“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我們偉大的祖國‘到處鶯歌燕舞’，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正在勝利前進!”其手段之卑鄙，令人髮指。「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
2月份，在「四人幫」的策划下，以《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和《人民日報》發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為起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針對1975年的全面整頓，矛頭對著鄧小平和在各個領域主持整頓工作負責人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文章，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拋了出來。一時篇篇黑文猶如滔滔濁浪翻滾而來，大有排山倒海、鋪天蓋地之勢。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度“升級”。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範圍，傳達到黨內外群眾。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1975年7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會上傳達了毛澤東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談話。
在這次會議上，已經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於2月25日代表中央在會上講話。他要求與會的領導幹部「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
針對當時與會的許多領導幹部，對批判鄧小平很不理解，難以接受，思想上轉不過來彎子等問題，華國鋒要求大家，「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
華國鋒在講話中，還要求到會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
華國鋒還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
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江青於會議期間，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區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拉開架勢，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大放厥詞，集中攻擊誣衊鄧小平。同時，吹捧武則天、吹捧呂后，借古喻今，為自己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江青說：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過，我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從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佈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來，剛剛只有一年多嘛。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麼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偉大的成果……
“據這次揭發，他家的常客是什麼人呢?李井泉、胡喬木、胡耀邦，還有王海容、唐聞生，還有什麼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無話不說，交待任務的……
“鄧小平說我是個勇敢分子。現在看來，全國的謠言都是鄧小平弄的。說我一切職務撤銷，下放勞動啊，說我已經自殺了。其他的，人家不給我看，說怕我看了生氣……
“別人造謠說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從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為她所用。她簡單嗎?但是那些個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專門攻擊這樣的人。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個很厲害的女人——趙太后。同志們知道我講過這個歷史。齊威後，那都是很厲害的。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后，誹謗我……」
江青的講話，不僅肆意攻擊了鄧小平，而且明目張胆地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翻案、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會議的批評翻案。有人把她的講話內容彙報給毛澤東以後，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震怒，他憤怒地斥責說：「江青干涉太多了，單獨召開十二省講話。」
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多次談話。同一天，中共中央還轉發了華國鋒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志會議上的講話。
從此，「批鄧」問題在黨內正式公開了。
就在中央召開會議期間，「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勢頭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文章誣衊說：“‘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文章不點名(但實際上已經點了名)地攻擊鄧小平，說“‘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提出來的。”“‘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詞，就成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報刊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專門用來指鄧小平，成為一種“不點名”的“點名批判”。
對於「四人幫」通過《評“三項指示為綱”》散佈的歪理邪說，廣大幹部、群眾極為反感。在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的一次會議上，為李宗仁先生歸國作出了貢獻，並與李宗仁先生一起歸國的程思遠的發言就很有代表性。
程思遠說：「這些日子，有一個多月了，對新近開展的批‘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我處於非常困惑、思想紊亂的狀態。有理論問題、認識問題，更有實際問題，我都迷惑不解。在理論上，有個問題我感到糊塗。根很不理解，心裏非常難過!」程思遠講到這裏，竟然熱淚長流。
儘管廣大人民群眾對「四人幫」詆毀全面整頓、批判“三項指示為綱”的胡說八道不屑一顧，但「四人幫」仍然全力開動各種宣傳機器，與《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毒汁四濺、暗藏殺機的黑文相呼應，接連拋出了一大批長篇理論文章。
3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經姚文元審定的池恆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2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在同期的《紅旗》雜誌上，還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
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本報記者名義寫的《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文章。
4月1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
同期的《紅旗》雜誌還發表程越的《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
在這些文章中，「四人幫」除了肆意誣衊鄧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誣衊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復辟、倒退”以外，還提出了“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根據江青關於“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的旨意，公然論證道：“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對派、復辟派，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走過的道路嗎?”
「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還公開明目張胆地叫嚷：“現在革命的對象，就是舊社會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等等；妄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四人幫」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中國人民的意志而行，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頓，肆意攻擊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作出了巨大成績的鄧小平，在報刊上影射誹謗周恩來，這種種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慨。
面對「四人幫」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惡浪，中國人民勇敢地發出了正義的吶喊。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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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夫婦與長女鄧林、長子鄧朴方在武安期間
鄧朴方在北京殘奧會聖火採集啟動儀式上致辭
「鄧朴方」這3個字，和中國的殘疾人事業緊緊相系。鄧朴方無疑是個富於傳奇色彩的名門之後。他的家庭比較特殊，但是他從來沒有享受過特權。高位截癱的他不屈從於命運，拖著病殘之軀為改善殘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號。他致力於弘揚人道主義，卻曾遭受過不人道的待遇。有人說，他個人的大不幸，因此成為中國殘疾人這個弱勢群體之大幸。
這位中國殘疾人事業開拓者坦承自己能有今天，離不開父親鄧小平的背景。「我不能說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沒有父親這個背景。起碼一點，我要去見某個領導人，人家肯見嗎？這隻能是給你一個背景，給你一個條件，給你一個便利，但你用不好還是做不成事。當時我做殘疾人工作時就有一種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親，要依靠自己來做事情。」鄧朴方坦言：“我要請老爺子題詞，他當然會，這是善事嘛，有什麼不好呢？但是我這個人可能有點彆扭，就是不想，所以這是我的一個私心。”
未名湖畔的悲劇
鄧朴方出生在戰爭年代，幼小的他隨著父親轉戰遷徙，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舉家遷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學讀書時，很少有同學知道他是總書記的長子。鄧朴方和其他中學生一樣，顯得極為平常，他經常留個小平頭，穿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大褂，騎一輛自行車。如果不是他成績出眾、人緣又好的話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處在三年困難時期。在當時面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發展核武器、走富國強兵之路成為中共決策層的共識。和當時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樣，鄧朴方也對核武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62年秋，鄧朴方以每門功課平均90分的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
大學裏，鄧朴方夢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他勤奮學習，認真鑽研，成績一直保持優秀。他興趣極廣，經常與同學們一起縱談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畢業後獻身於祖國原子能事業之時，中國大地上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大劫難猝不及防地爆發了。
1966年6月1日，已經是大學四年級的鄧朴方和同學們結束了在大渡河畔峨縣的「四清」工作，告別山鄉和漢彝兩族的鄉親們，乘火車返回北京。車廂里歡聲笑語，大家回味著幾個月的農村生活。突然，廣播裏播出《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鄧朴方和他的同學們熱血沸騰。
回到學校，鄧朴方和其他對政治很積極的同學一樣，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選為系裏的文革小組副組長。
隨著這場「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鄧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著的時候，“四人幫”的魔掌悄悄地向他和他的家庭伸了過來。
很快，父親鄧小平成為鬥爭核心，被批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鄧家子女就此捲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中心。鄧朴方以及姐姐鄧林和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父親鄧小平的罪證。
在揭發鄧小平「罪行」時，鄧朴方在苦悶中不知不覺喝上了酒，並能一口氣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園裏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頤和園的後湖。坐在山腰的樹林裏，喝了一通酒後，鄧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這麼多人，毛主席這麼搞，必定要騎虎難下。”“林彪、江青這樣干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他們一定要垮台。也許要有很長的時間，國家怎麼能經得起他們這樣鬧！”
鄧朴方吐出的這番酒後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聶元梓一夥所掌握。此時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鄧朴方的言論列為重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受到聶元梓一夥的重點專案追查。於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預備黨員資格。他們把鄧朴方秘密押在北大東門外那座灰色的大樓里，企圖誘脅他說出更多類似酒後真言的言論，並把這些言論強加到鄧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對鄧小平等人的迫害。為達到罪惡目的，聶元梓等人不惜採用各種卑鄙手段，使鄧朴方無法吃，無法睡，無法坐，無法立。長達四五個月的監禁，鄧朴方堅貞不屈，使他們一無所獲。他們竟殘忍地把鄧朴方往死里整，往絕路上逼。
無法忍受的鄧朴方，只能以死抗爭。1968年5月，他在絕命書中寫道：「我無限忠於黨，忠於毛主席。但是，由於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別是對我父親的問題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這些話涉及到無產階級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這些不能擴散。現在造反派非要我講（不可），我不能講。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無路可走了……」
寫完絕命書，鄧朴方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推開一扇窗，從三層樓上一躍而下。他的身體在空中被一根鐵絲於腰部攔了一下，之後翻了一個滾，背部先落地。「嘭」的一聲，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斷了。
這一摔，改變了他的一生。曾傳說當時是有人把他從樓上推下去的，鄧朴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坦誠地說：「沒有。我當時實在無路可走，我絕望了。我是自殺的。」
對那段夢魘般的往事，鄧朴方曾這樣回憶：「開始被送到北醫三院，住了一段時間，沒有做手術，後來就被送到北京大學校醫院。蘇醒過來以後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經無所謂了，哀大莫過於心死，真是一種心死都不會感到痛苦的狀態。」
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鄧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造成了無可挽回的高位截癱。這時，有一個人讓鄧朴方終生難忘，他是北大工宣隊的王鳳梧師傅，他一直幫助朴方，給了他生活的勇氣和希望。後來，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濟院的日子裡，同屋的病友們不但沒有歧視他，反而對他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時候，正是這些樸實善良的殘疾病友們，給予了他世間最珍貴的溫暖。
父親特別的愛
1969年，林彪發佈了著名的「一號命令」，並假借中蘇局勢緊張為名，宣佈在首都北京實行“戰備疏散”，命令將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當時，鄧家只剩下鄧小平、卓琳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們在接到命令後絲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後便於10月20日飛抵江西省新建縣望城崗，被下放到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這時，鄧朴方在清河救濟院過著艱難而孤獨的生活。
鄧小平到江西後，心裏依然牽掛著數千里之外的兒女們，特別是他得知鄧朴方被迫害致殘的消息時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經過父親鄧小平的多次爭取，中央最後同意把鄧朴方送到江西。
在江西的這段日子，鄧朴方感受到了鄧小平深深的父愛。鄧朴方記得，見面時，「老爺子沒說什麼，我也沒說什麼，就是眼睛看我，無言相對。我不記得當時是流淚的，但是心裏面的淚是在流，也許淌的是淚，也許淌的是血。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黨籍也開除了，又沒有職業，別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資，我也沒有工資，拿中辦發的生活費，還有老爺子工資里扣除的生活費，等於是一個無業的人了」。鄧朴方來到江西以後，夏天最難熬。鄧小平夫婦上午要到工廠上班，下午才能照顧他。鄧朴方下肢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為他擦澡、換衣服。當時，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已經70多歲了，每天燒菜做飯已忙得不可開交了，卓琳的體質又差，所以鄧小平成了主要勞動力。每天下午擦澡時，卓琳將水熱好，然後組織全家人一起將鄧朴方抬到洗澡間。常常是擦乾淨了兒子的身子，父親出了一身汗。鄧朴方回憶說：“老爺子並不說什麼，他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認真細緻，有時候就會感到心裏面酸酸的。”
廠里知道了這個情況，特意派了一位身體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婦女繆發香來專門護理鄧朴方，這才使鄧小平稍稍輕鬆了一些。
體力上輕鬆了，思想上卻怎麼也松不下來。看到躺在床上的兒子，鄧小平總在想，本應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卻躺在這裏一事無成，他的路還很漫長，該怎麼走呢？要讓兒子堅定地活下去就應當讓他感到充實。從來很少求人的鄧小平為了兒子向工人師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鄧小平試著對所在修理車間負責人陶端縉說：「陶排長，廠里有沒有電機方面的工作？」陶端縉很詫異，鄧小平為什麼突然問這個呢？莫非他不想當鉗工了。但他搜腸刮肚地想，廠里也沒有電機方面的活，只好老老實實地說：“我們這兒沒有。”
「那有沒有無線電方面的技術或者收音機方面的的事情可乾乾？」鄧小平又問。陶端縉更奇怪了，老鄧怎麼了，以前從來沒有提過這麼多問題啊！他問道：“老鄧，您打聽這些幹什麼？”
鄧小平如實說：「孩子在家裏閑著。這孩子很聰明，學的又是這個專業，能在這方面干點活兒就好了。」看著鄧小平那雙充滿父愛的眼睛，陶端縉又是同情，又是著急，但他又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看到陶端縉著急，鄧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對兒子的關心使他忍不住又問：「陶排長，你有沒有收音機，讓他修理一下。」陶端縉說：“老鄧，不瞞你說，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資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個孩子，哪有錢買收音機啊！”
鄧小平點點頭，輕輕說「我知道了」，又干起鉗工活來。
適合兒子的活兒沒找到，但鄧朴方的事卻掛在了工人的心中。工人們為鄧朴方翻砂做了一副啞鈴，還特意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於他鍛煉上肢。
鄧朴方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時父親母親還想讓我做點什麼事，我也想找到什麼事做做，讓我在工廠當修理工，修理收音機什麼的。結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窮，父母到處搜集，沒找到，家家都沒有收音機。後來想做個什麼東西，就把家裏的照相機拆了，拆了再裝，裝了再拆，把一個破的照相機給修好。家裏書多，從家裏走時就把書背出來了，一個禮拜能看這麼一摞書吧，那時候看書看得比較多。」
父母的慈愛，工人的關心，使鄧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張起了風帆。他每天堅持鍛煉身體、讀書學習，表現出了頑強的毅力。工人們聽說了，都讚歎：別看鄧朴方殘疾了，但將來准能幹大事情。這個大事情，十幾年後果然被鄧朴方干成了。他主持創建了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闖出了殘疾人自強自立的一條新路。
投身於中國殘疾人事業
鄧朴方是中國殘疾人事業的開拓者，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就是他一手創建的。當年，他在301醫院住院的時候，一個叫陳晉雲的教授曾經三次提出中國應當發展康復醫學，這給了鄧朴方很大的啟發。
自1983年起，鄧朴方和同為殘疾人的王魯光（王樹聲大將的兒子）等開始籌建中國康復研究中心。
鄧朴方創業之初只是想成立一個殘疾人康復中心，但隨著對中國殘疾人狀況的深入了解，他決定把殘疾人的福利工作當作一項長期的工程，推向全國的各個角落。1984年3月，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正式成立，4年後這個基金會與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合併，組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鄧朴方任首任主席。「當時，一方面籌備康復中心，進行規劃設計開始找了國內少數一些康復專家，把他們都集中起來，探討康復中心怎麼做。另外一方面做個基金會要籌集資金，在籌集基金的過程中就要宣傳，這時不斷有殘疾人找到我們，他們很痛苦，碰到這些事情又不能不管，於是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下來，就把我拽下水了。」
鄧朴方在給殘疾人籌集資金時，曾給他本人帶來不小的麻煩。鄧朴方說：「1988年的時候，就說我是全國最大的貪污犯，1989年動亂的時候也說我是全國最大的貪污犯，說我在國外的個人存款達到300多億美金。我後來開過記者招待會，我說你們誰去把這300多億存款找出來，我只留1%就夠了，其他都捐獻給國家。」
後來，鄧朴方想通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變得了嗎？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過的了，剩下的都是賺的，我沒想到我能活到現在。」
央視記者曾這樣問鄧朴方：「您是連續四任中國殘聯主席，一度有人用轟轟烈烈來形容中國殘聯事業的發展，您覺得您的特殊身份幫了您嗎？」鄧朴方回答道：“作為我父親，我也知道，他是願意我做這個事情的。但是我從來沒有請他為殘疾人專門說過什麼話，也沒有請他為殘疾人題過什麼詞，這也許是自己的一種想法吧。覺得要幹事業，要我自己來干，不能靠父親的聲望。那麼當然，我有很多機會，可以見到一些我想見到的人，那麼這是非常好的機會，我不能見到這些領導人，我就沒法向他們來解釋殘疾人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和我們需要做什麼。現在我也正好有了這樣的機會，那麼把這個機會利用上，就可以使殘疾人事業的發展過程，能夠減少一些困難，或者稍微順利一點。”
鄧朴方為了殘疾人事業的發展，付出了許多感情。他看到殘疾人不能就業、不能上學，沒有錢擺脫貧窮，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對待、歧視、偏見，他感到痛苦。更讓他痛苦的是，有時沒有力量去幫助他們解除痛苦。而每做成一件事情，看到他們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那種激動的心情常人無法體會。他說：「殘疾人事業是讓人流淚的事業。做不成事情要流淚，做成事情也要流淚，每一件事情都激勵我繼續前進。」
在殘聯初建時沒有基層組織，他決心把縣級殘聯建立起來，親自去湖南考察工作。他發現每次開會討論，與他隨行的一位副理事長總在打盹。鄧朴方因此對他的工作表現不滿意。一年後，湖南省縣級殘聯卻在這位副理事長的努力下全部建立起來了，他也因病去世了。得知真相後，鄧朴方說：「他忍著病痛，把縣級殘聯建立起來，這樣的人是非常偉大的。而我當時卻有歧視的想法，我現在想起他是很內疚的。」每每談到動情處，他的眼睛濕潤了。
眾多國際榮譽的背後
中國殘疾人事業由小到大，從單一的收養救濟型發展為以「平等、參與、共享」為目標的綜合性社會事業；殘疾人由受助者成為參與者，生活狀況發生了深刻變化。外界認為，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與鄧朴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鄧朴方曾在多個場合表示，他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建立起人道主義的思想體系，只有在人人相互尊重、大家共同富裕的社會環境中，中國殘疾人的生活才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在他眼裏，人道主義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以人為本」，是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是倡導平等、反對歧視、關懷弱者、尊重人權。他說，人道主義思想中有值得注意的一個範疇是博愛，愛生命，愛他人，愛人類，愛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
這些年來，鄧朴方以殘軀詮釋著博愛，經常到基層調研。所到之處，鄧朴方與各級黨政領導座談，聽取殘疾人工作情況彙報，查看各種材料，詳細了解殘疾人工作生活的情況，並深入社區、工廠、貧困殘疾人家庭，與殘疾人工作者和殘疾人面對面交談，了解他們的困難，傾聽他們的心聲。2002年2月，鄧朴方坐著輪椅，深入到廣州、順德、佛山、惠州、汕頭、潮州、揭陽等地的城市、鄉村，調查殘疾人的工作、生活狀況，研究廣東省殘疾人事業的發展前景。10天的嶺南之行，鄧朴方風塵僕僕，從珠江畔到南海邊，不顧疲弱之軀，連續考察了廣東省7個城市的殘疾人工作，留下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兩天的汕頭考察中，鄧朴方對這裏的殘疾人工作普遍感到滿意，惟獨為一件「小事」發了脾氣。
在汕頭市舉行的殘疾人工作座談會上，殘疾人高光漢反映：因為許多健全人假冒殘疾人用三輪車搞營運，擾亂了城市交通秩序，有關部門說一時真假難辨，為了維護特區形象，乾脆取消了三輪車營運，使一些靠三輪車營運謀生的殘疾人的生活成了問題。聽到這裏，一直樂呵呵的鄧朴方臉色凝重起來。耐心聽完有關部門解釋後，他嚴肅地對有關部門負責人說：「你們說這樣決策是因為真假難辨，這話很不負責任。六部委早有文件，過渡期內，允許部分殘疾人有條件地搞營運，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怎麼能把孩子和髒水一起倒掉呢？關鍵是認識問題，管理問題。」他又語重心長地說：“同志們，作為人民的公僕，我們考慮問題，一定要周全哪。殘疾人是困難群體中的困難群體，任何時候都要優先考慮到他們的利益。”懇切的言辭，令在場者為之動容。
2008年5月，中國四川發生特大地震。鄧朴方在第一時間要求儘快組織力量，做好殘疾人受災情況的調查和救助工作。次日，中國殘聯、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向災區提供300萬元慰問金，各直屬單位及職工踴躍捐贈善款41.8萬元，用以支持災區抗震救災工作，並準備大量輪椅、拐杖、頸托及腰圍等物品運往災區，幫助殘疾人受災群眾解決生活急需問題。鄧朴方一次次聽取了殘聯繫統抗震救災的工作彙報，就殘聯繫統做好抗震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級殘聯要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積極行動起來，全力做好抗震救災工作，派遣抗震救災工作組多次前往災區，查看殘疾人和殘聯繫統災情，了解受傷人員康復需求，慰問受災殘疾人和殘疾人工作者，鼓勵受災殘疾人樹立信心，重建家園，努力工作。
回望中國殘疾人事業所走過的路，鄧朴方為之興奮，認為殘疾人事業和我們的國家一起，走得紮實，走得精彩。
鄧朴方領導中國殘疾人事業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為他贏來了眾多的國際榮譽。1988年，鄧朴方獲得聯合國秘書長特別獎；1990年獲得國際第15屆年會授予的康復國際主席獎；1992年獲得康復國際第17屆世界大會授予的亨利·凱斯勒獎；1993年11月，獲得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獎牌，以表彰他對「亞太殘疾人10年」活動作出的傑出貢獻；1999年9月，獲得韓國“一家紀念獎財團”頒發的“一家獎”，成為獲得這一獎項的第一位中國人。鄧朴方對這些榮譽看得很重，他經常說，這些榮譽不只是給他個人的，是對中國殘聯和整個中國殘疾人事業的褒獎。
2003年12月3日，國際殘疾人日。這一天，鄧朴方獲得2003年「聯合國人權獎」。
2005年5月14日，美國博伊斯州立大學向鄧朴方頒授人文科學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在人道主義思想研究與實踐等方面取得的學術成果和突出貢獻。同年11月19日，國際傷殘奧林匹克委員會授予鄧朴方國際殘奧委最高榮譽獎「國際殘奧委勳章」，以表彰他為推動國際殘奧運動的發展作出的傑出貢獻。2007年10月，獲美國社會心理康復協會授予的“格拉爾尼克獎”，以表彰他在改善中國精神病患者生活狀況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創造一個「沒有鄧朴方」的中國殘疾人事業
2008年9月6日，北京2008年殘奧會開幕式在國家體育場隆重舉行。
作為北京奧運會組委會執行主席的鄧朴方目睹這一切，心情顯得十分激動。
7年間，北京奧組委為實現「兩個奧運，同時籌辦，同樣精彩」的承諾付出了心血。開幕前夕，北京殘奧會各競賽場館及殘奧村等非競賽場館無障礙設施全部達標。很多細節令人動容：輪椅觀眾進入場館接受安檢時，安檢員都是蹲下乃至單膝著地，以使自己能夠用目光與觀眾交流，目的是讓殘疾觀眾感覺到應有的尊重，心情愉快。這樣充滿人性光輝的細節，在殘奧賽場內外，隨處可見，向世界呈現了一座愛心之城。
提到殘疾人體育運動，人們通常會問：那些身體已經殘疾的人為什麼還要從事體育競技比賽？觀看殘疾人體育競賽會不會讓人感到很「揪心」？鄧朴方認為，開展殘疾人體育運動，有四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康復治療、強身健體，二是突破局限和障礙，三是融入社會，四是影響和改變社會。殘疾人參加體育運動，最早是從康復治療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醫生髮現傷殘軍人參加體育活動有利於身體康復，這催生了現代康復醫學。以康復為目的的體育活動，產生的效果不僅僅是康復。在體育運動中，殘疾人不斷突破身體的局限和心理的障礙。體育讓很多殘疾人實現了雖然沒腿，但是能跳；雖然看不見，但是能跑。殘而不廢，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片嶄新的天地。他說，殘疾人參與體育運動，是用身體和意志，證明自己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是用精神和毅力，表現自己的人格尊嚴、突破生命局限的志氣和勇氣。
靠輪椅行走的鄧朴方為人處事一向低調，但談起我國舉辦第13屆殘奧會時他卻十分激動，嗓音洪亮，鏗鏘有力。
2008年3月13日，全國政協第十一屆第一次會議選舉鄧朴方為全國政協副主席。8個月後，即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朴方當選為中國殘聯名譽主席，張海迪當選為中國殘聯主席。至此，自中國殘聯創辦以來連任了4屆殘聯主席的鄧朴方功成身退。
早在2006年12月，鄧朴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一定要創造一個‘沒有鄧朴方’的中國殘疾人事業。中國殘疾人事業的發展會有個人的因素在其中，但是要創造一個不因個人因素而運轉的機制，這是我的目標。這種機制健全了，我退休了也就沒關係了。」
